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诸天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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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康有为在中西科学的影响下,撰写了《诸天讲》一书。康有为以他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科学水平,吸收了中外天文学知识,对宇宙起源及结构,做了论述和介绍。他是具体介绍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最早的中国思想家之一。由于康有为相信宇宙无限论,因此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了质疑。这部书起草于1885年,与《大同书》写作时间大体相同。《诸天讲》就是要人们摆脱“九界”束缚,成为天上人,进入大同世界。本书名为讲自然科学,实际上是为其社会理想服务的。 关键词 诸天讲 宇宙 星云说 瓦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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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康有为科学思想的发展轨迹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夏,广东南海人,青年时期接受了系统的封建文化教育。他读书很广泛,“日读宋儒及经说、小说、史学、掌故词章,兼综而并鹜”以及先秦诸子。先秦诸子中就有不少自然科学的内容。
  19世纪80年代,由于洋务运动的推动,中西思想交汇和撞击,康有为开始了对西学的追求和探索。“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望”。“阅海国图志,瀛环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1]。《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是继明末清初以后中国人对西方史地风俗政治及科技的认识所编辑的。成为康有为日后研究西学的最初素养。
  康有为读书非常勤奋。“读书日以寸记,专精涉猎,兼而行之”[2]。不但中西并举,且也继续研究佛学。26岁后,“读东华录,大清会典则例,十朝圣训及国朝掌故书。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3]。根据后来《桂学答问》,他这时已介绍了《西学大成》、《全体新论》、《化学养成论》、《格致鉴原》等10多种西学书籍。[4]至此,他的西学素养,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又是洋务运动提供给他的思想养料。并在这基础上逐渐形成他的自然观。
  1884年,康有为的科学思想逐渐成熟。除学佛之外,他“兼学算学,涉猎西学书”,第一次使用了显微镜。并从中悟出了“大小齐同之理”,与佛学思想揉合一起,形成“相对论”的认识论。1886年,开始写《诸天讲》。据自序称:“二十八岁时,居吾粤西樵山北银河之澹如楼,因读《历象考成》而昔昔观天文焉。因得远镜见火星之火山冰海,而悟他星之有人物焉,因推诸天之无量。”[5]这就构成他的《诸天讲》最初基本思想。康有为对传统科学的注意,虽然不如章太炎,但仍相当重视。对儒、佛及先秦诸子经典里的科学思想都有汲及。
