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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探讨科学的人文价值，有必要对“人文价值”这一概念作一基本明确的界定。笔者认为，关于“人文价值”这一概念大致有两种理解：一种可称作狭义的理解；另一种则可称作广义的理解。
　　所谓狭义的理解，基本上将“人文价值”局限在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范围内，更确切地说，将“人文价值”看作是某一种文化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例如，尼采强调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里蕴含着艺术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尼采所阐述的艺术的人文价值；同样，海德格尔强调“人，诗意地安居”，也蕴含着诗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海德格尔所阐述的诗的人文价值。当然，在许多人文主义者看来，科学的精神实质是“客观主义”和“功利主义”，因而科学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来说，无意义和价值可言。因此，科学并不具有人文价值。这也是本文所要质疑和挑战的观点。
　　所谓广义的理解，则比狭义的理解要宽阔得多。它将“人文价值”中的“人文”两字理解为“人”与“文”。这里的“人”，既包括人的物质生活，又包括人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像许多人文主义者那样只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当然也不是像许多功利主义者那样只注重人的物质生活。这里的“文”，主要是指文化，当然也是人的精神生活。对“人文价值”的广义理解就是，将“人文价值”理解为某一种文化对人和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意义和价值。很显然，对“人文价值”的广义理解已经包括了狭义理解的全部涵义。换句话说，对“人文价值”的狭义理解的涵义只是广义理解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
　　毋庸置疑，对“人文价值”这一概念作上述广义的理解，要比狭义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尤其是对于研究和探讨科学的人文价值问题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一方面，我们谈论“人文价值”的“人”应当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也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我们不能像许多人文主义者那样，离开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离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来抽象地谈论人和文化及其发展问题，特别是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问题。许多人文主义者离开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抽象地看待人和文化及其发展，实质上只是局限于关注极少数人，特别是极少数文人或“精神贵族”，而严重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问题。因此，这种人文主义显然是非常狭隘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像许多功利主义者那样，将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看作是纯粹“物质的”过程。应当看到，这第一个历史活动正在越来越依靠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越来越依靠知识创新，越来越依靠人的素质，越来越依靠教育与学习，因而也越来越知识化和人文化，越来越与人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相融合。这说明我们更不能撇开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来谈论科学的人文价值了。否则，科学的人文价值其涵义会变得非常空洞、飘渺和抽象。
　　另一方面，科学对于人和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意义和价值的确是双重的。科学不仅具有重要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如果说，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主要是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关注人和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话，那么，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更是在精神生活的层面上促进着人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并且给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注入更加完整和更加深刻的意义。探讨和研究科学的人文价值，当然不能不重点关注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考察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否则，科学的人文价值就缺乏应有之义。但是，我们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科学的人文价值作狭义的理解而忽视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只要我们将“人”真正看作是“现实的人”，而将“文化”看作是“现实的人”的文化或精神生活，那么，就应当首先关注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因为它们对于人和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更加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研究和探讨科学的人文价值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尤其是我们对科学的人文价值作广义的理解，即将它看作是同“人”和“文”（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同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密切相关的那种价值，其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
　　　　　　二
　　无疑，深入探讨科学的人文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的意义、目的和价值，特别是科学的人文价值，并从人文价值的高度来把握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的辩证统一。
　　首先，我们研究和探讨科学的人文价值，不能不将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尤其是我们对科学的人文价值作广义的理解，即将它看作是同“人”和“文”（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同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密切相关的那种价值更是如此。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谈论“人文价值”中的“人”，不应当是任意想象的抽象的人，而应当是“现实的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这就是说，我们谈论人和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都不能脱离这“第一个前提”，不能脱离这“第一个历史活动”，不能脱离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否则，谈论人及其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都是空洞的、抽象的。
　　毫无疑问，无论是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归根到底都受着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特别是受着越来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的发展，都强有力地促进着人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和解放，强有力地推动着文化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因此，我们研究和探讨科学的人文价值，不能不优先关注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并将它们置于其所有价值的首位。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越来越直接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对于正处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当然更应当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充分挖掘并利用科学的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以此来带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走现代化的强国富民之路。
　　其次，我们研究和探讨科学的人文价值，当然应当高度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我们说，谈论人和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不能脱离“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因为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确，迄今为止人类占绝大多数的人基本上都在从事着这“第一个历史活动”。但是，这“第一个历史活动”并不是人类唯一的历史活动。至少，除了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以外，人类还从事着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而且，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从事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的人会越来越多，这种活动会越来越得到迅猛的发展。当然，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与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这两种活动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是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的基础和源泉，而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为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这两种活动的相互依赖性会变得越来越强，其界线也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例如，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所体现的经济知识化和知识经济化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说明人类从事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这“第一个历史活动”将有质的变化，步入更高的境界；也表明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并越来越占有其重要的地位。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的重要性及其地位的增强显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大大丰富了人的生存的意义，提高了人的生存的价值，表明人不仅需要丰富的物质生活，而且还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不仅可以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领域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且还可以在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领域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实现自己的价值。
