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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类文明起着重要建设作用的出版活动、编辑工作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将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来深入探索的出版学和编辑学却是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学科。出版理论，英国、美国、前苏联等发达国家自本世纪初以来都有所探索，而“出版学”一词却由日本学者于1969年首先提出，“编辑学”一词则是40年代末中国学者的发明[1]。
　　由于国外有出版学而未正式提出研究编辑学，所以出版学和编辑学的关系问题尚不突出。中国是明确地将出版研究和编辑学研究并举，所以自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开展伊始，便面临着怎样处理彼此的关系的问题。在80年代前期，编辑学被定位于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可是到了80年代后期，有些学者在编辑学科研和教育成就斐然的背景下，提出编辑学是一门和出版学彼此独立的学科，不再承认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
　　那么出版学与编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出版学和编辑学共同的基本问题，牵发一而动全身，此问题不理清，将影响出版学、编辑学的未来理论走向和教育发展格局。
　　然而希望听到回答的多，愿意且能够回答的少。迄今已发表的正面的答复只有王振铎先生的《编辑、出版与编辑学、出版学》[2] 和邵益文先生的《论编辑学与出版学、传播学的关系》[3]。
　　为了将对此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笔者不揣浅陋，在此呈上第三份答卷。
　　　　　　一、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演变及讨论升级的三个阶段
　　国外因为没有明确提出编辑学，所以暂时还轮不到讨论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中国是由于编辑学的产生和壮大，才使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有了讨论的可能。所以可以说，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问题目前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问题。
　　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不是一开始就呈现出像今天这样的紧张态势，而是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和谐到冲突，由冲突而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决的三个演化阶段。伴随着这个发展过程，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讨论也由冷而温，由温而热，逐步升级。
　　第一个阶段，出版学、编辑学创建且并行发展，出版学包含编辑学成为一般共识的阶段，时间从1983年到1988年。
　　此阶段出版学、编辑学发展的基本状况是：出版学有明确的起点和开端，即1983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和宋原放先生1983年11月在第一届出版研究年会上提出的《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后发表于《出版工作》1984年第1期）的建议。 这两篇文献，一篇从政策角度，一篇从学术角度，对出版理论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唤。我国的出版科研由此全面展开。编辑学此前虽然也有零星讨论，但主要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兴起的，不言而喻，它是“社会主义出版学”的一个分支。这也是当时出版界的共识。
　　由于学科初建，满目都是处女地等待开发，此阶段，出版学、编辑学都在埋头推进，向广度和深度上扩展，无暇仔细打量彼此的关系，更不用说对既定的关系提出疑问。尽管在1984年以后，随着北大、南开、复旦等高校编辑专业的开设，编辑学研究力度加大，学者们在构建编辑学理论体系时发现，除了图书出版编辑学，还有新闻编辑学、广播电视编辑学等，编辑学似乎并不能完全被出版学所包容，但也仅是作为有保留的疑点来提出，并没有表现出深入探究的姿态。出版学和编辑学在表面上一直保持着整体与分支的关系。
　　第二个阶段，编辑学谋求“独立”，向出版学挑战的阶段，时间从1989年到1994年。
　　经过第一阶段的发展，到80年代末，编辑学取得的成就已相当可观，无论是专着数量，还是教育规模，都遥遥领先。而以“出版学”命名的专着则一本也没有。对这种编辑学异军突起，硕果累累，而出版学倡导了多年，最后竟不见一粒完整谷穗的现象，赵航先生称之为“学术偏离”现象。[4]
　　然而，随着编辑学的壮大而壮大的还有一种学科独立的倾向，直接构成了对出版学的游离和挑战。1989年，河南大学王振铎教授的专着《编辑学通论》和论文《文化缔构编辑观》的发表，彻底暴露了这种倾向。
　　在王文中，编辑学的横断性被强调到极致。王先生认为，在出版业之前和出版业之外还大量地存在着编辑活动，人类对知识的所有整序、组织、加工活动都可称为编辑活动。当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编辑学也万不是出版学所能包容的。
　　王论一出，使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由原来的一片亲和而变得空前紧张，学界一片哗然。王振铎教授在倡导编辑学独立，挑战出版学的同时，自己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不少学者把他的观点称为“编辑泛化论”，给以批评和反驳，掀起一个小小的争鸣热潮。
　　这次争鸣一直延续到1994年，王论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你来我往，时有争锋，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但是大多数人只看到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动摇是由“编辑泛化论”冲击造成的，具有偶然性。而看不到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必然性。因而，这次争鸣没有深入到理想的程度，没有从对一个典型观点的争论适时升华到关于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全面讨论，只是在个别文章中对此偶有涉及。
