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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问答逻辑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论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也是他思想中最具有独创性的部分之一。它来自两个方面的启示：柏拉图的对话辩证法和柯林伍德的对话逻辑。伽达默尔通过对两者批判性地融合与升华建立了一种与哲学解释学相适应的问答逻辑，这种逻辑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深刻地揭示了理解和解释的本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解释学理论，至今仍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 对话；问答逻辑；解释学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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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辩证法——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逻辑学的意义。康德之后，黑格尔在一个新的立场上把辩证法和逻辑学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思辨逻辑。这个逻辑虽然还像康德先验逻辑那样是知识论，但已不复是单纯的理智性的知识论，而同时也是以现象学为基础的本体论和历史观。哲学解释学辩证法〔1 〕也有自己的逻辑，这就是问答逻辑。问答逻辑也就是问答辩证法，它同样超出了一般知识论的范围，伽达默尔有意用这种开放性的逻辑结构来刻画解释学意识的特征。这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独创性。
　　我们知道，伽达默尔将人类思想中的逻辑划分为三种，即科学的“独白式”逻辑，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辩证式”逻辑和解释学的“对话式”逻辑。我们可以将第三种也就是问答逻辑看成是与解释学辩证法密切相关的一种新型逻辑。
　　伽达默尔的出发点是，解释学经验具有开放性，它可以用一个开放性的逻辑结构来描述，这种描述应从问题入手。因为在一切经验包括解释学经验中预先设立了问题的结构。经验的开放性意味着问题性，如果没有问题被提出，我们是不可能有经验的。经验所具有的辩证的否定性和开放性，体现于问题的结构之中。
　　这是因为问题的本质在于问题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指方向的。问题就是对答复在方向性方面的某种限制，假如回答想是有意义话，就不可能离开这种限制。问题将被问的东西带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好象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因此展示这种被开启的存在的逻各斯已经就是一种答复，它自身的意义只出现在问题的意义中。”〔2 〕由于问题的这种性质，可以说，它本身就在方向上预设了答复，而答复同时又会激发新的问题，以此不断向前推进。这就是问答的辩证法，亦即“问答的逻辑”。
　　伽达默尔所提示的解释学经验的问答逻辑，可以在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中找到自己的根据。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已向我们揭示了怎样才能达到对在的领悟：在总是被我们追问的，因此在的意义也只有通过追问才被发现，也只能通过追问显现出来。这个追问本身也就是在者在的方式。你如何去追问，在者就如何在。在者依你的追问方式而表现为不同的在者。追问本身就包含有意向性，“世界”如何向我们呈现是和我们如何对待它，如何向它提问相应的。同时正如一切理解都具有循环结构一样，一切问题也只有当其中被问到的东西已经以某种方式被领悟之时才有可能，否则问题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伽达默尔的问答逻辑的直接启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一是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
　　我们知道，伽达默尔终生受益于对柏拉图着作的研究，他的解释学辩证法更贴近苏格拉底的对话辩证法。苏格拉底首先强调说者的无知，求知是从无知开始的，这种积极的怀疑导致一种认识的辩证法，为提问确立了先决条件。正是有某种确切的无知（“对什么”无知），才产生了某种确切的问题。经过探讨，才能从无知到有知。柏拉图的对话向我们表明，“揭示某种事情的谈话需要通过问题来开启该事情。”〔3〕
　　由于这种理由，辩证法就成了问和答进行的方式。在苏格拉底时期，柏拉图就把辩证法理解为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本领，他将那种善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人称为辩证法家，如苏格拉底。对话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的实践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提问也就是进行开放。所谓开放系指提问将被问及的东西置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而回答无确定性、无固定性。以这种方式展示被问者的问题性构成了问题的意义。总之，开放性是问题的重要性质之一，如果没有这种性质，问题就缺乏真实的意义。
