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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之路
　　拉波夫的全名为William Labov。他的名字跟社会语言学一样， 举世闻名。拉波夫是社会语言学的创始人，但他并不喜欢“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I have resisted the term sociolingistics for manyyears.”（我拒绝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呢？他说：“since it implies that there can be a successfullinguistic theory or practice which is not social.”（因为它意味着语言学的理论和活动可以存在、可以成功，但却没有社会性。）显然，在拉波夫看来，语言学的任何理论和活动都离不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天下不存在社会语言学与非社会语言学的区别。可喜的是，数十年来，在拉波夫及其追随者的倡导之下，人们对语言社会性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共识：不仅研究的对象要以日常话语（speech）为材料，而且要考虑说话人的社会背景，如阶级、地位、性别、年龄、人种、方言、地域、风格……等多种因素。在当代语言学领域，是拉波夫和他的老师文莱奇（Uriel Weinreich ）第一次把“语言的社会性”科学地引入语言学的研究。
　　拉波夫1927年12月4日出生于新泽西州（New Jersey ）纽约城外的一个小镇上（Rutherford）。上中学的时候，同学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他说：“我动手常输，但动嘴总赢。但无论输赢，我们彼此都是各自生活中的参照体（reference group），长大以后都成了好朋友。 ”1944年，他进入哈佛大学读英语与哲学。有一次，他的哲学导师得知他选了一门化学课，说：“你从哪儿学来的科学崇拜？”数年以后，拉波夫发现自己的确崇拜科学，而且一直没丢。他奇怪的只是：怎么连自己都不知道，导师却知道了呢？大学毕业后，拉波夫连续找了几个动笔写作的工作，又连着丢了。后来，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化学知识派上用场，于是在一个小公司里找了一份工作，任务是配制颜料。在那儿，他学会很多颜料的配方，并把合成的颜料使用在不同对象上，如衬衫、瓶子、绸缎等等。他很喜欢这份工作，掌握了各种颜色的配制技巧，并感觉到自己知道怎么做实验研究。他喜欢他的同事，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争论。跟印制工人、汽车司机等一起工作和生活，加深了拉波夫对工人阶级的了解和感情，为他后来的社会调查打下了基础。
　　1961年，拉波夫离开了他的印染公司，重新走进大学课堂。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公司受经济的制约而限制了个人利用自己所有的知识去制作世界上最好产品的能力的发挥。他说：“即使你比竞争对手优越，你也不能把自己的所知形成理论发表出来。”而大学则不然，他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非常幸运，他的老师文莱奇——这位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系的知名教授，几乎跟他同龄，是一位年轻有为、充满生气的学者。他学风正直，善于保护和支持学生的发明创造力。在哥伦比亚大学，拉波夫以马岛人的语音变异为对象，完成了硕士论文，并且在美国语言学会上宣读，得到好评。他的博士论文是以纽约黑人方言为研究对象，第一次引进了测量变异的统计学、分析语音的声学语音学等现代化手段，从此逐渐扭转了语言学界“重质不重量”的研究方法和风气。
　　从1964年到1970年，拉波夫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助教授。这一段时间的研究里，他第一次使用数学上的概率论，计算、分析左右语言行为的内部变异现象。1971年，他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UPENN）， 任副教授，因为费城是研究语音变化的一个理想的天然“实验室”。自1971年至今，30年来，拉波夫一直在宾大语言学系教书和研究，把宾大的语言学系变成了世界着名的“语言演变”的研究中心。拉波夫不无骄傲地说：“要是你想研究语言的使用， 要想测量研究的对象， 那么就到宾大跟Sankoff、Kroch、Prince和Labov来学好了。”
　　中国人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拉波夫可谓这样的一位西方学者。一次，一个14岁的少年问他做什么工作，没等拉波夫讲完，孩子说：“干脆说，你的工作就是到世界各地，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是吧？”拉波夫说：“对！”小孩说：“我也要干这个。”
　　拉波夫是一位举世闻名、贡献卓着的语言学大师。然而，要全面介绍这样一位大师的学术成就，远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下面，笔者只能据自己跟拉波夫读书的体会，扼要地谈一谈我所理解的拉波夫在治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些特点。