  随着他政治上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在科学思想方面,也逐渐从传统科学转向近代科学。康有为所着《康子内外篇》一书,是他从传统科学转向近代科学的代表作。本书共15篇,前9篇曾刊登于“清议报”1899年各期的“支那哲学”栏,注明系“南海先生二十岁旧稿”,其余6篇则未刊出过。新近印行本“影校说明”则据《康有为自编年谱》断定为30岁之作,20岁为30岁之误。我则认为前9篇确系20岁之前所作,也即未接触西学所作。根据之一是,第八篇“湿热篇”之前几篇的内容,没有涉及西学。“湿热篇”则是继承和发挥古代“元气说”的宇宙起源论:
  天地之理,阴阳而己。其发于气,阳为湿热,阴为干冷。湿热则生发,乾冷则枯槁,二者循环相乘,无有终极也。无以名之,名之阴阳也。于无极,无无极之始,有湿热之气郁蒸而为天。诸天皆得此湿热之气,展转而相生焉。近天得湿热之气,及生诸日,日得湿热之气,及生诸地,地得湿热之气,蒸郁而草木生焉。而禽兽生焉,已而人类生焉。[6]
  这段关于宇宙起源的表述显然是传统的“元气论”,但有所发展。他把气分为阴阳,进一步指出阳为湿热之气,阴为干冷之气。而天则为湿热之气所构成。这显然比宋明以来的“元气论”有所推进,但未超出传统科学的范围。
  在第九篇“觉识篇”里则第一次提到“显微镜”,“若扩之以千里(倍)显微镜,则赤蚁若巨象”[7]。查康有为第一次观察显微镜是在27岁,即1884年,《康南海自编年谱》称:“至十二月,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九千倍者,视虱为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8]可知《觉知篇》写于27岁以后。如后来他称:‘其后兼读西书,穷心物理,二十七所悟,知诸星之无尽而为天。诸天,亦无尽也。“[9]正是这一年,他不仅初步形成近代科学思想,同时也初步形成辩证对立的近代哲学思想。“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10]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否定传统科学,而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穷察后来,自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界,众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11]总之,八方追索,四面探寻。这一重要思想转折在《理气篇》中也有所反映:“夫天之始,吾不得而知也。若积气而成为天,摩砺之久,热重之力生矣,光电生矣,原质变化而成焉,于是生日,日生地,地生物。”[12]这里已开始引进光、电、力、原质的近代物理学概念,赋予元气说以近代科学内容。第九篇以后几篇,并非一时写成的。所以《康南海自编年谱》有两处提到“是岁作内外康子篇”,一在29岁,一在30岁。[13]可见,第九篇以后,不是一次完成的。
  康有为从研究传统科学到接受近代科学,始终未放弃用“元气”学说来解释宇宙。1895年,他在讲课时,还继续研究传统科学。“纬书”言苍天、昊天等,皆空中之一物也。亦如佛之有三十六天”。“有气自有转运,有转运自有力矣。”仍然用气的概念来解释近代力(吸力和斥力)的产生和作用。康有为是一位近代少见的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的智慧使他对天文学的研究不时迸发出大胆而合理的想象。如说:“凡诸星……绕日,故形圆。”凡物摩之则圆,故宇宙间凡一切形质皆圆。”[14]这里,康有为在方法论上也开始走出思辨方法的传统藩篱而接近于近代逻辑思维。
  康有为接受近代科学知识之后,便反过来构成了他的宇宙观的基础。他称:
  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知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内,尚包小者,剖一而无尽,吹万而不同,根元气之混仑,推太平之世,既知无来去,则专以现在为总持,既知无无,则专以生有为存存;既知气精神无生死,则专以示现为解脱;既知无精粗,无净秽,则专以司觉为受用,既以畔援,歆羡皆尽绝,则专以慈为施用。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黑白,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以诸天界,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15]
