中国——文化视野下的历史抉择——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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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格尊严的丧失——成功的秘诀——不要脸

 

古时候,有位成功的商人带着他炫人的财富,回到他的故乡。家乡的人们无不为之惊叹,对他十分的崇拜与羡慕。在世俗社会中,谁会拒绝拥有财富?财富不仅使人的生活充满色彩更使人在精神上有了一种功成名就的快感。让人得到他人高规格的礼遇。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于是,这位商人立即成了本地最大的新闻人物,人们在不同的场合,纷纷讲述着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传闻与故事。

对财富红了眼的人们,揣测着成功商人的这的心理,想到他一定隐藏着发财致富的秘密。或者是现在人所说的专利,更或许是那句“芝麻开门”,所具有神奇力量的魔法咒语。

人们各怀鬼胎,纷纷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迫切地希望获取这属于商人个人的祖传秘方。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怕是一点点,也许就足以改变自己一个普通人卑微的命运。于是大家联合起来,一定要这得到,这能使乡人沾光的共同致富的灵丹妙药。其实,大家的心里都非常明白,这天上不会有掉下陷饼的好事,人们并没有过高的期许,指望这位高人会将秘密和盘托出。但人们还期盼着,就算是十全大补丸中其中的一味,也就足以使他们衣食无忧,也就心满意足了。

然而,商人对他们的要求,却让他们感受到意外和欢欣鼓舞。

商人对大家说:“众位高邻,你们的心情我十分理解,因为我也是经历过你们现在的处境,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只要你们请我吃顿饭,事情就解决了。我一定会豪无保留地将我成功的秘诀传授各位,对天发誓,决不保留”。

于是,乡里的所有人,几乎都被这充满了诚意的承诺激动起来。三得三十一地凑上了足够的钱,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用最好的大轿,用几乎是迎接当朝一品大员的规格,恭恭敬敬地将商人请到了城里一家最豪华的酒店。还请来了几个城里几位秀色可餐的美女作陪。最好的美酒,最好的餐肴,最精致的器皿,商人在一众乡亲低三下四的小心伺候下,大块朵颐,享受了一顿丰美的大餮。

酒足饭饱后商人,揩了揩嘴上的油绩。气定神闲地坐在太师椅上。吹去手上茶盎上面的浮泡,看着围在自己身边所有的乡邻。些时,空气似乎已经停止了流动。人们心脏狂跳的声音都能够听到。人们的眼睛,睁大到了极限,耳朵竖了起来,并在此前都已请人掏尽,因为他们害怕漏掉一句致关紧要的话语,使自己与那唾手可得的财富,失之交臂。

商人润了润嗓,然后,慢而悠长地说:“各位高邻,衷心感射你们对我的深情厚意,他让我感受到那份浓浓的乡梓之情,温暖了我这颗多年在异乡飘泊的心。”

这些深情的话,在众人的耳里,却被无情地删去,在人们的心里没有其存在的位置。

“为了回馈你们对我的恩情,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开始锁定,保存。

“我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做人,一定要,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句话你们一定要牢记,精简下来其实也就三个字:‘不要脸’。,并且要随时提醒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不要脸。否则,你们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将会是徒劳的,不会给你成功的机会,切记、切记。”

哇,人们顿时,就象炸开了锅似的。

有人已经忍耐不住,用粗大的嗓门高喊:

“骗子,十足的骗子,滚出去”。

于是各种,骂声、叫声、呐喊声、在这豪华的酒店里上演了一场多声部的大合唱。然而,这位商人,仍在慢慢地享受着手中的香茗,仿佛陶醉在那轻柔抒缓的江南丝竹所发出的天簌之音。

不一会,人们一哄而散,再没有人理会这商人的存在。

然而,商人,看到人们远去的背影,眼前浮现出刚才那陪伴在他身边几位貌若天仙的美女,掂了掂腰带上那装满了银子的钱袋,十分惬意地向着那大红灯笼高挂的地方走去,他知道,此刻他的最爱,就是即藏娇隐玉的温柔之乡。

商人在说谎吗?没有。他质朴的言语却实实在在地表达了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是,在急切地想要发财人的耳朵里,这真理却变成了谎言。因此,真理所揭示的真相并不都是能够为人所愿意接受的,他常常不会给人带来满足和快感。

但是,现实并不因为人们的拒绝承认,从而影响其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作为真理存在的事实。

 

