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朱熹的思想体系以格物致知论最为重要，且最有影响。分析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思想与科学活动的关系，有助于理解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思想对当时正处于发展高峰的中国古代科技乃至后来的科技发展所起的作用。
　　 一
　　朱熹的格物致知以“理一分殊”为基础。“理一”即是“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但天地万物又各有本于“理一”且互不相同的理，这即是“分殊”。朱熹较多地强调“分殊”，他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①]且不论他如何能将自然之理与社会伦理道德之理总合为“理一”，就强调“分殊”而言，他实际上承认自然之理的特殊性。
　　就自然之理而言，朱熹不只是抽象地谈论自然界整体的一般的理，更多的是把自然界整体划分为部分和个别事物，讨论自然界各具体事物的理。他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②]又说：“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③]在这里，朱熹对自然之物进行了大致的分类。朱熹还论及自然界中个别事物之理，他说：“如这片板，只是一个道理，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④]又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⑤]可见，朱熹的理实际上也包含了具体自然规律的内容。
　　朱熹的格物致知，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⑥]；就其过程而言，必须去“理会那万理”，就是去研究具体事物之理。至于格物的具体内容，朱熹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⑦]可见，格物的内涵是非常广泛的，读书、应事、格自然之物等等均属格物之列。
　　关于格物致知的方法，朱熹强调广泛深入地研究外部事物，“以事之详略言，理会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浅深言，理会一重又一重”[⑧]。他又十分强调“以类而推”。他说：“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若四旁都理会得，则中间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⑨]在归纳、类推的基础上，朱熹把创造性思维过程描述成“豁然贯通”，“不知不觉，自然醒悟”。对待前人的知识，朱熹主张要有疑，要见新意。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⑩]“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①①]
　　必须指出的是，朱熹的格物致知所包含的格自然之物并非仅仅从整体上探讨自然界一般的理，还具有格具体的自然之物，对自然之物进行分门别类研究，把握具体自然事物之理的含义；同时，格物致知过程中还包含着归纳、类推、创造性思维的科学方法，体现出怀疑、创新的科学精神。可见，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不仅是自然哲学的研究，也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样，朱熹实际上把科学研究纳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畴。
　　然而，科学研究在朱熹的格物致知中所占的地位是较为次要的。他说：“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①②]朱熹认为，格物有“缓急先后之序”，科学研究属缓而后的事。他还说：“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然亦须大者先立，然后及之，则不至难晓而无不通矣。”[①③]所谓先立的“大者”，即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他又说：“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①④]在他看来，科学所求索的也是道理，但只是小道理，仅有科学研究并不能穷尽事物之理。
　　朱熹把科学研究放在格物致知中较为次要的地位，这是由于其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穷尽事物之理，在“明明德”，在“入于圣贤之域”，而仅仅通过科学研究是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的。尽管如此，朱熹基于对当时科学发展状况的把握，毕竟把科学研究纳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畴，在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中，为科学争得了一席之地。
　　 二
　　朱熹不仅在理论上把科学活动纳入他的格物致知的范畴，而且还身体力行，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朱熹的科学研究涉及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等诸多领域，根据其研究方式的不同，可概括为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经说过：“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①⑤]在天文观测方面，据《宋史·天文志》记载，朱熹家中有过浑天仪。他曾在讲论历法时说：“历法恐亦只可略论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穷也。”[①⑥]他也曾请人用竹尺“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影，细度其长短”。[①⑦]在地理学研究上，朱熹通过亲身实地考察，指出地理学经典《山海经》、《禹贡》中的不少错误之处，并对后人盲目相信经典而没有实地考察验证，以讹传讹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地理学研究必须重视实地考察，而不能仅凭书本，并说：“《禹贡》地理，不须大段用心。……理会《禹贡》，不如理会如今地理。”[①⑧]他非常重视地图的作用，并用胶泥自制立体地图模型。他还考察过高山上有牡蛎壳化石的自然现象；亲自观察潮汐现象，观察风、云、雨、雾、露、霜、雪、雷、虹等自然现象的形成；亲自观察佛光；观察不同季节开的花凋谢的难易，等等，或以此验证以往的知识，或据以提出新的见解。
　　第二，运用类推，获取新知。朱熹在科学研究中经常运用“以类而推”的方法，用已知的东西对自然现象进行类推解释。在宇宙演化方面，朱熹说：“造化之运如磨，上面常转而不止。万物之生，似磨中撒出。……天地之形，如人以两碗相合，贮水于内。以于常常掸开，则水在内不出，稍住手，则水漏矣。”[①⑨]从这一现象，朱熹推出：“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②⑩]在地质形成上，朱熹说：“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②①]朱熹认为，大地形成后，处在不断的变迁中。他说：“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②②]又说：“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蛎壳之类，是低处成高。又蛎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则是柔化为刚。天地变迁，何常之有。”[②③]这是他用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推得大地变迁的结论。在生物起源问题上，朱熹说：“天地之初，如何讨个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两个人后，方生许多万物。……那两个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②④]此外，他还用类推方法解释其他许多自然现象。例如：他认为月中黑影“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镜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见也。”[②⑤]在解释雪花为什么呈六角形时，他说：“盖只是霰下，被猛风拍开，故成六出。如人掷一团烂泥于地，泥必＠①开成棱瓣也。又，六者阴数，太阴玄精石亦六棱，盖天地自然之数。”[②⑥]
