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之所以急于摇起和平的橄榄枝与中共进行和谈，其实是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的。李宗仁的想法是通过国共和谈，实现“划江而治”，最终取蒋而代之；为此，他将同中共举行谈判，以求和解，阻止中共过江，以求体面和平，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作为自己的三项紧迫任务。这其中，核心任务就是阻止中共过江。据说李宗仁曾对国府谈判代表刘斐表示：“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罢？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果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白崇禧也曾对受命与中共进行联络的刘仲容表示：“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如果他们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因此，应该向中共提出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显然，李宗仁、白崇禧认为，只要能够阻止中共军队过江，在政治上就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的同一天，即1949年1月21日，中共代表与傅作义代表正式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平津战役随即结束。毛泽东称这种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的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的“不流血的斗争方式”为“北平方式”。“北平方式”的产生固然是由于中共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但也得到了国府的默许——国民党中央社曾于1月22日和27日两次播发傅作义和国防部有关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文告，以示认可。对此，毛泽东指出：“南京政府为什么也同意这样干呢？这是全国革命高潮和国民党大崩溃的表现。他们不得不同意，就像他们不得不同意以共产党的八个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一样。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他们孤立了，他们的二十万军队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无法不同意。这一同意是有巨大意义的，全国的问题就有合法（合国民党之法）理由遵循北平的道路去解决，他们丝毫也没有理由反对别地这样做了。”。显然，毛泽东对“北平方式”寄予厚望，希望以此去解决全国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很自然的将对李宗仁的和谈方针定位为“北平方式”。

为对李宗仁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以“北平方式”解决全国问题，1月25日，中共发言人指出，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言外之意，这就是李宗仁的榜样和出路。

1月28日，中共明确提醒李宗仁：“我们和北平人民正在做一件重要工作，按照八个条件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你们在北平的人例如傅作义将军等也参加了这件工作，经过你们的通讯社的公告，你们已经承认了这件工作是做得对的。这就不但替和平谈判准备了地点，而且替解决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太原、归绥、兰州、迪化、成都、昆明、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台湾、海南岛等地的和平问题树立了榜样。因此，这件工作是应当受到赞美的。”。这实际上是要李宗仁学习傅作义，走北平之路。同时，中共还明确表示：“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就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当日，中共还发表长篇声明，要求国府逮捕43名战犯。2月1日，《人民日报》以《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榜样——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为题，向李宗仁展示了北平方式。

1949年3月5日，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表示，与国府谈判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但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同时停止进攻桂系和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内不改编其军队，允许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强调各野战军领导应学会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会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平，并于3月26日正式公布了国共和谈事宜。

3月24日，李宗仁以和平草案提请行政院同意，并确定国府正式和谈代表团成员为，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秘书长卢郁文，后又增补刘斐为代表。3月26日，中共方面宣布将和谈地定为北平，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其余代表包括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齐燕铭为秘书长。至此，国共双方和谈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以“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为腹案，准备与中共进行谈判。由于这次谈判中共完全掌握主动，国府代表不敢公开讨价还价，周恩来因此采取“个别对话”的方式，听取南京方面的意见——周恩来对张治中，叶剑英对黄绍竑，林伯渠对章士钊，李维汉对邵力子，聂荣臻对李蒸，林彪对刘斐。在个别交谈中，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战犯和渡江问题上。对于战犯问题，南京方面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人均表示不能接受“惩治战犯”，他们认为自己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但中共代表却对此毫不松口。对于渡江问题，南京方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则只答应和谈期间暂不过江，但和谈后无论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并强调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国共的上述分歧使原定于4月5日开始的正式和谈被迫推迟。

从4月4日起，中共对国府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意图改变南京方面的立场，拉拢桂系，反对蒋介石。不久，南京代表团开始软化，作出让步，愿意接受“惩治战犯”一条，但要求“不正式提名”且“如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作出有益贡献者，可以酌情减少或撤销，反之，再列为战犯不迟”；对于渡江问题，签字后解放军不立即渡江，但亦不必拖至联合政府成立后。4月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重申谋和诚意，毛泽东亦于次日复电中在战犯问题上有所松口。4月8日，毛泽东亲自会见张治中，面谈4个小时，就中共所能作出的让步向张治中交了底：一、战犯在条约中，不举其名，但仍要有追究责任字样；二、签约时须李宗仁、何应钦等皆到北平参加；三、改编军队，可以缓谈；四、中共军队必须过江，其时期在签字后实行，或经过若干时日后再过江；五、联合政府成立，必须有相当时间，甚至须经四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行使职权，免致社会秩序紊乱。4月9至11日，毛泽东又分别会见了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等南京代表团成员，大家都对和谈前景表示乐观。

4月10日，鉴于和谈前景光明，中共方面决定将渡江时间推迟至15日，并将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改为和平渡江。4月11日，中共下达指示，将渡江时间再推迟到22日，并表示如果政治上有需要，则还要再推迟7天。同日，中央军委还指示太原方面解放军暂缓攻击太原，以期和平解决。

虽然南京与北平的谈判进展较为顺利，但实际上李宗仁、白崇禧不但根本做不了蒋介石的主，而且对中共坚持渡江也不以为然。4月6日，蒋介石向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中共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中共负之。4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介石的和谈方针，坚决反对中共渡江，8日，又决定设立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依据中常会决定之原则，协助政府处理和谈问题。4月12日，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在南京作出五项决议：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作决定；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五、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这实际上已将南京方面的“底牌”完全亮了出来：只要中共坚持渡江，和谈就不可能成功。

此时，中共通过地下情报网获悉，李宗仁虽求和态度不变，但拒绝中共渡江的态度日趋明显；至于白崇禧，本来就坚决反对中共渡江，自然对投降式的解决办法更不赞成。中共得知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后，决定向其摊牌。4月13日，中共宣布和谈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期限为13至17日，并要求17日必须解决问题，18日后不论谈判成败，解放军都要渡江。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要求，将已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提交张治中，通知当晚9时开始正式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