明代,正统年间,中央政府在大权掌握在司礼监大太监王振的手中。

一个在中央政府工部中任待郎的官员叫王佑,这位相当于现在副部长级的高官,整天出入王振的家门,并拜王振作为自己的干爹,小心地伺候着王振,对王振就象对自己亲爹一样孝顺。由于他善于察颜观色,揣摩王振的心思,很受王振的喜爱。

王佑,人长得很漂亮,脸上没有胡须,有一天,王振开玩笑地问道:“王待郎,你脸上如何象我,也不长胡须?”王佑满脸谄媚地笑着回答说:“爹爹不长胡须,做儿子又怎么敢长胡须呢?”这句话让王振高兴得差点要晕过去了。(典出明·陆容·《菽园杂记》))

明代天顺时期的内阁首哺大臣李贤,曾经这样痛心疾首地说:

“(王)振既得权,喜人趋势,兵总尚书徐禧,工部侍郎王佑,奸险小人。首开趋势之路,百计效勤,极尽谄媚之态,遂宣言干众曰:‘吾辈以其物相送,振大喜,以为敬己,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进见致礼者,为慢己,必得祸。众闻之益惧,皆具礼进见以为常。”(明•李贤《古入穰杂录》)

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李贤对这些政府高官的行为有理由感到愤怒,但是这些人为了能在官场中,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只好心有不甘地不得不依附于更高的权势,确实也是迫于无奈之举。

专制制度下,官场有着他自己的特殊规律,这并不是那些白纸黑字所写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它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因此,被吴思先生称之为“潜规则”。所以,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否则,自己弄不好身败名裂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官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股票交易中心,想要更大的回报率,就得瞅准时机,看准行情。当然付出是必须的,不可或缺。不管是任何人,如果能给人带来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人就得付出财物和人格尊严作为代价。其实也还算公平,两不拖欠。如果看走眼了,只能自认倒霉。

这个王振,如果不是一个太监,向李贤这样的大官僚是不会感到愤愤不平的。因为潜藏在他心里的是对这种身份的人,具有一种轻蔑。而这种轻蔑,来自于他自身所具有的士大夫的文化优越感。

宦官是中国文化中,最为阴暗、最为恶劣、最不为人齿的一部分。只是为了保证至高无上的君王,不会因自己占有的女人永远只属于他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玩物,杜绝皇宫后院的妃嫔和数不清楚的女人们红杏出墙的机会。而庞大的宫廷,又不可能没有男人去干那些女人难以胜任的工作。于是,宦官,就成了帝王们一种最佳的选。,因此,就使这个罪恶制度,在中国存在长达千千年之久。

宦官,就是被阉割了男性生殖器的人。他使人的生理上发生了因人为的方式,出现了异常的变化。这些人在心理和身理上都受到极大的残害,是值得人们产生深切的同情。而阉割男性生殖器,本是一种极为残酷和不人道的刑法,叫宫刑。具体源于什么时候,已经十分地古老和遥远。从传下来的典籍来中了解到,已经有由阉人担任的职务来看,如东周,有寺人、阍人、等等这样的称谓,可以判断至少从周王朝就已经存在。提到秦王朝的灭亡,有一个名字让人耳熟能详,即指鹿为马的赵高,就是位宦官。而当时他已经担任了中书令,是国家高级行政长官。而更让人熟悉的是中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史记》的主要编撰者司马迁,也是一位因替战败而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在汉武帝的面前辩护了几句,便被汉武帝下了这样的毒手,并将他打发到史馆去与档案打交道,从而成就了《史记》这不朽的杰作。

因此,太监的来源,常常是由这些被处以宫刑的人来担当,可见上古代这种残酷的刑法,是一种常常执行的处罚性手段。否则,宫廷里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宦官供皇室使用。后来这种刑法渐渐地实施少了。为了弥补太监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就从对少数民族或对外战争年代中捕获的战俘中,选取一些年纪较小的人,强行对他们施行阉割手术,送进宫廷。明初,受永乐皇帝之命出使西洋的郑和,就是这样的人。他并不姓郑,而是姓马,云南人,是一个阿拉伯裔的中国人。他的祖先是跟随元蒙帝国的军队进入云南的,他在很小的时候,在明朝的军队进攻云南时,被俘虏,阉割的,并送到北京燕王朱棣的府邸服务。后来,他跟随朱棣在靖难之役的战争中,参与了河北郑家坝之役的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立有战功受到朱棣的表彰,为了记念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用胜利,朱棣将他赐为郑,因此,才叫郑和。这在当时并非是一种个别情况,在明王朝的中前期,宫廷中的太监大多是来自回族、苗族、满族、等等少数民族。还有诸多是来自己附属国的人民,如越南、朝鲜等。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如明宣宗朱瞻基时,有一个很有权势的太监叫王敏,他本来是汉王手下的军人的后代,因为跳球的技术非常精湛,宣宗皇帝十分欣赏他的球技,为了能让他留在皇宫里随时与自己切磋球艺,因此让人把他阉了进宫来做太监的,但这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常见。