　　第三，阐发前人的科学成果。在朱熹格物致知的活动中，读书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朱熹的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研读前人的科学着作，对其中的科学思想予以阐发而展开的。他阅读了包括宋代着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在内的大量科学论着，被认为是宋代学者中最熟悉《梦溪笔谈》内容并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人。[②⑦]除此之外，朱熹对宇宙结构理论上的浑天说也予以发展和完善。朱熹认为，在以地为中心的宇宙结构中，天围绕着地运转，而且天的运转才使得地不下坠。他说：“天运不息，昼夜辗转，故地ｑｕè＠②在中间；使天有一息停，则地须陷下。”[②⑧]又说：“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束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坠耳。”[②⑨]朱熹还设想地在宇宙中央有自转运动。他说：“天运有差，地随天转而差。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耳。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转耶？”[③⑩]至于天绕地旋转的方向，朱熹吸取张载的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的思想，并用以解释太阳、月亮的运行规律。
　　朱熹的科学研究，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体认超自然的天理，这显然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他的科学研究明显带有古代科学的经验性、直观性和思辨性的特点，他对自然的观察与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观察、实验有着明显的差异；尤其是他的科学研究主要围绕着前人的科学知识而展开，这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又必须看到，朱熹的科学研究是在中国古代科学背景下进行的，应当予以历史的评价，切不可简单地用近代科学的标准去衡量。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在科学研究中重视对自然的亲身观察，并以此验证前人的科学观点，或据以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这无疑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尤为可贵的是，朱熹的科学研究是富有成就的。他关于宇宙结构中处于中央的地何以不坠的独特见解，弥补了张衡以来浑天家所谓地“载水而浮”、“天表里有水”的严重缺陷，把浑天说提高到新水平。[③①]对于前面所引朱熹语：“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和“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李约瑟认为，这在古生物学史和地质学上都具有重大意义。[③②]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③③]，比西方早出４００多年。对于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李约瑟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③④]。正是由于朱熹进行了长期的科学研究，且取得了不少科学成就，有学者认为，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③⑤]
　　 三
　　朱熹通过他的格物致知论，在学术上为科学争得了一席之地，并且还身体力行研究自然，而在这之前，科学是被排斥在学术之外的。因此，朱熹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朱熹的思想后来被当作官方学术思想，在从南宋后期到晚清的７００年间占主导地位，他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思想对后世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思想曾一度受到明代王阳明的责难，“格物”被阐释为“格心”。王阳明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③⑥]他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的事例，来讥讽朱熹的格自然之物，索性把科学排斥于格物致知的范围之外。但是，仍不乏有识之士实践着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思想，在格物致知的旗号下开展科学研究。
　　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说过：本草“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③⑦]。明代着名的音律学家、数学家朱载＠③说：“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理由数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③⑧]这里的“理”并不是指朱熹的“理一”之理，而是其“分殊”之理中的自然之理，亦属于朱熹格物致知的范畴。
　　明清之际，正值西方科学传入中国。那些主张吸取西方科学之精华的科学家把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的格物致知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发展了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思想。明末科学家徐光启认为，西学中“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③⑨]。他把西方科学包括在格物穷理之学中。方以智则融中西科学于一体，并称之为“质测之学”。王夫之说：“密翁（指方以智——引者）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④⑩]他认为方以智为质测之学，即科学研究，是格物致知的重要手段。
