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自90年代“解构”二字频频出现在国内理论文章中，但基本上其涵义还按照我们自己对此二字望文生义的解释，即：解构意味着以暴力拆解，甚至摧毁某物；这与解构理论奠基人J.德里达对此名词所作的各种论述相去甚远。由于不少人对解构一词的理解和运用是在这种层面上，它与我们所熟悉的概念如“砸烂”、“打倒”、“推翻”、“造反”似乎有相似之处，为此它常被一些气血方刚的作者用来表达类似的感情，同时又引起一些强调安定的理论家及读者的警惕与不安。本文希望能介绍、评述西方解构思维的一些基本理论，以澄清这些误解，特别是围绕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方面，解构理论究竟是如何主张的。
　　 （一）解构思维的诞生
　　1967年，J.德里达由于发表了三本书：《书写学》、《语言与现象》、《书写与歧异》而成为法国哲学界最受注意的人物。这三本书是他的解构理论的奠基石，开始了解构思维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与二无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60年代与70年代法国与欧洲、美国都受到中国文化革命的思潮的影响。68年欧洲普遍出现学生运动，一时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流行，此时出现的解构思维在本质上与当时的激进主义有很大的区别，虽然它也是反抗资本主义权威的一种思想，但它的基础却不是当时激进主义那种二元对抗模式，相反，它的反对目标恰恰就是那种以一元消灭另一元的抗争，和只承认一个中心的革命行动。为此他被一些激进主义者耻笑为逃避政治斗争，而去解构语言。
　　解构语言的目的对于解构主义者是十分明确的，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拼音文字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与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血肉相连的，是互为因果的。虽然经过索绪尔的努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符号系统争取到语言学的独立和类科学性，但其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格斯（神言）中心论的翻版，而拼音文字相对于东方的象形文字要更受语法的逻辑思维的僵化的压制。语音中心是对自由的“踪迹运动”的压制，后者是语言的共性和本质。解构思维认为多元、歧异、常变和运动是宇宙万物所遵循的规律，因此一个中心的绝对控制，和将诸多矛盾看成一对对的对抗的二元是神学的遗迹，也是形而上的思维模式，大消灭小，强消灭弱，革新消灭传统，如此类推，都是依据中心的旨意，以它的意旨为绝对真理。但解构理论认为，歧异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差异的运动中，由于变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为互补而非绝对对抗，由于歧异是一种积极的运转的能，使万物不断更新，它不应受一个中心意旨的压制。这些都是解构思维不同于它的同时代激进主义之处，当时的西方激进思潮带动了学生运动，反对资本主义教育权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心论与二元对抗是一切形而上思维的基石，青年们的造反思想和行为如果没有这种深刻的哲学醒悟，其反抗权威的行动并不能使历史向前推进，而可能使历史以错误的新的面目出现。因此，86年法国的激进学生运动很快就衰退消失了，反而是反对二元对抗和中心论的解构思维生存下来，并且诱发了一系列人文新思潮。解构理论并不是绝对主义者，因此它反对绝对权威，绝对一个中心，绝对二元对抗，而是要在歧异的大运转，即所谓的“游戏”(play)中使一切因素参加进来。因此解构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要以暴力扫除了一切结构，本文将集中评述它在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方面的观点。
　　 （二）非等同圆的重复