　　但问题的开放性并非毫无边际，它本身又包含了问题视域所划定的边界。如没有这种边界，问题就是空的、假的。提问既预设了开放性，同时又预设了限制性，毋宁说问题内部存在着发散与聚敛的张力。这为回答和不断地再回答提供了先决条件。人的理解就是这样进行的。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知识是辩证的。只有具有问题才可能产生知识，产生理解。“问题包含着是和否，是如此和不是如此的对立。”也正“因为知识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是辩证的，所以才能够有使是和否这种对立明确成其为对象的‘辩证法’”，同时，在伽氏的视域中，问题对于知识的本质具有优先性，它“以一种最本源的方式证明了方法论观念对于知识的那种限制性”〔4〕。 这一点与伽达默尔整个思考的出发点有关，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一种使人会提问题，会看出问题的方法。重要的是对自身无知的认识。只有无知才会有问题，有问题才会有回答。而回答又会激发新的问题，新问题又会引起新的回答，这样循环往复，问与答相互转化，层层深入，从而推动着交谈者认识的前进，理解的更新。对话辩证法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因此伽氏认为，在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中，提问的艺术根本不是希腊人所谓的“技艺”的那种意义上的艺术，即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学到又可授人的那种掌握真理知识的方法。它与制服人的论辩术无关，它被证明可靠，只在于那个知道如何去问的人能够把握他的问题，即能够掌握问题开放的方向。提问艺术就是能继续提问的艺术，是引导思想发展的艺术，它被称为辩证法，意义就在于此。可见伽达默尔是努力从本体上而不是从方法上去发掘古代对话辩证法的意义的。
　　有问必有答，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因此，对话必然具有问和答的结构。要使对话能进行下去，首先要求对话各方从“善良意志”出发，彼此互不抵牾、攻讦，并具有同样的发言权。伽达默尔认为柏拉图对话中的对话者经常重复“是”这个情况就能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它的积极方面的意义就在于使论题向前进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得到自然而然的显露（黑格尔也曾强调过这一点）。进行谈话首先并不要求去否认别人，驳倒别人，而是相反要求认真考虑对方意见的实际力量，服从论题内在的必然性。既然提问就是暴露和开放，那么“针对意见的顽固性”，提问可以“使事情及其可能性处于不确定状态。”〔5 〕它能有效地阻止主导意见对于问题的压制，从而破除独断与盲从。在这里，问答辩证法既具有某种消解的力量，同时又富于建设性。
　　在一问一答、一来一往的对话中，语言所揭示的真理逐渐涌现出来。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是针对那些谈话者个人所表述的意见的，而这些意见的内在客观的一贯性在对话中被展开，这里面所显露出来的真理就是逻各斯。这种逻各斯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它完全超出对话者本人的主观意见，而进入到一种客观性的领域。由此可见，作为一门谈话艺术的辩证法同时也是在某个统一方面通观事物及其本质的艺术，伽达默尔强调，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谈话的重要特征，这里语言是在问与答、给与取、相互争论和达成一致的辩证过程中所实现的一种意义的交往，而解释学的任务就是在文字流传物中巧妙地作出这种意义的交往。因此，伽达默尔认为把解释学的任务描述为与本文进行的一种对话，决不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但是对话中的问和答地位并不是一样的。伽达默尔在解释学现象中始终强调问题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把柏拉图的哲学与他的后继者的思想区别开来，并且使他的思想比较接近于推论性的自然运动。相形之下，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关于认识运动的对话性、辩证性的独特见解是生硬的，因为他为自己所提出的目标是一个闭合系统，这种闭合系统必然要压抑认识的开放性。而只有在认识的开放性中，问题才能保持它对答案的优先性，相反黑格尔体系的封闭性实际上预先设定了答案的优先性。与之对立，伽达默尔提出了问题优先性的解释学原则，并认为在这方面，柏拉图已经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对解释学现象作了提示。柏拉图试图通过对话去克服语言的弱点。对话把语言和概念放回到交谈的原始运动中，使语词免受了一切独断论的滥用。从这里伽达默尔看到了与海德格尔超越形而上学语言的目标殊途同归的道路，这也是他没有追随后期的海德格尔放弃解释学的概念，走向诗化和神秘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海德格尔要回到前柏拉图（前苏格拉底），而伽达默尔则将自己的思想的源头定位于柏拉图。但这里的柏拉图，不是作为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始作俑者，而是作为哲学的对话表达方式的创造者。在伽达默尔看来，问答辩证法“始终是解释过程的基础，它来源于对话的基本模式”〔6〕。 而柏拉图的对话就是这种典型的辩证意义上的解释学过程的模式。
