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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演变的历史
　　本节首先回顾新自由主义在美、法两国的相同点与相异点。然后分析美国在20世纪的阶级斗争，这一分析为观察美法两国选择颇为不同的轨迹提供了重要洞察力。
　　（一）类似性和特异品质
　　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妥协存在着重大差异。从这一角度看，美国与法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1. 第一个因素是管理或“公司治理”的转变。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股东利益至上”公司管理模式，这种在新自由主义下的公司治理就是回归到股票市场处于中心地位。给股东“创造价值”是大公司的管理者的新目标。在以前的几十年，管理者较少这样做；在那时，不仅是盈利，他们所强调的重点还有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这些管理主义的趋势当时得到了很好的理解。管理资本主义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得以繁荣，决非偶然。
　　2. 众所周知，在凯恩斯主义妥协时期，从政策角度看，也是很特殊的，宏观政策表现得更为明显。“二战”后，法国承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政策也是以增长和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全盛期，尽管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直到1979年的“剧变”。
　　3. 与规制框架和财产关系相联系，金融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法国在“二战”后高通胀的背景下，实际上实行的是对经济的廉价融资政策。如果加上金融公司的利润率将出现负利润率。资料显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美国也奉行了这种支持非金融性部门的做法，但总回报却是正的。
　　4. 另一个共同点就是两国都实行了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虽然在程度上有所差异。在“二战”之前，美国的社会保障就比较完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在“大萧条”和“二战”以后，从社会保障角度看，这种社会新秩序又取得长足进展。在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从人民统一阵线时期，直至“二战”后的解放，也建立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保障框架。
　　5. 在“二战”后，美法两国在科研、教育以及产业政策等领域都明显地实施了国家干预。但在法国这样一个部分经济（包括金融的和非金融的）实行国有化的国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就更为显着。这些新趋势不只体现在战后初期。1972年，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达成共同纲领，计划扩大公共部门。在密特朗1981年执政后的一段较短时间内，又曾试图实施这样的激进改革。
　　在这些机制中还有一个国际层面的因素，而美法两国在这一层面上情况也不尽相同。法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获益颇丰。此体系能够容忍大幅度的通货膨胀，法郎兑换美元的多次贬值和升值，以及持续的或紧或松的汇率控制。当时，汇率很低。要对资本家阶级进行金融压抑，通货膨胀显得至关重要。尽管存在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还是有大量的美国直接投资进入法国。在欧共体这个环境的熏陶下，同时也得益于有利的国际环境，法国逐渐缩小了与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给予欠发达国家一些相对的便利，它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危害；相反，却助长了这个国家的霸权，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元危机之前是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结构性危机的动荡之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霸权，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但两国的一些差异在新自由主义阶段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
　　1. 新自由主义都明显地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加入欧盟的法国更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很特殊的。它大胆利用能够提升居民消费的信贷政策来刺激需求；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指向国外，这样，必然造成对外贸易中出现大量赤字，而同时不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并伴有大量资金从世界各地涌入美国。（注意，如果宏观政策以贸易平衡为目标，这种现象不可能出现。）
　　因此，就政策而言，美法之间的差异说明它们不属于同一个“自由主义”，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相对不同的地位。全球的主导地位使美国受益匪浅，这就减少了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在中间阶级内部的严重分化。由于上层社会一般热衷于狂热消费，所以我们认为，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开支加大对新自由主义妥协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2. 就社会保障而言，如前所述，美法两国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程度上；但是，除了上述差异外，法国的社会保障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要比人们所预料的表现得更有韧劲。
　　由此可见，在实行新自由主义25年后，美法两国的显着差异主要有两点。美国保持着更有利的宏观经济形势；尽管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美国管理者阶级还是从新自由主义的繁荣中获益了。法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与美国不同的是，许多建于战后的制度仍然存在，特别是与社会保障有关的许多凯恩斯主义妥协的特征保留了下来。这主要得益于民众的抵制，或许，管理层中的大部分对这些社会安排的坚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当新（新自由主义）与旧（凯恩斯主义）同时存在时，二者之间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鉴于这两种主张在法国的共存，所以，当代法国有时被称为社会自由主义社会。
　　总之，在资本家阶级和管理者阶级的关系方面，美法两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重大差别，即使在凯恩斯主义妥协和新自由主义阶段，情况都是如此：（1）法国社会的管理主义的特征表现得特别强烈；（2）金融利益不仅“被控制”，而且“被压制”；（3）国家干预较强；（4）对新自由主义的进攻反抗较强。
