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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俞邃）
　　1995年俄罗斯经济政治形势总体上略好于前一年，但依然相当复杂。今年6月的总统选举将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 由此可能产生一些新动向。本文就俄罗斯形势和政策中的问题，谈几点探讨性看法。
　　（一）俄罗斯政局趋向平静，原因主要在于叶利钦总统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在各派政治斗争中采取了中间状态的平衡政策。1995年俄罗斯国内尽管存在不少麻烦，有的问题（如车臣战事）还相当尖锐，但总的来说形势比较平静。回顾、比较一下，便不难发现，俄罗斯独立初期的政局动荡，根本原因先是“彻底否认苏联”、继而“全盘效法西方”两次巨大冲击所引起。实践反复证明，在从苏联演变、脱胎而来的俄罗斯，重蹈苏联模式固然不得人心，但是照搬西方一套也行不通。这在俄罗斯几乎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政绩甚差、经济危机、人民不满、俄共斗争、西方耍弄等诸多因素形成的内外压力之下，叶利钦总统不能不站到他本人一再强调的“全民总统”的立足点上，抛开盲目追随西方的以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扶植和支持切尔诺梅尔金、雷布金建立的“中派”联盟，同时改变了对俄共思想上敌视和组织上打击的极端做法。加之相应地采取了签定《社会和睦条约》等积极措施，国内局势因而得以缓和。叶利钦最近称，“俄罗斯的危机时代已经过去，改革正在缓慢地进行。”毋庸讳言，俄罗斯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实质，已不能简单地归之为谋求“苏联模式”或是“欧美模式”之争，而是如何才是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一条倾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反复较量。
　　（二）国家杜马（下院）选举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陷于困境中的人的人心向背，具有某种方向性意义。与两年前首次国家杜马选举相比，这次有以下特点和含义：第一，政治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左翼地位上升。原先在国家杜马中占第三位的俄共跃居首位，占450 席中的157席，为22.3％，取代原先的自由民主党所占比例，后者降至第三位，只有51席。“激进民主派”、原先国家杜马中的第一大党“俄罗斯选择”一败涂地，竟未出线，丧失组成议会党团的资格。“温和民主派”“亚博卢”联盟45席，总理领导、总统支持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占第二位55席。俄共议员谢列兹尼奥夫当选国家杜马主席。左翼影响大振，成为原苏联东欧地区各国的普遍现象。第二，叶利钦总统处境不利。他本指望由他倡导成立、以切尔诺梅尔金和雷布金为首的“中右”、“中左”集团，亦即所谓政权党在议会中占70席以上，结果却落空。面对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叶利钦总统采取了正视现实的姿态，至目前为止也还没有象舆论界不少人估计的那样，因为议会选举未能如愿便宣布取消总统选举或者通过全民公决延长总统任期。第三，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提高（近2/3的选民参加投票，而首次国家杜马选举时仅半数多一点）。这将对未来的总统选举和国家政治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第四，西方惊疑增多，对叶利钦总统的支持更将慎重。同时，西方国家对俄共获胜反应强烈，着重渲染国家杜马“权力有限”，久加诺夫“实际上毫无感召力”，以贬低俄共影响，掩盖内心不安。既然上届国家杜马能够在纠正亲西方外交政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那么它今后对政府的政策和人事安排的影响力势必会加强。
　　（三）俄共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俄共获胜，主要得益于现政权的政策失误和经济形势严峻。人民群众对当局不满，转而寄希望于俄共。这些年俄共不断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行动纲领。俄共的竞选口号，包括支持民族工业，注重社会福利，重视重振大国地位等等，比较符合人心。这次胜利不仅会增强俄共在总统选举中的竞争地位，而且为其贯彻实施社会主义长远目标奠定良好基础。现在俄共已成众矢之的，“民主派”时刻在窥测和利用其失误。作为议会下院第一大党，任务是如何巩固和扩大成果，既要旗帜鲜明、口号得当，又要及时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方能赢得更多群众的支持。