　　在《书写与歧异》一书中有一章篇幅不长，却充分论述了德里达关于继承与创新的学说。篇名是一个拉丁字"ellipsis"，但它又是两个英文词的根源，它们是“不完整，节略”(ellipsis)与“不完整的圆”(ellipse)；而法文的“省略”“椭圆”则是ellipse，这也是德里达等解构作家喜欢用的一词多义的风格。在全篇中德里达用这个字表示创新与传统的关系，创新的过程必然是从传统出走，但也必然又对传统多次回归，这样就形成不完整的圆的轨迹运动，经过省略的传统之圆，被突破（删节）而又增添新素质的圆的轨迹，有破裂、删除、有变形，因而不再是初始状态的传统。但创新的回归只是片刻的轨迹运动，很快又会离开传统，再度自由的进行无形的“踪迹”运动。所以从篇名已可窥知德里达关于传统与创新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关系，这绝不是激进主义对传统的简单打倒舍弃，甚至砸烂的立场。
　　德里达将“书”一词作为传统权威的符号，而“书写”(writing)一词在其解构理论中却是一种宏观的创造活动，在语言学方面，它不同于有形的书面写作，而更多的是指无形的、扎根在无意识中的无形心灵书写(psychic writing)，也即语言运动本身。这种心灵的书写使得“书被关上”。[1]这时新的文本得到诞生。同时“踪迹”，一种无形而创造万物的能，就能自由地愉快地外出漫游，乐不思返。所以创新，也即新文本的诞生，是“一种没有保留的探险活动”。[2]但事实上创新只是反对了传统的权威与压制，并不可能完全取而代之。新文本的踪迹在畅游后仍会不止一次地返回“书”这个传统的符号，但却拒绝受其约束。这种出走而又复返的创新与继承运动如同一个不完整的新的圆与旧的圆重叠，新的圆每次都出现在旧圆的影子里，二圆相似而不等同，二圆的关系如一位17世纪的诗人所说：新月在旧月的怀抱中。两个月亮都不完整，相似而不相等。这种离去又返回的继承与创新的运动，德里达称之为“圆的重复”。“重复并不意味着“书”的再版”，但却从书写的高度描述对‘书’的源头的再发现；这种书写并不依附于“书”，不属于“书”，书写只是在重读书时表现出新的姿态，但它绝对、不允许“书”对之压制，或吞食它。这种圆的重复形成第一次“书写”。[3]从上述的引文与转述可以看出解构思维将传统之批判与继承间的矛盾视为非对抗的，非绝对的。任何创新必有反抗传统的一面，因而出走去探险，寻找新的途径，但又必然在得到自由后又会渴望回到传统再汲取母乳，因为：“它的回归运动旨在重新振兴源头的激情”[4]，源头在初始有过激情，随着传统的老化，激情被遗忘了，创新的书写要使传统恢复昔日的激情，因而一再回归，以激活它昔日的激情。回归的结果冲击和改变了圆的形状，使之变形，因此新圆的回归改造了旧圆，二圆相重叠成了新的传统。因此回归与背弃旧圆是同时发生的，解构正在新的创构中进行。解构必然包括割舍删节，旧圆与新圆的歧异虽然很微小，隐蔽，几不可见，轨迹似如旧，实则旧传统获得新义，有了根本的改变，回顾在数千年长长的岁月中我们的文化史之所以能绵延不绝，而又日新月异，正符合这种解构的批判与继承的理论。较之我们习以为常的“砸烂旧世界”的改造观与纹丝不动的全盘的保守观更能印证历史的轨迹。天翻地覆确能给人们一时的痛快和兴奋，但扫荡后的空虚却给无数坏的因素乘机复活的机会，而千秋万世的不许改革又必然招来自内部土崩瓦解的自我解构。如要在继承中创新，创新中绵延传统，唯有不断出走与回归，丰富和激活传统的源头，重复着相似而不等，不完整的类圆运动，中心一再更新，使民族传统在时间里画着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圆，旧的结构在新的结构中代谢着，直到未来。旧的传统没有被砸烂，也不应被埋葬和遗忘，却失去其压制新的圆的权威，创新无法从零开始，它必须在原有的场地画自己的圆，这种不完整的圆的重复出现，重现而非再版，就是尼采与德里达所强调的“不断的重现”，这种精力充沛的运动被称“游戏”(play)，也许是一种摆脱了权威后人类历史最自由的游戏吧。
　　 （三）无中心论
　　圆之能重现而不重复，在时间中不停前移，相似而不相等，在空间中运动，唯有放弃固定的“中心”。在《书写与歧异》的第十章“结构、符号与游戏”中德里达对形而上中心论有极精辟批驳。首先解构理论是承认“结构性”功能的必要与必然的；然而任何一个结构在其形成后如果停止了在时间与空间中的自我充实的运动，也即，只承认一个永恒的中心，不变的权威，这个结构必将由于中心枯竭而自我解构。中心的枯竭在于它成为君临结构内一切因素之上，虽属于结构，而又拒绝遵守结构内一切运转的规则，因而既属于结构又自外于结构[5]，久而久之就成为与结构内一切因素脱离的孤家寡人，它的脱离结构必然造成结构的自我瓦解。所以结构唯有在其中心不断更新，使结构随之有自我改变的弹性时，才能在更新换代中延续下去。