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视野下的历史抉择——第七章

>>>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 簡體     傳統

第七章

 

代罪的羔羊——亡国祸水——权臣、女人的命运

中国历史上政权的更替,人们总在这些历史的发展轨迹中去不断地寻找着政权丧失种种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的问题,即:女人、权臣、外戚、宦官。

女人,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中国的许多重量极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都,信誓旦旦地,告诉人们,很多王朝的覆灭,都与一个或多个美丽的女人相联系。这些女人实在是太美丽了,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为她们而疯狂。假如这世界没有这样的女人,岂不是天下太平?但是偏偏造物主要选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让她们降临,显然是秉承了上天的旨意。或许是上天已经对这个世俗的王朝失去了信心,成心要将他曾经赋予这地上君王统治天下的使命收回。于是就假手于这些天生丽质女人,不失时机地让这样貌若天仙的女人降临到人间,去扰乱朝纲。让这即将被遗弃的君王,失去执政能力,从而实现上的天革命。原来,这些美人的肩上竟担负着上天如此重大的使命。真不知道,这些在世俗凡胎肉眼的人是如何生就一副透视眼,竟然能够洞察人的五脏六腑。在这些高人的眼里,那些女人在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的竟是一颗毒蝎一样的心肠。于是这些世俗的神圣便将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了她们的身上,使她们变成蓬头垢面,让人恶心的怪物。

将人妖魔化,特别是将女人妖魔化,从来就是是中国文人们的拿手好戏与最爱。在这些女人的身上,使他们被压仰了的性的冲动,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快感。因此才会对此津津乐道。他们兴高采烈地祭起道德的大旗,不但是用文字,还用幻想着,为人们勾勒出一幅荒淫的画面,去意淫这些他们渴望占有而又不可能占有的女人。就这样,他们把这些妇人称之为亡国的祸水。

中国历史上最为无辜的就是这些美丽的女人,美貌难道是她们的过错?而她们的不幸,就是成为了君王的玩物,却很少有证据证明,她们进入那个与世界隔离高墙深院,是出于她们的自愿意选择。在男人成为社会主宰的时代,女人实际已经丧失了表达她们愿望的权力。她们进入宫廷,大都是出于那些怀有卑鄙下流,具有极大政治野心男人们的安排。

让这些娇弱的女人来承担历史之重,充当君王的代罪羔羊,只能表现出中国男人们的自私、虚伪、懦弱、无能、卑鄙的性格特征。

最早将女人拿来替无能君王开脱的,从有较为可靠的文字记载来看,大概要算夏的君王,桀。

一个美貌无比的女人妹喜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开启了中国男人们下流的大嘴。

据说桀为了讨好妹喜,将酒倾倒在一个巨大的坑里叫做酒池,将猎来野兽的肉挂在树枝上就象树林一样,称为肉林。桀和妹喜在这酒池肉林中。日夜放纵狂欢,荒淫无度。古代的文字过于简单,使人们无法去复原那个久远的时代的真实画面。后来,对这离奇事件的描述,显然是后代文人们任由自己肆意的想象,信马由缰地胡诌。

在中国的古代文献里,最难读的要算今文《尚书》了,《尚书》里有一篇文告,似乎是一篇战争的动员令,叫《汤誓》,由于文字还算好懂,因此,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应当是战国时代的文人作品,离桀的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了,其真实性自然让人怀疑。但这里并没有说桀是因为一个女人而失去了民心,导致其政权的崩溃。显然妹喜乱政的说法是后来人们的猜度之说。并无具体的实证。汤是商代的开国君主,是讨伐桀的领导人。下面看看他是如何说的: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不恤我众,舍我穑我事而割除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人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昔对比汝其言,:‘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尔尚辅予一人,至天之罚,予其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这也不太好懂,再看一下王世舜先生的译文:

王说:“来吧!诸位你们要听我的话。不是我小子大胆敢要发动战争。是因为夏王犯了许多罪行,上天命我前往讨伐他。”