　　看到这些不同的社会轨迹，我们仍不能解释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相对于法国和欧洲的良好表现。在帝国主义金字塔中地位的不同是问题的关键。
　　哪些因素可以解释这一差别呢？在这里，法国所有权的历史特点可能起到作用（但越来越多的法国大公司被像美国年金这样的国际机构投资者所掌控，这也是事实，它们肯定不会按法国的传统行事的）。在法国，管理也具有特定的历史品质，例如，管理者与国家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这又被法国教育制度的特征所强化，他们对集权和国家干预有着依附传统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管理在法国被看作“社会”组织行为，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尽管长时间面临新自由主义宣传，但法国管理者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依恋于战后数十年的社会制度体制的。在法国社会对抗的历史中，管理者阶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倾向于“社会主义”：在过去它是革命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成为改良派。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目前仍保留着这种品质。
　　总之，在新自由主义阶段，那种美国式的发生在上层的“恋爱事件”，在法国上层阶级中并没有发生。
　　在这些复杂的机制中，我们能否正确判断事物的来龙去脉？显然不是收入趋势引发了上述差别。考虑到历史上的决定因素，我们认为，正是阶级斗争，形成了两国不同的前进轨迹。
　　（二）阶级类型与阶级斗争
　　无论技术变迁和获利能力的趋势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有多么重要，在社会轨迹的解释中，阶级类型和阶级斗争的演变仍是问题的中心。在本小节，并不想对美国和法国阶级斗争的过程进行实际比较，而只是把视野相当严格地限制在美国。分析的目的是显示阶级斗争有多重要；只有通过这一分析，我们才有可能具体理解前文所述的阶级关系的变革。
　　金融，正如我们所定义的，它并不是始终存在的。它是发生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急剧转变的历史产物；当时，所有权和管理之间实现了分离，新的金融部门形成了：一方面，是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权力巨大的金融机构。
　　自从这个新格局形成以来，金融机构就作为重要角色，在代表资本家的利益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优秀的作用。在那些大金融机构的支配下，在上世纪之交出现了合并浪潮，促成了摩根或洛克菲勒这样的象征性人物的出现。人们有时认为金融资本意味着新的金融资本家接管工业资本（在那些年，金融资本的概念就是与此相关的）。但不论怎样，新格局是建立在一个主要矛盾的基础之上的；这一主要矛盾，并非金融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而是新的金融或非金融公司的所有者与传统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核心问题是宏观经济的控制。主要目标是稳定物价，并根据黄金的价格而不是一系列商品的价格作为价格指数的判定标准。纽约和芝加哥的大银行在实际上发挥着中央银行的作用，因为它们是其他银行的银行。这种尚未成熟的货币政策并非十分奏效，伴随着金融机构的重组（停止营业，银行倒闭），危机的发生仍旧比较频繁。这时，又产生了清算机构，作为一个集体的机构，用来制止危机。总之，大型金融机构反对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因为它们害怕失去对货币机制的控制。只有1907年的危机创造了新条件，开创了新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导致了美联储在1913年的建立。
　　这种不愿创建中央机制和机构，并利用它对付不断增长的宏观不稳定的状况，导致了大萧条。金融机构对危机负有责任，新政和战后“有争议”的框架被实施，这对资本家阶级来说是一个重大挫败。战后，金融界与商界领袖协调一致，主张回到自由市场经济，即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这一新妥协受到了打击，主要体现在1946年通过的就业法中，这一法律赋予国家实现充分就业的责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过程中，控制纽约大银行的金融家直率地反对这项计划。他们断言，这将导致通货膨胀。他们提出用关键通货计划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维护他们在国际货币机制控制中的中心位置。最后，他们还是失败了，尽管这个协议具有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典型的妥协性。但是，无论如何，资本的流动被限制了。
　　在新自由主义确立第二个金融霸权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在阶级斗争中再一次充当了资本家阶级代理人的角色。1979年保罗·沃尔克的“成功一击”，就是大银行直接鼓励的结果。
　　众所周知，在当代资本主义，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在约束管理者，使之取悦于股票所有者的行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美国的金融机构是异常强大的，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有着重大影响。它们在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过程中，也充当了一个核心角色。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也是如此。它们在扩张新自由主义中的作用，就是到处增进资本家的利益，例如，在债务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的多次危机之后要求开放商业和资本边界，强制实行稳定计划，实现基本财政盈余，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等。
　　总之，金融机构在历史中扮演了中心角色，代表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资本家阶级失去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权，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其统治地位都会被动摇，其作为统治阶级的命运也将受到威胁。在凯恩斯主义妥协中就是这样。
　　自从管理者阶级作为一个历史角色独立出现之后，它就被相应地卷入到上述所有纷争中，尽管没有资本家或大众阶级的暴力。是哪种社会力量支持创建了美联储？是谁制定了新政？它像19世纪新兴的城市阶级，后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革命中的作用已被历史学家所充分记载。尽管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并不引人注目，但我们确信，它的作用顽强而持久。但评价这个领域的历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管理者阶级会利用进入政府机构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组织能力。这显然主要涉及为公共管理服务的那部分人，但管理者阶级承担着私人企业的管理任务时也是如此。这一工作在历史上的权重可能是由国家干预主义的长期实践决定的，特别在法国更是如此。不过，管理者并不必然坚持将生产资料产权转移到国家手中，以此限制或压制所有者手中的权力。一些非盈利机构，如美国的大学或医院，不一定是国有（即由联邦政府、州或市政府掌控）的，它们交由管理者负责。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宏观政策要像凯恩斯主义妥协阶段一样，应该是“中央集权统治”或“准中央集权统治”的，因为它们必须被集中执行；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作用下，管理者的目标虽已被修改，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法则。中央银行自治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种二重性。