　　 一 迎难而上，出奇制胜
　　拉波夫治学的一大特点就是他能够在一般认为不可能的难题上出奇制胜，获得成功。我们知道，布龙菲尔德等老一代语言学家早就预言：人们日常话语中存在变异，但这些变异只可感知而无法捕捉。然而，拉波夫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实验语音的帮助，不仅辑录了大量的口语变异的第一手材料（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系的语音实验室是世界最大的、辑有世界最丰富的口语材料），而且将不同的语言特点展现得清清楚楚。这显然是上一代语言学家所不能想象的。当然，有人会说，那时还没有计算机一类现代化工具。然而，现代化工具，只可以帮我们做，不能帮我们想。它可以把一个人的话语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并化为图像，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哪些话属于哪些场合、哪些是正式的哪些是随便的。人们的话语随场合的不同而不同（包括风格、社团、家庭、社会、地位等等），这并不稀奇也不难理解。难就难在如何让说话的人下意识地说出你让他说的话。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得不到说话者最自然最真实的话语，那么一切结果都不可靠。然而，这里有一个内在矛盾难以解决：一旦让人说你要的话，说出来的就不再是他下意识的话；相反，人们下意识的话，未必是你要的话。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能否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社会语言学最初面临的一个致命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就如沙上建塔，顷刻便倒。作为创始人，拉波夫自然当仁不让，同时也责无旁贷。而解决这个问题，则表现出他极大的创造力。首先，拉波夫观察到：在纽约黑人社团里，一般人都不发词尾后的“-r”音（如“four、car”等），只有在正式场合，他们才跟白人一样带上“-r”音。问题是如何在观察者的控制之下得到这种不同场合下的变异材料。拉波夫举重若轻、出奇制胜的本领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这就是他着名的“纽约百货商场-R”的调查案例。他首先选定一个百货商场并得知在四楼卖鞋，然后他到一楼问一个黑人售货员：
　　拉波夫：“请问，鞋在几楼？”
　　售货员：“four。”（不带“-r”音）
　　拉波夫：“对不起，在几楼？”
　　售货员：“four！”（带“-r”音）
　　读者一定可以想见拉波夫是怎样巧妙地控制这里风格的转换。如今，拉波夫已经发展出一整套野外作业的完整理论，以及有关调查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野外操作程序和手册，并且训练出一批批技巧熟练的学生。在UPENN，野外调查被视为从事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功， 而拉波夫则每次都亲自指导和检查。无论野外、室内、学术、机器等方面的难题，他都能手到病除，至少给你许多方法和路数。他的脑子里似乎有一个“锦囊”，不知道装有多少“妙计”。
　　再如，给词义“定界”，可谓千载难题：什么是“杯子”？杯子和缸子有何不同？它们和碗的区别在哪儿？当然，每个人都能说出其间的某些差别，譬如：有把儿没把儿，有把儿的是缸子，没有的是碗；深的是杯子，浅的是碗……，等等。但是，如何准确计量它们之间的差别？深浅的比率是什么？深到什么时候才叫杯子？浅到什么程度就成了碗？更重要的是，深浅在什么范围之内就既不是杯子也不是碗？这个模糊的范围能否测量和计算？测量和计算的根据是什么？等等。且不说从来很少有人这样想过，就是想到了，也无法全面、综合地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拉波夫不仅想到了，而且出人意表地回答了上述全部的问题，这就是他的名作：“词语的界域及其意义”（The Boundaries of Wordsand Their Meanings）（1973）。在这篇文章里，拉波夫首先用纸做成许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19个杯状的器皿，它们有的是标准的，有的是夸张的；有的是方的，有的是圆的；有的带把儿，有的没把儿；还有的是介于两者或几者之间的。然后，他到群众中作抽样调查（主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连续共8次，每次11至24人）， 了解人们是怎样称呼他制作的每一件“器皿”（当然，还涉及使用和制作材料等因素），并严格记录所得的一切结果和次数。回来后，他根据这些结果和数字统计出哪一个形状被认作杯子（或杯状、碗状、怪状等）的比例数字。最后，运用概率公式和“变异规则”（他和数学家D. Sankoff一起设计制作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将其间的比值和比差计算出来，得出了标准杯子确切的深浅、大小的比例，以及与其他形状（如碗）之间的模糊值。 我们最后看到：“杯子”被定义为一个形式化的公式（见Labov 1983）：
　　“杯子”这个词一般用于指一种圆状的器皿，它的宽和深的比例是：1＋r，
　　其中r≤rb，rb＝a1＋a2＋......an。
　　“杯子”也可以变指（variably denote）一种器皿， 它的宽和深的比例是：1＋r，
　　其中rb≤r≤rt，概率为：rt－r／rt－rb.