  康有为早年的知识积累,终于使他成为一位大智大勇的真理探索者和人类救世者。他“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穷察后来”。对“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界,众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长短之度,有定无定之理”,他均穷思冥索,豁然开朗,初步形成人道主义思想,大同理想。他正是因为近代科学给他的启示,举一返三,因小见大,使之形成了他的博大精深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历史观。
   二 《诸天讲》的资料来源
  康有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道、佛及诸子百家均广泛研究,这是本书资料的一部分,而主要资料是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
  康有为最初阅读《历象考成》,引起了他的兴趣。此外,他还读过徐光启的《崇祯历书》,以及张衡的有关天文撰述。《崇祯历书》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郑帙浩繁的天文学巨着。它是第一次融汇中西历优点而以西方天文学理论和数学理论为基础的重大天文学成果。它的体系仍是第谷的地心说,康有为虽然吸收其知识,但却未接受其旧体系。《历象考成》于1722年完成,比前者稍为进步,但仍以第谷为体系。可贵的是,康有为阅读这些天文学着作,却不直接采用,因为显然是过时了。
  康有为除了吸收《谈天》的日心说学说之外,他十分注意介绍新学说,并加以补充于《诸天讲》。在“地为气体分出”一节里又补充了新星雾说。1900年,美国天文学家摩耳顿·张伯伦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于星子或微星假说。康有为在该书里写道:“近倾真巴连与摩路顿,谓太阳系之成于螺旋状星云,以二太阳之互相接近,各以其引力而生潮汐运动。由太阳之实质,迸出螺旋状,而为回转,其后渐为凝集而成游星。”[16]这就是天文学的新雾说,真巴连即张伯伦(Thomas Chronder Chamberlain,1843—1929年),摩路顿即摩耳顿(Forest Ray Moulton,1872—1952年)。该学说由美国地质学家张伯伦提出后,美国天文学家摩耳顿进一步发展,认为从前有一颗恒星走到离太阳几百公里处,使太阳在正面和背面产生巨大的潮,抛出大量物质,这些物质逐渐凝聚成许多“星子”或“微星”,以后进一步聚合成行星和卫星。
  康有为还吸收20世纪关于日的化学元素及太阳“放射性”的学说,即太阳的核反应。
  康有为还注意吸收从《谈天》刊刻以来的新的天文学知识。如“月篇第三”,“月为地而生而分体至亲”,就是反映1879年天文学的新的进展。这一年,英国天文学家达尔文(George Howard Darwin,1845—1912年)提出了月球起源的“共振理论”,即旋转的任何椭圆体的潮汐摩擦对双星系演化的影响的理论。由此解释,月球是由于共振太阳潮引起地球一部分物质被拉出而形成月球。这一新研究成果,目前无法知道康有为从何得到信息,但《诸天讲》吸收了这一新知识。
  这部书起草于1885年,经40余年后公开发表,其间又补充了20世纪初所吸收的相当多的天文学新知识。1903年,康有为开始游历美国及欧洲英、法、德、奥、比、荷、瑞典、丹麦、比利时。到这些国家,他仍然兴趣于天文学的研究,并不断吸收到《诸天讲》书里。如“地为绕日之游星”一节,后又补上1922年美国天文学家沙莱(Soia)发现的新游星,便是一例。又据康有为自序称,他于1926年讲学于天游学院(上海),可见这时他已吸收了20世纪以来天文学的新知识。