　　由此可见，科学对于推进人与文化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层面，除了物质生活层面以外，科学还在精神生活层面上直接推进着人与文化的全面发展，并赋予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以更加完整、更加深刻的意义。因此，我们研究和探讨科学的人文价值，不能不高度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并作为重点来加以探讨，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从理论上讲，科学的价值既包含着重要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又包含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但是，从实践上看，后者常常被严重地忽视。然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毫无疑问应当是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人们在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大力开发和利用科学的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以推动经济发展、物质文明建设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当高度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充分挖掘和利用科学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从而促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三
　　深入探讨科学的人文价值也有助于我们超越狭隘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狭隘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文化的融合，从而为新世纪树立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文化观。
　　关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对立在西方历史上由来已久。胡塞尔说：“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公众的价值判断的转变，特别是在战后，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知道，这种转变在年轻一代中简直发展成为一种敌对情绪。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注：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胡塞尔将这种对科学的总估价的转变称作是“作为欧洲人根本的生活危机之表现的科学危机。”当然，胡塞尔所说的危机并不是实证科学本身的危机，而是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危机。
　　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导致欧洲人根本的生活危机，以及作为这种根本的生活危机之表现的科学危机、哲学危机和文化危机，而存在主义则从另一方面加深了这种危机。他试图用他的“超验现象学”来揭示科学与人的“生活世界”、科学与它的哲学观念的联系，并通过重塑理性主义的信仰来克服欧洲这场在他看来早已发生的、并正在急剧恶化的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危机。尽管胡塞尔的思想不乏深刻性，然而，事实上他的“超验现象学”“差不多从一开始尝试时起就失败了”，（注：参见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 137页。）似乎未能丝毫地阻止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以维也纳学派发起的那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继续生气勃勃地发展。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历史上最繁荣辉煌的时期。另一方面，存在主义者则从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中得到了许多灵感，于是大大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
　　总的说来，胡塞尔生前所关注的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人（也是西方人）根本的生活危机之表现的科学危机、哲学危机和文化危机在他以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继续发展。反映在科学观、哲学观和文化观上，主要表现为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反科学主义的对立及其由此引起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和对立。这种对立直到20世纪末仍未结束。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以库恩、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内部的“反叛”，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股标志新的文化整合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逐渐掀起，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其势头十分强劲，大有人文主义、反科学主义或非科学主义取代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之势。
　　近现代西方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及其它们之间的对立，对20世纪的中国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那场着名的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虽然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线是张君励在1923年2月清华大学所作的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但是却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在时间上也正处在胡塞尔所说的欧洲人面临根本的生活危机，以及作为这种危机之表现的科学危机、哲学危机和文化危机这个时刻。当然，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在近代中国文化背景上的对立，已带有明显的中国特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西方正统实证论的立场看，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似乎并未取得‘纯化’的形态：相对于西方正统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的原则，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这一类问题更多地表现出两重性：他们怀疑并批评旧形而上学，但又不完全拒斥一切形而上学，后者多少偏离了正统实证主义，并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对人本主义的同情。”（注：杨国荣：《从严复到金岳霖：实证论与中国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另一方面， 在近代中国与实证主义思潮相对立的主要是现代新儒学。显然现代新儒学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它只是吸收了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和论题并展开与实证主义的论战。而有的现代新儒家在吸收西方人本主义的同时，也吸收西方的理性精神与分析方法，努力使传统儒学逻辑化和知性化。但是，无论如何，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两大思潮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还是巨大的。甚至迄今为止，人们由于受实证主义、现代新儒学、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影响，还常常将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主义、将人文精神等同于人文主义，然后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截然对立起来。9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事实上往往变成了按当代中国人各式各样理解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论争。
　　通过揭示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我们将克服并超越狭隘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有助于在21世纪树立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文化观。按照这种新的科学观和文化观，就再也没有所谓的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对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以及诸如认识与体验、理性与价值的对立。虽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各有其在文化上的鲜明的独特性，然而，它们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它们不仅在文化精神上是一致的，即都追求一种以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精神，而且都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正是本文所阐述的这种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才深刻地体现着人类所有高尚文化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离开这种人文精神、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无论对于科学文化，还是对于人文文化来说，都将迷失方向，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因而我们可以将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看作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共同的基础和根基，而将人文精神看作是两种文化在精神上的汇合点。因此，我们越深刻地理解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我们就越能感到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互补性及其相互融合的必要性。而两种文化融合的基础就是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除了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这种最根本的意义和价值以外，也许很难找到更恰当的相互融合、相互统一的基础了。例如，像胡塞尔、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强调的强理性，或者像罗蒂等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弱理性（实质上的非理性）充其量只是描述了科学或人文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文化的部分特征，因而都不足以充当两种文化统一的基础或标准，否则将扼杀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从而扼杀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因为每一种高尚的文化对于人的自身发展来说，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将人类丰富多样的文化仅仅归结为一种模式，势必导致人的“单向度”发展。而将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看作是两种文化共同的根基和基础，不仅有助于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互补与贯通，而且还有助于促进整个人类文化朝着丰富多样化方向发展，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视野L京26～28B2科学技术哲学孟建伟20002000孟建伟，北京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北京市　100044 作者：新视野L京26～28B2科学技术哲学孟建伟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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