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在近年颇为繁荣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权力叙事是一个突出的景观，几乎所有的作家作 品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宫廷之中、庙堂之上和群僚之间的权谋权术的运作上。有的甚至 情有独钟地将它当作历史诉求的主体，浓墨重彩地予以表现。尽管在这之间，一些有识 之士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忧虑和反感，但时至今日，历史小说领域的这种权力叙事仍处于 方兴未艾的态势。这可从诸多出版社所作的广告就不难可见。那么，为什么在如今这样 一个崇尚思想艺术民主化、现代化的改革时代，出现如此普遍而广泛的权力叙事呢?这 个问题值得深思。
　　 现在最迫切需要考虑和解决的关键，在于作者的写作立场，是否站在现代民 主政治和时代、人民的立场，将封建机谋权变叙事纳入文化批判机制中并加以人性的和 审美的把握。
　　坦率地说，我是不赞成当代的历史小说作家一窝蜂去写历史上那些阴谋权术，将权谋 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或封建文化的。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创作的空间和 天地很大，为什么大家非要挤在一起，共说一个话题呢?它理应引起我们作家的足够重 视。否则，不仅造成题材的严重失衡，而且有可能对历史知识贫乏的青少年产生误导。 但话又说回来，我也并不因此就否定这种权力叙事的合理存在及其固有价值，更不赞同 由于这个原因就在写什么问题上对作家吆五喝六地提出这样那样的指令性要求。无论怎 么说，写什么毕竟是作家的一种创作权利，并且它终究还是次要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 的批评过甚，那也同样有失简单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 用。现在最迫切需要考虑和解决的关键，还是在于作者的写作立场，即是否站在现代民 主政治和时代、人民的立场，将封建机谋权变叙事纳入文化批判机制中并加以人性的和 审美的把握，这才是最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拉萨尔《济金根》的批评，于此 就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而“文革”前十七年的粗暴批判，它所留下的深刻教训也 值得我们很好地记取。
　　立足这样一个层次角度来看，我认为历史小说中的权力叙事尽管有点比例失调，但就 大多数作家而言，他们都是写得比较认真的，不存在戏说、野说、闲说历史的问题。其 中有些作品触涉封建专制的本质和人性的深层，还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如唐浩明的《曾 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凌力的《倾国倾城》《暮鼓晨钟》，二月河的《康熙 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在将康熙、雍正、乾隆、 曾国藩、杨度、张之洞这些历史人物普遍“翻案”为勘乱治世的英杰和忠勇仁义的传统 文化代表的过程中，基于严正的现实主义立场和对历史的深刻体悟，都充分正视其中蕴 含的可怕的文化劣质，尤其是上层专制政体内部的残酷诡谲的政治权力、政治权术的运 作。于是，他们往往带着不无矛盾、痛苦乃至惆怅的心情对此进行批判揭露，这使得他 们的作品无意平添了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况味，并深深触摸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规律 性的东西。唐浩明的笔力遒劲，表现在透过貌似正常平静的一些重要人事变动，来揭示 其背后隐含的惊心动魄的政治角逐和权力斗争。如《张之洞》中有关张之洞“破格简拔 ”为朝廷重臣并出任山西巡抚一事，表面上看，它只不过是朝廷下的一道谕旨，但作者 洞幽烛微的描写告诉我们，实际上它却包含了当时晚清君臣干员之间极为诡谲复杂的政 治用心和机谋权变：最高统治者慈禧越级提拔张之洞，是为了制衡功高自大的李鸿章、 曾国荃等人；醇王极力举荐，是意在拉拢；堂兄张之万中间斡旋，主要是为了扩大自己 在朝中的势力。而作为政治利益最大受惠者的张之洞，为了未来的政治前途，也为了保 持一点清流的名节，他在接到谕旨的当天晚上，独自一人前去醇王府拜谢，对醇王动之 以情，恭谦应答……其它类似的情节和场面在书中比比皆是，包括前面两部作品《曾国 藩》《旷代逸才》。不妨可以这样说，张之洞及其曾国藩、杨度所谓的立德、立功、立 言，他们无一不殚思竭虑而又无可奈何地借助于政治权力这根魔杖，被置于当时错综复 杂的权力角逐的网络之中。这就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知识分子与封建集权体制之间 的暧昧关系：一方面，为了经世致用，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往往千方百计地进入权力 机制、介入权力斗争，因为有位才有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其整体的功能结构；另一 方面，一旦进入权力机制和介入权力斗争，就不能不与政治权力合谋，不可避免地学会 了权力机制派生的特有的狡诈和残忍，其智慧则变成世故圆滑、尔虞我诈，甚至异化为 恐怖的反人性反人道的阴谋诡计，最后成为权力斗争的受害者和迫害者。作者对集权专 制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文化命运可谓洞若观火，鞭辟入里。
