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美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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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使美日同盟和北约(NATO)面临新的挑战。美国越来越奉行“单边 主义”政策和不断扩大“非正式联盟”的举措,使联盟本身的内在逻辑和行动规范正在 发生着变化。面对这样的冲击,与NATO诸国不同,日本选择了强化而非弱化同盟的政策 ,这样的选择究竟会给美日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目前还很难预测,但是,从战后日本对 美国的政策行为、价值判断以及它同欧洲政策行为、价值取向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两国 关系某种形式化的规范,这或许能够对解释和预测现在与将来的美日同盟关系提供某种 依据。
    美日关系的历史审视
    从美日关系在战后的发展历程看,大体可以划分为这样的几个大的时期:
    主从关系时期(1945~1963)。这个时期的日美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1945 ~1949年美国对日本的间接占领阶段和1950年以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阶段。在这个时期 ,美国的整体对日政策是,由前期的“非军事化”、“民主化”和解散财阀为核心的政 策,向后期的“轻武装”的有限军事化、恢复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经济基础、支持日本保 守集团执政的政策转化。也就是,美国的目标是由消除日本威胁转变为扶植日本,使日 本增强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能力。在日本,这一时期的两个阶段又被称作“改造阶段” 和“逆改造阶段”。但无论如何,美国都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日本相对地处于从属和 依赖的位置。
    安全关系的再构筑和经济摩擦时期(1964~1982)。这个时期随着美国的衰退和日本的 经济增长,日本“逃票乘车”问题成为美国批评的一个核心,美国对日政策向确立有效 的责任分担体制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美日经济的摩擦问题成为影响两国政治与安全保 障问题的关键。这一时期,在经济上的美日摩擦、协调与融合成为军事、安全的层面建 构新同盟关系的基础。
    明确建立日美伙伴关系的时期(1983~1990)。伴随美国对苏联进行遏制的里根主义的 出台,美日同盟的目标再度明确化,“美日命运共同体”、“美日军事同盟”、“美日 伙伴关系”得到明确的表述。与此同时,美日摩擦的加深越来越使美日经济竞争关系得 到明确的认识,对日本奇迹的惊叹逐步演化为“日本威胁论”。
    美日同盟的大论争时期(1990~1995)。第一次海湾战争和苏联的解体,使美日传统的 同盟关系本身的存在意义受到挑战,美国国内对日本“一国繁荣主义”和“逃票乘车” 的批评,逐渐演化为“日本异质论”、“敲打日本论”、“封锁日本论”。日本国内也 出现了安保同盟“解散论”、“强化论”和“现状维持变革论”的大争论。加上在经济 、贸易方面,美国执行“数值指标”和“结果重视型”政策,强压日本开放市场,使美 日关系陷入极其危机的境地。
    面向21世纪的过渡或转型期(1996~)。1996年美日首脑会晤,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 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双方一致认为日美关系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双边关系 之一”,“日美合作的基础仍然很牢固,在21世纪继续保持这种伙伴关系,是十分重要 的。”[1](P287)自此,结束了两国日渐升级的同盟论争,日美走出同盟解体危机,日 本修改国内法制的步伐加快,从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到有事关联法案,从周边事态法案 到伊拉克新法,日本为成为“普通国家”和加强美日军事合作进行大幅度的政策转变, 美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时期。