  1895年,他在“公车上书”之后,返粤讲学,由他的学生“笔记”其讲课内容,现已印出《南海康先生口说》,其中很多处涉及天文、地质以及进化论思想。讲学中,康有为用他所掌握到的近代自然科学思想,对古代一些学说思想,进行重新评价。其中关于地质学和进化论在本书中有新的发挥。
  传统天文学在古代有过辉煌成就的时期。特别是对星象的长期观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星图在汉代已初具规模。随着长期的天象观察,星图所记录的星也不断增多。到元代,观察的星已从传统的1464增加到2500颗。因此,他对传统天文知识也注意吸收。该书不少引用正史的天文志,特别是《隋书》《明史》的天文志。其中《明史·天文志》引用最多。“明史所述恒星多少有无”一书,就是全录自《明史》天文志,多达28页[17]。但作者并非客观地罗列传统天文学资料,而是根据西方近代新的科学手段新测的新星加以补充。如客星,也称妖星,作者也引用了《宋史·妖星》、《明史·客星》中历年所观察出现的客星。但作者则用近代科学知识加以解释:“客星之谓,异于恒星之宿度恒见者。忽而来兮忽而逝,现无定候,故史迁目以客”[18]。“盖银河天恒星外之星,吾国古人不知,而惊其异状,故附会以妖祥也”[19]。
  他还将传统的数和佛学的数相衔接,以此表述无限量的宇宙世界。我国《孙子算经》里已有几种数的概念。如万、亿、兆、京、陔、秭、壤、沟等。一万万为亿,万亿为兆,十兆为京,十京为陔,万万陔为秭……等32级。而印度数有53级,康有为将中国数与印度数除重迭之外,综合印度数为60级,这是康有为运用天文数字的一种创造。因为他认为,谈天至无尽也,故以佛数。
  宇宙之无限,到目前为止,人类只能观测到总星系。作者称为霞云天。康有为不满足于此,根据宇宙无限的前提,他推论,“霞云天之上必有天,又必有无量天,可推也”。这就是说,从霞云天之外,还有无穷的星系级。问题在于用什么形式表达这一无限的概念?康有为凭借想象和佛学关于天的猜测,虚拟出了242级天的名称,最高称为元元天。当然,这只是一种虚拟,无多大科学意义。但是,他能想出这么多星系的名称。如果将来再发现新的星系,以此命名,也未尝不可。因为这242天,毕竟是有规则的序列,以此命名,有一定的科学意义,这也是中国人的荣誉。
  康有为在该书“佛之神通大智然不知日月诸星诸天所言诸天皆虚想第第十二”一节,抄录自《法苑珠林》。从中可以得知,他阅读不少佛典,除法苑珠林外,还有《起世经》,《婆沙论》,《大集经》、《楼炭经》、《增一阿含经》、《瑜伽论》、《长阿含经》、《杂宝藏经》等。然而,康有为引用佛学关于天的猜测,仅作为一种思想资料。作者对此,却用近代天文知识,对之批评。这里,他进一步对传统科学也有所评议。他说“各教主生在古昔,未有精镜,谈天无有不误……佛说无量世界,无量诸天……然日月至近,尚渺不知,何必远言”[20]。他对佛学的知识,也持批判的态度。
   三 《诸天讲》的成书时间
  根据《诸天讲》“自序”称:“二十八岁时,居吾粤西樵山北银河之澹如楼,因读《历象考成》而昔昔观天文焉”。“因推诸天之无量,即亦有无量之人物、政教、风俗、礼乐、文章焉,乃作诸天书。”但是,我们通观全书内容,大部分是20世纪初发现的天文成果。因此,可断定此书决非此时定稿。现将他所引用的天文知识来源按时间顺序一一加以考订:
  《地为他星所吸故南北斜倚》:“当夏六月,吾游挪威之那官,当经度之七十二度也,深夜十二时日落至海,暮色苍茫,日忽复开,光彩晃昱。吾在瑞典士多贡京地,地在经度六十三,夏夜极短,仅三四小时,冬日极长”。查有为第一次游瑞典士多贡是1904年7月8日[21]。1908年又至瑞典,“五月二十一日,携同璧由瑞京赴北冰海,观半夜日出”[22]。“二十三日晨……深入那境,……午至拿域……午夜日主呼起观日,日落山颠,于此复起,天下之奇观也”[23]。这一节,是在1908年后补入的。
  《地心及原质》:“荷兰赫京地震学会会员集议时,据律结德教授所述,地震之原力由地心至球面,其颤动之速率绝不一致”[24]。查康至荷兰,第一次在1904年8月18日[25]。故此节也应在此后补入。