《消息报》警告说，“左派在国家杜马中越是好斗，给叶利钦提供的集聚旧盟友的理由就越充分”。西方国家一些舆论竭力贬低俄共的作用和社会影响，试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俄共反对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还要回到原先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这显然是不真实的。俄共的口号是“俄罗斯、劳动、人民政权、社会主义”。俄共从本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方面毫不含糊地提出社会主义目标，另一方面明确指出：“我们主张多种成分的政治制度。我们准备通过公开的、诚实的政治斗争证明自己思想、主张的正确性。”（久加诺夫去年10月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这位俄共主席在同一次谈话中还驳斥了“有人责备我们是民族主义，甚至是‘民族共产主义’”。他说：“一个政党如果不考虑人民，首先是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文化特点，那么它在俄罗斯的活动就象在真空中活动一样。”关于重建联盟一事，久加诺夫曾经说过：“任何人都不可能恢复原先那种苏联”。他提出的目标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他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舆论界在“恢复联盟”问题上对俄共的误解，将会由事实来加以澄清。
　　（四）立法权力机关与行政权力机关的关系始终是俄罗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国家杜马的组成发生变化后，彼此之间的矛盾有时可能还要加剧。“两权”分歧，反映了实际上的总统集权与名议上的议会民主之间的矛盾，也暴露了各派政治势力的权力之争。为改变政府的现行政策和加强议会的作用，俄共等反对派一直致力于改组政府和修改总统制宪法。国家杜马曾经借车臣危机发难，卸掉安全部长；还对外长科济列夫和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发起多次冲击。这次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迫使总统调整政府班子。外长科济列夫和副总理沙赫赖均以当选国家杜马议员为由而辞职。1月6日，叶利钦总统任命对外情报局长普里马科夫院士为外长，9日任命基涅列夫为副总理。10日， 解除交通部长叶菲莫夫（主动辞职）、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主席贝利亚耶夫和不管部长特拉夫金的职务（后二人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3日，费拉托夫辞去总统办公厅主任职务，说他已接受“总统要他担任新职的建议”；15日此职由叶戈罗夫接替。16日叶利钦总统解除了分管国营企业私有化工作的丘拜斯第一副总理职务，原因是“没有完成总统的一系列委任”。政府改组进程相当之快，当年“盖达尔内阁”要员更是彻底更新。俄共曾表示不参加政府以免“分担错误”之嫌，但从目前它的优越地位和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的需要考虑，会不会作某种策略调整，不妨看一看。
　　（五）1996年6月总统选举， 斗争将非常复杂， 有可能出现由各派政治力量分别联合组成的两大营垒的较量。参加竞选总统的人数不会少，一般认为呼声较高或者有竞选实力的竞争者为现任总统叶利钦、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亚博卢”联盟领导人亚夫林斯基、俄公众大会副主席列别德以及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对于俄共及其支持者与“温和民主派”来说，机会是均等的，主要看策略运用和舆论动员。“民主派”内部派系多、矛盾深，但是在总统选举中共同对付俄共挑战则是它们的结合点。它们势必形成某种联合，针对俄共构筑三道防线。第一，叶利钦总统宣布参加竞选。现政权领导班子已提出此议，叶利钦本人表示2月份再定。客观而论， 叶利钦的威信已不同于当初， 身体亦欠佳，尽管其地位仍有优越之处，但看来他即使当选，恐怕也难以坚持到任期届满。第二，叶利钦经过审时度势，确定由另一位可以放心的、“民主派”基本上能够一致接受的人物参加竞选，这无疑首推现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第三，为确保对俄共的优势，“民主派”也可能组成一个联合阵线，由切尔诺梅尔金和亚夫林斯基同时参加竞选，然后集中力量支持其中在初选时得票多者；另一阵线，俄共及其同盟者（直接同盟者包括农业党、社会党、工会、商品生产者联合会、妇女和青年组织等，间接同盟者如公众大会）各自提出候选人（如久加诺夫、列别德），然后集中力量支持其中在初选时得票多者。如果后一阵线得票多者是列别德，那么，这位46岁的原第14集团军司令，呼声本来较高又得到俄共支持，且在民主派选民中抵触也不大的人物，最有条件与对手一争高低。