“现在,你们大家常说:‘我们的国王太不体贴我们了,把我们种的庄稼都舍弃了,犯了这样的大错,怎么可能纠正别人呢?’我听到你们说的这些话了,知道夏桀犯了许多罪行。我怕上帝发怒,不敢不讨伐夏国。

现在你们将要问我说:‘夏桀的罪行究竟怎么样呢?’夏桀一直要人民负担沉重的劳役,人民的力量都用光了,还在国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人民对夏桀的统治非常不满,大家都怠于奉上,对国君的态度很不友好,说:‘你这个太阳呀,什么时候才能消失呢?我愿意和你一块死去!’夏国的政治,已经坏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我下决心要去讨伐他。”(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一版)

至于汤是不是为了篡夺夏的国家政权为自己发动战争所找的借口,但有一点让我深信不疑,桀把自己比喻成天上的太阳,而人民却表达了对这太阳的想法是:你这天上的太阳,什么时候才丧亡,我们甘愿与你一起消亡。

古今中外,大凡是将自己或者让别人称自己为太阳、或者是神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无不是残害生灵的魔鬼。

这篇战争动员令,并没有提到桀有女人乱政的嫌疑,显然,只是后的文人特别是儒生们想象杜撰出来掩饰君主的罪过。

而商代最后一个国君纣,在男女问题上就以经成为敌人攻击的罪名之一。

同样是一篇战争动员令,周武王在牧野大战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对他的军队与前来参战的友邦军队,发表了《牧誓》这篇着名的演说,他在历数结的罪行中就有女人乱政一条,他说:“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昏弃肆祀,弗答。” 就是说:古人说,母鸡不能在早晨打鸣,如果母鸡在早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现在商纣王,只听信妇人的话,轻蔑地抛弃了对祖宗的祭祀,对于祭祀这样的大事不闻不问。

纣是商代最后一位君王,据说纣宠爱的妃子叫妲己,人们就把这拿来作为纣失德的最为重要佐证。而纣与妲己的各种荒淫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已是家家喻户晓,这要拜一本神怪小说《封神演义》所赐。这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小说,与历史的真实并无关系。

而西周的幽王与绝色而冷艳的美女褒姒的爱情更具有传奇色彩,更能勾起男人们潜意识中对漂亮女人的性的冲动,当他们无法占有这种美丽的女人时便有了妒忌,由妒忌发展成为仇视、咀咒到肆意的中伤。

这一传说与古希腊着名悲剧作家索福格尔斯不朽的经典名作《奥迪普斯王》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同样反映了人无法抗拒宿命的力量的支配,显示了人的脆弱与渺小。

西周时期周宣王姬静,有一天在都城镐京的街上,乘着车正准备回到王宫,突然他的耳朵里传来一阵儿童的歌谣,他停下车仔细地听:

“厌弧箕服,实亡同周国。”

宣王心里一惊,脑海里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这难道是上天的警戒和预言?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下令将城中卖野桑木(厌)做成的弓(弧)和箕(草)做的箭袋(服)的人全部抓起来杀掉,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周的灭亡命运。

然而,冥冥之中,命运之神,已经将他的的计划安排得滴水不漏,谁也不可摆脱。

就在皇家武士们在街上抓人杀人的时候,一对买厌弧箕服老夫妇丢下了手中的弓与箭袋,一路狂奔,逃出城去。在城外的路上,惊魂未定的老夫妇看到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不忍心让这样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此丧失。他们将这女婴抱起,来到一个叫褒的部落,藏匿下来。这个女婴据说是周宣王的一个宫女与别人偷情而产下的私生女,因这害怕被发现,只好将她丢弃在郊外,任由命命运的安排。

老夫妇将这女婴抱到了褒部族,就给这孩子取名叫褒姒,并把驰抚养成人。

周宣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姬宫涅继位,史称周幽王。

幽王是一个极其昏庸和暴虐的人,为了一件小事,将褒部族出身的一位大臣投入了皇家的大狱。褒这个部族的首领为了救自己的族人便将褒姒献给了幽王,而此时的褒姒,出落得如花似玉,美艳无比。幽王一见到她,便被迷住,心花怒放,魂不守舍,于是下令将褒部族的大臣放了。

