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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一部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反映文艺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这已是许多文艺理论教师企盼已久的事情，不少同志在这方面也作出过许多努力；最近读了狄其骢、王汶成、凌晨光合编的《文艺学新论》，我认为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所取得的一项可喜的成果。
　　《新论》的特色不少，但让人感到最突出的，我认为有这样三点：
　　首先，在观点上，坚持了“出新不出格”的原则。编者在“前言”中明确指出：“作为实事求是涵义的出新，对一切事实应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只有把一切事实包览眼底，文艺学教材的出新才有可能。”但“对一切事实的开放和宽容，绝不是对一切事实的兼容并蓄”，而是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鉴别，为我所用。否则，就会“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面目，甚至兼容了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那么这就不是出新，而是出格了”。这一原则不仅正确，而且在全书始终得到鲜明的体现。表现为，一方面编者在以求出新的时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这被恩格斯认为是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之一，他《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因而这观点也无疑应该成为我们解释文艺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然而象这样重要的思想，近几年新编的许多同类教材或只是作为一般知识略作介绍，或索性避而不谈。这怎么谈得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呢？而《新论》对此不仅作了专节的论述，并把它的精神贯彻在全书的有关章节，象文学的性质、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创作的性质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中，充分表现了编者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热情和真诚。而另一方面，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所以尽管对当代各种流派的文艺理论作了广泛的吸收，象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等等，但都能以唯物辩证的方法对之进行分析和鉴别，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评价，始终保持着指导思想的一贯性而无生搬硬套、兼收并蓄之嫌。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在方法上，体现了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原则。在编者看来“文艺学的对象是一个整体”，从共时态方面讲，它与生活、作家和读者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从历时态方面来讲，它自身又是一个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样就形成了文艺学对象的系统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时既必须从整体把握的前提下去进行分析，又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走向综合。但是在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把自然界分解好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在一定意义上固然推动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进展，然而这种“把自然界的事物和　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这种思维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文艺理论研究，甚至在当今理论界还严重存在。而更使人感到可悲的是有些人对自己所陷入的这种思维的歧途不仅一无察觉，而且还以所谓“深刻的片面”来向人夸耀，这样，我们的文艺理论又怎么能走上科学的轨道？！在这样一种研究背景下，我觉得提出“走向综合一体化”的口号就特别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有些我觉得也是比较成功的。如对于文学的性质，编者是赞同“文学是人学”这个传统命题的。但在阐释上却比之于以往有很大进步，不象过去有些论者那样，仅仅从抽象的社会属性或自然属性出发来理解人，来理解“人学”的涵义，而是把它放到与社会、文化、语言、艺术关系的这个大系统中阐发文学的“人学”特质以及它在“人学”中的位置。不仅避免了理论上的片面性，而且也赋予文学的“人学”性质以丰富的内容，是有利于我们从多层次，全方位来理解文学的。此外，在谈到文学的发展规律、文学作品的构成时，也都能较好地体现这种“综合一体化”的思维特色。
　　再次，在文风上，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朴实的治学态度。按理说，这应该是每一个真正的学者所普遍具有的品格，谈不上什么特色。但是，近些年来，在文艺理论界这些学风却惨遭践踏，与之相反，那种夸夸其谈、不求甚解、争妍斗奇、随波逐流的现象却随处可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某些新编的文艺理论教材，如果让这样的教材流传，岂不误人子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学风是需要胆识和魄力的，因而也就成为不是特色的特色了。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在谈“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这个有争议有分歧的问题时，编者不急忙拿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先对“传统的概念”、“形式主义的概念”、“结构主义的概念”、“接受美学的概念”进行分别介绍，向读者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观点和材料，通过比较分析、层层诱导，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得到的结论就显得依据充分、客观公允、令人信服，是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二是在谈“文学交流”时，编者所依据的主要是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但是介绍得相当全面准确而又简明扼要，可以看得出这是编者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原着，并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融会贯通之后所作出的概括，是那些光凭第二手材料或一知半解、现炒现卖的作者们所望尘莫及的。
　　当然，《新论》的不足处也还存在。首先，作为一本教材，篇幅似乎显得大了一些，如何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还有待作进一步的努力。这可能由于编者在谈每一个问题时都想力求全面、完整，也可能由于数位编者分头执笔，所以内容重复交叉的还比较多，而且有些内容也略嫌细琐，使本来应该作为重点论述的主要问题没有充分突出出来。其次，虽然编者力求把分析与综合有机地统一起来，但由于有些分析没有以整体把握为前提，因而也难以走向综合，如“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一章，把文学的再现性与认识功能，文学的表现性与教育功能，文学的形式与审美功能一一对应来论述显然带有机械分割的倾向，与系统性、整体性的观点相悖，一经这样的分析，论证综合功能的前提与基础也就遭到瓦解。再次，从整体性和完整性的角度来看，本书在综合的观点、材料和叙述的方式方面如何进一步统一起来，也还可以研究。
　　这些不足之点与全书的特色和优点相比，只不过是大醇小疵，而且我的看法也不一定正确，只是提出来与编者一起研究，留给以后有机会作进一步修订时参考，但愿它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提高。
　　　　　　　　　　　　　　　　　　　　作者：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贺立华）
　　
　　
　　
文史哲济南099-100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王元骧19951995 作者：文史哲济南099-100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王元骧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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