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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必然会出现各种群体从思想观念到实际行为的种种分化和重新排列组合。这种社会分化和组合给予人们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由于受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的影响，人们普遍存在求同排异思想，对社会差异难以容忍。这种排斥差异的社会心理，不仅反对个体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而且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另类事物也不可忍受，它限制了人们成就动机的实现程度，而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差异强烈排斥的社会心理氛围，又从反面支持了这种消极的心理和行为，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本文着重就当前存在的这类社会心态作一些分析。
　　 一、主要表现
　　中国历来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度，“等贵贱”、“均贫富”是国人所向往的社会状况。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社会公众间的生活差距很小，贫富悬殊几乎不存在，人们的心理是相对坦然而平静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习惯已久的平均主义生活渐渐隐退，现实意义的社会公平观与公众以往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发生了强烈撞击，越来越多的社会现象让人们难以接受和容忍。贫富差距拉大了，人们的心理世界也发生了倾斜。
　　（一）较为严重的相对剥夺感
　　改革初期，在政府和舆论界的大力宣传下，公众的内心小心翼翼而又充满欣喜之情；改革中期，随着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公众的心理满意程度也相应上升；而如今，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愈加强烈。为什么在绝对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这些人依旧不满呢？纵向比较的思维方式对此很难做出解释。事实上，决定个体“满意度”的参照尺度不只一个，而是多个。其中，同一时期中个体自身与他人的横向比较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任何一个其他群体的相对多得和自己的相对少得，都会引起相对剥夺感。随着平均主义生活的消匿，这种主观的心理感受就日益强烈了。或许公众对自身和他人生活状况的这种对比及结论难免有失客观公正，然而，我们却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的这种相对剥夺感的真实存在。近年来的调查表明，感受到收入、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比上年提高很多或略有提高的人的比例正逐年降低，而感到略有下降或下降很多的人的比例正逐年增加。认为其现有所得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比偏低的比例超过半数，感觉与其他个体相比经济地位偏低的比例仍很高[①ａ]。这些都表明，人们所感受的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正在增多，相对剥夺感较为严重。当然，他们也运用纵向比较思维方式，不过更倾向于拿现实中的缺憾之处与过去的优点相比，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在享受现代舒适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又在怀恋过去的美好日子。
　　这部分人对这种导致相对剥夺感的社会不公不满的焦点是少数人违法暴富。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那些非法致富的官倒、私倒占有了本不应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从而使其他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尤其是普通公众的消费水准、生活方式都与“大款们”相差甚远，而现代物质世界中豪华奢侈的东西频繁出现，使一些人对富裕阶层的致富手段深表怀疑与憎恨，收入的差距更成为他们的矛头指向。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部分人感受到的这种相对剥夺感往往大于实际存在。在这些人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分配中所得利益最少的，得到利益最多的都是别人，他们往往片面夸大这种主观感受，以弥补内心的落差，以期博得别人的同情。
　　（二）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
　　利益是人行为的动力，利益的获取决定着人的社会心理特点和行为特征。每个社会成员所处地位不同，所属群体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利益来源和获取方式。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中的差异性逐渐增多。人们不得不面对地区发展、社会地位、收入方式及多少的差异性，种种差异造成了人们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的不同。横向相互攀比的心理使一部分公众认为其他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利益及其获取方式优于自己，并且不能对此进行冷静合理的分析与归因时，便会萌生不满情绪。在不触动既得利益的同时，他们要求获得更多的利益，至少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获取利益的机会。但是，每一项政策和规定的实施是针对社会整体，而不是针对个人，所以难以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这种要求。