而进入王宫的褒姒,却冷似冰霜,不言不笑,就象一个玉雕的美人,幽王用尽心机,千方百计地去取媚于她,然而,褒姒始终不肯开口一笑,幽王感到十分的郁闷和失望,这时幽王身边的近臣出了一个主意,让幽王带上褒姒到骊山的烽火台上,点燃烽火,召来各路诸侯,以博美人一笑。

这种烽火台上的火,是专为防备西戎入侵时,通知让各路侯让他们赶来勤王的信号。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军事设施,是不能轻易举火的。

然而,这幽王此时已经对江山没有兴趣,目前他最关心的只有美人的笑。于是,烽火台上的所有烽火一起点燃,那场面可真壮观,犹如一条巨大的火龙,躺在崇山峻岭上,延绵不断。

这烽火一起,各路诸侯不敢怠慢,纷纷披甲上马率领军队,风尘仆仆兼程而来,在烽火台上的美人,看到那些心如火燎的将领,不禁为之一笑。

火光下,美人嫣然一笑,然而,这灿烂的笑容,没有让那些倍道而来的军人感到任何的快意,而是让他们心里充满了对君王的强烈不满。

这一笑给大周帝国埋下了覆灭的种子,这便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当美人开口一笑,幽王的魂魄也为之勾了过去。天下的女人在他的眼里就成了不值一屑庸脂俗粉。为了褒姒的开心,幽王废掉了皇后和太子宜臼,并将褒姒册立为自己的皇后,褒姒的儿子作为储君。

然而,申皇后并非等闲之辈,她是申侯的女儿。太子宜臼逃到了外公的封国,将事情的原由告诉了申侯。申侯闻知怒不可遏,于是串通犬戎和吕、曾等诸候,引兵攻打周。这次烽火再起,却再也无人理会,幽王只得狼狈而逃,在骊山身首异处。西周王朝也为此画上一个哀伤的句号。

烽火台上的火早已经熄灭,而历史却让这美丽的女人永远背负着国破家亡的骂名。她们凄惋的背影,似乎在诉说着人世间的不公。

春秋亡吴的西施、汉代燕啄皇孙的赵飞燕、南朝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的缠绵的故事,和陈后主那礼赞爱情的《玉树后庭花》的诗也成了亡国的绝唱。

最让人感到悲凉的莫过于大唐天元盛世的英主明皇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诗人天子李煜,也无不是因色丧国。

在中国儒学知识分子的眼里,这些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君王,是不不会引起他们同情的,因为,这是一群被儒学道德训练成失去了情趣的僵尸。女人对他们来说只是泄欲的和生孩子的工具,是不值得他们用功名利禄去换取的玩物。所以,他们对那些魅惑君王的女人,是不能给予原谅的。

后唐五代诗人在《咏西施》中这样问道:

“西施若道亡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唐代僖宗中和四年(884),长达十年的黄巢大起义终于被唐王朝的军队叛徒的镇压下宣告失败。黄巢本人也在泰山的狼虎谷自刎身亡,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在长安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

唐僖宗登上太玄楼,接受大将们献上黄巢及家人首级,还有那些被俘获黄巢的姬妾。

僖宗问这些可怜的女人们说:“你们都是国家贵族功臣的子女,世代都世享受着国家的恩典为什么要跟随黄巢这个贼人呢?”为首的一个女人回答说:“狂贼凶逆,国家拥有百万之众的军队,都无法保卫皇家的宗社,而逃到巴蜀那偏远持方,陛下能抵御贼人的进攻。却来责备一群弱女子,皇上将把公卿、将帅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僖宗被问得哑口无言,便不在讯问,下令将俘虏全部送到市场上当众处死。临刑前,长安的老百姓十分同情这些女人们的遭遇,争先恐后地给她们送来酒菜,为她们的冤死送上一程。这些无辜的女人大都悲伤恐怖到了极点,许多人早已昏死过去。只有那位为首的女子,独自一人既不吃也不饮,只是默默地啜泣,面对死神,神色肃然。(本事见,宋·周辉《清波杂志》)