　　第三个阶段，出版学和编辑学关系的讨论成为热点话题的阶段，时间从1995年至今。
　　在1995年全国编辑学研讨会上，有三篇论文引人注目，它们是王华良的《“人类编辑学”探析》、王振铎的《编辑、出版与编辑学、出版学》、邵益文的《论编辑学与出版学、传播学的关系》。其中王华良的文章是对“人类文化缔构编辑观”的进一步反驳，是第二阶段争鸣的延续，但文中对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提出了立场鲜明的看法，他坚持编辑学是出版学分支的观点。该文为由侧面向正面开展两者关系的讨论过渡提供了桥梁。而另外两文则使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讨论终于由隐性走向显性，由隔靴搔痒到直接面对、集体会诊。
　　这次会议，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讨论成为中心议题之一，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会后，《编辑之友》杂志又以加“编者按”的形式，发表了上面提到的三篇大作，把该问题推向整个编辑学界。
　　自此，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在出版界的各类学术会议上屡被提及。1997年6月， 在四川大学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高等院校编辑学专业负责人联席会议”上，与会专家们把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问题形象地称为“是大出版、小编辑？还是大编辑、小出版？”的问题。大家普遍认为，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急剧提高，出版业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出版和编辑的概念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其外延和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应当从理论上给以彻底理清，这是两门学科共同的基本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倘不解决或解决不透，不但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学科建设，对专业教育的设计和改革也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关系到专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然而有所不足的是，以上会议讨论多从提出问题的角度谈，反复阐发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而真正迎战问题，正面解答的少。而且这些讨论口头争鸣多，留下的书面材料少。当前较有价值的成果仍然还是邵益文、王振铎两位先生1995年发表的论文
　　　　　　二、对在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问题上两种主要观点的述评
　　在系统回答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述评一下邵益文、王振铎两位先生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他们的看法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是我们眺望远方可以一站的肩膀。
　　　　（一）对邵益文先生观点的述评[5]
　　邵益文先生认为：“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分支，出版学也不是编辑学的分支，两者不相隶属，都是独立的学科。”
　　邵先生推理出“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分支”的根据是：1.“当今是多媒体的时代，不仅书报刊的出版需要编辑工作，而且广播、电影、电视，都需要编辑工作。实际上目前已有《影视编辑学》问世，它和书报刊编辑学有不同的特点，可以说是有自己的一套。把它和书刊出版一样看待，似不合适。”2.国外的出版学研究着作，如《出版概论》、《出版学概说》、《现代出版学》，编辑业务方面的内容很少，可以说出版学是不讲编辑学的。
　　邵先生推理出“出版学也不是编辑学的分支”的根据是：“因为书报刊的出版除了编辑活动之外，还有印刷、发行等物质生产和图书流通过程，并非编辑工作所能全部包括的。”
　　笔者认为，邵先生论证问题的出发点某些是稍欠科学的，其关于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分支，而是一门独立学科的论断不能令人信服。
　　首先，邵先生根据编辑工作应用的广泛性，根据狭义的出版之外还有编辑活动而断定编辑学不属于出版学，此论貌似有理，但推而广之，则恐怕社会应用性学科不少都将分崩离析，其果大谬。如以图书馆学为例，它包括图书分类学、图书编目学等分支学科，但图书分类工作、图书编目工作也广泛地应用于图书馆之外的很多领域，包括出版领域。照邵先生的逻辑，这些学科都该独立，那么图书馆学岂不就成了一具空壳。类似的还有新闻学，它的分支学科如新闻采访学、节目主持学也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如果都独立出去的话，新闻学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显然，很多学科是经不起邵先生的分解的，这样做只会使新独立的学科成倍增长，使原有的学科一个个唱“空城计”。
　　其次，邵先生以国外出版学不讲编辑学为由，来论证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分支，也是欠妥的。我们知道，国外出版学并不成熟，英美甚至还没有“出版学”这个专有名词，它们的几本着作被汉译后之所以有了“出版学”的帽子，还是中国学者想当然地意译，给附会上去的。只要我们翻翻《出版概论》、《出版学概说》，就可以发现这两本书不过是零思碎想加出版流程的大串讲，根本没有设计完美的出版学体系的愿望和表现。日本倒是在正规研究出版学，《现代出版学》也有强烈的创建出版学体系的意识，但是该书是在1969年日本提出“出版学”之后不久的1972年出版的，难免有始作俑的粗糙，其内容大有补充、深化的余地。况且，日本的“出版学”的英文拼写是editology， 直译就是编辑学，可见日本如果不是把编辑学作为出版学的核心来看待，就是把编辑学作为出版学的等同物来看待的，怎么能说国外的出版学不讲编辑学呢？综合这些情况，邵先生拿本身还比较成问题的国外出版学来论证、指导我国学术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好比筑塔于沙，不能不说有点盲目，其结果的可信度不言自明。