　　（六）俄联邦中央与地方各主体的关系逐渐理顺，克服车臣危机遏制了联邦解体的势头，但不能说今后一些地方主体以扩权乃至独立相要挟的倾向已根本消除。为解决联盟中央与地方主体的关系，在全民公决通过的新宪法和签署俄联邦条约的框架内，采取“鞑靼模式”即保持联邦统一与协商分权相结合的办法，证明是比较行之有效的。这也符合俄罗斯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共同愿望。民族分立主义在车臣自治共和国表现十分特殊，以杜达耶夫为首的强硬民族主义势力和决意要把车臣从俄联邦分裂出去。车臣问题愈拖愈难办，事情发展到除采取武力别无选择的地步，结果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代价当然很大，为此不仅死亡二至三万人（俄罗斯一位高级官员1月7日透露的最新数字），叶利钦总统本人的威信亦受到损失。车臣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最近连续发生的古杰尔梅斯战斗和扣留人质事件都表明了这一点。国防部长格拉乔夫称，杜达耶夫一直在为重新开战作准备，不排除车臣战事近期“急剧激化”的可能性。看来，车臣问题的后遗症不仅在于依然会影响北高加索地区和其他自治共和国的民族情绪，而且可能助长俄罗斯人集聚的地区（如远东地区）建立共和国的活动。
　　（七）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仍将有一个徘徊阶段，可望经过一两年之后逐渐回升。1995年俄罗斯经济好转的主要标志是：负增长从前一年的15％减少到5％以下（经济增长主要是在燃料动力、冶金、 石化等部门），通胀率至年底控制在5％左右， 中央银行黄金外汇储备增加到100亿美元，卢布汇率大致稳定在4500卢布兑换一美元， 对外贸易出现顺差，预算赤字控制在额度之内。政府在一个决定中的提法是“出现了稳定的某种迹象，但经济形势依然紧张”，这个说法看来比较确切。俄罗斯国情特殊，反复性大，经济转轨比东欧一些国家复杂，军转民尤为困难，联盟中央与地方主体的关系有待改善，政治斗争对经济形势产生的影响很大，所以，1996年经济较大可能仍在谷底徘徊，再过一两年有望回升。经济问题依然是影响俄罗斯政局的基本问题。
　　（八）全方位外交是国内政策的继续，维护国家利益和重振世界大国雄风是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公认的对外政策核心。俄最近外长更迭，是外交政策调整在人事组织方面的重要体现。从1990年便掌管外交部的科济列夫，在外长地位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因而得以体面地辞去行政职务。这位以亲西方着称的前外长，对于俄罗斯很长一段时间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方针产生过特殊影响，同时，对于后来在议会和社会舆论压力下转向“全方位”外交也起了重要作用。现在由普里马科夫接任外长，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感到“震惊”，说普是一位“采取强硬方针的右翼人士”，可能推行一项“更加武断”的外交政策。叶利钦总统解释说，更换外长并不意味着更换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一切基本原则；决定这些原则的不是外交部领导个人，而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1月12日，新外长普里马科夫谈论俄罗斯对外政策时， 提出了对外关系的4 个主要方面：创造有利于俄罗斯民族利益的外部条件；发展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保持国际关系的稳定，共同消除“冷战”后果，调解地区冲突，首先是独联体地区的冲突；继续执行裁军政策，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番话被美称报作是“强有力的调子”。俄罗斯总统和外长的态度集中表明：第一，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是重振大国雄风；第二，与独联体其他成员国的关系，仍被置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首位；第三，一段时间来俄罗斯经过调整的外交政策，不仅将保持连续性，还要确保稳定性。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更换外长反应如此强烈，说穿了，是因为它们想把俄罗斯外交政策拉回到向西方“一边倒”，企图让俄罗斯充当自己小伙伴的奢望落空。＊
　　
　　
　　
现代国际关系京17-20D7国际政治俞邃19961996 作者：现代国际关系京17-20D7国际政治俞邃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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