身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个大男人,是一个面对敌人就会逃跑的儒夫,却要大言不惭地去指责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要让她们去承担本不应当由她们担的责任,还要将她们处死,真不知道这位皇帝老爷,到底还是不是人,还是不是男人。

到了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北宋的军队将盘踞在四川一带的后蜀政权消灭后,宋太祖赵匡胤听说蜀主孟昶因宠爱一个妃子费氏,而误国,于是就将费氏召到宫迁中来讯问,费氏写了一诗呈上,诗是这样写的: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人。”

太祖看破了十分高兴,因为诗中所写十四万人齐解甲,而进攻后蜀的大宋军队实际上只有八万人,这充分满足了他作为军人所能得到的自豪感。再加上这个费氏实在是太漂亮了,于是就让他进入自己的宫廷供自己玩乐。(本事见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到了宋以后,大概人们对女人丧国的事感到了厌烦,似乎亡国的祸水不再将皇朝淹没,而此时,误国的罪责就很快转移到权臣的身上。

从北宋的蔡京一直到满清政权的解体,被指责为专权误国的奸臣,载之国史的。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已经无法用车载斗量来加以形容。

明代崇皇帝在李自成进入北京时,跑到煤山上去上吊自杀,死前据说用自己的血写了最后一个诏书称:

“朕处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朕虽德薄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我,非朕之罪。每抚心自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也,朕死无面目见二祖、列宗于地下。今朕去衣冠,以发复面,任贼分裂朕尸,以报天下苍生重徵(惩)滥敛之苦,若贼中有忠义豪杰之士,代朕将文官尽戮,武将全诛,甚勿伤朕百姓一人也。(”明清郑达辑《野史无文》)

他说自己并不是亡国的君主,只是臣下人人都是误国的奸臣。对此,他对这些让他丢掉江山的文武大臣恨之入骨,还想借李自成的手将他们赶尽杀绝。

死到临头,还没有忘记将国破家亡的罪责推给别人。这就是中国的君王,而且这还算得上不是一个昏庸的君王。 在他临死之前,已经找出了替罪羔羊,就是这些食君之禄,不思忠义的恶人,他们要为帝国崩塌,承担所有的责任。此时,将自己洗刷干净,避免成为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当然崇祯帝的指责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确实,整过明代帝国的官僚体系早已以全部腐烂,无可救药。但是,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负有不可推推卸的历史责任。

因此,中国历史上那些铁定的奸臣,实际上更多的是成为君王的替罪羊,担起了一些本不属于他们所应承担的罪过。

试从千古罪人、汉奸卖国贼、杀害爱国将领岳飞的大奸臣秦桧身上,拨开那些历史的浮尘。看看,这个人到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不耻于人类的人类的狗屎堆,还是另有隐情。

对这个人物的评介,必须小心谨慎,否则会召来爱国人士的一片斥骂。因为爱国总是中国人心里挥之不去的一股热情。因为他们是站在喜马拉雅山的峰顶上,拥有天然绝对正确的真理。对他们的质疑,是要冒戴上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打进十八层地狱的枯井里,永世不得翻身。