    从美日关系发展的历史看,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这一双边关系之中,那就是美日不 同的发展方向。从总体上看,美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由坚持自由贸易主义向国内保护 主义的方向发展,而政治和外交政策则是由全球主义向孤立主义迈进,它所体现的是美 国全球霸权地位不断地由强到弱,霸权的治理方式由自己负担向同盟国的责任分担体制 转化。而日本的发展方向则与此相对,在战后,日本的经济由崩溃步入奇迹性的腾飞, 政治意识也由小国主义逐步向大国主义发展,对美关系上基本上是由片面依赖向自立主 义(同美国保持距离),进而向美日一体化的方向努力。这决定了美国与同盟国的关系在 经济与政治的两个方面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存在东西对立的时候,同盟国都是“朋友 ”;但是在西西竞争的情势下,同盟国又都是“敌人”。亨利·基辛格不无忧虑地说“ 对于政治上是同盟关系,经济上是情敌关系的国家来说,怎样做才能够不使政治关系紧 张恶化而又执行自主的经济政策呢?——目前尚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解决这样的困境。”[ 2](P453)
    单就美日关系看,在美国执行全球性扩张政策时期,对日政策总体趋于极力地扶助与 支持;在相对缓和与收缩的时期,对日施行强硬政策和抑制政策。从战后历史看,在美 日同盟的初期是全力地扶持,此后转变为第二时期的对日的责任分担政策,在第三时期 又强化共同体意识,不久又转变为对日批判和敲打,目前伴随美国强烈的建立全球帝国 政策的出台,对日本的政策扶植又成为主要的方向。对于日本来说,在依附美国坚持同 盟关系的大前提下,出于对同盟困境本身的卷入与抛弃的双重恐惧,总是在美国的扩张 时期同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乃至极力抵抗美国的要求——害怕被卷入;而在相对缓和的 时期,又总是为顺应盟主的要求而做出较大的让步——害怕被抛弃。但从总体上看,日 本是逐步地在发展自己政治和军事能力,向能够与美国协同合作的方向发展。在战后初 期,日本用非常充分的理由抵制美国要日本重新武装的要求,但在第二个时期日本切实 地加强了防御能力,明确地表明了美日合作的防卫分担体制,在第三时期日本仍然抵制 美国要日本加大扩军、技术回流的要求,但第四时期日本已经顶住压力实现了向海外派 兵。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深入,日本尽管不断地强化国内法体制,但是对美国的距离感 仍然存在。因此日本做实质性让步最大的时期,总是感觉到自己将要被盟友抛弃不管的 时期。这样看美日关系总是呈现这样的一幕:在美国需要日本时,美国总是在抛弃一些 经济上的利益以换取日本的支持,而日本总是在利用对美的支持换取政治上的好处、安 全上的对等条件;美国的需要并不强烈时,日本总是在政治和安全承诺上做出让步,以 抵消美国的对日批判,美国也利用这样的让步逐步诱导日本向更大的让步发展。所以, 从长期看,经济的结构性摩擦往往被政治性的判断所左右,呈间歇性的爆发状态;政治 、军事关系的强化受经济的推动呈不断加强和日渐冲突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同盟关系的 危机不断地发生。
    美日同盟与NATO
    美欧同盟(NATO)和美日同盟是美国同盟体系的两个核心。如果说同盟本身都具有大体 相同的理论根基的话,那么美日同盟所体现的应该在美欧同盟中也可以找到痕迹。据曼 德尔鲍姆的考察,日本的安全政策和西欧人的既相似又存在差别。相似的是,双方都通 过与美国结盟抵抗苏联,他们既害怕被美国抛弃,又害怕被美国拖下水。差别是,作为 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盟国,他们担惊受怕的先后内容不同,在时间顺序上正好相反。[3]( P370)根据曼德尔鲍姆的论断,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西欧人担心的是如果苏联 进攻,美国不能保护他们,而日本考虑的是与美国的结盟会被卷入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 争;70年代到80年代初,害怕被拖下水的担心取代了西欧不被保护的忧虑,西欧人担心 美苏关系恶化,自己会被牵连之上,在70年代末缓和时代结束后,西欧仍然希望与东欧 国家缓和,所以在阿富汗问题和中导部署问题上,西欧行动迟缓;而日本70年代受尼克 松主义和尼克松冲击的影响,80年代初又受到卡特建议从朝鲜半岛撤军的震荡,它更害 怕被美国抛弃,所以行动比较积极。这样的考察出发点是:欧洲所面临苏联的威胁、对 苏联的恐惧远远大于日本,所以日本的选择和害怕的时间顺序上和欧洲不同。然而,根 据对日本战后初期外交政策选择的考察发现,日本对美国“害怕卷入”和“担心被抛弃 ”的心理与北约实际是一致的,[4]朝鲜战争期间缔结同盟条约、逐步地“再军备”化 、以及同美国签订共同防务协定等都体现了这一点,特别是鸠山内阁修复对苏关系上的 立场和最终的挫折,反映了日本害怕被抛弃的心理,此后的岸信介内阁执行了更加明确 的亲美政策。如果说有曼德尔鲍姆所说的“害怕卷入”因素的话,那只是表象,实际是 为日本在对美政策谈判中寻找筹码。日本在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以后,美日地位发生了变 化,此前日本一直要求美国扩大各种经济、政治的援助,特别是在同西方国家关系和加 入国际组织方面非常依赖美国,所以日本最害怕美国与其它国家一样不把日本当“自己 人”。