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中下旬，国军徐蚌会战的失败几成定局，华北战场也已岌岌可危，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形势每况愈下，国民党内求和呼声日益高涨，派系矛盾也随之突显。12月24日，国民党桂系代表人物，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司令白崇禧首先发难，致电国府要求停止对共军作战，进行和谈。同时，湖南省主席程潜也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李济深则在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副总统李宗仁的代表，立法委员黄绍竑暗通，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主张蒋介石辞去总统一职。随后，国府内部主和派纷纷附议，终至求和之声日盛一日，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和平运动”。12月26日，蒋介石派代表与副总统李宗仁商谈，表示愿意由其代理总统之职。12月30日，白崇禧再度通电议和，河南省主席张轸亦于同日要求蒋介石下野。

此时，国共力量对比和内战之初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国府的求和，中共根本“不许讨价还价”，坚决要将不肯投降的国民政府武力“扫地出门”。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毛泽东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在1948年7月至12月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的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现在中国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这就是国民党内部有人开始大谈“光荣的和平”，而且美国官方人士也在热心于中国的“和平”……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是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势力的。

面对桂系的逼宫、党内的和平呼声以及美国人的劝和态度，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万般无奈中决定以退为进，考虑下野谋和。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发表的元旦文告中表示：“只要共产党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1月2日，蒋介石分别致电白崇禧、张轸，表示只要共产党能保全国家命脉，顾念人民涂炭，合理合法解决国是，则个人进退出处，惟全国人民之公意是从。

面对蒋介石破天荒的求和呼声，中共毛泽东于1月4日为新华社起草了《评战犯求和》，指出：“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此一评论等于是拒绝了国府的求和。1月8日，国府外交部长吴铁城将政府议和决议通知美、英、法、苏四国大使，请求其调解国共内战，并让主和派黄绍竑等人在香港与中共接洽。

1月10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等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我们打算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是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和实现和平的。但是在同意进行调停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一方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政府想使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一方也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举措，并征得另一方对苏联进行调停的同意。”。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要毛泽东这样答复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一向赞成中国和平，但是，由于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因此南京政府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不能让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赞成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

对于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心中非常不爽，因为当时东北、华北，乃至整个黄河流域都差不多是共产党的了，眼看蒋介石就要兵败大陆，可苏联却又要中共像四年前那样与国府议和，这简直就是要在中国搞“南北朝”，让国共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然而，此时的中共早已不像十几年前那样唯莫斯科的命令是从了，毛泽东对于斯大林的“不许革命”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事实证明，虽然中共后来违背苏联的意志渡过长江，但并没有引起美国的出兵干预，反而统一了中国，没有让中国陷于“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1月10日，解放军结束淮海战役，徐淮大局已定，北平国军傅作义部也在暗通中共，准备投诚。接着，黄绍竑由南京飞抵汉口，与白崇禧会晤，并向中共代表提出了国府此前议定的五项和谈基础：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双方战线以10英里为缓冲地带；五、上海为中立区，作为和谈地点。1月14日，毛泽东进一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责国府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并强调中共的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消灭国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对于中共提出的条件，蒋介石觉得这简直就是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ultimatum，最后通牒）”，绝对不能接受。不过，当时“形势比人强”，国民党内主和呼声有增无减，李宗仁、白崇禧的“反蒋和共”活动也正加紧进行，而在华北战场中共也即将结束平津战役，国军兵力因此骤降至200万人，且战斗力、士气低落，已经难以继续对抗已发展至360万的共军了，即使防御江南亦捉襟见肘。面对这种局面，蒋介石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只好决定下野。1月19日，国府行政院通过与共党进行和谈案，蒋介石亦于同日与李宗仁商谈时局，明确表示了“引退”之意。1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同意了行政院头日的决议，敦促蒋介石尽快辞职。1月21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宣布下野。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副总统李宗仁于1月21日代行总统职权。

1月21日，章伯钧、李济深等55人发表对时局声明，响应中共1948年5月初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办法”，李宗仁也致电李济深等，表示愿共同促进“和平运动”。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凡过去一切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悉将分别迅速予以撤销停止，以使和谈工作顺利进行；至于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愿意立即开始商谈。同日，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下令撤销总动员令，停止戒严法令，释放政治犯，改各地剿共总部为长官公署，启封一切因戡乱期间而被查封的报馆杂志，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

1月25日，中共发表声明：一、与国民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国民政府，而是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待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国民政府代表；四、战犯必须惩治，李宗仁亦不能免。1月27日，李宗仁亲自致电毛泽东，再次表示愿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政府方面愿以中共八条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至此，国共在开战3年后，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只不过这一次双方攻守之势逆转，中共不再是受制于内外而被迫与国府谈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