所谓无中心论是指无那种以绝对权威自居的中心；所谓承认“结构性”功能是说一切事物总是在新结构不断诞生中进行生命的延长；所谓解构是说事物总是由于其盲从一个中心的权威，失去更新的弹性而自我解构。凡是结构必有中心，但其中心应当遵守结构的运动规律，不断发生更新的转变，所以“中心”实则应当是一系列的替补运动。[6]古典形而上学以为这个中心是“第一本书”，“第一个传统”是神型的，能免于“游戏”，它是：“不可替代的第一次命名，只能受人们祈求，但不能被重复”[7]，显然这种古典形而上西方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神权与君权至上的古代与中世纪，对于神和皇帝的依赖形成对中心的依赖。这种中心主义在20世纪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成为一种落后于现代国家与政权结构的意识形态，但它的传统势力仍很强大，有时以种族中心主义，地区中心主义等不同的现代面目出现。而人们由于长年累月对它的依赖形成心理上的感情惯势，这种并不存在的中心所形成的稳定幻觉，继续在左右人们的心态。随着人文主义走出了科学革命初期的兴奋，及对人之理性的神奇的崇仰之后，就开始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忧郁和拜伦式的绝望和愤怒，到了20世纪，更进入艾略特式的“荒原”情绪。20世纪后半，两次大战的残酷消除了关于人类高贵天性与神型理性的神话，人们开始进入更冷静而现实的思考，对于矛盾的复杂，歧异的普遍性，理性绝对主义的简单化，有较深的认识，在理想上修正了重返乐园与达到终极极乐世界的乌托邦式幻想。两次大战的残酷，原子武器的两面性，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对人的生存的威协，使思想家们不再沉入对神性人性，权威等迷信与依赖。后工业时期与后现代主义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对于中心的依赖不过是上几个世纪留给人们的虚假的稳定幻觉。实则人们是生存在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宇宙，人们必须走出对稳定的依赖，有勇气接受多元矛盾的生存方式，承认歧异普遍存在，而且是一种动力和创造性的能，时刻在进行着宏观的书写，这样人们才能进入参加各种变革的有弹性的状态，这种解构主义的伦理观与尼采所主张的超人精神和悲剧精神有相似之处，都是主张在多变的生存中保持乐观、欢快、无羁绊的精神状态。
　　在破除对外界中心的依赖后，人们更需要转向历史文化积累——传统，以取得对明天的参考，特别是文、史、哲方面的人类智慧的积累。在西方，政治革命并不伴同对文化传统的摧毁。西方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17世纪上半(1649)的英国，产生了克伦威尔的共和政权，但它也是弥尔敦创作“失乐园”的背景，美国独立成功(1776)却将欧洲及英国的传统文化带到新大陆形成今天的美国文化的多元，法国的1789大革命震动全球，但却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德国贝多芬音乐时代的灵感。所以革命浪潮往往产生与传统相似、并存的两个圆，新圆在旧圆的轨迹里运转，但不是旧圆的再版。如果一个革命浪潮平息下来，却只留下被破坏得体无完肤的传统，并没有寻找老传统的新圆，那将是何等的遗憾！新圆失去老圆的支持和滋养将不可能成熟壮大。因此当创新之灵出走而忘返，或完全离开自己的文化母体，追随异国他者文化而去，我们需要对它呼唤，呼唤它回归母体，将它的“新”带给母体，汲取母体的营养，而后再像太空船一样飞向太空，水手一样再度出海。也许这正是21世纪汉文化传统的创新与回归的使命。
　　 （四）出走与回归的必要
　　出走与回归在德里达的理论中似乎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缺一不可。如果以“书”为传统的符号，“书写”为运动和创新的符号，只有突破书的框限才有可能书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思想”(thought)都是已完成的，因此只有“正在思索”(thinking)才是创造性的，“书”是前人留下的，如果要超出前人，必须走出“书”进行“书写”。“书写”是一种无形的踪迹运动，它在走出“书”之轨道后自由地漫游，但它在探险的历程中又必然会一再故圆重游，一再返回到“书”中汲取资源，只有一再返回才能使书写真正超过“书”。