而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屡屡发生，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是使他们望尘莫及、难以攀比的富裕者们的高消费水准，另一方面是下岗后仅拿几十元工资的工人们紧衣缩食的低生活水平；别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极大利益，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得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对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动的不同理解及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这些人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他们面对眼前的事实无可奈何，对国家社会的高期望值与现实生活中自己实际地位的相对低下这种心理上的极大落差导致了内心的失衡。而当今时代，文化的冲突与时代的变迁又使得原来井然有序的东西暂时失去了条理性，这些人不能从中寻求到种种明晰的解答，不能从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寻找到合理的解释以平衡倾斜的内心世界，挫折感总是不能被剔除掉，出现了认知上的困惑与迷茫。
　　（三）心理和行为连锁反应
　　由社会不公所引起的较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与受挫情绪一旦成为部分人的心理表现，便会引发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心理和行为上的连锁反应。
　　社会焦虑 焦虑是个体对不确定因素所产生的烦躁不安甚至恐惧的心理状态。社会转型期，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加。个体在要求增加收入的同时，社会变动给他们造成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愈加强烈，而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前景又不能很清楚地把握，社会上各种不确定因素纷繁复杂，对应着的种种心理焦虑也就应运而生了。由于个人利益的获得与所属群体密切相关，因而获利较少的个体总是期望流动到获利较多的群体当中，但风险极大，难度也极高，个体在踌躇中形成焦虑感，又在焦虑中采取行动。于是，出现高校教师“在职失业”，拥有权力资源的人利用其优势“另辟事业”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停薪留职”及有钱者花钱买声望的现象，这些社会地位不整合的状态反过来又加剧了这些人的社会焦虑感。中国人历来崇尚权威，习惯于受某一固定的价值体系的约束，而传统的价值体系受到现代思潮的冲击后趋于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一旦各种事物失去一个权威性的价值体系作为评判标准，他们的内心就又充满了焦虑，不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不安。
　　人际关系冷漠化 如今，相当一部分人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人与人之间感情淡漠，传媒报道的见死不救却讨价还价的现象既让人愤慨，又让人忧虑。人际关系的冷漠是自利的表现。随着社会责任的淡漠，人的观念向利益倾斜的表现越来越明显，个体往往以个人利益为至上至要。东方式的情感文化提倡温良恭俭让，做事力求“中庸”，而现代社会变迁使人与人的联系越来越松散，人的流动性较过去大大增加，单元套房使人的家居生活闭塞，人们为了不发生矛盾摩擦，即使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也普遍采取避免过于密切的交往态度。过去的邻里亲密程度不次于亲戚，而今却没有情感的交流，冷漠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都在埋怨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却仍戴着面具交往，谁也不肯主动迈出真诚相交的第一步。
　　社会误解偏见 “误解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意识与行为的人际偏差，是一种基于利益、认知和情感的不同而发生的双方或多方关系中相互理解的偏差”[①ｂ]。偏见乃指对某个体或群体所有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消极否定的态度。从其负效应来看，二者基本上可划在同一范畴之内。
　　单一的传统价值体系被多元的开放的现代价值体系所代替，这给许多人的心理以强烈的冲击。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使得人们对于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反应，形成不同的态度。一旦他们形成刻板印象，则引发误解偏见的发生，从而影响人们对于事物的正确判断。一些人利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可乘之机谋取暴利，这给一些人心理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们在充满愤恨的失衡心理状态下，将这一小撮人在社会上的覆盖面加以扩大，把一些通过正常渠道致富的人也划归其中。一般情况下，个体只要形成误解偏见就不易化解。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个体的行为方式也趋于偏激，进而形成其内涵值得认真推敲的社会规范。私营个体致富者们已由“个体户”、“暴发户”上升至“大款”，部分人时常对他们流露出鄙视之情，即使大批的硕士、博士前去充实其力量，在短时间内也很难改变其“不择手段、愚昧低俗、挥霍无度”的不良印象。社会误解偏见发生之后，还会参与到个体对于其他事物评判的过程当中去，导致其他误解偏见的发生，加深个体的偏颇认识。