　　如果说伽达默尔从苏格拉底的“对话辩证法”中寻找到了哲学解释学的原型，那么他从柯林伍德那里为这种原型找到了一种相应的逻辑。对伽达默尔来讲，解释学现象具有谈话的性质和问答的结构，本文成为解释的对象，这已经意味着该本文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而对它的解释与它提供给我们的问题相关联。理解一个本文，就是理解这个问题。理解者只有通过取得本文意义方向得以规定的问题的视域才能理解本文的意义。换句话说，要想理解就必须从一个问题出发把所说的话理解为一种回答，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此而言，命题的意义是相对于它所回答的那个问题的，也就是说，命题的意义必然超出命题本身所说的东西。基于这种考虑，伽达默尔认为，精神科学的逻辑主要不是一种关于陈述的逻辑，而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
　　不过这种逻辑在柏拉图对话中还谈不上，只有在柯林伍德那里才明确涉及到。可以说“问答逻辑”是柯林伍德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之一，从青年时代起他便用这件利器去对抗实在论者、逻辑经验论者的“命题逻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柯林伍德从考古实践中获得重要的启示，这就是提问活动在认识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基于这一点他对流行的各种逻辑理论产生了反感，就像当年培根和笛卡尔对经院逻辑所怀有的反感一样。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科学研究采取了新的方式，培根和笛卡尔对经院逻辑的反叛就是以新经验的反省为基础的。柯林伍德从中受到启示，感到知识不仅包括“命题”、“陈述”，而且还应包括命题、陈述等意欲回答的问题，一种只关心答案而忽视问题的逻辑，只能是错误的逻辑〔7〕。他打算用问答逻辑来取代命题逻辑。 他所谓的命题逻辑指传统逻辑、18—19世纪的“观念论逻辑”和19—20世纪的符号逻辑。
　　命题逻辑的主要任务是分辨命题的真假，而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它与历史观相联系。人类历史在柯林伍德那里被视为无数问题与无数回答环环相扣，一一衔接的无尽过程。所谓问答逻辑与命题逻辑相对而言就是强调了历史与自然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事件都是有意识地发动的，而柯氏认为，历史中遗失得最多的莫过于问题，历史人物已经“不在场”了，他们往往把种种回答留下了（如文物、文献等），却将自己内心中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自己还没有回答的问题带进了坟墓。因此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从留下的答案出发去追溯、重构已失去了的问题。这即是再现历史。柯林伍德在其《自传》中说：我们实际上只有在已经理解了本文是其回答的问题之后，才能理解本文。根据这一点他将问答逻辑应用于历史流传物，并明确提出，只有当我们重构了有关人物的历史行动所回答的问题时，我们才能理解历史事件。柯林伍德这些思想无疑对伽达默尔有很大的帮助，使他意识到对话经验可以用一种新的逻辑来刻画，这种逻辑能更深刻地揭示它的本质和其对解释学的意义。
　　但是伽达默尔并非在自己的解释学理论中照搬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而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他首先指出柯林伍德将问答逻辑应用于解释学理论的做法有意义含糊不清之处。这主要是针对后者的“重演论”。柯林伍德的历史观念的出发点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此历史中就不存在什么“事件”了。被称为“事件”的东西实际上是行动，它表现了行动者的某个思想，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识别这个思想。换句话说，“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在研究着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灵里的重演。”〔8〕由此可见， 柯林伍德在历史解释方面奉行的是一条施莱尔马赫的路线，尽管重演在他那里指重构那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即本身能在反思中被重新思考的思想，而非指去重构这些人物的实在心理活动〔9〕，但这也未改变问题的实质。 伽达默尔反驳道，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东西的意义并不等于它的原作者曾经想到的意义。正如历史事件一般并不表现出与历史人物的主观思想有什么一致一样，本文的意义一般也远远超出它的原作者曾经具有的意图。“理解的任务首先是注意本文自身的意义。”〔10〕这正是伽达默尔一贯坚持的现象学的立场在解释学方面的体现。他反复强调，我们所想加以重构的问题首先并不涉及作者思想上的体验，而完全只涉及本文自身的意义。本文的意义是在理解的变迁之中不断充盈的，因此以原作者意见为目标的解释学在历史解释方面（例如在柯林伍德这里）表现为把历史事件还原为当事人的意图，这是极不适当的，解释必然要不断地超越单纯的重构而进入到那些对于作者来说“未曾思考过的东西，并且把它们带入到问题的开放性中。”〔11〕，可见，伽达默尔与柯林伍德的解释旨趣是大不相同的，前者看重的是本文自身的意义，后者看重的是作者或历史人物的思想意图。伽达默尔对柯林伍德“重演论”的批评实际上是对传统解释学批评的继续。因为虽然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着重于本文的解释，而柯林伍德偏重于行为的解释，但是二者都追求重现在本文或者行为背后的精神状况或思想过程。