对于秦桧,其最大的罪名莫过于,卖国求荣。但是他如何将国家出卖,似乎并不是铁证如山。

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兵攻打汴京,派出使臣向北宋政权强索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在割还是不割的问题上,朝廷内部的意见分歧很大,而主张割地的人占大多数,反对者只是一小部分。此时,秦桧的看法是,一、金人索求无厌,请只应许燕山一路;二、金人狡诈,不可放松守御之计;三、请集合百官详细讨论,选择其合理的意见,载之于誓书;四、请让金国的使者住于城外,不可令其入门及引领上殿。由此可以看出,他并不主张割除让三外镇。后来朝廷让他跟张邦昌一起到金国军队中谈判,被他以“此行专为割地,与臣的意见矛盾,”而加以拒绝。后来朝廷商定割三镇以求停战,派他与程禹为割地使,随肃王出使金国。此行他不过是一个随从,并非决策者。汴京失守后,徽、钦二帝被俘,靖康二年,金人打算立张邦昌为皇帝,秦桧也表示不赞同。后来金人要他到金国随徽、钦二帝一路迁徙。

从以上材料看来,北宋政权在最为危急的时期,秦桧非但不是卖国贼,还是一个充满了爱国热情的人。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秦桧从金回到南宋朝廷。他的归来,是一个具极争议的话题。他自己说是逃出来的,而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的确,秦桧的说法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逃回来的机率是非常小的。但是怀疑总归还是怀疑,这里也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就不是逃回来的。历史并不都是按一定的程序机械地运作,也不是可以用纯理性的推理就可以求得他真象的,极富戏剧性,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出乎于人们想象的各种变数。后来又有人说他在金国首但是议和,才使得金人放他回来,这种说法应当比较符合历史,而秦桧最为人所指为卖国的行为也在于此。不过这一观点能否成立,还是先看一下由秦桧主持的,最为人诟病的绍兴议和。

绍兴九年(1139年),金兵占领泗州(江苏盱眙)、楚州(江苏淮安)南宋政权汲汲可危。不过此时,金人要想速战速决,彻底打败南宋政权,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下进行和谈,对双方来说,都有结束敌对状态的意愿,只是要在一种什么样的条件下达成妥协。

南宋王朝虽然虚弱,但仍有背水一战的可能,不至于亡国。已是惊弓之鸟的南宋最高统治者所极力要避免的是,靖康悲剧的重演。而金人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并没有做好完全打败南宋政权的准备。更多地是要从中获得极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也是他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

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和议,主要内容为:一、宋向金称臣,宋高宗赵构由金国册封为皇帝;二、确定宋、金两国的的边界。东面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关为界。南面为宋的疆域,北面为金国所有。三、宋每年向金国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这对南宋王朝来说确实是一个屈辱性的和议,但是,这个和议最后还是给南宋政权带来了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给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带来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宋高宗亲历了靖康之变,自己和父兄的悲惨遭遇,心有余悸,内心厌战,和议是他迫切希望达成的。此时,秦桧并不是最终的决策者,扮演的只是一个策划和执行者的角色。

说这是一个卖国的和议,其实也是没有根据的。要说卖国,那首先是赵构,而不是秦桧。国家是皇帝个人的私产,皇帝自己执意要去出卖,恐怕是谁也无法阻挡。

南北之间边界的划定,确立了金、宋两国的具体边境,这减少了两国因领土纠纷带来危机的因素。虽然每年要纳贡的钱财个是不小数目,但是比起作战所需的军费开资和人民所付出的代价来看,毕竟有轻得多。而当时鼓吹抗战到底的人,如上疏请斩秦桧,王伦以谢天下的胡铨等人,实际上不过一些书生,他们所表达的爱国热情,大都民是些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并没有什么能够力挽狂澜的具体措施。

其实最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主要还是那些带有侮辱性的条款。这使人感到很丢面子,宋高宗也感到难以接受。民族文化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和打击。但是,义愤并不能改变这残酷的现实。满腔的热血,是挡不住金国的铁骑的。而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到底能持续多久,在南宋末年就已经十分清楚了,那些口口声声要做忠臣烈士的人,最后有几个真的为国捐躯?因此,更多的人不过是借爱国的名义来提高自己声望的伪君子。因此,说秦桧的卖国,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至少说是理由不充分的。

到了明代就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宋人与金人和议,天下后世专罪秦桧。予尝观之,桧之罪因无所逃,而推原其本,实由(宋)高宗怀苟安自全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桧本之奸,有以窥知之。故逢迎其君,以为容悦,以固恩宠耳。”(明陆容《菽园杂记》)