　　至清初，科学研究仍然处于格物致知的框架之中。被誉为清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说：“且夫治理者，以理为归；治数者，以数为断，数与理协，中西匪殊。”[④①]他强调数学与“理”的密切关系。清康熙皇帝推崇程朱理学，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所研究。他把研究中国传统科学的心得汇编题名为《康熙几暇格物编》，把科学研究看作是格物致知的重要内容。清乾嘉时期的科学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古籍中科技史料的考证。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实际上是朱熹格物致知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强调实地考察、比较归纳，强调实证，发挥了朱熹格物致知中的科学精神。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与朱熹的格物致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前者已有较为明确的探求科学知识的内容，而与后者以体认“天理”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不同。但是，前者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正是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许多科学家研究中国传统科学，介绍、学习和研究西方科学，从而逐步推动中国科学近代化的进程。直到近代，科学仍被称作格致之学，尽管这时的科学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格物致知的框架。从朱熹把科学研究纳入格物致知的范畴到明末清初包括科学在内的格物穷理之学的提出，直至近代的格致之学，中国科学的这一发展过程表明了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思想对科学发展的积极影响。
　　但也必须看到，朱熹把科学活动纳入格物致知的范畴，实际上是把科学活动当作“明明德”的途径之一。而且在他看来，格自然之物只是“小道”，“须大者先立”；若离开“穷天理”之类，格自然之物就只是“炊沙而欲其成饭”，科学本身仍处于从属地位，受到格物致知框架的限制。朱熹之后的科学发展一直是在这种背景中进行的。大多数科学家只能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把对科学的研究与对自然之理的把握以及对“天理”的体认结合在一起，否则就会被视作“玩物丧志”；那些与体认“天理”无关的科学发明被视作“奇技淫巧”。在科学研究中，传统的科学研究只能在阴阳五行说的思维模式中进行；科学家的研究方法虽然含有科学的成分，但主要是运用于研究前人的科学知识，研读古典科技文献成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实地考察、归纳类推，主要是为了验证、修订前人的科学知识，至多只是稍加发挥。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那些主张接受西方科学的科学家也只有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才能学习和研究西方科学。他们甚至是用中国传统的科学知识阐释西方的科学，并以此汇通中西科学，实际上是试图把西方科学也纳入到格物致知的框架之中。把科学限制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把科学当作实现“明明德”这一目的的手段，这本身就给科学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朱熹一方面把科学纳入格物致知的范畴，承认科学的合理性，从理论上为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又把科学限定在格物致知的框架中，束缚了科学的发展。从中国古代的学术发展看，科学经历了从被排斥在学术之外到被纳入格物致知的框架，再到从这一框架中独立出来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朱熹的格物致知包括科学活动在内的思想，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评价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对于中国科学近代化过程的历史作用，应当看到这一点。
　　注：
　　[①] [②] [④] [⑤] [⑦] [⑧] [⑨] [⑩] [①①] [①④] [①⑧] [①⑨] [②⑩] [②①] [②②] [②③] [②④] [②⑤] [②⑥][②⑧] [③⑩]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７７、１４９６、１０２、４２０、２９５、２８６、４０７、１８６、１８６、１２００、２０２５、８、６、７、２３６７、２３６９、２３８０、２０、２３、６、２２１２页。
　　[③]《答余方叔》，《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四部丛刊本。
　　[⑥]《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６页。
　　[①②]《答陈齐仲》，《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①③]《答曾无疑》，《朱文公文集》卷六十。
　　[①⑤] [③④]［英］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２１、５２２页。
　　[①⑥]《答蔡季通》，《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
　　[①⑦]《答林择之》，《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
　　[②⑦] [③⑤]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０、３９页。
　　[②⑨]朱熹：《楚辞集注·天问》，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１页。
　　[③①]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６页。
　　[③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５卷，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２６６页。
　　[③③]李约瑟：《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李约瑟文集》，第１１５页。
　　[③⑥]《语录三》，《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１９页。
　　[③⑦]李时珍：《本草纲目·凡例》，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４页。
　　[③⑧]朱载＠③：《圣寿万年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
　　[③⑨]徐光启：《泰西水法序》，《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６页。
　　[④⑩]王夫之：《搔首问》，《船山全书》第１２册，岳麓书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３７页。
　　[④①]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笔算序》，龙文书局，清光绪十四年。＊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加替去日加贝
　　 ＠②原字为扌加榷右部
　　 ＠③原字为土加育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54-58,64B5中国哲学乐爱国/高令印19971997朱熹 格物致知 格物穷理 科学活动（乐爱国 厦门大学哲学系讲师 高令印 哲学系教授） 作者：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54-58,64B5中国哲学乐爱国/高令印19971997朱熹 格物致知 格物穷理 科学活动

网载 2013-09-10 21:45:3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