　　此外，对柯林伍德主张理解和解释是重构给定本文所回答的问题这一说法，伽达默尔也持不同的态度，认为这种观点颠倒了问题与回答的关系。其实一开始出现的是本文向理解者提出的问题，对流传物的理解总是已经包含现代与流传物的历史自我中介的任务。对读者讲述着什么的流传物本身提出了一个问题，并因而使读者的理解处于开放的状态。为了回答本文向解释者提出的问题，解释者自己也必须着手提出问题，但是如果解释者在提问上没有超出流传物所呈现给他的历史视域，那么他就根本不能这样做。重构本文应是其回答的问题本身是在提问过程中进行的，通过这种提问解释者寻求对流传物向他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换句话说，一个被重构的问题决不可能处于它原来的视域中，它还受到提问者内在视域的影响。这样解释学过程的真正实现“不仅包容了被解释的对象，而且包容了解释者的自我理解。”〔12〕对这种自我理解的强调是伽达默尔不同于柯林伍德的一个关节点。伽达默尔把这种活动称之为视域融合。它可容纳柯林伍德的说法：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某物是其回答的问题，我们才理解该物。因为被理解的东西的意义的显现不能与我们自己的意见分开，所以重构那些把本文的意义理解为其回答的问题实质上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提问。而本文必须被理解为对这种提问的回答。由此可见伽达默尔对这句话的理解已经偏离了柯林伍德，二者的差异体现了两种对立的历史观。柯林伍德的“重演”论与施莱尔马赫的“重构”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伽达默尔对历史客观主义的否定同样也是针对着柯林伍德的。
　　然而无论怎样，柯林伍德毕竟启发了伽达默尔的创造性思考和想象，使他看到了对话辩证法与对话逻辑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将其用来描述解释学经验，从而极大地深化了对话辩证法的解释学意义。这是他对解释学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之一。伽达默尔说，“提问和理解之间所表现出的密切关系给予解释学经验以其真正的度向”，谁想理解，谁就必须提问。而“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提出问题。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问答。”〔13〕由此可见，伽达默尔所提出的问答逻辑，将解释学和辩证法在逻辑的层面上紧密地统一起来了。
　　众所周知，辩证法在古代就含有逻辑的因素，对话的逻辑和辩证的结构是一致的，在苏格拉底的问答辩证法中常常重复和再现某种逻辑的结构。苏格拉底的问答之所以能避免诡辩之嫌，避免堕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泥潭，在伽达默尔看来，这完全归功于“逻辑”。苏格拉底的问答辩证法所体现出来的否定包含有积极的意义，因而是辩证的，而不是怀疑的，是进取的，而不是消极的。在这里起作用的逻辑是问答逻辑。这种问答逻辑在柯林伍德那里已被上升为一种基本原则。但经伽达默尔改造后不再附着于“重演论”。因为这种重演论带有意志主义的色彩，它歪曲了历史经验的本质。从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图出发是不可能合理地解释历史的经验的，原因在于历史的发展和结果并不完全受制于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黑格尔着名的“理性的狡计”说对此作过发人深省的论证。伽达默尔之所以信服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并不在于它的方法论上的价值（这方面，伽达默尔从来都是不看重的），而是“它那使问题和回答据以完全缠卷在一起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证明了问答逻辑“是关于问题和回答的辩证法，在其中问题和回答不断地交流，并消融在理解的运动中。”〔14〕
　　从这里，伽达默尔看到了对话与辩证法的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使他能把黑格尔和柏拉图相互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的中介就是柯林伍德，它不仅使解释学经验因不再局限于“面对原文”，不再力图用方法去把握作者本文而获得了自由，而且还使“问题”在理解中的中心位置得到了突出。
　　基于这一点，伽达默尔坚信，解释学意识的真正力量乃是看出问题的能力〔15〕。由于理解是在问和答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完全显而易见的本文”，意义不是自在于本文之内，而是自为于对话和问答之中。因此，与传统解释学判然有别，哲学解释学更感兴趣的是问题，而非答案，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将叙述解释为对于问题的回答，而这种问题本身被某种力量推动着，又成了一种回答，它是对于一种挑战的反应〔16〕。这样，伽达默尔的问答逻辑就深刻地说明了解释学事件是如何在回答辩证法中发生和进行的。