　　越轨行为 指的是脱离正常生活轨道、违反正常生活规范的行为。“个体在挫折之后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主要取决于个体对导致自己失败的原因的归结”，归因理论在这里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社会提供其成员通过自主性努力达到成功的机会越多，那么，那些失败者从理性上越有可能将原因归结为自身，并更加努力；如果一个社会对个人的自主性努力附加的限制越多，或对个体的努力给予不公平的报偿，那么，那些即使尽了最大努力仍未成功的个体便会将怨气发到社会上，并会产生越轨性心理或行为”[②ｂ]。一些人在紧张的日常生活压力下，看到的是丧失公平感的不良社会现象，感受到的是随时都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利益损失与成功机会损失的危机感。心理的挫折承受力毕竟是有限的，当这些人无法负担生活的压力时，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他们不惜采取过激性的举动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一些人在痛恨不良社会现象的过程中渐渐麻木、适应、同化，这是他们为自己的失衡心理谋求平衡的方法策略。使出浑身解数，不择手段谋得一官半职，而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对某些政府官员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人们一方面在痛心疾首地诉说着社会道德责任的失落，一方面又为了个人利益而对其置之不顾；个体在为目标奋斗的过程中因环境阻滞、受挫产生越轨行为，如挪用公款、贪污受贿；还有因被单位解聘、生产停滞或被优化组合下来者的报复举动，更有甚者因沉沦颓废而产生自我侵犯行为。
　　 二、原因分析
　　在体制转换、社会剧变的新形势下，随着经济差距的拉大，公众眼中的“社会不公”现象的普遍化，他们不平衡的心理及其一系列表现形式也就越明显。细究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价值世界的紊乱，使社会和个人陷入一种理性的失落状态。中国人的传统包袱极其沉重，快速变化的现代观念使相当一部分公众叹息“我们不明白”。原来人们崇尚的东西现在被称作“陈旧的纪念物”，即使大家对之依旧充满希望，但那只是一厢情愿，它已经变质，不再是原来的味儿了，而以前印象中的“糟粕”却成了“精华”，怀旧的人真的觉得世界颠倒了。商业盈利原则的泛化，使人的观念逐步向利益倾斜，行为更趋于功利性。在很多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表现为一种经济交往，情感在其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钱与物的获取成为价值天平上重要的砝码，遇事先想到“我能从中得到什么”，情感与金钱，权力与金钱都无可非议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利益概念的强化，使得一些人近利远义，重钱轻德，原来的价值体系已趋于支离破碎。一些人为追逐最大的利润，不讲社会道德，不承担社会责任，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某些地方政府还采取所谓“地方保护措施”，使得部分人心理处于由愤慨至无奈的失落状态。同时，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效应，如腐朽思想的侵蚀与消极现象的滋生蔓延，这更加重了价值体系的杂乱程度，对比效应给人们的心理造成极大的落差。
　　其次，政府权威下降，加重了部分人的心理失衡。人是社会动物，是政治体系的制造者和参与者。中国特殊的政治历程使得国人崇尚政府，政府在他们心中往往就是正义的化身，长时间的政治教育使得这种崇尚被夸大且十分牢固。中国人崇拜人格魅力，榜样的教育力量是无声的，伟人的言行往往关系着国家政策的内容及执行。“英雄观”由来已久，它已成为人们精神上的信仰和支柱，屡禁不止的“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却击溃了榜样在他们心中的社会正义形象，随着政治信任感的降低，政府权威也随之下降。影响政府权威下降的另一主要因素是一些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上的某些欠缺之处。各地方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政府相应制定的政策也就不同，从而对人们的经济利益的获得则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现行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一些掌握国家资源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深入分配领域进行干预，造成政策执行和资源分配的不公。这种条件下，人们的权威崇拜意识逐渐稀释，政治信任感亦逐步淡化。而人们社会心理危机的形成会片面夸大各种消极效应，并向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发展。
　　 三、危害表现
　　公众的这些具有危害性的认识偏差和行为偏向，一旦超过其心理张力，便会盲目地发泄，导致严重的后果，其危害主要表现在：
　　第一，个体对于他人、群体或社会政治的偏颇认识具有传递性，一些人的不满在时空上扩大和加深，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个体言行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互动中把观念传递给对方，受暗示者在目睹社会不良现象真实存在的诱发下，也滋生出这些认识偏差。虽然这些消极态度一时不会造成明显的危害，可是当其泛滥开来，会加深人们的自利与不合作行为，进而为各种丑恶现象的蔓延推波助澜。
　　第二，部分人的不满心理和行为会造成群体间的隔阂、不信任甚至敌对，导致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很多情况下，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是由所在群体及享受的优惠政策等外在条件所决定。收入微薄的个体付出诸多努力却无法进入利益分配丰厚的群体，从而产生群体间的敌对，引起人际关系的紧张状况。社会群体间的不和睦程度逐步加深，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三，当这些消极心态与行为扩展为一种群体心理时，会导致他们对国家政策直至政治制度的不满、曲解与错误执行，导致社会强震的爆发，这是一种需要认真对待和冷静分析的社会现象。有时，社会成员将其不满归因于政府，他们在利益丧失的情绪状态下，对社会和政府产生了怨恨。或者，他们尽其所能弥补自己的心理失衡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工资过低者利用其手中的各种资源与关系另辟利益来源，工资过高的单位又怕政府有关部门前来调查，就以奖金或津贴的形式发放，购物券常常高达几千元。公众对政府信任感的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整合能力与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这无疑会对改革的顺利进行制造障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四、建议与对策