　　　　（二）对王振铎先生观点的述评[6]
　　王振铎先生是“文化缔构编辑观”的倡导者，一向主张编辑独立。但在正面讨论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时，他的用语比较谨慎，他认为：“编辑学与出版学是既有性质区别、又有必要联系的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两门学科之间应该是前后连续、相辅相成、相互推进的关系。”
　　那么怎么得出上述结论呢？王先生的根据是：1.代表英、美、日出版理论水平的《出版概论》、《出版学概说》、《现代出版学》，都以研究书籍印制、经营销售、经济核算等一系列生产与流通的管理问题为核心，对编辑工作虽不能说不重视，但着墨不多，“这说明出版学对编辑学保持了一定的界限。”2.1986年，林穗芳根据国际术语学的命名规则，创造了redactology作为“编辑学”的国际用语，因为redact 一词在欧美主要语言中都只有“编辑”而无“出版”的意思，不会有歧义。这就十分明确地将“编辑学”与“出版学”区分开来。3.从已经出版的数十种编辑学着作来看，“编辑学主要是研究怎样从精神内容到符号形式为出版准备好完全合乎标准的定型样稿。而怎样把样稿印刷、复制、传送到读者手中那是出版学研究的问题。”
　　对于王先生的结论，我们认为前半部分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只要我们不认为出版学与编辑学是等同的或者毫不相干，不管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还是出版学是编辑学的分支，把两者的关系描述为“既有区别、联系，又相对独立”都是完全妥当的。他的结论的可争之处在后半部，他认为编辑学与出版学是“前后连续”的关系，显然把出版学与编辑学摆在了并列的位置，言下之意是谁也不是谁的分支，这才是他立场的核心。对此，笔者不能赞同，认为是需要商榷的，下面分析他的论据。
　　王先生的第一条论据，是邵益文先生所曾用过的，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王先生要实事求是些，他不说“国外出版学是不讲编辑学的”，而是从那些国外着作中看到了“对编辑工作的不是不重视”，但因为毕竟没有太重视，所以他认为“这说明出版学对编辑学保持了一定的界限”。我们觉得王先生看外国出版理论着作的心情有点像当年的某些八路军指挥官看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指挥官抱怨说：“游击战、运动战多么重要啊，可这本书里怎么只有一点点。”这样类比我们不否认有点夸张和不敬，但编辑工作在中国出版界同游击战、运动战在中国革命中一样确实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这些在特殊国情中形成的事实，在一己之经验上自我膨胀，不从全局上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就会犯跟例子中的指挥官一样的幼稚病，我们就永远只能是战术家，而成不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
　　第二条论据，以林穗芳先生专门创造了没有“出版学”歧义，而只有“编辑学”含义的redactology作为“编辑学”的国际通用术语， 来说明出版学与编辑学有所区别是正确的。但根据王先生的上下文，他显然有以这个例子来暗示出版学与编辑学是各自独立的意思，如此，则是对林穗芳先生的误解。据笔者所知，林先生是明确认为出版包括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的。[7]假使他即便赞成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分支，也会认为编辑学与出版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绝不会自相矛盾地认为编辑学与出版学是各自独立的。王先生的这条论据，虽然引用无错，但由于理解有误，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王先生的第三条论据，我们认为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已出版的编辑学着作按编写的出发点不同来分类。比如这些着作是承认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出版学是编辑学的分支？还是两者彼此独立？如果能将这三种情况分类统计，恰好前两种情况数量较少，那么对王先生的观点倒是一种支持。可惜王先生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笼统总结了这些书的内容，就用“总之”得出编辑学研究什么，然后把编辑学的内容排除，就剩下了出版学的研究内容，即：怎样把样稿印刷、复制、传递到读者手中。进而他便推出编辑学与出版学是“前后连续”的关系。我们认为这条论据是王先生运用得最不成功的，他几乎是在武断地违背常识，把人所共知的编、印、发一条龙的出版，硬性地规定为只包括印、发，而没有讲出原因何在。
　　　　　　三、为什么说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
　　在前文对邵益文、王振铎二位先生观点的述评中，笔者的观点其实已露出端倪。我们认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这是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核心内容。
　　最于如此断言的理由是：
　　　　（一）在具有世界声誉的百科全书中，“编辑”都是一个涵义较小的词，隶属于“图书（book）”或“出版（publishing）”之下，反映了人们对出版与编辑关系的基本看法。
　　熟悉西文工具书的人都知道，encyclopedia（百科全书）的本义是“把全部知识汇集到一个圆圈里”，引申的含义是“知识是一个整体”。[8]而柏拉图认为，知识必须完整，思想方能正确。我们要想在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问题上有正确的思想，首先看一看百科全书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常规方法。
　　百科全书又分为“大条目主义”的和“小条目主义”的。“大条目主义”的，条目少，但每条都是长篇学术论文，力求其详。“小条目主义”的，条目多，但失之简略。在讨论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时，如果把“出版学”和“编辑学”看作两个条目，择一“大条目主义”的百科全书则可以看到谁归并于谁，弄清两者的隶属关系，择一“小条目主义”的百科全书，则可以看看它们各自的内容及参照关系。循此思路，我们分别选择“大条目主义”和“小条目主义”的代表《新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来考察。