　　此外，伽达默尔还进一步将问答逻辑同他的游戏理论联系起来了。他认为，语言的对话具有一种游戏性质，它包含了一种自然的概念形成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语词意义的产生和确立并非按照已有的既定规则来进行，相反语词的意义更多依赖于它们被说出、被接受的具体环境。从这点上看，语言（实际上是言语）的逻辑就不仅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或实证主义者的逻辑，而是解释学的问答逻辑。问答逻辑不能简化成一般意义上的命题，似乎只要这种命题的表达和规则被理解，该命题就会被理解，相反，语词在被言说时，其意义被置入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每一种新的解释都带来了一种新的“未被表达的圆圈”，已说的和无数未说出的东西始终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语言所揭示出的一切意义都对它的解释者提出新的问题”，同时“向那些受到这种意义挑战的人提出新的答案，并在问答的辩证法中深化它的意义。每一场谈话都有一种不可穷尽的内部无限性。”〔17〕
　　解释学经验结构揭示出的这种问答辩证法不是主观意识的行为，伽达默尔的“问答逻辑”与“游戏原则”一样是为了远离“主体的主观性”。它强调我们必须把作为问题基础的谈话的语言性证明为一种解释要素，使某物的意义得以表述的语言决不是对话中任何一方可以任意支配的东西。因为在真正的理解中，正如在真正的对话中一样，解释者为问题所牵制，无论本文还是解释者都要受论题本身的摆布，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受逻各斯的摆布，在对话中我们是被领着走的。伽达默尔喜欢用“浮力因素”来描述游戏者忘却自身存在全身心地沉浸到游戏活动中的那种状态，理解者的状态也是如此。这种状态使对话双方都超越自己的视域而进入一种探询即提问的过程，这种探询过程具有自己的生命，并且经常充满了未曾预料到的发展。
　　据此，解释学经验中所提示的问答逻辑或问答辩证法也就更进一步规定了效果历史意识的本质，因为问答辩证法使得理解关系表现为类似于某种谈话的相互关系。虽然一个本文并不像一个“你”那样对我讲话，但“我”作为一个理解者可以使它像一个“你”那样讲话。不过这种理解上的使本文讲话，并不是由我们任意所决定的，它是通过向本文提问，由本文回答来实现的，提问的人从属于传统并接受传统的呼唤，这里面所产生的是效果历史意识的真理。正是在词与词、问与答的交换形式中，真正的理解才能产生，因为我们参与了作为一种运动的理解生活，这种理解生活使所有的参与者超越了他们原来的视域而进入到一个新视域。
　　综上所述，伽达默尔的问答逻辑在哲学解释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对柏拉图和柯林伍德有关思想批判性的融合与升华，并打上了黑格尔主义的烙印，我们不可用一般形式逻辑的“眼光”来要求它。虽然柯林伍德率先提出要建立问答逻辑，但在英语世界中无人响应，而伽达默尔创造性地在解释学领域中加以运用，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从逻辑上展示了理解和解释的本质，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对解释学和辩证法进行了融合。这是伽达默尔对解释学研究所作出的极为重要的推进。它的内涵和意义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挖掘和更深入地探讨。
　　〔1 〕伽达默尔在追随海德格尔创立新解释学的同时建立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解释学辩证法”（die hermeneutishe Dialektik）， 本文是从这个角度来透视伽氏的“问答逻辑”的。
　　〔2〕〔3〕〔4〕〔5〕〔10〕〔11〕〔1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466、 469、471—472、478、480、481页
　　〔6〕伽达默尔：《自我介绍》，张慎译，载《德国哲学》第13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7〕〔8〕参见柯林伍德：《柯林伍德》，陈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131页。
　　〔9〕参见伽达默尔：《解释学与历史主义》， 载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英文版，附录一，纽约，1975年，第467页。
　　〔12〕〔17〕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英文版，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8页、第ⅩⅩⅩⅢ页。
　　〔14〕〔16〕参见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1、94页。
　　〔15〕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张志扬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6页。
　　 参考文献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2] 柯林伍德：《柯林伍德》， 陈静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英文版，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作者：何卫平， 湖北美术学院美术学系讲师、 博士 武汉430062
　　 责任编辑 邓宏炎
　　收稿日期：1996—11—07＊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52-57B6外国哲学何卫平19971997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52-57B6外国哲学何卫平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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