　　人们的心态趋于寻求更多的安全感，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无法满足其心理需求，相反却在不断地给他们制造出危机感，这些必然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状态。许多人对一些不良社会现象表示出见怪不怪的态度，但这并不是个体心理成熟、心理承受能力提高的标志，而是部分人在承受巨大压力的过程中，为平衡其心理，只有自己寻求种种解释作为释放压力的“安全阀”。对于一些导致公众心理失衡的社会现象，政府和舆论界又无具有说服力的合理性解释，一旦有某个因素的促使，这些人的心理失衡就会以一种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因此，必须把公众的心理失衡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来治理。
　　首先，建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迅速完成文化转型。价值观是人们评价事物和现象的内部准则，是态度体系中的核心成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而这些个体的价值观又统一在其所属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之下。价值观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群体的行为又会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加速或阻滞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社会里，许多人的言行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统的痕迹，逃脱不了所属的文化背景。在现存制度下建立能引导公众理性思考和健康行为的价值模式，应在调整人们的利益动机与获取方式的前提下，保留传统文化价值模式中的积极因素，倡导理性化的富有生命力的人生态度，树立富有参与性与创造性的人本精神，同时有条件地吸收其他文化精神的精华，凝聚成全社会统一的价值体系，达到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社会目标的整合。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时间的宣传与教育才能完成。
　　其次，加强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平等化，提高人们的政治参与度。政治是外在的，也是强大的，政治情感是诸多情感中威力最大、导向性最强的情感。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上的等级化，造成了人们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大部分成员参与热情极低，产生认为社会不公的心理失衡及某些认识偏差；而政治生活的低透明度、低公开化程度，再加上政治信息的闭塞、沟通渠道的阻滞，会影响人们对政策的正确理解和对事物的客观判断，导致种种流言的散播及本应可以避免的反规范集群行为。一般个人的行为不一定是政治问题，多数人的群体行为则必然会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实现政治生活的公开化与平等化，使信息沟通畅通，对于促进社会成员客观公正地理解认知事物，平衡其心理具有重要作用。
　　再次，实现社会公正，营造清洁的社会氛围。中国力图建立人类历史上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使社会成员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能得到极大的发展，因而，社会公正不容忽视。在一手抓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等各种丑恶现象，扫除社会邪恶势力，净化社会环境。为此，要加强法律调节力度，维护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加强廉政建设，增大反腐败力度和透明度，提高政府的社会声望。在不公正的利益分配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社会腐败行为造成的，而惩治腐败等一系列措施可以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与社会资源财富的调配功能，使社会利益公正化，增强人们的社会信任感与安全感，弘扬社会正气，形成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
　　此外，个人也要有意识地主动塑造自己的健康人格，充分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与心理素质，防止不健康心理的滋生蔓延，将个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很好地结合起来，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
　　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心理波动比较大，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状况而不断变化，这对改革的进展会起到制约或促进的作用。强大的积极的心理推动力固然利于社会的前进，可是，社会的变迁所导致的一部分人消极心理的产生，会压抑他们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的发挥，阻滞社会的发展，尤其当这些消极心理集合在一起时，甚至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因此，必须认真研究转型时期的公众心理，引导他们的心理世界趋向健康文明，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稳定。
　　[①ａ] 课题组：《改革的社会承受力研究》，《管理世界》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①ｂ] 贾雨桥：《论社会误解》，《福建论坛》１９９２年第５期。
　　[②ｂ] 王奋宇、李璐璐：《当代中国制度化结构体系下的社会心理特征》，《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天津社会科学108-112B4心理学乐国安/刘春雪19971997乐国安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刘春雪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108-112B4心理学乐国安/刘春雪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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