在满人统治下的中国,满人是高等民族,不会受到宫刑之辱。国家不允许满人入宫担任太监,所以,在清宫里,太监大多是由汉人充当,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

在这种非人的酷刑下,阉人所受到待遇是极其不公正的。使这类人或多或少会产生与正常人相异的阴毒心理,具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因而常常产生对人的一种仇视和报复的强烈愿望。这应当得到理解和值得人们的同情。由于,这种手术后所产生的后果,使人在正常性别上的识别,产生了问题和混淆,是一种身份上的混乱。他们非男非女,人们不知道如何去对他们进归类。因此,常常为一般人所看不起,特别是受到了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即士大夫阶层的蔑视。将他们视为不齿于人类的贱种,这在东汉的党争中,显现得尤明显。

但是,事物的存在,总是具有多面性。由于宦官的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离不开了皇室或王室,在社会上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可以这样说,他只能是王权的依附品。所以,宦官整天与皇帝或王公贵族们呆在一起,与他们形影不离。特别是与宫廷中未来的皇储,从小就与宦官们生活在一起。更由于皇室普遍缺少普通人家的那种亲情,这些太监往往成为皇帝的替代品,充当了父亲、兄长的角色。他们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玩耍、亲密无间,这是高墙外面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做到的。

这种亲密的接触,自然是别的社会角色所无法取代的。加上宦官们长期扶持君王,对皇帝的心性、喜好,了如指掌。所以常常得到皇帝的信任和依赖。正是这种对皇权的依附关系,使他们在中央政府中所掌控的权力资源,往往能够迅速得到扩张,成为帝国挥之不去的阴影。影响,长达数千年之久。因此,在中国,宦官干政就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常见的现象。

因为太监能够自由出入宫禁,并得到皇帝的高度信任,所以常常能够进入国家的政治中枢。在皇帝的心目中,太监作为奴才的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在他们的身上,不可能发生阴谋篡位的政治事件,所以是最靠得住的人。而对于拥有军政大权的正常人,对皇帝而言,总让他不能感到放心。皇帝随时需要第三只眼睛和第三只耳朵,来密切注视着政治的走向,发挥着权力制衡的作用。于是,太监自然而然就是皇帝心目击者中的最佳人选。因此,宦官,也就责无旁贷地成了皇帝的眼睛和耳朵。既是皇帝与朝臣之间的连络人,又对国家的军政大事具有权威的发言权,实际扮演了皇帝代言人的角色。

问题是,这些宦官很小就净了身,并有许多出身低微,一般不具有多少知识与文化。也没有什么实具的行政、经济与军事的才能。并且生活在宫廷之中,对物质财富,有着特殊的爱好。在加上具有很深的自卑情结,使他们更有一种超常的,得到人们尊重的强烈渴求。自然会对那些能够满足他们心理渴求的官员,给予特别的青睐。

皇帝将国家治理的大权交付与宦官,看来确实一种极为荒唐和不负责任的事。所以中国政治最为黑暗与腐败的时期,大都与太监的权力彭胀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极少的朝代,大都不能幸免。

最为典型的是东汉未年和晚唐,太监的势力曾经经膨胀到能够左右朝政,甚至于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翻云覆雨,握有生杀废立的大权。

明代,特别是明中后期宦官干政,也是其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

明代一个官僚对此作了这样简单的评述:

“自古人君禁廷侍御,未有不用内侍者(宦官)。内臣(皇帝)左右,能勤谨顺承,奉承旨间,多为人君所亲爱。遂委以国政,授以大权,操舍与之询谋,刑赏任其憎爱,致使坏乱大事,”(明•尹直《謇斋琐缀录》)