　　由于“出版学”与“编辑学”这两个名词英美辞书里还没有，我们只能以“出版”与“编辑”作替代，以求见微知着。在《新不列颠百科全书》（1983年，第15版）中，于Edison （爱迪生）之后， 应当出现Edit（编辑）的地方没有Edit。Publishing（出版）倒是有，不愧是“大条目主义”，洋洋洒洒36页。在这里，“出版”采用的是比较广义的概念，整个条目分为“图书的出版”、“报纸的出版”、“期刊的出版”三大块来叙述，各块较详细地介绍其发展历史和现状，“编辑”只是作为一个低频词在其中偶然闪现。[9]如果按照该条目的体系来展开，那么出版学不仅包括编辑学，还伸延到以出版报纸为核心的新闻学。在《美国百科全书》（1988年，国际版）中，尽管小条目很多，但Edit（编辑）和Publishing（出版）却有些例外，两者虽均有其条，可都是空条目，被指引参见Book（图书）条。Book条是一个21页的中型条目，分“书的历史”及“出版和销售”两个部分。[10]在“出版和销售”中讲到了“编辑过程”。倘若按照该条目的层次来创建学说，那么应该是图书学包括出版学，出版学包括编辑学。
　　以上两种百科全书都由美国出版，但撰稿人英美兼有，参考文献涉及各国学者的名着，其内容的科学性和影响的广泛性是世所公认的。从对这两种百科全书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出版”的涵义大于“编辑”、包含“编辑”在欧美是一个共识。这跟我们国家普通人对这两个词的看法是一致的。基于此，我们说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就是合乎情理的，这是人们长期认识的结果，是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
　　　　（二）日常用语中的“出版”并非科学概念，科学的出版概念必然包括编辑、复制、发行这三项基本内容。不经编辑的出版是盗版，抽去编辑学的出版学是盗版学。
　　在日常用语中，“出版”有时指书籍的印刷制作，如出版社中设立的“出版部”或“出版科”，其职责就是把编好的文稿交付印刷。再如，有些学校虽名为“出版学校”，实际上只有印刷专业或者再加校对专业。“出版”的这层用法大概是对历史习语的沿袭。因为在木版印刷时期，我国古人常用开版、镂版、刻版等术语描述图书的印制工作。19世纪末，“出版”作为外来词由梁启超等进步学者传入后，人们很自然地把其与开版、镂版等归入一类，理解为书的印制，而忽略掉英美语境中“出版”所具有的编辑、发行方面的含义。1917年北京大学开成立“出版部”的先例，在50年代以前，我国很多高等院校中都设有“出版部”或“出版科”，其职责为专事油印教师编写的教材，不对外发行。在这里，出版实际是被作为印刷的书面语或者说是敬语来使用。
　　然而随着人们对“出版”在其舶来国的含义的深入理解，特别是从80年代初我国倡导出版学研究以来，凡在正式场合和学术场合，出版都不作为印刷的同义词来使用。如近十余年各地先后成立的“出版科学研究所”，其研究对象就不限于印刷，而更注意编辑和发行，各地新编的《出版志》，也均包括编辑、印刷、发行三方面的内容。我国于1991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在第五条第六款对出版界定：出版，指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也是把出版看作是包括编、印、发三个环节的综合过程。基于这些情况和整肃学术规范的责任感，许力以、林穗芳、刘光裕诸先生都曾指出，编辑、复制（印刷）、发行是构成出版的三个必要条件，没有缺少这三个条件之一的第二种出版。
　　出版不等于印刷比较好理解，但是还有一种把编辑排除在外，认为出版就是复制加发行的观点，虽同样不科学，却较有市场，影响较大，值得一提。持这种观点的可分两类人。一类是坚持认为编辑独立于出版学之外的代言人和支持者，如王振铎先生，把出版简单、硬性地定义为复制加发行。另一类是被编辑学独立浪潮所“震慑”的一批学者，如赵航先生，他本来认为出版学研究中编辑学异常膨胀是一种“学术偏离”现象。但由于身在教学岗位，担任“出版学”课程教师，为了使该课不与“编辑学”课程内容冲突，能够接榫合缝，不得不另辟蹊径，违心地缩窄出版内涵。[11]
　　这种观点之所以比较盛行，不是空穴来风，此论拥护者手中的两张“硬牌”是当今两个国际版权公约中的出版概念。《世界版权公约》第六条对出版的界定是：本公约所用的“出版”一词，系指以一定有形方式复制某作品，并将复制本在公众中分销，以供阅读，或以其他方式观赏。《伯尔尼公约》第三条第三款对出版的界定是：就作品的性质而言，无论复制本以何种方式制作，只要可以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即构成出版。这两个界定都标举了复制和发行，而没有标举编辑。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刘光裕先生认为这是法律条文的特点使然。因为编辑侵权而尚没有经过复制发行，这就如同没有“思想犯罪”一样，不能构成违法，所以在法条中不必标举编辑，只需标举构成实际侵权行为的复制和发行。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不经过编辑工作的侵权，如盗版，而盗版可视为编辑作品的易入非法印刷，并非真正的出版。“但是凡经由编辑环节而在复制和发行中表现出来的版权纠纷，按照国际惯例，编辑一方要在法律上负主要责任。如此看来，两个公约的出版概念实际上在复制和发行之外还是包含编辑的。”[12]
　　刘光裕先生的论述，使“出版等于复制加发行”论者手中的两张“硬牌”变成了两张废纸，并且意外地发现，不经过编辑工作的所谓出版就是盗版，王振铎先生倡导的抛离编辑学的出版学岂不就有了“盗版学”之嫌吗？
　　　　（三）出版和编辑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不用广义的编辑概念去对应狭义的出版概念，那么编辑就越不出出版的范围，编辑学就改变不了是出版学分支的地位。
　　关于出版的定义，从广到狭，按照有些学者意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分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定义。[13]第一定义，即广义的出版是指通过生产、复制、发行一定的物质载体来传播经过编辑加工的信息，包括书刊、电影、录音、录像、幻灯、唱片等。第二定义，即介于广义和狭义之间的出版定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中对出版的界定：指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此处“作品”的范围虽然没有第一定义中“信息”的范围大，但通过对“作品”、“复制”的不同规定，可以使出版的内涵有伸缩余地。如着作权法中的“作品”就不仅指书刊，还包括录像作品和电子出版物，“复制”不仅指印刷，还包括套录和拷贝。第三定义则专指图书报刊的编、印、发这三方面的工作。在这里，我们没有把“印刷”或“印刷加发行”作为出版的狭义定义，是因为在前文已讨论过，出版必须包括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