但是经济大国化以后,美国要求日本分担责任的倾向越来越强,恰逢越南战争正 酣之际,日本害怕被抛弃的担心已经不那么强烈了,相反这时期它最害怕的是卷入战争 。80年代以后美国战略防御态势的转变给日本的感觉是:一个经济大国的日本,如果再 以50年代的理由表明它“害怕被抛弃”心理的话,一个实力衰落的美国将会对日本实行 更加强硬的政策。所以,日本首先提出建立美日“命运共同体”、确立“同盟关系”, 以“合作”来缓解70年代以来处于紧张状态的美日关系,并寻求美日关系的平等,减少 对美依赖的脆弱度,这事实上为90年代的同盟论争和危机埋下了伏笔。90年代初苏联崩 溃,西欧和日本共同的担心都已不存在,同盟维系的根基都发生了转变,二者都担心同 盟可能会解体,由此而被抛弃,所以,北约以新战略的形式再次评估北约的效能,但是 以北约主导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构想,使欧洲人更倾向于避免卷入美国无休止的干涉之中 ;而日本受此影响也对同盟关系进行了再确定,但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变动,对美国的依 赖性反倒更强了,所以它越来越担心被抛弃。这可以从日本和北约对待2003年伊拉克战 争的态度上得到某种确切答案,美欧分歧加大了,联盟面临解体危机,而美日却没有产 生太大的分歧。
    以上的考证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日本和欧洲对美国恐惧的内容与时间相同,但是 为什么日本和欧洲在对美策略的选择上不同,乃至出现曼德尔鲍姆断定的“正好相反” 的结论呢?
    首先是美国对地区的集体认同和治理的方式不同。美国的决策者把欧洲看作是一个需 要多边介入的地区,因为他们认识到与太平洋地区相比,大西洋两岸的共同体感更强。 美国把欧洲看作是“自己”(self),而将亚洲看作是“他人”(other),[5](P229)所以 在治理方式上,美国选择的是“像建立美国国内政治共同体一样建立欧洲的多边组织” ,以推动欧洲一体化为核心的多边主义政策,北约的目标就是“排斥俄国人,接纳美国 人,压制德国人”,[6](P75)通过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使地区国家致力于经济合作。 而在亚洲,美国却选择了双边主义的同盟政策,以同盟国各自对美国的忠诚衡量双边关 系,并以平衡者的姿态致力于亚洲的势力均衡。所以,美国在欧洲的任务是强化集体共 同威胁意识,同盟是价值观和秩序观维系的纽带;而在亚洲,美国则是以明确同盟体制 来界定威胁层次,同盟是消除盟国和它国威胁的“双刃剑”。因此,对于欧洲来说苏联 的威胁是对欧洲整体的威胁,欧洲考虑的是可能会因美国的政策造成苏联将进攻矛头转 向自己,所以极力地缓和美国的挑衅行为;而日本考虑的是同盟本身是一个战争的共同 体,美国在亚洲的战争都可能会首先使日本处于不利的境地,所以它极力地表明自己的 政策是与美国同步调的,而后才是选择保持距离问题。
    其次是文化的差异。与日本相比,欧洲各国彼此有较多的经济往来,因为他们不但地 理上邻近,而且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与各自的贸易伙伴也非常相似,历史使他们之间的经 济纽带具有一种有机的特征,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又强化了这一特征。而日本同贸易国之 间都没有长期的交往历史,在文化上与它国也少共同之处,日本人的独特感、孤独的心 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脆弱感比其他民族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采取与强者为伍的“跟着 走”政策,始终是日本的政策趋向,在美国扩张的时期它就支持美国,在美国退缩的时 候它会强化自己。
    最后是美日与美欧同盟的最初的结盟动机不同。美日同盟最初是所谓的“物与人的交 换”关系,[7](P40)是以基地换取安全保护的交易,在60年代后才将日本经济的支持同 美国霸权的维护相挂钩的,80年代才将“同盟”作为正式的定位两国的词汇,[8](P97 —98)这与一开始就以共同体为目标的美欧同盟是不同的。由于经济的“奇迹”,才使 美日关系发展有了新的方向。这样的原因,使日本的同盟对策表现出某种固定的模式: 在害怕卷入的时期,日本往往强调的是非军事的合作;而在经济摩擦时期,日本往往会 做出政治决断在军事方面有所突破。战后美日合作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日本利用同盟不 断解放束缚、摆脱政治过分矮小地位的历史,美国施加的压力和影响不断被转换为国内 突破限制和摆脱困境的动力,这也注定了日本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和对美的支持程度都比 欧洲更强。
    美日关系与日本