  《月为地生而分体至亲》:“达尔文谓太平洋为月出生处,吾每过太平洋而望月,辄fǔ@①仰感慨于无穷也”[26]。有为最早渡太平洋是1899年。二月十一日他从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27],此后他多次经太平洋。故此节至早当在20世纪初之后,因他有“每过太平洋而望月”,故决非第一次渡太平洋时写的。
  《月之山与地异者皆作环形》:“天气佳时,中国佘山镜可见月中一二@②,欧美佳镜或可见二三百米之物。吾在德柏林天文台,见海边砂石矣。于美德天文台,见二三百法尺之物象。今月图说多采佘山法人蔡尚质者。”[28]查康游柏林1904年11月为第二次,1907年4月访柏林际沙大学。上述所记,当在此年之后[29]。
  《或言月枯元生物》:“吾在柏林天文台,览远镜窥月四千分之一,则似有海有石有绿林,未知孰是。”[30]也是1907年以后的事。
  《或谓月有生物》:“月有生物与否,久为疑论,近美天文家毕克林教授谓,月火山甚明活动,并有稀薄空气,则生物可存。”[31]
  《日之原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蓝射于矿石中发现一种新气质,在分光镜见同样之彩色带。”[32]这一科学发现,引进到中国,当也应在20世纪初。
  《日之气层》:“西一九一九年之日蚀,曾见一日珥。于七小时内,自太阳面上高十三万英里之处,直升至日五十万英里以上”[33]。
  《日之热力》:“吾地所受日之热,经西一千九百十二年前各国测之七百次矣。”[34]
  《黑子》:“西一千九百二十二年癸亥,美国天文学家沙莱,谓日边新添一游星,各(名)为佛尔旨,其大二千五百英里,盖日中黑子离日而出。”[35]
  《游星篇第五》:“合吾地星,于是绕日之大游星凡八可测而见者,此天文家定论。若今新添之游星佛尔旨确也,则游星为九。”[36]
  《金星》:“英国吕士邑近考金星谓,与地体质相等,亦若孪生。”[37]
  《火星》:“火星水多于地,西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戊戌,五十九日内所见南方白色渐减,不见水高,似地中海里海。”[38]这也非1885年所写的。
  《火星之人》:“火星有人之说,倡之已久。……惟美国罗域路天文台最大而澄清,故观星明确”[39]。这当然是1904年以后滞留美国所见。
  《或谓火星冷无物为大谬》:“火星小于吾地,吾前在英、法、德、美国天文台见之。”[40]这也是20世纪初游历欧洲据见闻补充的。
  《火木间小游星》:“近十年间,天文学者陆续发现小游星,其数已达五百,合前共计七百余。”[41]
  《土星之光环》:“土星外之光轮至易见,吾于德、美天文台见之尤明,上下成圈。”[42]
  《陨铁可制刀剑为天外奇宝》:“吾在美国bō@③伦,见陨铁一块,大八九尺,尚作银光。在墨京见二块,大相等,皆号落星石。”[43]这也是1904年几度赴美、墨西哥的见闻。
  《肉眼所不能见之恒星》:“自吾四十年前,光绪十年乙酉日夕,以远镜观天时,星不过万万,越廿年而一万五千万,又增至一万八千万,今增至二万万。”[44]按康所指四十年前即1884年。那么,四十年后写此书时是1924年。
  以上罗列所载,给我们一个总的印象,即康有为写《诸天讲》,其大部分现代天文知识是19世纪末以后产生的。而他所见所闻,则多在他1904年游历欧美各国之后。应可以说,他的近代科学思想的形成,当在这时期。他自称《诸天讲》写于1885年,那当是一个很简陋的草稿,其来源不出传统的天文知识如《历象考成》及江南译书局所提供的译本。最重要的,是他游历欧美之后大量补充新的天文知识。直到1924年他才将这部稿子最后完稿。其来源于这时期西方的天文学着作。如《年谱续编》载:1924年“四月,外孙罗荣邦年十四,译天文书。先君手录金星、水星、火、木、土、天王、海月、中山海四长纸,喜其慧而好学,有远志,以手稿赐之。翌年,诸天讲着成,多得其力。”[45]而由此可进一步确认,因为它吸收了廿世纪初的天文知识,其价值也不亚于《谈天》。
  那么,为什么他自称是28岁时就写《诸天讲》呢?我认为,当时他可能只有初步构想,或只动笔极少部分,然后停下来。这种写作习惯,在康有为是存在的。如他另一部着作《大同书》,也与《诸天讲》同时动笔,但全书完成的时间却在20世纪初。
   四 《诸天讲》的基本内容