　　编辑的定义，因表述方式不同，根据叶向荣先生的统计，林林总总有20多种。如此多的定义，抛开争议颇大、编辑学界基本持不接受态度的“人类编辑学”的编辑观，由广而狭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各层次选个代表，也可以称为第一、第二、第三定义。编辑的第一定义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的种种出版前期工作”。[14]第二定义是“对主要是别人的作品和材料进行选择和加工以供复制向公众传播”。[15]第三定义是《辞海》对编辑的界定：新闻出版机构从事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是定稿付印前的主要环节。
　　把上述出版和编辑的定义逐层对应，可以发现编辑无论在哪个层次上都是出版的一项内容、一个环节，不能脱离出版而单独存在。当前凡主张编辑学独立于出版学之外的，都是犯了以广义编辑定义对应狭义出版定义的错误。邵益文先生犯的是以编辑的第一定义对应出版的第三定义，王振铎先生犯的是以无限夸大的比编辑的第一定义还要宽广的定义来对应他自己规定的错误的出版定义，即出版等于印刷加发行。
　　由这种层次对应法出发，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具体谈谈对新闻编辑学和广播影视编辑学的认识。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认为新闻编辑学和广播影视编辑学跟书刊编辑有不同的特点，可以说有自己的一套，因而认为新闻编辑学和广播影视编辑学跟出版学无关，书刊编辑学才属于出版学，如果要建立综论各个传播行业编辑工作的编辑学，那么肯定是独立于出版学之外的编辑学。把这种观点通过层次对应法一检验，错误一目了然，即以广义编辑定义对应狭义出版定义。
　　第一，怎样看待广播影视编辑学
　　我们知道，现有传播媒体的产生次序大致是这样的，先图书，再报刊，再广播影视，再电子出版物，传媒的每一次演化都主要表现为载体的变化，而传播信息的目的和编辑、复制、发行的基本工作程序和方法并没有变。后者可以认为是前者的变异，纸张变异为扬声器、荧幕、屏幕、显示器，文字变异为数码、声音、图片、画面，编辑变异为录音合成师、剪辑师……正因为有这种一脉相承性，所以现在的着作权法中把图书报刊和音像、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都归入了出版。在这样的大出版格局上建立的大出版学好像没有什么编辑学不能包容的，广播影视编辑学本质上是音像编辑学，都是研究怎样把摄影师拍下的图像、录音师录下的声音，加以艺术地、巧妙地选择、组织起来的方法和规律。承认音像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那么广播影视编辑学也不能例外。更何况已有出版界人士指出：“要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出版业的差距，就得加快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发展步伐，最终向电子软件、影视业延伸。”[16]有人把广播影视编辑学作为编辑学不属于出版学的一个特例，乍一看比较唬人，细想想它跟音像编辑学的相通性，其实也是个纸老虎，并不对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的观点构成真正的威胁。出版学和编辑学就像一个气球的表里，可以同膨大共缩小，如果编辑学老想把出版学撑破，那首先得先把自己撑破了。
　　在这里，我们提出了“大出版学”的概念，可能马上有人会问，那么“大出版学”大到什么程度？你在批驳“编辑泛化论”的同时，是否要另创一个“出版泛化论”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出版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不是脱离社会，像哲学那样，从纯学理、纯逻辑的角度，形而上划分出来领域，它的概念和范围是约定俗成的。当社会公认什么活动是出版，什么活动就是出版，出版是不能躲在书斋里主观界定的。那么“俗成”又集中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认为集中体现在法律当中，法律作为绝大多数公民意志的反映，其对出版范围的界定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当前，法律突破传统印刷品的范围，规定电子音像的编辑、制作、发行为出版，那么这就是大出版的最远边界。至于今后广播、影视会不会归入大出版，那要看社会俗成的趋势和法律的规定，暂时还不能认为广播、影视就是出版。另外，我们认为，出版必须以编辑为第一环节，而广播、影视是以创作为第一环节，因而不能算作出版。笔者之所以说广播、影视编辑学是出版学之内的编辑学的一个分支，是因为它和音像编辑学另有相通之处，而音像编辑学显然是属于出版学的。这中间有个转化过程，不是直接说广播、影视就是出版，所以，广播、影视编辑学就是出版学之内的编辑学的分支。
　　第二，怎样看待新闻编辑学
　　当我们说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最有意见的恐怕就是新闻学研究者，他们的看法是：“新闻学和出版学是两大传播科学，而编辑学则是两者共同的组成部分，并分别发展成为新闻编辑学和图书编辑学。新闻编辑学是实用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图书编辑学则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7]这句话的错误在于把出版学仅仅等同于图书出版学，而把编辑学等同于图书编辑学新闻编辑学，显然是在偷换概念和进行层次不对等的对应。
　　笔者认为，早期新闻学实际上就是报纸出版学的别名，新闻学刚传入我国时就被称为“报学”，《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出版”条目下有一个下位条目“报纸的出版”，讲的就是大半部新闻学发展简史，可见报纸编辑学毫无疑问是出版学的分支。新闻工作后来增加了广播、电视两大媒体，从编辑学意义上讲，就是相应地增加了广播和电视编辑学，所谓新闻编辑学无非就是报纸编辑学加广播和电视编辑学。那么说来说去，新闻编辑学不仅是实用新闻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出版学之内的编辑学的一个分支。
　　　　（四）《出版词典》、《编辑实用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这三种专业权威工具书一致认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
　　《出版词典》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成立伊始，新闻出版署下达给它的重点科研项目。1985年就开始草拟词目，1989年定稿。该词典是我国出版学最早的一本权威工具书。在该书中，没有给“编辑学”列专条。在“出版学”条目中，是这样给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定位的：“有些学者根据出版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认为其学科体系包括出版概论、出版管理学、出版经济学、编辑学、读者学、作者学、书刊印刷学、图书发行学、书籍装帧艺术论和出版史等。”[18]