　　有人误以为社会语言学不搞规律的形式化，殊不知，拉波夫所追求的就是结果的形式化规则（formal representation）。 拉波夫和乔姆斯基的分岐不在形式化的表述（这是寻求语言机制的必然结果，而拉乔二人对此并无不同，参下文）；他们的不同在于基本假设出发点上的对立（参下文）。无论怎样，表面看似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在拉波夫手里，竟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中国史学大师陈寅恪有善发“千载之覆”的美誉；而美国语言学大师拉波夫则有善解“天下难题”的口碑。大师所以为大师的奥秘，或在于此耶？
　　 二 脚踏实地，求诸事实
　　拉波夫治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脚踏实地，求诸事实。“脚踏实地”一般是说治学的态度；但对拉波夫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方法。“地”对拉波夫来说不只是抽象的“地”——务实而不务虚，而且是具体的“野外大地”。他的研究材料均来源于人们嘴上活生生的口语，而非研究者想象的自己的语言行为。要掌握这种活材料，非野外作业而不能得。拉波夫深信，只有活的语言才能告诉我们变异的真谛。所以，对拉波夫来说，脚踏实地就是要走出实验室，到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群众中去，收集和了解他们的语言，从而掌握语言变异的真情实据。就是说，研究变异必须求诸社会语言的实例。一般说来，“求诸事实”是指立论的方法，但对拉波夫来说，它不仅是方法而且是理论。他曾尖锐地向语言学界发出质问：“什么是语言事实？”研究不能不辨别事实，而语言学界居然有不明“事实”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语言学的大问题。原因何在？因为以往的材料，未必真实，因为拉波夫认为，我们不能离开语言的社团、方言，以及说话者的社会背景来谈论所谓语言事实。离开特定社会背景的语言材料，都不真实。可见，求诸事实，不仅是方法问题，也是理论问题——语言学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大问题。
　　无疑，拉波夫把自己的语言研究坚实地建立在语言的社会基础之上。但同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语言学的目的是研究语言，而不是社会，尽管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社会，同时它的成果也可以服务于社会。在学术上，拉波夫极力将自己的社会研究建立在服务于语言学的目的之上，因此他不仅在语音学、实验语音学等语言学科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而且对历史语言学及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然而在实践上，拉波夫又极力将自己的语言研究建立在服务于社会的基础之上。他最善于从社会中得出语言的规律，同时又把语言规律运用到社会中去。真可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学术典范。他曾以自己研究的“黑人方言不断偏离白人”的事实，向美国社会宣告：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一结论不啻于向美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一时成为举国上下的头条新闻。
　　作为一个经常深入群众的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十分关心下层社会的儿童教育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到如今，拉波夫从未间断对黑人儿童读写问题的关注。他以自己研究的成果向美国中小学教育界呼吁：黑人儿童阅读的障碍源于社团隔离、种族歧视和受方言影响的音素问题。据此，拉波夫向社会大声疾呼：我们应该立即停止对孩子的责备，相反，现在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革。
　　最能表现拉波夫用其语言研究的成果服务于社会的是在法庭之上。拉波夫分别在1960、1982、1984年，以语言学专家的身份，三次出庭为被告辩护。第一次是为钢铁工人出庭，证明公司给他们的法律文字确有误导倾向；第二次是为领取社会救济金的人出庭，证明当局给他们的法律文字确有误导的意向；第三次是为一个被人告为在电话里恫吓航空公司在某某航班放了炸弹的人出庭，证明官方掌握的电话录音根本不是被告人自己的方言。三次诉讼，只有第一例败诉，后两案均以胜诉告捷。最后一例尤其动人，那位被诬告的人出狱后写信感谢拉波夫，说：“我在监狱中等了15个月，盼望能有一个人可以把虚构和事实分开。当我听说这件事在法庭上解决了的时候，真让我感动不已。”
　　社会语言学不是语言社会学，但拉波夫的治学却是双向的。他脚踏实地，因此注重事实。被告人说他能把“虚构和事实分开”，恰好说明他治学的一大特点。拉波夫在一篇文章里不无感慨地说：“当我的研究被大量事实证明的时候，我的确感到自己触摸到现象背后的真实了，但它远不如‘把虚构和事实分开’让我感到满足：一方面，被诬告的人从此可以得到自由；另一方面，陪审团的人因此可以安心睡觉了。”
　　 三 推寻机制，不尚泛论