“书写”为了不停地突破神与神，书与书，必须在漫游中一再返回，以突破神与书的框限。“返回是创新的历程表中必须经过的一站和一段时间。”[8]。这最后的观点清楚说明在解构理论中没有返回就没有真正的超越和突破。那种一去不回头，将出走进行到无限的所谓革命到底的理论，显然与解构观不相容。将传统与创新，出走与返回看成二元对立的理论必然走向从零开始的创新，其后果是彻底失去传统的一切智慧积累，建楼台于沙漠，必然在时间的浪潮里落得一无所有；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积累，今天仍然存活在世界上，是我们的幸运，岂能毁于一旦？一再返回昨日的绚丽，以滋养明天的更绚丽，才是解构的继承与创新观。以圆的轨迹作为文化系统的符号，出走与回归并非重落入旧圆的轨迹，也非与旧圆成为同心圆。旧圆在时间的流动中也因为不断经受新事物的冲击而移动其圆心，向前滚动，同时在滚动与遗落中逐渐失去前圆的完整，而成为不完整的圆的轨迹(ellipse)。因此在回归中新圆也不可能找到昔日的旧圆，更无法与之成为同心圆。一些抱着怀旧多愁之情去寻找传统的复旧主义是与解构理论的返回说不相同的，因为在这类观点中传统是一个固定的、有不变的中心的体系，返回是浪子回头，万变也终于需要归宗的复旧思想，如果不能区别这两种“返回”在本质上的绝对差异，人们很难想象创新的前景。单线的一去不回的革新与退回原宗复旧其基本思维都是形而上的一个中心思维，唯有将传统想成一系列滚动中无永恒中心的圆，旧圆与新圆不断相会，新圆不断出走与返回，才能理解在解构中继承与创新的相反相成，相克相生，及传统与创新都是不完整的演变中的圆，都是没有固定中心的圆。在解构的传统观与激进创新主义之间，及它与回归保守观间的这些细微而本质的差别，很容易被忽视，其结果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是今天在阐释解构理论时应当给予重视的问题。
　　 （五）传统的可塑性与顽固性
　　在强调返回的重要性之后，有必要了解一下德里达对传统的顽固性与可塑性的看法。德里达在面对传统时很像一位拳击家，他必须面对这使他既佩服又警惕的对手：传统先生。他知道自己的荣誉就在于接受对手的挑战，并能智慧地制服他。对手的威力是十分强大，而且无所不在的，甚至隐存在自己的血液里，语言里，思维里，但他如果要创新就只能无可逃避地迎战。他的迎战包括将对手卷入自己的体系中，这就是使传统在局部上失去它的本体的价值（如作为真善美的绝对标准），而后这些局部仍可作为工具或原料被接纳入创新的体系。以语言而论，德里达认为语言系统无可逃避地沾染了无数传统的痕迹，但人们在创新的过程中是无法抛弃自己的母语的，因此唯有擦抹语言上的陈旧的痕迹，使它们重获新的内涵。擦抹活动使得传统成为有可塑性的宝贵财富，传统一旦失去权威，就成为可以在创新系统内运转的力量。但是头脑为二元对抗思维盘据的左倾激进者，这样看不到传统的可塑性，将传统的“中心”看成固定不变的仇人加以排斥，德里达认为这种左的观点实际上与坚持以传统压制创新的右倾保守者的作用在客观上是一回事，都是使创新无法进行。德里达主张要竭力使传统的中心转变成能够参加“游戏”的功能，如它已具有这种功能，而仍对它排斥和拒绝则会起一种负作用，他称之为起负作用的“反神学”之举。因为书写的两个作用是一致的，其一为反中心，另一为使中心加入“游戏”壮大“游戏”（变）的作用。如若忽视后者则解构的书写将遇阻。这也是解构观在处理传统与创新二者之间的矛盾时不同于右的和左的立场之处，即既不否认传统之中心有害，又看到其可被转换成加入创新“游戏”的力量。对于盲目激进的反传统者德里达冠之以超负作用的“反形而上神学”者。[9]
　　但是德里达对传统的顽固性与迷惑性也有充份的阐述。他引艾德蒙·雅比的“问题之书”说传统权威的顽固性是“上帝接着上帝，书接着书”，说明传统是很难打断的，又说传统的迷惑性是：“这书是一个迷津。你以为已经离它而去，实则你已陷入其中不可自拔”，人为了创新不断希望不要走在先祖的阴影中，但传统的丰富对后人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宝库，和困难时向其求授的先人的智慧之泉。对传统的反抗与依恋，矛盾地并存在每一个民族的无意识里：“你必须撕毁那本书，但又没有决心去做”。[10]所谓撕毁指的是走出它的权威的魔法，因此对于这本书人们“必须去撕毁的同时保存它”，“高兴地肯定它的深渊，欣然能居住在迷津的，作为一名诗人……”，“这本书既被拒绝又被呼唤”，它不断地延续下去，它的场地不在书里，也不在书外，而是在对其自身的不断返回和思考中。这些诗似的比喻说出解构思维对传统的复杂性，它的既开放又封闭的双重性的深刻认识，这些都使得解构思维的真正辩证的非对抗的态度对待创新和传统的复杂关系，既不能舍弃传统，以为它无可救药，也不能对它的顽固性与迷惑性失去警惕。