　　《编辑实用百科全书》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承担的另一个重点科研项目。该书1988年初拟定计划，1994年底出版。在该书的由阙道隆先生署名的“编辑学”条目中，作者没有鲜明摆出自己在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在论述编辑学研究的历史时，作者是紧紧围绕出版史来谈的，好像是赞成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但在论述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时又说：“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与多种学科有交叉。和编辑学关系密切的学科很多，如文化学、政治学……出版学、发行学，以及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19]在这里，看不出他对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的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在该书的由高斯先生署名的“出版学”条目中，作者认为：“在出版学这个大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各个环节必要也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科学范畴和理论体系，成为出版学的分支学科。近些年在中国，有关专题的科学研究已经分别展开，取得了一定成果，编辑学、印刷学、发行学已经初具规模。”“出版学作为一个大系统的思维工程，它的科学研究要涉及到编辑学等分支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但是，出版学不是编辑学等分支学科的简单相加。”[20]高斯先生的论述明显是赞成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综合“编辑学”条目和“出版学”条目两处的观点，我认为总共有2票的话，那么至少有1.5票投的是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的赞成票。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是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权威的工具书，也是全世界当今唯一一部为“出版学”、“编辑学”列出专条，并为出版学提供了可观篇幅的百科全书。在该书许力以先生撰写的卷前专文《出版和出版学》中，作者认为：“出版学范围较广，其分支学科，有编辑学、印刷学和发行学。”“出版包括编辑、印刷、发行三个方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出版以编辑为中心，以印刷为手段，以发行为桥梁。编、印、发三者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编、印、发的协调，是出版发展的必要条件。出版学要探索出版的规律，掌握出版的发展动向，研究出版对社会关系和影响，研究编、印、发三者之间的联系和矛盾，揭示问题的实质。”“出版学除了编辑学、印刷学、发行之外，还包括版权、装帧艺术等专门领域。”[21]在该书的由戴文葆先生署名的“编辑学”条目中，作者认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是具有综合性、边缘性和应用性的学科，它研究各种不同学科的书籍的编辑工作，这项工作本身又包含各门科学编辑及文字编辑、技术编辑、地图编辑、美术编辑等。”[22]许力以和戴文葆两位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旗帜鲜明地指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
　　　　（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出版学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研究范围十分广泛。随着时间的推移，编辑学作为出版学分支的地位将会日益被人们所认清。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西方的出版业已经被迫由个人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家庭工业”、“绅士职业”，转变成为面目冷峻、巧于逐利的纯粹企业。[23]这种企业虽然也许还残留着一些斯文的、书卷的气息，但在本质上已深刻地商业化了，畅销和利润给它们带来的狂喜远远胜过了为社会奉献一部新书、增添一缕书香的欢悦。出版社的头头们脑海里整天快速切换着市场预测、组稿竞争、销售、广告、排行榜、版权转让、打击盗版、出口、兼并、改组、技术升级、投入产出、企业集团、多元投资、公共关系等这些散发着商战硝烟的词汇，出版对他们而言，跟管理其他企业一样，面临着无穷多的问题，无穷多的挑战。而编辑工作在所有问题中并不经常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只要雇佣若干有突出社会活动能力、与学术界和知识阶层有密切联系、善于分析和预测市场的高级编辑，一切便可以放手。在日新月异、功能强大的现代出版技术的支持下，图书质量更无足挂虑。总之，随着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版活动中编辑环节的人才成本、时间成本、资金成本都在减少，编辑工作越来越退居次要位置。出版业已经进入销售系统时代，销售成为出版社的生命线。
　　我国的出版业，受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受社会政治、舆论环境的制约，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直保持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可以说没有一个出版人愿以纯粹的出版商自我标榜，他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担当起文化传播者的责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社会性质和国家性质决定了出版社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机构，是积累和传播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成果的机构，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机构。出版业虽然不再是旧文人、旧商人的“家庭工业”，却成了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家庭工业”。