　　拉波夫的成功还在于他充分利用了现代化手段（统计学、概率论、录音机、计算机等现代工具），使他能够把原本无法设想的个人之间、社团之间瞬息万变参差不齐的话语变异和规律，清楚明确地展示出来。要知道，美国语言学前辈布龙菲尔德说过：“We do not trace theusage of a linguistic form in a community, act by act.”（见“Literate and illiterate speech”，载于American Speech 2: 432—9. 1927）因此，他拒绝在社会环境中精密地研究话语行为。然而， 拉波夫做的正是此事。他不但做了，而且成功了。在这个领域，拉波夫的成功可以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场革命。对今人来说，他的成功固然不易，而他成功的秘诀则更为珍贵。当然，现代化工具帮了他的忙，这不错——布龙菲尔德时代尚无计算机。然而，正如拉波夫自己说的：计算机只给了我们一堆数字。数字本身不是科学。科学是数字背后所隐藏的机制。拉波夫关心社会研究社会，但他所以成名，不因为他是政治家，而因为他是科学家。科学家所关心的不仅是事实，更重要的是事实背后或者造成事实的运作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变异机制，就没有变异科学；没有变异的科学，就没有今天的拉波夫。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拉波夫的文章里，以至在宾大的课堂上，每每看到、听到“mechanism ”这个词的根本缘故。拉波夫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把变异研究的方法科学化；而其科学化的本质就在于对变异机制的不懈追求。机制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具体程序，是造成事实所以为事实的具体运作规程。因此，探求机制，必然重视原理的操作性和程序性，必然不会满足空泛之论、无定之说。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
　　大家知道，乔姆斯基是不赞成用功能来解释语言结构的。他以生物学为例，说明功能的局限：“毫无疑问，研究心脏时生物学家要注意心脏输送血液的功能，但是同时他们还要研究心脏的结构，以及人及生物心脏的起源，而不会从功能上考虑解释心脏结构的可能性。”乔姆斯基的观点当然和他的立场分不开，因为他把语言使用和语言结构的研究严格地区分开来，认为句法是一个自主体系而不受语义的支配。语言本能有其内在结构，不为社会交际所左右。拉波夫当然和乔姆斯基的立场不同，所以，人们自然会认为重视语言社会性的拉波夫，必然属于功能学派的战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拉波夫并非如此。他说：
　　“Yet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I and others who observelanguage in us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oubtful ofarguments for the controlling effect of meaning on languageand language change.”（然而，过去的十几年来，我和其他研究语用的人越发怀疑那些认为控制语言和语言演变的因素是语义的论点。）（1987）
　　语言的功能，据拉波夫的定义，是“让说话（或写作）的人把意义交流给对方（读者或听者）”。因此，交流的需要（need）、说话者的意图（intention）等等，自然都属于语言功能的范围。问题是， 为什么拉波夫如此怀疑功能的解释呢？他下面的话，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If functional theories become theories of intentions,they will be leading us down a very slippery path indeed. （如果功能理论变成一种说话意图的理论，那么它必将带领我们走入一条非常冰滑的道路。）（1987）
　　功能讲“意图”，但“意图”很难确定；功能也讲“需要”，但“需要”无所不在——凡新的东西都是需要，而没有的东西却不能说不需要。根据意图和需要来立论，必然引入主观的臆测而无法权度。所以，依此成说，必然如冰上立锥，滑移而不定。拉波夫之忧，盖在于此也。不仅如此，他还说：
　　“很多话语分析学家在解释两种形式的选择时，嗜用包括语义、语用、文化和社会等环绕话语行为的非限定的语境（unlimited context）。在这种分析工作的背后，似乎有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一个神通的精灵，坐在那儿控制着话语的装置，在把语言转变成话语之前，有目的地扩大和加强话语及其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度。”（1989）
　　然而，他接着说：
　　“这种环境并非机制的，像音位的语音环境那样；也非强制的，像句法环境那样。相反，它是非强制、非限定的，然而却压倒了句法与语音结构的机制限定。一个对诸多语境如此敏感的话语语法，不可能是有限的或可测定的。”（同上）