当一个古老的民族摇摆在迷信与砸烂传统之间时，解构思维或可使人们清醒地走出困境。在情感上既要克服恋旧的情绪所带来的逃避，也要走出力图摧毁过去的狂热。今天我们时刻都可以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感到这两极感情的存在，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平衡的心态，站在今天人文的颠峰回顾前人的踪迹，想象着明天的路。承认矛盾的多元与非对抗使我们有一个能容下中外古今文化传统的开阔胸襟，“大国”的亢奋与东方的自卑交替出现在我们本世纪的民族心灵史上，正是由于我们不能接受非对抗无中心的开放概念。想当中心的历史遗癖与国势居于弱者的现状成了不少心怀壮志者的心病，一旦破除了中心论，既可以解放自己，又能不为强者所慑服，平心静气走自己的道路，才能使我们获得心理平衡，也符合宇宙的多元多变的情况。
　　90年代以来，由于解构理论经典着作的翻译比较困难，人们对其真正精神理解不多，猜测不少，因而产生以下种种误解：有的误认为解构是一种自外强加的暴力拆解；或以为是一种否认一切结构的虚无主义；或以为是一种否认传统的极端激进主义；或以为是反理性的疯狂；或以为是无法无天的无中心与非权威者；又或以为是最时髦的造反口号，凡己所不欲者都可以任意对之拆解；又有一些先锋作家对语言进行自己随心所欲的解构，而进行一种自己以为的解构写作。凡此种种推论，都不能说全无根据，但多半伴随着自己知识心态与文化倾向的感性色彩，片面地对这个缺少全面介绍的西方思潮进行了自己的片面阐释与实际操作。这种误读如果是有意识的，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一种读者的自由选择，但如果出于缺少对其经典理论内容的熟悉而产生的非意向的误解，则纯属学术上的误会，有待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来纠偏。解构思维的产生是西方学者在后现代、后工业时期对人类所经历过的思维模式的回顾与总结，其中特别是对形而上学这东西方思想史中具有过的中心论与权威论及其所必然带来的二元对抗斗争心态的批判，是人类在20世纪末的一次重要思维总结。它的真实价值，在今天中心权威论仍在慑服弱者的时代，也许还没有被普遍理解。作为欧美思潮，解构理论能够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无论从文化或政治角度都是值得称赞的，因此它所引起的女权主义思潮，对后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无序、无整体宇宙观的表达等等都是和它的无中心、反权威理论的启发有关，受其影响波及的学科有文学批评，语言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等，不可谓不广。中国的学术界对解构思维完全可以有带有中国自己文化背景色彩的阐释，这是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后20世纪世界学术的必然共性。譬如今天的耶鲁解构学派与不少美国的文学评论家所关注的德里达的解构理论部份多与美国40年代盛行的新批评主义有一定的联系。笔者个人则更为解构理论的语言哲学与文化观部份所吸引，从而引起我对我们古老的汉语文化传统的明天之路的思索和隐忧。
　　解构思维以语言为核心涉及人与语言的关系，在此方面特别吸收了海德格尔的诗学与语言观，弗洛依特关于无意识与前语言阶段的心灵书写的关系，与此同时德里达一方面承认索诸尔的结构语音学初步走出神言逻格斯的权威，但又同其坚持语音中心论而终不能达到无声无形的前语言活动“心灵的书写”的高度，而认为其语言结构理论仍不能从根本上表达人、语言、宇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解构语言学所要表述的哲学观。限于本文的主题，不能在此详论这个问题，但试列下表以显示我所理解的结构宇宙观与解构宇宙观之间的差别。
　　解构宇宙观：
　　1.无绝对权威、无绝对中心
　　2.恒变，无预定设计
　　3.无序、“踪迹”运动
　　4.宇宙常变故不可全知，不可预知，因此无绝对的知识真理
　　5.多元歧异，非二元对抗矛盾有互补，互转化的可能
　　6.无等级的多元世界
　　结构宇宙观：
　　1.有绝对权威、绝对中心；神、逻格斯
　　2.永恒不变，有预定设计，神与理性所设计
　　3.有序、真善美的运转