出版业虽然不再是“绅士的职业”，却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这种变化，不仅保留而且强化了编辑工作的中心地位，大大限制了出版社作为企业应当具备的大量经营管理业务的发展。如此的情形反映到理论研究中，便是编辑学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作出版学的中心内容还不够，还要独立出去。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如火如荼，鉴于出版社的特殊作用，国家仍不会改变其作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性质，仍要坚持以编辑工作为中心，而不提倡以发行工作为中心。但既然是企业管理，就要按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办事，否则就会束缚出版业的手脚，影响其发展壮大。所以我国的出版界除了继续深化80年代提出的“出版社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的出版改革，在出版社普遍设立经营部、发行部等机构，以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图书销售工作。最近又掀起了组建出版企业集团、出版企业实行股份制的争鸣和改革热潮，另外针对版权贸易与合作、出版立法等也发出了要求加快理论研究和实践步伐的呼吁。可以说，是出版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球经济化、信息化的浪潮驱使我国的出版业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吸收国外同业的一切先进经验，全面开展其作为企业应当开展的业务。
　　随着出版业务的扩展，出版学研究的内容也将更加丰富多彩。编辑学在出版业务单调的时代，在唯编辑工作独尊的时代可以一枝独秀，那么在出版业务大为拓展的新时代，在出版学的百花园中，它已不再是一枝主干，而仅是普通一枝。隐身一团锦绣，编辑学将很难再有脱离出版学、红杏出墙的自信和冲动。这样的情形，或许身在庐山之外的学者看得更清楚。如王余光教授就不赞成把出版学简单地分成编辑学、印刷学、发行学三大块。他设计的出版学体系包括5 个部分：出版学理论研究、出版管理学研究、出版经济学以及对外版权贸易与合作出版的研究，出版社会学与版权立法的研究、出版机构及出版家与出版史的研究。[24]编辑学在这个体系中，不是一个主要分支， 而只是出版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支。
　　　　　　四、关于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一些补充
　　出版学与编辑学的核心问题，是谁是谁的分支问题。对此上文已作了明确回答。
　　那么编辑学有没有一定的独立性呢？下面对此作一些补充。
　　笔者认为，编辑学在出版学范围之内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编辑学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自成体系，编辑学的发展是对出版学的充实，出版学不会取代编辑学。
　　按照一般看法，编辑学跟印刷学、发行学是出版学的三大支柱，唯有这三大支柱建设得好，才能支撑起出版学的理论大厦。在过去的近20年，这三根支柱的建设进度不一致，编辑学显然赶在了前面。编辑学跟出版学关系的一度紧张，就像快工出粗活，背离了设计蓝图，柱子建偏了一样。现在我们摆正两者的关系，犹如对柱子纠偏，是指正它的方向，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它的建设成就，要削弱它。
　　出版学作为编辑学的上位学科，它包括编辑学，但不能取代编辑学。事实证明，编辑工作在出版发展史上无论其功能、地位如何变化，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编辑工作的发生发展规律需要研究也应当研究，它构成了编辑学的特殊研究对象。围绕着这个对象，编辑学有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内容，自成体系。创建编辑学就是要解决编辑工作中的特殊矛盾，这种首创精神值得称赞。谁也不能否认，编辑学首先在中国诞生并快速发展是中国出版学的光荣，也是对世界出版学的一份贡献，编辑学完全应该也完全有可能走向世界，为国外同行所借鉴吸收。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我国的出版社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有根本性质的区别，面向未来，无论出版改革如何进行，都要牢牢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宗旨，都要加强编辑工作的研究。编辑学在社会主义出版学中自有其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所以我们不能意气地认为把编辑学归为出版学的分支，就是削弱编辑学研究，而要发扬重视编辑学研究的传统，为编辑学的发展和完善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编辑史早于出版史，编辑学研究完全可以延伸到独立的出版行业形成之前，但对其定位一定要根据其“重心”，而不能根据其枝蔓。
　　我们说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并不意味着编辑学的理论研究仅能局限于在正规出版业形成之后的时间范围内来开展。相反，笔者认为任何事物在形成之前都有一个萌生、酝酿的阶段，前后联系研究，才能得出整体、全面的认识。出版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和职业从社会劳动中分化出来，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在一夕之间突然完成的，而必然有一个相当长的铺垫和孕育阶段，它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源头肯定伸延、扎根于历史深处。所以我们完全不忌讳去研究在独立的出版行业形成之前的编辑学，把孔子作为编辑家也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众所周知，在知识高度综合化的古代，一代文化宗师往往是通人大儒，兼具多种身份，我们既然可以称孔子为哲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目录学家，那么有所根据地称其为编辑家又何足为怪。由于出版事实的成立要牵涉到复制和发行，因而出版史在中国依保守的算法可能要起自“书肆”出版的西汉。如果编辑史从最早的书籍——简策出现的春秋战国算起，编辑史就要早于出版史，这正是编辑学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体现。