　　“非有限”、“不可测”的理论，若非空泛之论，也属无定之说。无论怎样，均不能成为科学。由此可见，冰滑之路、无定之说，恐怕是拉波夫所以力排功能的忧虑所在。那么，什么可以充当理想的解释呢？拉波夫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机制”。他是这样说的：
　　“有人会问，如果信息交流并不决定语言演化和变异的模式，那么由什么决定呢？19世纪大多数语言学家对此都非常清楚：作为语言演变机制最主要的语音变化来说，它们是以机械运作的方式进行的，和语义、社会交际的需要无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仍然是最普通的演变形式。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所期望的就是：大多共时的变异同样对信息交流的需要没有反应。”（1987）
　　这就是说，对语言和语言的演变起主要作用的，是语言自身的机制，而非语言交流的需要。后来（1989），他又明确地指出：“这里我的观点是：语言的本性（faculty）是为其结构所制约的， 是一种非常机制性的运作（a more mechanical in its operation）。”这似乎和人们对拉波夫的印象大相径庭。殊不知，这正是他科学精神之所在。拉波夫和乔姆斯基的学术立场固然不同，但是，他们在拒绝功能、探求内部机制上的精神，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是不是反映了西方大儒在治学上的同一精神呢？如果是，那他们的同一精神是不是就是对事物内部机制的探求呢？无论怎样，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不仅在语言学，就是在学术史研究上，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拉波夫不止一处强调语言及其演变的机制，因此也不止一次反对功能的学说。他在近着《语言变化原理·内部因素》中，引用柯罗克的研究成果，说：古代英文中“DO”的出现，导致了人们对没有“DO”的句子的误解（misunderstanding）。如果按照功能的推理，这些引起误解的句型要么不能出现，要么它们的使用频率应该随着时间的进程而不断降低。同时，不会引起误解的带“DO”句型则应该随着时间而不断增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两类句型的使用频率在历时的发展中，按照“开始不同但是后来平行”的增长比率“齐头并进”。这就是柯罗克着名的“平衡比率模式”。拉波夫说：“柯罗克的论证表明：不是人们希望交流得到理解从而影响了人们对语言形式的选择，相反，人们的选择是误解的结果。”（1994）这无疑是对功能学说的最大挑战。这种出人意表的结论，非对语言有深刻的了解不能做。
　　拉波夫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的社会语言学家，他在变异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无可置疑的领先地位。 一方面他对英语的社会方言（socialdialect）、个人方言（idiolect ）等语言变体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北美各大城市，抽样多达数千人。而且，这项工作仍在进行。 而另一方面， 他又在撰写一部三卷本的鸿篇巨着， 名曰：“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语言变化原理》）。 第一卷《内部因素》于1994年出版；第二部《社会因素》于2000年出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将在北京再版）；计划中的第三卷将在社会语言学的实验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和语言相关的心理因素与语言变化的关系。拉波夫将书名定为“原理”，并说明其目的并不是要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在拉波夫的新着中，社会语言学的课题研究仍然是他和老师文莱奇（Weinreich）最初提出的基本问题：1.变化的启动；2. 变化的制约；3.变化的过渡；4.变化的嵌入；5.变化的评价。从他新着的分卷可以清楚地看出，拉波夫不仅注意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同时对内部因素也给以高度的重视。其实，传统上，语言学家一直受内部因素的局限，这种局限是社会语言学创立以后才彻底打破的。然而，有趣的是拉波夫虽阐外因，但同时又对从语言系统的角度提出的解释给予极高的评价。第一卷《内部因素》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拉波夫曾于1974年，以美国语言学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华访问。26年以后，亦即今年（2001）的5月中旬，他将应邀再次来京讲学。 在拉波夫临来之际，笔者谨抒己见，以飧读者。然而，百闻不如一见，读者还是亲自去领略一下这位世界级大师的学术风采吧！
世界汉语教学京39～45H1语言文字学本刊特约记者20012001 作者：世界汉语教学京39～45H1语言文字学本刊特约记者20012001

网载 2013-09-10 21: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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