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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在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马克思曾称赞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0页。）恩格斯也指出：正是康德“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6页。）时至今日，康德在西方哲学中的影响仍随处可见，各种流派、观点几乎无不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他的思想和方法中汲取灵感。而他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就是他对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之一。
　　　　　　一、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在西方哲学中源自于人们在编排古希腊着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着作时，把他有关终极本原问题的着作排在其物理学着作之后而得名；汉语译文则是借用了中国古代哲学经典《易传·系辞上》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概念。两者寓意吻合，主要都是指超越感性经验，对世界本原的哲学探索。后来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还被赋予另一种含义，即用来表示与辩证法相对的，某种机械、静止和绝对、僵化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也是在这一含义上使用该概念的。
　　形而上学问题关涉到哲学的基本特性和基本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它虽主要研究本体论问题，但与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它是哲学问题的核心和基点，甚至成为哲学的代名词。
　　从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关于“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开始，西方哲学就把探索宇宙自然永恒普遍之本质的形而上学问题提了出来。亚里士多德根据形而上学问题的性质，为其作了明确的学科定位，他说：“如果有一种不动的实体，则研究它的那门科学就必须是在先的，必须是‘第一哲学’，并且因为它是第一的，就成为一般的。”（注：《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第245页。）自此，形而上学或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就有了一种先于或高于各门具体科学的地位。
　　形而上学问题的提出，标志着哲学的兴起，也彰显出人类认识能力的巨大进步，因为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乃是超越具体感性事物，去追寻对宇宙、自然统一性、普遍性和本质性的把握与说明，这就对人类认识的逻辑抽象能力以及概念的表达提炼能力构成一种新的挑战，从而促进人类认识能力向更高、更复杂、更抽象的层次发展。古希腊哲学中那种重视理性逻辑，富于科学精神的传统是与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激励分不开的，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发展。
　　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形而上学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哲学对象，二是哲学方法。就前者言，古希腊哲学开辟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研究方向，并确认其研究对象乃是至高无上的普遍本质、终极因、宇宙第一原理等；是一切知识中的无冕之王。而就这样一种知识来说，它还应该是最正确性的知识，是绝对真理，否则无法成为其他具体学科的基础，于是哲学方法也就成为形而上学本身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在环节。此外，任何方法当与所研究的问题性质相适应，也就是说方法与对象或问题的特点密不可分。由于形而上学问题超越了个别经验，所以不可能完全求助于感性观察。在此情况下，理性和逻辑就具有了突出意义。注意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古希腊哲学在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时，其方法不仅包括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且更重要的是依靠理性自身的逻辑力量，理性在有限的经验知识基础上通过整体的、统一的、合乎逻辑的思考，创造性地提出超越个别感性经验的，对世界普遍本质的解释。这种强调理性自身逻辑的统一性、完整性对后来整个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奠定了西方文化注重理性内在逻辑合理性的知识观念，与古罗马的法律观念、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一道成为西方文化的三个主要基础。当然还应看到，由于形而上学过于依赖理性自身的力量，客观上就使它更容易受到唯心主义的侵蚀。古希腊哲学中的唯心主义除了和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以及整个认识水平的局限有关外，与形而上学研究的性质及方法也有直接关系。