    从以上的两个视角——历史的发展脉络和与NATO诸国比较——所揭示出的日本的行为 方式看,似乎存在一种矛盾:美国推行扩张政策时期,日本既要保持距离,又要奉行“ 跟着走”策略;在美国战略收缩时期,日本既支持美国的更外向性的政策,又在强化自 己抵制美国的要求分担责任的压力。也就是说,两个角度考察得出的结论尽管有重叠但 并非完全吻合。这是否表明上面的研究方法存在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从理论的层面 说,国际政治本身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政策,同盟关系下依附和自主是硬币的两个方面 ,而同盟困境理论本身考察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同盟关系,它忽视了许多同盟国自身的特 性。从日本实际的情况看,这种特性表现为三个“束缚”:一是日本国宪法对日本军事 作用发挥的限制,不以武力解决争端的规定使美日军事合作一直缺乏合法的基础,保守 的日本政治家一方面通过扩大解释或强行进行“政治判断”为美日合作拓展空间,另一 方面又利用这样客观的事实做“挡箭牌”,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二是“吉田路线”的限 制。在战争中失败但却在和平下达到了战争所追求的目标,一直是奉行经济发展优先路 线最有利的解释。从成本收益分析看,只要结盟的成本小于自己武装的花费,结盟就会 持续下去。对于日本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免费搭车”,日本不希望军事实力的急速扩 充破坏经济获益的环境,所以对美合作中的经济因素远远超过名义上的安全因素;三是 “东西日本”的制约。美日同盟是标榜日本同西方阵营制度与价值理念同属“同类”的 象征,同时也是向亚洲国家表明其“和平主义”的象征,是“西方日本”和“东方日本 ”两个理念的“结”,这同欧洲国家是不同的。三种制约使得日本面对的同盟困境远非 欧洲那样简单,在冷战时期,它支持美国总是从抵制美国入手,利用国内的反对势力制 约美国“过分”的要求,利用美国强大的压力抑制反对势力的抵抗,从而使对美支持总 体上循序渐进地增强,使政策总体上都保持在对日本最有力的长远利益上,变相地压制 和改变反对势力。这也就是威廉·拉普所指出的“奇怪的两面性”:不愿意分担美国的 实质风险,却乐意以其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接受可能加强其安全的计划。美日密切关系 或许是一种“错觉”,它突出的是战略矢量的交叉而不是集中。[9]由这种矛盾性演绎 出的战略上的两面性,从日本文化上说也是合理的。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揭示了日 本文化的双重性: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黜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 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 又怯懦;保守而又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她指出:了解日本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 不能对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令人烦躁的矛盾置之不理。[10](P2)尽管这是60年以 前的“忠告”,但是实际上对冷战后的美国选择却仍然很有影响。拉普提出美国应该“ 两面下注”,以“两面”对“两面”的政策,应该说是反应了冷战后美日关系变化的现 实。
    从以上分析推断:受美国全球战略扩张的影响,日本会积极地支持美日同盟的转型, 并会利用这样的时期加快对国内诸多限制法规的修改,谋求由“责任分担”向“权力分 担”的转变;[11](P72)美国会鼓励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支持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向 “普通国家”方向的努力,并适时地提升日美同盟的地位,以此控制日本使其服务于美 国的战略,不对美国构成威胁。总体上看,日美关系存在短期、中期、长期三个主要的 政策倾向:
    短期政策是以美国的反恐斗争为核心,不断解除日本国内法制对美日军事行动的限制 ,转变合作方式。在2003年有事法制通过和2004年“伊拉克新法”实施后,美日合作的 态势已经发生变化。今后,日本会对国内相关法制进行更大幅度地修改,美国会减轻对 日本的经济压力,积极支持和帮助日本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并在政治方面支持新保守主 义的政治势力,稳定日本的政局。