  《诸天讲》一书,分通论、地篇、月篇、日篇、游星、彗星、流星、银河天、霞云天、诸天、上帝、历篇、仪象及附篇等,对天体结构形成诸问题进行说明和介绍。从篇目可以看出,在写作时可能看过《谈天》,并在体系的某些方面受其启发。由于《诸天讲》长期未发表,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内容超过《谈天》。
  1.通论:对我国历史上的“浑天”、“盖天”、“安天”、“宣夜”几种宇宙结构的学说进行了评价。康有为在写这本书时,已明显接受了西学,并批评了“中国古天学未精”,指出其原因是“制造未精”,“只凭肉眼”。这时,他对西学的“实测方法”很有兴趣。在比照之下,传统科学落后了。他还批评了卜筮利用天文学进行占验的迷信思想,同时否定用恒星为州郡的“分割之说”。
  2.哥白尼“地绕日”和牛顿万有引力学说的简介。“发明地绕日为哥白尼发明吸拒力为奈端功最大,宜祝亨”,康对这两位科学家的划时代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微哥白尼乎,安能知地之绕日乎?则吾茫昧于父日祖天所自来,吾又安能通微合漠,尽破藩篱,而悟彻诸天乎!故吾之于哥白尼也。尸视而馨香之,鼓哥而侑享之”;“至康熙时,西1688年,英人奈端发明重力相引,游星公转互引皆由吸拒力。”他介绍说:“吾地之生也,自日分形气而来也。日体纯火也,火热至盛,则燥裂而分离焉。离心之拒力既大,故大地能出日之外自为星,而日热之吸力极大,故地星仍绕日而不能去也。故为绕日之游星,凡海王、天王、土、火、金、水诸星皆然。各循其先后离日之轨道,而为外内环转之次第焉。”[46]
  3.介绍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德之韩图,法之立拉士发星云之说,谓各天体创成以前,是朦胧之瓦斯体,浮游于宇宙之间,其分子互相引集,是谓星云,实则瓦斯之一大块也。始如土星然,成中心体,其外有环状体,互相旋转,后为分离,各成其部,为无数之小球体,今之恒星是也。我之太阳系亦然。当初星云之瓦斯块,自西回转于东,其星云渐至冷却,诸球分离自转,遂为游星。在中者为太阳,其周围有数多之环,因远心力而分离旋转,其环则成卫星。故凡诸星之成,始属瓦斯块。”[47]“地球之始亦然,最初高度之热瓦斯体逐渐冷却而成流体,更冷则表面结成为固体矣。其旋转之方向,仍以太阳为母体,依旧自西转东”。[48]
  康有为对星云说的介绍虽不尽准确(如微粒翻译成瓦斯),但他是具体介绍康德——拉普拉斯学说的最早的思想家之一。
  4.地、月、日及各游星的介绍。作者根据他当时所获得的近代知识,对各星进行了讨论。包括地球的形成、自转、子午线、地壳形成,地球形成的时间、月的潮汐、温度、日中“山、海”,日的放射性,原质、温度、黑子。火星有无生物,这是近代天文学家的热点。康有为对此也颇为注意,他凭着他的想法,指出:“吾以火山之热力,断其必有生物也。计其轨道在地之外,则其生必先于地,热力未衰,则其人物必盛可知也。”[49]然而,现代的科学知识,特别宇宙飞行器已否定了这种假设。
  5.介绍宇宙无限阶梯式的结构模型。康有为在《诸天讲》里提到“月随地绕日亦行椭圆”。该书在《游星篇》之前都是介绍太阳系各天体运行及形状的。在“银河天外篇第八”介绍了恒星、巨星、矮星、新星、连星、变光星等。并指出,“吾日亦在银河界中”,点明了太阳系与银河系不是同级的而是阶梯的。“霞云天篇第九”里,作者认为他天之别一宇宙。又称:“霞云天之星云团十六万,吾银河天为十六万之一。”尽管所说数目纯属猜想,但银河系从属总星系(康称霞云天),正是一种阶梯式的从属关系。他又说:“星星团分布银河天外”[50]。这指的是河外星系。但作者并未明确指明。
  《诸天讲》里虽讲了宇宙阶梯式模式,但并不明确。到1923年,他在“与甥女谭达印书”里则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这一模式:
  “今以吾地与金、木、水、火、土、天王、海王二百余游星之绕日也……吾日与二十八宿为恒星同绕昴星……诸昴星共绕之天,由此转推之,亦一十百年千万北京陔壤沟涧正载恒河之星数不可思议也。”