　　近代西方哲学是在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发展的，它是作为新生产力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体现。康德曾不无激情地写道：“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这就是启蒙的精神”。（注：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第22页。）近代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与中世纪思想有显着差异的地方，就在于它否定一切权威，不仅抛弃中世纪奉古希腊哲学家着作为圭臬的作法，而且还否定了《圣经》的权威。一切都要在理性面前接受审判，即使上帝也不例外。笛卡尔通过“怀疑一切”而达成确认“我思故我在”的逻辑结论。这是理性逻辑力量的一次展现，更是理性要求不受任何权威之束缚，自由地追求真理的一个宣言。为此黑格尔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独立的思维在这里与进行哲学论证的神学分开了，把它放到另外一边去了。思维是一个新的基础。”（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第63页。）其实不仅神学问题，传统哲学中的所有问题都有赖这一新的基础的建立，都须等待这一基础牢固确立以后才可能继续向前发展。然而，思维或理性的基础却并不那么简单，当理性确立了自身独立的权威之后，并不等于就解决了认识及其真理性问题，它还需要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各种认识条件作深入反思，以便找到一条通向真理之路。所以和古希腊、中世纪哲学不同，近代西方哲学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认识论上，黑格尔所谓新的基础正是通过认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体现出来的，并形成了经验论、唯理论以及怀疑论等诸多重要哲学派别。而形而上学问题也就在这全新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思考和进展，康德就是近代西方哲学中，以新的认识论观点为基础，对形而上学问题作全面反思和批判的主要代表。
　　　　　　二、康德的形而上学观
　　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普遍任务是重建人类知识大厦，也就是对人类认识的基础进行全面审查。康德在总结唯理论、经验论观点的基础上，把问题表述得更为明确，那就是：(1)纯粹数学是怎样可能的？(2)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3)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4)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注：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第37页。）并且他还把这些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对人类知识的质疑，进一步归结到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核心问题上，从而使整个认识论问题的提法和解决方式都纳入他先验唯心主义的框架之中。
　　康德曾言，是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睡梦中惊醒。休谟以对因果观念的分析而着称，他通过对归纳法的逻辑诘难指出，经验本身并不能在逻辑的意义上保证自然科学命题的普遍性的必然性，这使得休谟享有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怀疑论哲学家之称号。然而，尽管休谟对归纳法的逻辑分析是无懈可击的，但由此却并不意味着只能（或必然）推出对人类认识的怀疑论或不可知论解释。康德坚信科学的力量，认为它不仅是客观有效的，而且也是普遍必然的。休谟的质疑促使他把为科学辩护，为科学寻找普遍性、必然性之根据当作自己认识论的主要目的，这也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康德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主要以先天综合判断的形式存在。所谓“先天”是指，人在认识自然、把握自然时必须先于经验就具有某种“先天时空观念”和“先天知性范畴”（如因果概念等）以作为认识的框架和基础，而“综合”则是指认识的具体经验对象和内容。没有对经验现象的综合，也就不可能形成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任何完整的科学认识都是人以其先于经验的（即不是从经验中获取的）先天认识能力（包括感性时空观念和知性范畴）去把握，整理自然现象的结果。它们是人类认识中的两个缺一不可的方面或条件，用康德简明扼要的话说就是：“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注：《康德哲学原着选读》，商务印书馆，第113页。）康德这一思想清楚地表现出经验论和唯理论对他的不同影响，以及他对两者的调和与发展。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使他认识到，人类知识离不开经验现象，但同时经验现象本身并不提供逻辑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则使他相信，理性只能理解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理想只能到人类理性自身中去寻求根据。于是康德就通过对经验论和唯理论这两种思想的调和，提出了以“先天综合判断”为核心的先验论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给人类认识以新的解释。
　　康德哲学的最大特色是先验论。他认为人类认识的普遍性、必然性根据就在人的先天认识结构中。先天的时空感知方式和逻辑化的知性范畴不仅使认识成为可能，而且就是一般经验的先决条件。我们之所以并未意识到所谓先于经验的人的先天认识能力及方式，乃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们已经是经验之可能的基础。从这个思想出发，康德推论出“人为自然立法”的惊人论断，并且自信，这是认识论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他说“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须是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而且我们必须不是通过经验，在自然界里去寻求自然界的普遍法则；而是反过来，根据自然界的普遍的合乎法则性，在存在于我们的感性和理智里的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中去寻求自然界。”（注：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第92页。）所以人类关于自然界的认识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必然性，乃是因为自然界正是按照人的先天的认知结构被加以经验和认识的。由于经验对象和人的认识在主体的先天认识结构中本身就是一致的，当然思维和存在也就是统一的。可是那种与人的先验经验方式无关的，客观自然界又是怎样的呢？康德说，那是人类永远无法认识的“自在之物”。在康德所描述的人类认识的基本条件中，客观世界本身已经消失了，呈现于人们面前的只是经过人的主观认识形式加以改造过的经验现象界。科学的普遍性、必然性只适用于这种被改造过的经验现象世界，而不涉及现象背后的自然本身——即“物自体”。这样一来康德就明确地划分出了现象和物自体（或自在之物）这两个世界。他说：“我承认在我们之外有物自体存在。