在掌握巨大政治资源的宦官面前,就算是权倾天下的明代最有才干的大臣张居正、手握重兵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宦官的面前,也不得不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曲意奉承。如果没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他们几乎是不可能有出将入相的机会,演绎他们人生最为辉煌的篇章。因此,一般的官员对宦官奔走迎奉,就不足为奇了。为了荣华富贵,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如果看一下,这些宦官显赫的权势,就可以知道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将他们视为生命的面子,放到一个最不合适宜的地方。人格与尊严,在权力的驱使下,作为交换,只有拱手让出。

“张太监,交趾人,(今越南)永乐年间,差内官到王府六部禀事,内官俱离俯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驸马、伯下马旁立。今则呼唤府部官员,如呼所属,公、侯、驸马、伯、路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翁父矣。”((明陆容《菽园杂记》)

明代中后期,就连皇亲国戚,贵族见到他们,也要礼让三分,更何况一般官员,谁也不敢拿自己寒窗苦读,辛辛苦苦换来的乌纱去换取自己做人的尊严。

明成化十三年(1477)王越,加太子太保的头衔,升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增正一品官员的俸禄,仍然负责都察院的工作,得到太监汪直的特别赏识,吏部尚书尹旻带着一群官员来见王越,请求他介绍去拜谒汪直,私底下,尹直问王越说:“见到汪公公。我们要不要行叩头大礼?“王越大义正辞严地说:”我们身为国家政府六部的长官,那里有向别人磕头的道理。”到了大家去拜见汪直的时候。王越先进去,尹旻派人偷偷地前去侦察,看到王越竟是跪在地上向汪直禀报事情,然后叩头告辞。轮到尹旻等人去见汪直的时候,尹直带头向汪直行叩拜礼,其他前去参拜的人也赶紧跟着磕头如捣蒜。汪直看了非常高兴。尹旻出来后,王越,责怪他说,汪直不过是一个太监,而你是政府的高官,怎么可以向他行叩拜大礼呢?尹旻笑着说,我是看见别人这样做,才跟着学的。弄得王越十分尴尬。(见明•尹直《謇斋琐缀录》)

自己无耻,还以为别人不知道,一脸正气地指责别人的无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到之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宦官们的权势如此的炙手可热,以至地方上的官员,只要一遇上操着京腔,脸上无须的男子,就会心跳加激,两腿发软。明成化年间,有位男子,在福建冒充宦官,到处行骗,屡屡得手,所到之处,大小官员无不磕头作揖,朝香进贡,唯恐招待不周,惹火烧身。谁也没有想过辩别一下来人的身份,是真是假,所以酿成了震动朝野的惊天大案。

人一旦成了权力的奴隶,只有任权力羞辱,别无选择:

“太监谷大用,迎驾承天,所至暴横,官员接见,多遭斥辱,必先问:你的纱帽从那里来的?一令略不为意,大用喝问如前,令曰:我纱帽在十王府前,三钱五分白钱买来的。大用一笑而罢。令出,众问之,曰:中官性阴,一笑便不能作威矣。众叹服。(清•赵吉士辑《寄园所寄•卷一》)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太监是何等的嚣张,而这位官员没有被贬责,只是一个例外,其实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为旁人所难以理解的

由于太监对于官员的升迁具有很大的权力,于是连出家的和尚,也要巴结他们,企图从他们的权力中分一杯羹。

明代,北就城郊外的大兴隆、大隆福两座寺院,是皇家的香火院,京师钜刹。而别的寺院凡悬挂有皇帝所赐御笔题额的,都是太监们出钱所建。这些寺院都由朝廷任命的僧官主持,宫里的太监,从宫里出来,也经常会到这些寺院来修息。那些想要得到升迁的官员,就会动脑筋,预先与这些僧官搞好关系,买通他们。一旦宦官到来,这些僧官就会去通知他们前去拜谒。这些官员有什么要求都是通过这些僧官去打通关节,寻找升官发财的路线。所以许多大臣都与僧官交往密切,就是这个原因。