　　4.神全知全能、理性是神所赐，也可以全知，有绝对真理，是人可以用理性掌握的
　　5.二元对抗，是与非，上帝与魔鬼，推广到各种成对的矛盾的对抗性斗争
　　6.有等级的一元统治下的多元世界
　　 （六）小结
　　本文围绕着传统与创新主题，幅射到解构观在下列诸方面的理论：一、解构思维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其与同时代的激进主义间的区别。二、德里达对于传统与创新的具体论述：圆的重复与非等同圆。三、无绝对中心论，非绝对权威论与解构的继承与创新观的关系。四、出走与回归在传统继承与创新运动中的重要性。五、传统的双重性：可塑性与顽固性，及人们对解构思维的一些误解、误解的根源可能在于没有认识到解构思维与结构主义在宇宙观上有根本性的不同。解构理论在本世纪下半幅射到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在它的影响下诞生了“第三世界与后殖民主义文化”，“女权主义”，“解构文学理论”，“解构历史观”，“解构语言哲学”等新的思潮，所以是20世纪下半影响最大的人文思维之一。对于这样一种思潮笔者认为在理解时应侧重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它的合理性，和它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的影响。在相对论与海森伯格的测不准理论已经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人们的思维已经从形而上的绝对化中醒来，走向开放宽容，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宇宙的多元多变，事物的沧海桑田。走出对自己的逻辑理性分析能力的自以为是，在自然面前更谦逊，认识到人在发展自己时曾以自己的智力对自然进行了破坏，因此人当其自我中心忘乎所以时，常会成为一个干蠢事的聪明动物，和以高尚的词句为幌子犯下罪行的高级生命。为此解构观者对所谓的绝对真理，绝对权威，永恒不变的结构持怀疑态度，但它并不否认理性思维，结构功能，是非和真理的相对性，这说明人们不再生活在牛顿的因果论统制一切的时代。人对自己的理性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解构理论是诞生在西方文化从自己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中醒来时刻，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和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缺点，进而意识到文化多元的重要，并在对比之下肯定东方非拼音语系所代表的文化的优点。这种关于东方文化的新的评价是当前世界文化界的一种新的觉醒，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大国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撰此文以表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注释：
　　[1]“书写是……一方面关上书，一方面打开一个文本”，见德里达《书写与歧异》294页。
　　[2]同上书295页。
　　[3]同上书295页。
　　[4]同上书295页。
　　[5]同上书219页“结构、符号与游戏”篇中德里达说，在“中心”，结构的任何因素都不得转换，因此中心成为主管结构而不遵守结构的结构性，因此是名符其实的既在结构内又在结构外。
　　[6]同上书280页，德里达认为“中心”并不固定，只是一种功能，在无固定轨迹的情况下组织一些替换符号进行“游戏”。
　　[7]同上296页。
　　[8]参考同书294—295页。
　　[9]见同书297页，负作用的反神学英文为"negative atheology"，意思是一种左倾的观点，其目的在反对神学，但效果却是负的。
　　[10]见同书298页。
文学评论北京54-61J1文艺理论郑敏19971997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作者：文学评论北京54-61J1文艺理论郑敏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7:3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