即是说，存在这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本身怎样固然不可知，但由于它们作用于我们的感性，便使我们知道它们。我把这些东西叫做‘物自体’，这个名称虽然指的只是我们所不可知的东西的现象，但它意味着实在的对象是存在的。”（注：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第50页。）因此尽管康德要为人类知识进行辩护，并且似乎也寻找到了认识之普遍性、必然性的根据，但却是有条件的。且不论康德关于认识之普遍性、必然性的解释已经和传统唯理论的解释不同，变内在可理解的必然性为外在认识之必然条件的描述，就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鸿沟而言，也使他对人类认识的说明具有很大局限性，从根本上说，并未克服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然而这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康德关于人类认识条件及其界限的论述与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既是他认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目的，也是近代西方哲学如何把形而上学问题建立在认识论研究基础上的一个突出例证。
　　康德关于人类一般认识条件的说明，也导出了他关于知识界限的论述。物自体就是认识的界限和彼岸。这一界限的提出，主要不是针对科学的，因为在康德看来科学正是以经验现象为对象的；然而它却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客观知识形态研究超验形而上学问题的可能。康德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永远不能超越可能的经验界限，因而永远不能实现形而上学主要关心的目的。”（注：《康德哲学原着选读》，商务印书馆，第10页。）除了从先天时空、范畴等构成认识的一般条件上来否定形而上学之外，康德还从对理性的内在逻辑分析入手，探讨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他指出：“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一种自然趋向来说，是实在的”。（注：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第161页。）人的理性从本性上就要求认识终极的无条件的东西，因为理性乃是处于知性之上的最高综合能力，所以它必然要对经验进行最广泛的综合，而这就是形而上学问题产生的合理的逻辑根源。不过，理性的目的却由于它的工具和手段（只是借用知性范畴）的局限而注定达不到。我们的认识永远是有条件的，是受有限之经验制约的，如果理性把相对的、有限的经验绝对化，自以为已经把握了整体、全部或无限，就会陷入一种假象。康德进一步总结历史上的形而上学，认为主要有三种假象：即把心灵当作精神实体，断言灵魂不朽；把世界当作给定的整体，作出种种臆断；把上帝当作绝对的实在，肯定它必然存在。其中他对历史上各种关于上帝存在之证明的系统批判是他形而上学理论中最辉煌的部分，对西方思想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康德还深刻地发现，作为假象的形而上学问题会引发理性自身的矛盾，即所谓“二律背反”。而二律背反所昭示的理性在超越有限经验时陷入的困境，表明形而上学作为客观对象化的知识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的。
　　虽然康德认识论研究的结果否定了形而上学作为知识研究的可能，但他却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抛弃形而上学，甚至他始终还把追求所谓“科学的形而上学”作为某种理想来憧憬。这是因为在康德看来，理性形而上学在认识中仍然具有统帅、协调，以及指导知性的积极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道德实践领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康德伦理学延续其先验唯心主义的基本精神，强调人的理性具有一种普遍、必然的先天道德律，这就是所谓“实践理性”和“善良意志”及其由此所推出的“绝对命令”，即“要这样行动，永远使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定法律的原则。”（注：《康德哲学原着选读》，商务印书馆，第227页。）康德认为，道德的本质正是这种来自理性自身的、超越一切功利计算的对道德之绝对原则的追求和实践。为此康德寻求更多的和统一的理论来支持。于是物自体的概念，除了作为认识论中现象背后那不可知的支撑物外，又有了更加广阔的范围和含义。那些与经验现象之因果序列不同的，出自理性自身独立构想的——如意志自由，灵魂不死，上帝等曾经在认识论中严加讨伐的形而上学理念又被当作道德实践领域中必要的物自体观念重新请了回来。因为，善良意志和绝对命令需要意志自由为基础；而道德的至善则要靠信仰灵魂不死和一个主宰世界秩序的上帝来保证，从而使道德主体即使不在今世，也会在来世得到应有的幸福。这样一来，与现象和物自体的划分相一致，康德把知识和信仰也明确地区分开来，他说：“我发现必须否定对于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的知识，才能替信仰找到地盘。”（注：《康德哲学原着选读》，商务印书馆，第12页。）实际上，信仰的地盘也正是形而上学的地盘，所以康德在否定那种能够作为科学知识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同时，又大张旗鼓地建立起了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在否定关于上帝的本体论及目的论证明的同时，又建立起了关于上帝的道德论证明。
　　康德哲学与西方哲学史上许多着名的哲学思想一样，乃是一个宏大而严谨的逻辑体系。而体系内在的逻辑合理性、统一性之需要更是他思想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体系与思想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最典型地表现在其美学思想中。康德哲学本来所固有的那种认识与实践、知识与信仰的尖锐对立居然在他后来的美学思想中实现了某种统一及平衡。自然的机械因果必然性、规律性与人的自律为核心的主观目的性在审美之反思判断和目的论判断中被统一起来，同时也使康德完成了对包括真、善、美在内的，人之全面的，以高度逻辑统一性为特征的理论论述。正如认识论与形而上学有着内在密切关系一样，任何哲学之独特的体系及其方法本身，也反映出它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和理解。因此分析和评价康德的形而上学观，不可脱离对其体系与方法的整体考察。
　　　　　　三、对康德形而上学观的分析