这是一个皆在欢喜的好事,僧人作为中介,并不费事就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佣金,何乐不为?而官员又能攀上一个粗干强枝,虽然有所出,回报自然是丰厚的。太监们自然是弄得过盘满钵满。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但是,谁来为他们的交易买单?自然而然不会是僧人、宦官、和官员,而是国家和那些整天在为生计操劳的纳税人。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宦官成了人们心目中最有钱势的职业,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因此,京城附近的许多老百姓由于羡慕内官(太监)的富贵,便有人私自将自己幼小的男孩子,请人作这种阉割手术,送进宫中请求收用。甚至,还有一些无赖游民,已经结婚生子,也去做这种手术,以求能进入宫廷。这种外科手术,在当时的卫生医疗技术条件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手术中和手术后的死亡率,是非常惊人的。并且,即使进入宫廷,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进入权力核心,大多数太监的生活是极其辛苦和悲惨的。特别是他们到了年老体衰的时候,便会被无情地踢出皇宫,流落在外。又因为他们的身份,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因此,一般是不能回到故乡居住,在社会上处处受人歧视,不为社会所接纳,成为社会的一份子。大多只能到深山野寺,与僧人为伍,在青灯黄卷中,凄凉悲惨地渡过他们的残生。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还能敛取财物的时候,会不顾一切地收括,这是为了他们的晚年作好生存的准备。但是,在普通人的眼里看到的只是他们风光的一面,谁也不去关心他们凄怆的另一面。这样,就使得自愿成为太监的人象潮水一样不断地涌入京城,人满为患。

北京的紫禁城再大,也容纳不下这么多满怀希望的人流。这曾让礼部感到十分棘手,只好请求皇上定夺。皇帝往往会下令将他们赶出京城,并规定,私自留在京城的,要被处死。这些被赶出去的人,被编成一支支军队,名曰“净军”发配到京城以外的卫所安置。遇上国家大赦的机会,按他们所在辖区过去的惯例,有的也会被送入宫廷,打发到皇宫的南苑去种菜。运气好的,遇到宫中编制空缺需要人手的时候,就会进入宫中服役。他们之中也会有一些聪明懂事的人,爬到显要的位置上。但是这种自己净身进宫的人,机会很少。机会较多的,是那些在战争中被俘虏而阉割的太监,他们可以被选入宫中为他们办的学堂读书学习,比较有文化。因此,大多数都有机会成为皇帝后妃的贴身内侍。这些太监的人品也比较端庄,不象自己净身的人,那样粗鄙。所以,他们对自己净身的太监也是很瞧不起的。

一个国家的社会风气竟然会崇尚太监这种为人所不耻的职业,最爱面子的中国人,无情地将这面子给抛弃。表明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已经崩溃,社会在堕落,整个国家也在迅速地堕落。国家走向覆灭,社会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

 

据说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有一天,将一名小偷审讯完毕。然后,用他至良知的理论来对这个小偷进行教育。那知小偷听了半天,一脸茫然,说:“老爷,你说些什么,良知、良知的,这是什么东西,他值钱吗?他在那里?小人实在听不明白”。

王阳明想想也对,给这种无知无识的愚民讲理论,他如何省得。于是,大喝一声,:“将你身上的衣服脱掉”。这小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将上身的衣裳脱下,光着膀子站在大堂上,莫明其妙地看着王守仁。

王守仁,又发话:“继续脱,将裤子也脱掉”。小偷愣了一下,还中顺从地将外面裤子脱下,里面就剩内裤了。

“脱、脱、全部脱光”。

这小偷惶恐起来:“大老爷不能在脱了,脱下去,小的就什么都没有穿的了”。说完下意识地捂住下身。嘴里还不断地说,“不脱、不脱,打死我也不敢再脱了”。

王守仁大笑起来:“你不知道良知在那里?就在这里。你还是知道不好意思嘛。也就是说,还羞耻之心。即然知羞耻,就应当去做让你觉得不丢人的事,这就叫致良知。只要你努力去做,便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也就是说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善恶、羞耻的概念,具有一定的道德底线。只是许多人,为了一己的私利,平时忽略了自己的道德修养,只要努地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成为受尊重的人。

话是不错,但人的生活状态,总是取决于他的生活环璋,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去讨论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因此,在王守仁的眼里人人都能够成为圣人。但是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到底又培养了几个圣人呢?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快乐,而这种希望是没有尽头的,总是从不同的生活基础上对生活的品质提出不断新的要求。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所具有的天性和所应该具有的权力。政治制度本应当为这种要求设计一种公平合理的竞赛规则,而不是以单纯的伦理道德去限制他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权力,过着一种苦行僧似的禁欲生活。而专制制度下,人的竞争是处在一种完全不公平的状态下进行,人们也只能运用不公平的方式却实现他们生活更为美好的要求与目的。因此,在欲望与道德的天平上,不可能存在均衡,一定要往欲望一边倾斜。

