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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以致用”是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古老的命题，在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重新提出来，显见是其矛盾非但未解决，反而愈发突出了。
　　从历史上看，“学以致用”常是与所谓的“知识分子”相关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整日挣扎于紧迫的生存需要之中，大抵不存在那问题，而“知识分子”又是个语义极含混的概念，其内涵外延上限下限都很难廓清。因而我们为免除纠缠于定义的羁绊，不妨避繁就简、毋宁说所谓“知识分子”不过是采取那种特定的方式生活、特定的模式思维、特定的观念处世的一群人。
　　中国最古的“知识分子”实源于上古的“巫”。这一类人仗着脑筋活络，领先众人一步成为担负沟通天人及其他诸多社会功能的混合体，人数极少，因少而贵，举凡求神主祭，送往迎来，求生问死，治人医畜乃至记史着作，皆由其统吃，因而地位极尊，故此不存在其所学“有用”与“无用”的问题，而是这位爷高兴不高兴为人所用，完全的卖方市场。至后来奴隶社会晚期，巫们分化了，其中一支流为现今所谓的“知识分子”，但在春秋之际，这些“知识分子”的“学”、“用”矛盾也不很突出，首先他们自己并不以为“高人一等”，并不十分鄙薄除读书之外的其他行业，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过是后世腐儒们的思想，与原装的孔夫子们无关，孔夫子主张“有教无类”，其弟子中不乏各类功能性极强的实用型人才，其自身亦常存“待贾而沽”的“用世”念头，否则便无以解释其惶惶如丧家之犬般奔走于各国之间的行为。他对弟子的培养，很在乎其在社会事务中的能力，《论语》记：他评述诸弟子时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又说子路“可使治赋”（搞经济）冉有“可使为宰”（辅政）公西华“可使与宾客言”（搞公关），皆能“为千乘之国”服务。可见孔子并不想把弟子们都培养成只会读书的呆子，即如孔子自己，也不免有开辟“第二职业”的想头。《论语·子罕》记，孔子在回答“达巷”邻居们对其“无所成名”之技时，即表示，他愿去“执御”（赶马车）。放在今天，他可以毫不面软地去开“面的”，以补充“十条干肉”的月薪之不足。
　　更有说服力的，当是百家中与儒家齐名的墨家，更是以“用世”为己任，其门徒中，多有下层劳动民众，其济世救民之热情，堪可与今天的“志愿者行动”、“绿色和平组织”相媲美。古书上说“墨突不黔”，是说他们忙得连做饭的功夫都没有，连自家的烟囱都熏不黑。
　　古时的“知识分子”们不担心所学无所用，首先在于其所学于社会确实有用，其次那时知识不普及，知识分子缺货，所以不愁没用。再则封建社会生产力及文化发展缓慢，哪像今天这样“知识爆炸”，一年几个章程，所以那时当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中国古代第一个平民皇帝刘邦，出身流氓，最早追随其起事的功臣中，多有档次不高者。开国立朝后，这帮有功的无赖们不识礼仪，依然旧时嘴脸，朝堂宴饮，喝多了不免撒酒疯脱裤子，拔剑砍柱，大叫大闹，皇帝刘三虽觉得有些不对，但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只得由得老兄弟们胡来。后来有大知识分子叔孙通引一帮小知识分子为其制订了朝仪，为百官立了规矩，使之进退趋避有礼有矩，演练之后，刘邦大大开心，慨叹至此方知帝王之尊贵。于是知识分子们从此鸿运大开，他们的高帽不再被当尿壶。孔夫子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才被请进孔庙，有了冷猪头可吃。
　　然而也正是自汉代知识分子走运始，方惯出了他们流布至今的臭毛病。他们开始自尊自大、自娇自贱、鄙薄异类，不屑技能，至隋唐科举产生，知识分子更以读书为一步登天之捷径。清雅高蹈如李白，也并不能如其诗中所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终于屡次厕身权门为幕，竟至于“站错了队”，险遭杀身之祸。如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李谪仙亦不会满足于读书写字、讽风弄月的文士生涯。“天生我才必有用”。到俗世来搅浑水，李先生也“开心颜”着呢！
　　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进身之途后，当然也擢升出许多有用的栋梁之才。但同时也造就出了更多只知八股、不谙世情的腐儒、废物。一些原本素质就不高的读书人，十年寒窗、几番文战，早已耗尽了他们那原来就不多的些许灵光豪气，一朝功成名就，一门心思只想如何把书本兑成黄金之屋，如玉红颜，早已不愿为世所用甚而根本于世无用了。首先他们没有了生存的紧迫感，吃饭不发愁。如“范进中举”，刚还在叫卖家中的报晓的鸡，转眼间“高中”了，便有张乡绅们来攀世兄，认同年，便有送田产，送店房的，有主动跑来当碎催打杂帮闲的，于是范老爷除了与一帮同年们去招摇撞骗，打秋风，混吃喝，当真一无所用了。封建社会赋予知识分子的特权，养成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和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处世观念。其遗毒流布至今，令许多骄惰投机之徒以为只要挤入这个群体，那么无须再怎样努力，便会与众不同，高人一等了，从而在社会稍给予一些冷遇后，心理上便愈发加倍地不平衡了。
　　处于历史转折期的文化人是喜忧参半的。一方面他们失去了旧有的价值优势。另一方面发展的社会生活又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创造新的事物及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机会。大的社会动荡与转折对于一部分文化人或许是楣运当头。但对整个文化史的发展却未尝不是好事。旧有的东西被破坏了，必然会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这新东西较之消亡的旧东西更灿烂、更鲜活、更富有生命力。元蒙初立国于中原时，五十年内未开科考，令以往以科举为惟一进身途径的汉族知识分子丧失了特权。但同时令如关汉卿一班有气节，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入下层，与演艺界合流，共同创造出有元一代杂剧艺术的黄金时代。清朝初年，屡兴文字狱，文人们不能依原有的观念做文章了，于是诸多文人潜心于故纸堆，远离尘世，不意竟开创了清代国学大兴的局面，影响至民初不绝。这些都证明，历史的转折期是一柄双锋宝剑，既有破坏的一面又有创造的一面。旧学消亡，新学更生，旧用不再，新用复来，只要有学，不愁无用。
　　在现时代，中国社会传统的道德模式与价值观念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转变令我们距离外面的世界更近了，这种转变带来的现代商品社会的热风有力地吹拂着两千余年封建社会在中国人身上滋生依赖性极强的惰性，令久违的生存的意识重新激动着这个古国。在这种突变与转折中，一向自诩“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而又乐于言而惰于行的知识分子阶层，可惜并未走在前面成为主流，反而有种坠后甚而被时代推着走的感觉。尤其在出了“馅饼教授”之类后，“喊冤叫屈”更似乎成了“知识分子”们生存的旋律，年年吁请“上面”重视“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然而“知识分子”不能永远是襁褓中的婴儿，非让人喂着而不能自力求存。我们当然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一群。既是如此，你就该以行动来证实自己非凡的生存与创造能力，证实自己的确有超乎常人的远见卓识。倘若几番挣扎后，您不过“技止此耳”，非卖馅饼、看厕所而不能自救图存，那样便活该你受穷了。这样的“所学”，“无用”也罢。这样的人的喊冤叫屈，不听也罢。
　　总而言之，正像我们明白了“越穷越革命”的荒唐一样，“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也绝不就是“安贫乐道”。当紧的是要找准并摆正我们在这个新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位置。
　　
　　
　　
北京青年报5004D4中国政治赵秋立19951995 作者：北京青年报5004D4中国政治赵秋立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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