　　对形而上学的考查是近现代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体现了哲学不仅只是针对其他知识领域，而且对自身也有着严格的批判精神。康德关于形而上学的论述正是这种批判精神的典范，因而对哲学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他从人类认识的一般条件、方法、界限等重要问题的研究入手，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作为科学知识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这一重要思想。比起经验论等其他哲学来，他的分析更具有理论深度和广度。其次，康德在否定形而上学作为知识之可能性的同时，还比较客观地分析、评价了形而上学在人类认识中发生、发展的原因，以及它的合理性、积极意义等，并通过具体分析形而上学在文化道德领域中的作用，重建了一种所谓道德形而上学，从而给出了科学与文化的界限，这成为后来新康德主义者极力发挥的一个思想。第三，康德第一次揭示了理性在试图超越经验现象去回答形而上学问题时所必然面临的二律背反困境，这对近代哲学中唯理主义的盲目自信不啻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它说明理性并不是万能的，离开经验去杜撰形而上学知识不仅没有科学意义，而且还会导致自相矛盾。总之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乃是近代以来哲学对于自身性质、对象、界限及范围等重要问题进行自觉思考之开端。
　　然而康德哲学也存在着许多深刻的内在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是他关于物自体的思想。康德确信自在之物是存在的，但却认为它不可知；他强调认识不能超越现象，但自在之物这一概念无疑已经超出了现象：他反对知识论中的形而上学，但自在之物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观念。因此，当康德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时候，他本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之中。于是如何克服康德哲学诸多内在的矛盾就成为后来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
　　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朴素地抓住本体论问题而开拓了形而上学研究领域，近代哲学则比较自觉地把形而上学问题建立在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而在康德以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视野和角度就变得更加宽广了，同时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提法和表述也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黑格尔从分析康德的理性批判入手，把形而上学的研究与哲学方法论问题密切地联系起来。他高度重视康德对于理性二律背反的发现，认为这“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和最深刻的一种进步。”（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第131页。）但与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并没有止于理性的矛盾，而是在此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发展出一种辩证思维方法，并且坚信，这种辩证法能够解决理性思维中的各种矛盾对立，从而帮助理性透过现象达到对世界本质，即自在之物的认识。黑格尔还从康德身上看到整个西方哲学史在形而上学研究方法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康德哲学关于现象和物自体，理性和知性，自由与必然，认识与实践等尖锐的二元对峙乃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这种非此即彼，只看到对立，而不懂对立面联系与转化的僵化思想方法，使形而上学研究陷于困境。黑格尔认为，辩证法不仅从哲学自身的内在逻辑上解决了康德哲学中现象与物自体的矛盾（从辩证逻辑看，现象即本质，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而且使科学的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基于这种对方法的认识和重视，黑格尔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把传统哲学中凡是与辩证方法相悖的内容都统称为“形而上学”，以别于他的辩证哲学。
　　但是黑格尔在重视方法的同时，却完全忽略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警告。他希望能够凭借辩证法的伟力，科学地建构起一个庞大的，可以说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形而上学体系，这就是他那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
　　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问题有了更新的认识和提法，对形而上学具体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转化为对哲学本身在形而上学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旨趣、动机、目标、理想、方法及标准等更深层次的探讨，也就是说，把目标转向对提出形而上学问题本身的那个更根本的哲学及其基础的审查。不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解释学、解构哲学等，对包括康德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普遍有以下几点认同。
　　（一）从对象方面说，他们大都只根据有限经验知识材料，就试图对宇宙、世界作出全面、彻底的说明。其实质乃是追求人类知识的逻辑终端，如宇宙和世界的本质，一切存在的最终原因等。这与科学有明显的不同。科学所提出的问题是可通过观察、实验而得到答案的，有限和有条件的问题，而形而上学问题则是无限的和无条件的所谓终极问题，其答案通常也只是极富个人创造性的一家之言，尽管可能在理性逻辑上说得通，却无法在经验上加以验证。这种独特的情形造成了形而上学在问题、观点、体系等各方面，众说纷纭、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局面。总之，彻底地追问事物或问题的本质，并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乃是所有形而上学哲学在研究对象方面最主要的特性。