并不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将个人的人格尊严放弃,而是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人们总希望以最小的付出去获取最大的收益。这就是撒旦的诱惑,为了使自己的欲望能够得到迅速实现,人们争相将自己的灵魂交给撒旦,因为只有撒旦能够满足于他们的所要愿望。

我们看一下一个无耻之徒的路历程,就可以发现其实,这里面满了无奈和辛酸。

南宋末年有一个人叫方加回,字万里,号虚谷。安徽徽州人,他父亲到南方做生意时,死在广东。方回是他父亲在广东时娶的小老婆生的。所以他的字叫万里,名叫做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样身份的人在家庭里,是受到歧视的。但是他很有些才气,徽州的太守魏明己很赏识他,对他不错。有一天,方回与当地的妓院发生纠纷,官司打到太守这里,魏太守见他来打这种官司,心里有些诧异,而方回要求自己陈述理由,魏太守虽然同意他的要求却从心里开始瞧不起他,以后就与之渐渐疏远。方回,后来通过科举,当上池阳地方提领茶盐所的干官,也就是管理茶、盐交易的一个小官员。他居住宅的地方紧挨着一大户人家,而这家的主人是一位寡妇,方回经常在人家出出进进,又喜欢说长道短。招来很多闲言碎语。吕师夔到池阳当太守,因为这些传言,便认定方回行为不俭,让他离开。

方回喜欢作诗,他的诗以放肆为好,大言不惭。他为自己写了一首贺自己生日的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把酒从来不可期,吾降今日少人知。”颇有些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是他的行为非常恶劣,当地人都很看不起他,有人就作了一首《甲午元日》的诗来讥讽他:

“端平甲午臣八岁,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几人已死一人留。”

这是因为他在家乡,做了许多坏事,很多人都受他害过,对他恨之入骨,所以他在家乡呆不住,就侨居杭州三桥旅馆的楼上,不敢回乡。

方回,年纪愈大愈贪婪和好色。凡是遇到妓女就要给人人家跪下,一点读书人的尊严都没有。

他有两个扶侍他小老婆,一个叫周胜雪,一个叫刘玉榴。方回十分喜爱两人,但是两个女人都不喜欢这个糟老头。后来,方回到金陵去玩,将这两个妇人寄养在周胜雪母亲的家里。不久刘玉榴,外出不归,周胜雪也跟着有钱人跑了。方回因来十分伤心,长吁短叹,写了两首诗,表达自己郁闷的心情:

“鹦鹉笼开彩索宽,一宵飞去为谁叹;早知黠妪心肠别,肯作佳人面目看;

忍着衣裳牵旧主,便涂新粉事新官; 丈夫能举登科甲,可得妖雏胆不寒。”

又一首为:

“一牝犹嫌将两雄,趋新背旧片时中;陟忘前主能为叛,作事他人更不忠;

玉碗空亡无易马,桃花犹在未随风;何须苦部沙咤利,自是红颜薄老翁”。

他还把这两首诗刻成寻人启事。贴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路过的人看了无不大笑。后来他又租了一个小姑娘叫半细,对这个半细就象是心肝宝贝,每当他到亲戚朋友家作客,一定在用荷叶包些好吃的食品、果品之类的食物回来给半细吃。有一天他在回家的途中遇上一位客人,他向客人作揖的时候,,荷包掉在地上。大家一看原来是半只鸭子,客人和路过的人都大笑起来,但是他却一点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

因为他是住在旅舍里,每次与半细作爱的时候,常常不管有人无人,也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有一天晚上,他们作爱的时候过于疯狂,两人在床上激烈地摇晃,发出嘎嘎的声音,将墙上的壁土都震落下来。正好他的隔壁住的是一位北方来的客人,因为生病,正好躺在墙壁下面,被壁上掉落下来的土盖住。第二天,这个客人将他告到官府,方回被捉到衙门里去。幸好朋友的帮忙,大家从中说了许多好话,客人才没有追究,方回才没有过吃官司。不久,半细的租期已到,她要求回到母亲家里,方回十分恋恋不舍,最后用高价将她买回来作老婆。而此时,方回已经是七十来岁的人了。

他的朋友牟献之与他同岁,牟献之的儿子牟成文,为了给父亲贺寿,请朋友们为父亲作贺寿诗。方加的一个朋友叫仇仁近,作了一首贺牟献之,其中有一联说:

“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

因为方回与牟献之同岁,仇仁近也顺便作一首诗对分表示祝贺。诗里面有一句是这样写的:

“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

因为方回自己写的诗中曾有:“今生穷似范丹“这样的句子所以借他诗来作比喻。不料方回大怒,说仇会近褒牟献之,贬抑自己,两人就争吵起来,方回就拿仇仁近的诗用了中“六臣”的典故来说事,说仇仁近把当今皇上比成唐末谋夺篡位的朱温。威胁说在将仇仁近告到官府查办.朋友们都纷纷替仇仁近求情,请求他原谅,但是方回说什么也不肯。

仇会近没有过办法,只好与北方来的朋友们侯正卿,商量对策。

候正卿于是便去拜访方,回对他说:“听说仇仁近得罪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方回说:“这小子太无礼了,敢把当今圣上比为朱温。,我正准备把他告到衙门里,让官府将他杀掉。”

侯正卿笑着说:“仇仁近诗中只说到六臣,并没有将当今皇上比喻为朱温。其实将当今皇上比为朱温的人,正是阁下你。如果告到官府那里,阁下可能反获大罪。”

方回听后,吓得脸色都变了,再不敢吭声。

侯正卿便向他索要了这首诗的原本,当作他面将诗稿撕碎,这件是这样不了了之。

先前,方回本来只是南宋王朝的一个小官员,曾经赋《梅花百咏》讨好南宋末年的宰相贾似道。得到贾似道的欢心,这才当上一方的长官。到了贾似道被贬谪的时候,方回正在安吉县当知县。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害怕贾似道的案子会牵涉到自己,于是赶紧反戈一击,给朝廷上了个《十可斩》的奏折,想以此来掩盖他那些卑鄙的行为。而此时,贾似道已经在流放的途中被人杀死在福建。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很鄙薄他的为人。因此就有读书人和他写的《梅花百咏》的韵写了一首诗来讽刺他:

“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

方回上的《十可斩》疏,指的是贾似道有十个方面的罪恶。即:“幸、诈、贪、淫、褊、骄、吝、专、谬、忍。” 他却因此疏,升任严州知州。不久,蒙古人的大军就要到抵达严州。方回对严州人慷慨陈辞,说自己是这里的地方官员,负有守土的责任,一定要誓死保卫严州,与严州共存亡。

等到蒙受古大军到来时,他忽不知到那里去了,人们猜想他一定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为国捐躯。但是在严州到处寻找,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的尸休。当人们正在纳闷的时候,他已经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春风江面地回到了严州。人们这才知道他早就跑到三十里外的地方,去恭迎侵略者去了。因此,严州人没有不唾弃和鄙视他的。他由于献城投降有功,蒙古人随后任命他为严州总管。

方回投降了蒙受古人后,在严州到处勒索有钱人家的财物,搜括的黄金、白银就达十多万两,全部装入自已私橐中。严州有一个老职员,见他既无才干,又非常无耻,十分厌恶他。后来这个老职员到杭州,又亲眼看到方回跪在蒙古军妓的面前,口称小人,吃这些妓女的残杯剩炙。遂写了一个揭露他的贴子叫《方回十可斩》到处散发,这个贴子非常好笑。大概是这样写的:

“(方)回在严(州)日,虐敛投拜之银数十万两,专资无益之用,及其后则鬻于人,各有定价。市井小人求诗序者酬以五金,必欲得钞入怀,然后漫书数语。市井小人见其语草草,不乐,遂以序还之,索钱,几至挥拳,此贪也。

寓杭之三桥旅舍,与婢宣淫,撼落壁土,为邻讼于官,淫也。

一人誉之,则自视天下无人,大言无当,以前辈自居,骄也。

人毁之则呼号愤怒,略无涵养,褊也。

在严日,事皆独断以招赂,不谋之同寅,专也。

有乡人以死亡告急,数日略不顾,吝也。

凡与人言,率多诞妄,诈也。

回有乞斩似道之疏以沽名,及北兵之来,则外为迎拒之说,而远出投拜,是徼幸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职,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年已七旬,不归田野,乃弃其妻子,留连杭邸,买少艾之妾,歌酒自娱。至于拜张、朱二宣慰以求保解,日出买菓殽以悦其婢,每遇偎妓,必跪以进酒,略不知人间羞耻事,此非老谬乎!使(贾)似道有知,将大笑于地下矣”。(本事见于宋元•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