　　但是在给编辑学定位时，我们就不能像王振铎教授那样认为其发源早，就断定出版学和编辑学是两门彼此独立的学科。给一门学科定位应该看其“重心”所在的位置，而不应该看其触须伸展得多么远。从整体来看，编辑学的“重心”无疑是落在独立的出版业形成之后的这段时间内，是和出版学同呼吸共命运的，把编辑学归为出版学的分支毫不牵强。就这个意义而言，编辑学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
　　编辑学和出版学也是共生共荣的，离开了出版活动和出版学，编辑学将无用武之地，无家可归；离开了编辑学，出版学就是不健全的、跛腿的学科，甚至不能称之为出版学，而沦为盗版学。
　　　　　　五、纠正“编辑出版学”的折衷主义倾向
　　由于出版学和编辑学的关系没有及时理清，在较长一段时间，有人赞成这是出版学的分支，有人赞成出版学是编辑学的分支，令人莫衷一是。于是，一种折衷主义观点便应运而生，那就是寻找第三条道路，提出创建编辑出版学。
　　编辑出版学的出现以1988年叶再生的《编辑出版学概论》为标志。该书首次打破编辑、印刷、发行的“三板块”学科分类，提出了“编辑出版学”的一个“树状结构”。其第一层次包括：图书编辑学、报纸编辑学、非印刷出版物制作学、出版学、图书销售学、出版管理学、图书印刷工程学、国际合作学、版本学、校勘学、出版人才学、出版史。
　　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一些评论，如张立先生就提出质疑。他认为“编辑出版学”这个称谓的内涵极不明确，如果是意在说明出版过程中编辑的主体地位，“但以出版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来代替整个学科是否合理？能不能因为复制技术的革新在出版业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就把出版学命名为‘复制出版学’或‘印刷出版学’呢？”[25]他还发现，该书的分类标准也很不统一，就该书第一层次列举的学科而言，“如图书编辑学、报纸编辑学、非印刷出版物制作学是以出版物的形式划分的，而出版史、校勘学、出版人才学、版本学又是以什么标准划分的？它们之间是否是并列关系？国际合作能不能称为学？”[26]这些疑问十分敏锐地指出了“编辑出版学”的漏洞，使它的非科学性昭然若揭。
　　笔者认为，《编辑出版学》的作者独辟蹊径的探索精神是令人尊敬的，该书的具体内容对读者提高业务素质也大有助益。但在理论建设方面，作者将能够想到的出版学和编辑学的内容，不加科学的、精确的分析组织就杂炼于一炉，对“编辑出版学”的内涵也没有明确，深入的解释，在理论上难免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嫌疑。这种态度不明朗的、暖味的折衷主义立场和观点，在某个特殊时期可以起到调和、缓解矛盾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对人们勇敢地探索真理有消极影响，应当加以纠正。
　　“编辑出版学”不仅出现于学术着作，也常用于人们的口头交流，有时还见于政府文件。在口头交流中，“编辑出版学”通常指的不是一门学科，而指的是“编辑学和出版学”。在政府文件中，一般在提到出版教育时，时常用“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或“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来概括编辑学专业、图书发行专业、书籍装帧专业等。笔者认为，“编辑出版学”的上述用法虽无大错，但显示不出出版学、编辑学的层次结构，将两者混淆在一起，是学术上的折衷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现在我们理清了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关系，今后就应当坚决克服这种倾向，尽量少用或不用“编辑出版学”这样的称谓，在正式文件中尤其需要注意。文件中按过去的习惯用“编辑出版学教育”的地方，现在一律可用“出版学教育”来取代。
　　　　　　六、结语
　　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的结论，给编辑学的发展设置了一种规定性：即编辑学的发展必须适应、服务于出版学的大局。编辑学研究要随着世界和中国出版工作重心的转移来选择课题、确定方向，当对传统的文字编辑工作研究透彻之后，当对传统的文字编辑工作研究透彻之后，可接而转向对策划编辑工作、组稿编辑工作、高新技术编辑工作等的研究，日新月异、无限丰富的出版实践给编辑学研究提供了应接不暇的课题，编辑学新的生长点比比皆是。
　　承认编辑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给未来的出版教育改革也指明了方向。如果我们认为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显然当前的专业设置过窄，跟不上世界大学宽口径培养人才的趋势，也不符合我国教育部合并过细专业的精神。编辑专业应当和图书发行专业合并，增加印刷技术课程，组建出版专业。这样的专业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合理，适应性强，肯定比分别开办编辑、发行、印刷专业培养人才更受出版界欢迎。
　　当然我国出版教育专业过细格局的形成，与专业创办出版事业中出版社、印刷厂、新华书店分工过严、界限分明的现实密切相关。另外，笔者认为，当年胡乔木同志不提出创办出版专业，而热情促成编辑专业的开办，跟1983年至1984年，党内整党，文化艺术界开展反对精神污染运动的形势也有很大关系。作为党的理论宣传家，他当时考虑更多的或许是要通过编辑专业培养一批不仅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的既讲文化、又讲政治的精神产品把关人。总之，笔者认为编辑专业的创办是打着一定的时代的烙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当初产生的现实基础有了变化，当时的形势赋予它的任务也已完成，更何况现今的学生就业形势也不乐观，它完全应该进行一次自我更新，改建成出版专业，安全按照出版业的需要培养全能人才。
　　以上之论都是基于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的认识，也反映了编辑学理论界和教育界的大多数人的看法。而倘若出版学和编辑学的关系不是如此，比如说编辑学独立或出版学是编辑学的分支，那么两门学科的未来走向和教育改革的方向都将大变，肯定将呈现另外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由此也可以看出学科关系讨论的重要性。
编辑之友太原41～47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王波/王锦贵19991999王波，王锦贵，北京 作者：编辑之友太原41～47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王波/王锦贵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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