　　（二）从知识论或认识论上说，传统哲学都表现出某种逻辑中心主主和基础主义的特征。康德先验哲学要论证的所谓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就是典型代表。众所周知，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固有领域，各种哲学无不把探讨人类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都希望能够找到某种基础和方法为人类提供认识真理的道路。然而在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如罗蒂和德里达），正是这种对认识的绝对真理性基础的追求，是传统哲学的又一重要形而上学特征。每一代哲学家都在不断提出自己的基础，但事实告诉人们，没有一个是不可推翻的，真理之绝对基础永远不可企及。同时，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追求认识之绝对基础的内在价值尺度乃是逻辑中心主义的。在传统哲学的一般思考方式中，理性和逻辑始终被有意无意地认为是最高的和唯一的建构知识的标准。然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现代西方哲学对此已经达到一种比较自觉的批判性认识，即传统哲学中那个一向自视甚高的理性和逻辑的知识标准是片面的，理性和逻辑并不是知识的唯一尺度和方法，因此“形而上学”一词在现代哲学中有着更多和更新的含义，它不仅指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有关世界本质等终极问题的哲学体系，还指那些希望找到人类认识之绝对真理性基础的哲学努力和尝试。这是西方现代哲学批判其传统哲学的几个重要方面，也是当前西方社会思潮中文化多元论、相对论兴起的理论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康德的形而上学观，首先是批判他的先验唯心主义。康德在现象和物自体之间所设立的鸿沟，实际上割断了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联系。这既是不可知论，也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因为尽管他承认有客观物自体的存在，但人所能认识的却只是一种主观精神作用下的现象世界。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发展，其根源就在于康德这种世界主体化，主体为自然立法的思想。由此出发就可以把世界理解为精神之产物，并且从人的主观精神（康德）向宇宙客观精神（黑格尔）过渡。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认为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人类认识的基础，也是哲学认识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认识是人类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中，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实践的物质性保证了人的认识本质的客观性。康德认识论之所以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懂得实践在认识中，以及在哲学对认识的评价中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康德的先验论正是一种脱离了实践的对人类认识的神秘主义解释。不单是认识论，在伦理学中康德提出的那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先验道德命令，同样表明他所关心的只是抽象的人之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根本忽视伦理道德的现实社会生活基础，不懂得社会生活实践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决定性意义。此外，就康德哲学的总体思想——先验论而言，就他所竭力想要论证的人类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而言，其哲学论证的方法和结论也是独断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乃是一个过程，认识的普遍性、必然性是在认识的长期发展中逐步实现的。康德受唯理主义逻辑中心论思想的影响，把普遍性、必然性理解为只是理性自身才有的内在尺度，不仅看不到实践之客观现实性对解释人类认识本质的重要意义，而且也看不到作为一种无限发展过程的实践对真理问题的特殊逻辑价值。所以他只能依靠先验论才可达到他要为人类认识寻找普遍性、必然性之根据的目标和理想。
　　康德形而上学观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彻底否定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他断然把现象和物自体、主观和客观、科学和哲学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可能的，而后者则都是超越现象的形而上学杜撰。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反对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从理论的高度剖析了历史上各种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对于我们认识唯心主义的本质和要害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康德所强调的那种科学与哲学的截然对立和差别是不存在的。我们反对唯心主义，并不是因为它们选择了对世界本原这一哲学问题进行研究，而是因为其研究结论与客观现实及整个人类科学认识的整体不符。科学与哲学在人类文化中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哲学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哲学能够而且应该通过对科学的总结，提出对世界总体，包括本原的看法，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并提供认识世界的一般指导性原则。
　　尽管康德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他毕竟提出了反思形而上学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课题，并对之作了认真严肃的探讨。康德的工作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今天哲学向前发展的必不可少之台阶。
　　
　　
　　
外交学院学报京69～75B6外国哲学张迅19981998 作者：外交学院学报京69～75B6外国哲学张迅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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