从方加的经历来看,如果说他是在一个崇尚公平、公正的社会,在一个有序的竞争机制中,他不应当变得如此的不要脸。出于生存和享乐的需要,只好去适应这个社会的无序竞争,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的选择。

从方回的出身来看,应该是出身在一个家境不错的商人家庭。但出生后父亲又已亡故,没有充分地得到过父爱,只好从广东回到故乡。自己是小老婆生的,在中国这礼教森严的社会里,他这种身份的人在家里,自然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至少很难享受到家庭的温暖,这给个人的人格形成,造成了一些障碍和缺失。他日后行为的乖张,与这种生活环境无疑有很大的关联。

客观上说,方回本应当是个不错的诗人,他的诗写得也不算差,就算是为人诟病的《梅花百咏》来看,应当是不错的。现在虽看不到诗是怎样写的,但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吏献给当朝宰相的诗,如果不是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是不足以打动贾似道的。

宋代是一个诗的世界,诗的创作几乎是每个文人官僚的必修课。因此,为当朝宰相歌功颂德的诗作,无疑汗牛充栋。而在这些诗山词海中,能够瞧进入宰相视野内的并得到青睐的诗歌,绝非平庸之作。而他的这种拍马溜须的文字,当时也绝非一种个别行为。象方回这种不是出身官宦世家的人,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后台为依托,要想在官场中混出过好的前程,几乎是不可能的。谁不想找一棵大树去乘凉?至于说他的假爱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这样的表现并不奇怪。就在周密的这本书里就有许多,这就是道德虚伪的具体表现。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仍会存在这也是文化的延续。说方回贪婪, 中国官场上有几个不贪?他在蒙古人的妓女面前所表现的丑陋行为,确实令人恶心。但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蒙古人的狗也比汉人尊贵得多。这就是亡国奴的待遇,还能有什么更为体面的的选择?至于说那些荒唐的举止,其实不过就是传统中国文人所具有的一些下三滥的举动,要不中国人为什么总说文人无行?还有一点,就是当他准备拿仇仁近的诗去告发的时候。在一个北人的劝解下,立刻放弃,这正好说明,当时汉人的处境是多么的低下。因为在当时蒙古统治时期,南人的地们是不能与北人的地位相等的。这到不是他因为这位北人所说的有什么道理,而是不敢与北人争峰罢了。

在名与利的驱使下,人们做出的无耻之事,有时只是让人感到无聊和可笑。

唐代诗人李播任蕲州牧的时候,有一天,有位姓李的书生来谒见李播,并拿出一些诗来给李播看。李播一看大吃一惊,说:“这是在下过去的旧作,你怎么拿来见我?”

书生惭愧地说:“我拿先生的诗在江淮一带行走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是来求您把这些让诗惠赠给我吧”

李播笑了笑说:“好吧,反正我已经老了,又已经当上了太守,功名富贵都有了,这些诗稿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处。就送给你。”

书生十分感谢,于是就告辞准备离开。李播顺口问了一句:“你打算到那里去呢?”

书生回答说:“打算到江陵去见表丈卢尚书。”李播又问:“不知卢尚书,叫什么名字?”书生回答:“叫卢弘宣。”

李播听了大笑说:“秀才,你又错了,那卢尚书是我的亲表丈,怎么你连这个也要冒?”

书生有些怕惶恐,连忙道欠:“对不起,对不起,承蒙先生的好意,将诗作借给我,我就连表丈一到顺便借走。”

李播听了哈哈大笑,便将他打发走了。(本事见,明•冯梦龙辑《古今谭概》)

这个人的确无耻,但还没有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下面的这个人就让人感到齿冷:

明代福建有个从小就被阉了进宫的太监,长大后,颇有权势,他听说自己的母亲,还活着,就让人将母亲接到京城来住。第二天这位太监到母亲的寓所拜见,远远地看见老夫人十分丑陋,他心里感到十分羞耻,转身就走,并吩咐手的人说:“这不是我的母亲,你们给我们另外去找。”手下的人明白他的意思,就重新到福建去找了一个长得很好的老对妓女回来给这位太监作母亲。这位太监见了非常满意,对着这年老的妓女大哭,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娘相认并奉养天年。(见明·陆容《菽园杂记》)

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连狗不嫌家贫,儿为嫌母丑的古训和母子亲情,都被这虚荣之心无情地抛到了九霄云外。人们还对此说些什么?无语。

是什么造就了这种不知羞耻的卑劣人格?

不能不说是国家的悲哀,文化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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