　　下面，我们用来自大众阶级的压力来解释美国各个重大事件的历史。这一历史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是产业工人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美国社会党（1901年）。但一次大战却形成了不利于激进倾向的社会环境。这些变化在确定新的社会保障框架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体制出现的时期，所以，整个阶级斗争的类型是相当复杂的。上层阶级中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传统部门的资本家与得到金融部门支持的新公司之间的矛盾。同时，农民与大企业之间的矛盾也很紧张。新兴企业的管理者开创了一个与工会合作的过程，并推动了一轮有关意外伤害、住房、医疗和退休方案等方面的新改革。大公司获利能力的大幅上升也为上述改革提供了条件；这一点，是传统部门不具备的。
　　另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在二次大战以后。这一事件是三个冲击的结果：（1）大萧条；（2）战争本身；（3）苏联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战后出现。劳工运动在各地风起云涌。在所有的案例中，对此的反应都是抑制和妥协。资本主义的生存问题提上议程。在此，我们不能详细描述抑制的含义：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出现，各地共产主义者受到人身迫害……。但是，大众阶级的社会威胁却为凯恩斯主义妥协创造了条件。在新政和战争期间，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已经扮演了突出的角色。他们的中间位置及其固有的组织能力，必然使他们成为新的社会安排的中坚。对于管理者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确立自主权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大众的斗争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在随之而来的结构性危机中，大众的力量被打败了，而这次失败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新金融霸权的确立。正是这一对上层阶级非常有利的事件，促使高级管理者阶层最终选择了与资本家阶级上层的联合，而这一阶级的其余部分也热衷于新自由主义妥协，而远离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显然，大众是反对把凯恩斯主义妥协的制度加以解体的，因为它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这在法国也不例外。这种反抗也同样存在于美国，但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远没有达到法国的程度。在此方面，法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迄今为止，管理者阶级从未拒绝过这些制度。这是法国独特阶级联盟的一个侧面，其主要特点，就是缺少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妥协，或该妥协在形式上仍不成熟。
　　在大众的斗争方面，美法两国之间有很多共同点。首先一点，就是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施加了同样的威胁，特别是在20世纪初和“二战”结束后更是如此。我们看到，在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受了同样的打击。但是，在法国，从法国大革命，到马克思分析过的法国阶级斗争，到两次大战期间的斗争及其导致的人民阵线的建立等一系列社会纷争，这个国家的社会斗争一直是以激进为特征的。“二战”后，共产主义力量逐渐强大，形势紧张，达成妥协就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当前大众对解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反抗，阻止了法国在各方面向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调整，以及削弱管理者阶级在社会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倾向。
　　四、结论：两大历史性轨迹？
　　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两个上层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和管理者阶级的并存，并有力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管理者阶级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登上社会舞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后来者。从19世纪末到大萧条，资本家阶级一直占据着霸权地位。但应注意，那时的问题不是实际工作的组织，而是权力，即实施统治与追逐利益的能力。在大萧条和二次大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妥协中，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论在私人部门还是在公共部门，管理者阶级的自主权都扩大了。这有可能是大众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妥协的结果。
　　在类似日本这样的国家，由于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十分脆弱，所以有可能形成管理者霸权；在美国，这将是一种过分夸张的想象；而在欧洲，则可以看作一种中间状态。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阶级的权力和利益得以明显恢复，金融机构的地位也得到显着加强。管理者则受到新规则的约束；不仅他们的自主权被明显削弱，而且他们的行为也是以资本家利益为目标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显然不是被动的代理人，而是重要的社会角色；而这种角色的作用，则取决于其在这一集团中的地位和各国的具体情况。
　　总之，利用上述格局可以解释当代世界的走向：（1）或者出现一个向左转向的新政，（2）或者在美国式的新的统治阶级中，继续着大资本家与高级管理者的“恋爱故事”。但是，历史是复杂的，未来的发展轨迹将取决于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这正如马克思所写到的，人类是在既定的经济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的。
　　[丁为民：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王熙：天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国外理论动态京31～35F11理论经济学热拉尔·迪蒙/多米尼克·莱维20082008
[法}热拉尔·迪蒙，多米尼克·莱维。
作者：国外理论动态京31～35F11理论经济学热拉尔·迪蒙/多米尼克·莱维20082008

网载 2013-09-10 21: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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