　　如果说唐浩明主要从知识分子和官场文化角度揭示封建王朝内部残酷的政治杀戮、权 力斗争，那么凌力、二月河则侧重从帝王及宫廷文化层面探讨这种政治杀戮、权力斗争 与专制独裁王权结合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巨大吞噬力。这是一个比官场更可怕也更诱人的 特殊场所，它拥有了封建专制政体的全部狡诈和阴谋，实际上成了一切政治杀戮、权力 角逐的大本营和策源地，能把人性中最卑鄙、最丑恶的那部分私欲如挑拨是非、勾心斗 角、排斥异己、争权夺利、父子反目、兄弟倾轧等激发出来。处在这样的权力机制中， 作为皇权化身的封建帝王，即使有良好的个人素质，也都不能幸免。凌力《暮鼓晨钟》 中的冲龄天子康熙形象塑造便是如此，作者倾力在险恶的宫廷斗争中展示他智擒鳌拜、 夺回大权的非凡智慧和胆识；但同时也表现他少年老成地学成帝王之术，他那天资聪颖 、坚毅倔强性格中的另一面：这就是随着年龄的长大和形势的严峻，为人处世日趋虚伪 多疑、刚愎暴烈，这与他在后宫的率真天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最典型的恐要数 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他所描绘的宫斗要比凌力的叙述更来得严酷惨烈，扣人心弦。 围绕着雍正的“夺嫡之谜”、“励精图治”和“恨水东流”等重大史事，作者将人们引 向波谲云诡、危机四伏的深宫内廷，用他那极具渲染力和观赏性的生花之笔描写了四爷 雍正与兄弟“八爷党”之间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双方斗智斗勇，斗权斗 术，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把上自康熙皇帝、后宫皇后嫔妃、弘时皇子，下至年羹尧 、隆科多、张廷玉等大批重臣以及谋士、太监、宫女等都拖曳进来，搅得宫廷内外腥风 血雨，狼烟四起。以至连作为最高存在的康熙都无法摆脱它的梦魇般的纠缠，不仅在有 生之年为儿子间的相互争斗和残害而伤心焦虑，耗尽心机，而且在弥留之际都不得安宁 地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被这帮时刻觊觎皇位、毫不顾惜父子之情的儿子们活活地气死 。而作为赢家的雍正，他也正是靠观颜察色、沉着应对，采取一系列政治手腕和权术， 才问鼎九五，实现其整顿吏治的政治抱负的。作者以较长的篇幅展示，在九个阿哥中， 雍正本来尚比较温和厚道，但他一俟介入权力斗争，就逐步变得刻薄寡恩、不择手段。 为了争夺皇位和巩固皇位，他殚精竭虑地博取康熙的信任，拉拢十三爷、年羹尧、隆科 多，甚至对跟随和效忠自己多年的心腹下毒手。他在当皇帝前后，活埋了与八爷勾结的 管家高福儿；即位之后，将知道很多内情的手下坎儿杀掉；而对“智囊”人物邬思道也 不放心，虽然邬已激流勇退，但他仍派人监视，时刻加以控制。可见其心机之深沉、手 段之狠毒，难怪悉知他的邬思道形容说：“四爷豺声狼顾，鹰视猿听，乃是一世阴鸷枭 雄之主”。此外，像熊召政的《张居正》，颜廷瑞的《汴京风骚》，刘斯奋的《白门柳 》，吴因易的《则天皇帝》，王顺镇的《长河落日》《竹林七贤》，张笑天的《太平天 国》，胡月伟的《万历皇朝》等长篇历史小说，也都有类似的极其残酷和肮脏的权术描 写。它让我们形象生动地感受到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的这番迪人警世的话：“历史 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 的。”
　　 不少作家的描写还较多地停留在古代史家的认知水平上，因而未能充分显示 作为现代人应有的文化超越和审美创造力。情感上也往往流露对权力运作的欣赏同情。
　　历史小说上述的这种权力叙事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合理性。权力本来就是政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驱动历史发展的一个根本要素。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高 度集权的国家，在这方面就更是得到极度的膨胀。从一定意义上讲，几千年中国历史就 是一部权力争夺的历史。因此，自《三国演义》以降，古往今来很多历史小说作家将艺 术描写建立在对政治斗争及其斗争策略或权术关心之上就很自然的了，甚至像唐浩明的 《旷代逸才》“把它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根链条”(唐浩明语)也不难理解。这是历史对作 家选择的结果，也是当代历史小说作家求取历史真实(历史还原)、诠释封建文化乃至承 续历史经验和人生智慧的一个重要途径或方面。因为无论是作为一种行为还是作为一种 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权力运作实际上表现了人的政治智慧和人生智慧，它在客观上 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经验的一个特殊的积淀和组成部分。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审视，权 力角逐、机谋权变的诡秘性、不定性，它本身就潜藏着极为丰富复杂的叙事资源，只要 稍加处理，就可以写成相当曲折动人的作品。这一点，对虚构受到一定限度的历史小说 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加上文化市场的诱导以及读者探秘心理的期待，因而历史小说创作 中出现的权力叙事现象就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也具有为其它描写所不能取代的独到意义 和价值。