    中期看影响美日关系的关键是日本的“普通国家”政治的发展。几年前,“阿米蒂奇 报告”就对日本的宪法修改、行使集体自卫权等问题提出过建言,日本政治的发展也某 种程度地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随着新保守主义势力在日本政治竞争中的实力不断加强 ,实现由“半国家”向“普通国家”过渡的步伐会加快。如果修改宪法问题上能够实现 突破的话,日本政治将步入大幅度的变动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保守集团坚持并强化美日关系是可以肯定的事实,日本转变为“普通国家”不但需要美 国政治和道义的支持,而且还必须借助于反恐斗争和美国适度的外压。所以,对美关系 强化既是迎合美国要求的,也符合日本自身改造的目标。
    长期看美日同盟关系面临新的调整任务,这主要是日本强烈要求扩大军事影响的战略 与美国限制日本成为自己的威胁这一战后的目标越来越相左。对于一个经济实力强大、 且不断要求发挥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日本,美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呢?美国的有识之 士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的目标是在日本政治及军事力量形成之前,与日本 建立更广泛的政治关系”,为此必须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必须保持美军在亚洲的前沿部 署,以表明美国继续参与亚洲事务的决心,限制日本“根据本国的好恶推行其安全政策 和外交政策”;二是更新美日同盟,将日本自主的军事大国努力“置于一种战略的框架 之内”,同时赋予“日美双边政治对话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协调以新的内容”。[12](P 137—140)小布什主张将日美关系提升到美英关系的设想代表了总体的对日政策设计。 尽管美日“特殊关系”、“最成功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世界上对美国最重要的双边 关系”等评价耳熟能详,但是与美英同盟的“天然的同盟”相比,美日在观念、意识上 的差异要远远大于美英。所以,强调所谓的“最重要”、“最成功”、“特殊关系”是 因为日本对美国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约瑟夫·奈主张“笼络日本”的意图是要建 立能够“超越一般利益的,增进美国长期国家利益的战略”。[13]因此,向“美英关系 ”提升意味着两国要培育更深的认同观念,迫使日本政策选择以英国为样板,由此使日 本对美国霸权给予强大支持而不挑战美日本学论坛长春26~31D7国际政治张玉国200520059·11以后,美日关系和美欧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势:美欧之间争吵 不休,美日之间紧密的合作;美欧分歧使同盟关系面临“生存危机”,而美日立场的一 致使同盟步入了“最好的时期”。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呢?本文通过对美日关系的历史 考察和与美欧关系的比较,揭示出了日本政策与对策的某种模式化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 向,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美日同盟关系进行了分析和展望。美日同盟/美欧关系/同盟困境/“普通国家”本文系作者在《规范汉字表》研制领导小组成立会(教育部,2004年1月)上的汇报稿。张书岩先生提供了部分引例,谨致谢忱。滴石肖欢/王Josepn S.Nye张玉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政治所讲师,在读博士。(吉林 长春 130012) 作者:日本学论坛长春26~31D7国际政治张玉国200520059·11以后,美日关系和美欧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势:美欧之间争吵 不休,美日之间紧密的合作;美欧分歧使同盟关系面临“生存危机”,而美日立场的一 致使同盟步入了“最好的时期”。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呢?本文通过对美日关系的历史 考察和与美欧关系的比较,揭示出了日本政策与对策的某种模式化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 向,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美日同盟关系进行了分析和展望。美日同盟/美欧关系/同盟困境/“普通国家”本文系作者在《规范汉字表》研制领导小组成立会(教育部,2004年1月)上的汇报稿。张书岩先生提供了部分引例,谨致谢忱。滴石

网载 2013-09-10 21: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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