  从1761年德国天文学家兰伯特提出无穷等级的宇宙结构,到瑞典天文学家卡·查理提出无限等级宇宙模型的学说,已有100多年。康有为一次比一次明确地介绍这一假说。查理假说提出后,康有为虽然到20世纪初才补充到《诸天讲》里,但却说明他到了晚年,仍十分关注西方天文学的发展。昴星团也称七姐妹星团,是属于疏散星团。康有为认为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云(星云天)、总星云系(星气天)之间是无限等级式的。太阳系环绕昴星为银河系,诸昴星(银河系)共绕之团为星云天(即昂星团,河外星系)。诸河外星系共绕之团为总星系。
  6.对爱因斯坦空间有限论提出质疑。1917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空间上有限(闭合)的静态宇宙球状模型。事实上,历史进入20世纪,科学家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宇宙模型。爱因斯坦设想的宇宙是一个有限的体积,但是没有固定的边界。康有为在游历欧洲时,吸收了许多科学知识。他修改补充《诸天讲》,并对爱因斯坦新的宇宙模型提出了质疑,而坚持他原先的宇宙无限论:
  天之大不可思议。破德人爱因斯坦相对论,谓天之大有限,德人利曼谓天之大仅十万万光年之谬。
  天之大无限。今德人爱因斯坦发相对论之原理,谓天虽无边,非无限之无边也。无边者非如诸天球之面,有椭圆体面而为境也。谓宇宙为大无边者,虽无明确之边而有一无边之边为界,故不曰有边而曰有限也。德人利曼氏亦倡天亦有限之说。天而有限,则其形状之大如何,总量如何可以算之。
  天之大以电尺测之,如电光之速一秒能行六十万千四百里。若定天之一方面测之,由此方面直放电光前进须要十万万年而后还原处此度,即天之形状若乙列氏所谓之四复元之数学算之,天之重量是10[52,]磅,即一之作五十二圈之磅是也。
  乙列氏指谁?无可查考。但总的来说,这类关于宇宙过去时间的估计,出入相当大。因为采用不同时标就能够构成不同的宇宙模型。所以康有为对这提出质疑也是符合科学的。他认为“无论人无十万万年之寿,不能见其电之还原处,假有十万万年之寿者能确测之,然譬人家有一卵壳内之物,测至其壳内能还原处即谓物之大者止于一卵,则卵外岂无他物耶?”爱因斯坦是世界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康有为敢于对他的科学假说提出质疑。表明他到晚年,仍保持其思想锐气,反映了他对西方科学知识不断探索、质疑的勇气。
   五 康有为的“中体西用”
  康有为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也是人道主义者。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以及贫困落后,使这位从小就有经营天下之志的近代思想家不断从事救国救民的探索。先是从儒学经典《礼记·礼运篇》找来了大同社会,以此为蓝图,设计了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民生活非常富有,没有剥削压迫的地上天国。这种理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大同书》里。在大同社会里,人人享乐。
  然而,他的大同理想与现实社会都有巨大的反差。现实的中国,竟是一个大苦海。他在《大同书》里列举的苦就是投胎、夭折、废疾、蛮野、边地、奴婢、水旱、饥荒、蝗虫、火山、地震、倒屋、舟覆、车祸、鳏寡、孤独、贫穷、贱者、刑狱、苛税、兵役、愚蠢、仇怨、爱恋、牵累、劳苦、欲望、压制、阶级、富人、贵者、老寿、帝王等34种苦。
  怎样把人类救出苦海呢?他提出破九界,认为一切苦难都来源于“九界”。这九界就是: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私界、乱界、类界、苦界。为此,他设计了破除九界的方案:一是去国界,合大地,二是去级界,平民族,三是去种界,同人类,四是去形界,保独立,五是去家界,为天民,六是去私界,公生业,七是去乱界,治太平,八是去类界,爱众生,九是去苦界,至极乐。破九界的根本又是去私欲。在他看来,改变人的自私观念,就可以使人类进入极乐世界。但又怎样才能破除人类的“私欲”?他对佛学、道学都曾做过探索。也并非有什么理想的方案。