　　然而在肯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应忽略这些作品所写的权力角逐毕竟寄植在封建文 化基础之上，是封建政体的衍生物。它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智慧和斗争经验虽不能说都与 社会历史发展无益，但它的核心是等级制的，是人治式的专断，与现代民主政治完全相 背离。“这种智慧却并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现代中国的繁荣和 富强，它起到的是恶化社会环境、阻碍人类进步的作用。”(王富仁等：《中国现代历 史小说论》，《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5期)至多也只能起到历史循环的作用，从本质 上讲是反人性反人道的。正因此，我们在进行艺术描写时就应该将其纳入现代民主和人 性人道的整体框架中加以理性审思。这里的根本关捩，是要确立权力叙事现代性的逻辑 基点，凸现权斗有关的真实的总体历史背景，揭示权斗具体的性质所在及其意义指向， 恰当表现它与时代、与人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返观上述这些作品，应该说它们对此 时代、与人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返观上述这些作品，应该说它们对此也是注意的。 其中有些描写，如前面提到的雍正从得势前的“龙骧虎步”到得势后的“鹰视猿听”的 性格嬗变，以及《曾国藩》所写的曾国藩为了免遭朝廷非议，逼迫兵败的同胞兄弟隐姓 埋名去出家，从此与黄卷青灯为伴等；还以自己独到的识断眼光和深刻的批判态度，令 人战栗地揭示了权力杀戮的极度残酷及其对人性的可怕扭曲和异化，从而也就在思想艺 术上有效地实现了对传统权力观的超越。
　　 封建时代的政治权谋毕竟是一种落后的文化，有必要在艺术转换的过程中融 进反封建的内涵，同时还要有效激活和发掘民族历史的优质资源，它那富有原创性和永 恒生命力的深层的精神内核。
　　当然，这只是举例性质。就总体而论，像这样的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权力叙事尚不多 。不少作家的有关这方面描写还较多地停留在古代史家的认知水平上，因而未能充分显 示作为现代人应有的文化超越和审美创造力。情感上也往往流露对权力运作的欣赏同情 ，有的还借人物之口发出诸如“皇上也难呀”之类的感叹，为权谋者辩解，将权力的知 晓(叙述)与权力的皈依(认同)不适当地混同起来。这样的作品也许在历史知识、人生智 慧和生存处世方面给人以阅读的愉悦，但却难以在精神上带给人们以震撼和新的启悟； 这恐怕正是它们在官场颇为“走红”，以至成为从政和从商之术的形象教科书的深层原 因。即使是上面提到的这些较为优秀的作品，类似此弊也不能说没有。如《雍正皇帝》 中历史进步和民本立场的逻辑基点就过于薄弱，与紧张酷烈、怵目惊心的权力叙事显得 不那么相称；有关引娣这个审视雍正的“第三只眼睛”的人物描写，赋予其理性批判的 色彩也嫌淡。另外，像《曾国藩》《旷代逸才》等作，在权力叙事方面也或多或少存在 重述多于创造、同情多于批判的问题。看来，以人性人道为基点实现对古代历史家权力 观的超越，包括精神取向、思想认识也包括艺术审美的超越，这个问题有必要引起当下 历史小说作家的高度重视。否则，他们所创作的文化历史小说的原有文化优势不仅难以 得到有效发挥，处理不当，甚有可能滑向与时代社会相悖的反现代性的轨道上去。传统 文化是一个集精华与糟粕于一体的复合物。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作家在对它进行现代转 换时，不能不引入价值批判机制予以认真细致的辩识和清理。“转换”是带有时间顺序 意味的概念，既然是“现代转换”，就不仅要考虑历史的内在逻辑，而且更要考虑现实 的文化需求，尤其是先进文化的需求。封建时代的政治权谋毕竟是一种落后的文化，它 只是“术”而不是“道”。在今天其消极性就更十分明显。故有必要在艺术转换的过程 中融进反封建的内涵，同时还要有效激活和发掘民族历史的优质资源，它那富有原创性 和永恒生命力的深层的精神内核。如此，历史小说的权力叙事才能剔抉祛弊，在现有基 础上更上一个层次和境界。
　　
　　
　　
文艺报L京②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吴秀明20022002 作者：文艺报L京②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吴秀明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45:3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