秦桧最为人憎恶的就是“风波狱”,将抗金名将岳飞杀害。这的的确确是他难辞其咎的一大罪责。,尽管他不是这场大冤狱的首要元凶,但至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人物,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但完全归罪于他,也并不公平。试想要想将一个在朝野之间享的胜名,而且是手握重兵的大将,以“莫须有”这样的罪名加以杀害,恐怕他既无这样大的胆量和权力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这“莫须有”三字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不须要有这样的简单,他其实说的是或许有吧,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从给岳飞定的罪来看,这才是岳飞之所以要被处死的关键所在,说明办案的官员深刻地体会和理解了最高领袖的真实意图。

岳飞的罪名是:一、曾经给部将张宪写信,策动谋反;二、是在淮西之役时,不听从皇上的调遣;三、在金兵破濠州时曾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德”强加在岳飞身上的这三项罪名的,每一项罪名成立,都是死罪。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为政治案件寻找罪证,太容易了。随便找过人就可以出来指证,让你有口难辩,其实也不需要辩解,因为在找到证据之前,是否构成犯罪就已经确定了。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最让宋高宗睡不安稳的还不是金国的虎视眈眈,而是象岳飞这样拥有重兵的将领。而当时由流行以主将的名称来称呼军队,如岳飞的岳家军,韩世忠的韩家军,这是皇上最为忌讳的事,一但这些将领心怀异志,就会直接威胁到他的政权与个人的生命。因此,在将岳飞杀害之前,当时最有军事实力的三个大将,都以明升暗降的办法,解除了兵权,这里赵构重演了他祖上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只不过比他的祖上更为恶劣,夺去了一代名将岳飞的生命。

杀害岳飞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当时的皇上赵构,而秦桧则扮演了一个帮凶的角色。这一点,当时的人就已经很清楚了。只是没有人敢说出来。因为谁也不敢冒犯最高领导者,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尊上卑下,上智下愚的具体表现,皇帝永远是正确的。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敢于说不的人,就是犯上作乱,那是要掉脑袋的。因此,只能从当时文人的作品中,听出一点弦外之音。

南宋诗人张元干写道:

“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另一位南宋诗人叶绍翁,也在他的一首《题岳王墓》七律中,透露了一点天机:

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

直到明代一位着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文征明才在他的一首词中,一语中的,将这纸糊的灯笼捅破:

“指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年,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封疆蹙,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这就是文征明着名的《满江红》词,历史上的皇帝,已经失去了身份的尊严,人们才可以如此肆无惧惮地将矛头直指,九五之尊的皇帝。他明确地指出,区区一个秦桧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能奈,不过是迎合了主子的意思罢了,说奸臣误国不过是在为至高无上的君王推卸共历史责任。所以明未清初学者唐甄,就无不尖锐地指出:

“破国之家,孰为之?孰主之?非君其谁乎?世之腐儒,拘于君臣之分,溺于忠孝之论,厚责其臣,而薄责其君。彼乌知天下之治非臣能治也。天下之乱,非臣能乱之也。”(明唐甄·《潜书》)

他接着进一步指出:

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为小人乱天下,用小者谁也?(《潜书》)

唐甄虽然道出了专制政权的弊端,但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弊端的产生是由政治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还没有能从政治、思想的高度上对这腐朽的制度上去加以否定,更无法进而构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

归根到底,这历史和个人的悲剧,要归咎于这个腐朽不堪的政治制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君王的是否贤明,是否愚蠢,官僚集团或官员个来说,有才无才,是忠、是奸,其实都无关宏旨。

从这个意义出发,无论是皇帝,还是亡国的祸水,还是奸臣,同样都是这罪恶政治制度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6:47

[新一篇] 中國——文化視野下的歷史抉擇——第六章

[舊一篇] 中國——文化視野下的歷史抉擇——第八章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