  和《大同书》起草同时,另一部他的着述《诸天讲》也开始起草。这两部书都很晚始刊出。他们之间,实际上有一定的联系。对于《诸天讲》,梁启超有段评语:“诸天书多科学家言,而不尽为科学家言。庄子逍遥游不言科学,诸天书兼言科学,后人或不以逍遥游视之,而议先师科学之言为未完也”。梁启超事实上是把诸天书与逍遥游看作有某种类似之处。康有为的门人伍庄则认为:“是何害?先师神游诸天,偶然游戏,草成是书,必执科学@④之,毋乃小乎?”[51]这句话点出了《诸天讲》作者的用意,即如果仅看成纯科学的着作,就把该书的意义贬低了。门人伍庄的序里则更明确指出:“先师之讲诸天,为除人间患苦,发周子务大之义。泰其心也,予之真乐也”。这不就是康有为的“经世致用”吗?不过,他是用西学“服务”于中学。“服务”于人类社会。在近代史上,许多近代思想家均热中于西学。但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位科学家。事实上是一位社会学家。维新派之所以对近代科学思想如此重视,根本原因在于为改造社会服务,为的是寻找救国救民之道。这点恰恰反映了中华民族社会危机之严重。几乎所有的进步思想家都把科学思想归结为救国救民的一种方法、途径。康有为在《自序》里就这样写道:
  夫显必在天上者也,吾人既生于星中,即生于天上。然则,吾地上人皆天上人也,吾人真天上人也。人不知天,故不自知为天人。故人人皆当知天,然后能为天人;人人皆当知地为天上一星,然后知吾为天上人。……生而为天人,诸天之物咸备于我,天下之乐孰大是于!自至愚者不知天,只知有家庭,则可谓家人;或只知有里闾族党,而不知天,则可谓乡人;进而知有郡邑,而不知天,则可为邑人,又进而知有国土,而不知天,则可谓为国人。近者大地交通,能游寰球者数五洲为家珍,而不知天,则可谓为地人。蔽于一家者,其知识神思行动以一家之法则为忧乐,若灶下婢然,终身蓬首垢面于灶下,一食为饱,快然自足,余皆忧苦,为地最隘最小,则最苦矣。蔽于一乡一邑者,其知识神思行动以一乡一邑之风俗为忧乐,多谷翁之十斛麦,乘障吏之自尊,其为地亦最隘小,而苦亦甚矣。蔽于一国者,其神思知识行动以一国之政教为忧乐,……其为人亦苦而不乐矣。……斯为地人,其庶几至矣乎,其亦乐矣乎?然彼欧、美之论说、风俗,溺于一偏,易有流弊,其更起互落,骤兴乍废,不可据依者皆是也。当时则荣,没则己焉,奚足乐哉?其去至人也,抑何远矣!然则,欲至人道之极乐,其为天人乎?[52]
  《大同书》里所谓破九界,目的也就在于使人类成为“天人”。如何成为天人?康有为认为宗教“矫托上天,神道设教,怵以末日地狱,引以极乐天国,导以六道轮回,诱以净土天堂,皆以抚慰众生之心,振拔群萌之魂。显密并用,权实双行,皆所以去其烦恼,除其苦患,以至极乐而已。然裹饭以待饿夫,施药以救病者,终未得当焉。以诸教主未知吾地为天上之星,吾人为天上之人,则所发之药,未必对症也。”[53]因此,必须用自然科学来证明宇宙之无限,证明人也是天上人。这就是康有为写《诸天讲》的重要目的。他明确地称:“克‘广德心’,周子曰:‘见其大则心泰’。吾之谈天也,欲为吾同胞天人发聋振聩,俾人人自知为天上人,知诸天之无量。人可乘为以太而天游,则天人之电道,与天上之极乐,自有在矣。”[54]
  天人,就是顺自然之道的人,这也是道家所追求的。天游,一任自然,语见庄子《庄子·马蹄》。康有为明显要以道家的思想,叫人们“返朴归真”,过着无家界、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这就是本书的目的,也是康有为“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
   〔作者林庆元,1936年生,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福州,350007〕
   史学月刊开封95-103K3中国近代史林庆元19971997 作者:史学月刊开封95-103K3中国近代史林庆元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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