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与非洲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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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是当前台湾当局三大“邦交”区域之一①。台湾当局持续拓展与非洲国家关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国际上凸显其所谓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的“外交”政策开始从两蒋时期的“汉贼不两立”向“务实外交”转变,其对非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持一定数量的“邦交”关系。尽管陈水扁当局仍采取“金钱外交”等各种手段积极巩固对非关系,但受国际形势变化及中非关系不断深化的影响,当前台非“邦交”关系逐步萎缩、台在非“外交活动空间”也进一步被压缩。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台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历程、动因以及趋势加以梳理和分析。
  一、台非关系的历史演变
  自上世纪50年代非洲国家大规模独立运动开始后,台非关系基本经历了发展、萎缩和巩固调整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至70年代初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前。这是台非关系的发展期,也是海峡两岸在非洲进行“外交”拉锯的时期。二战结束初期,非洲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当时国民党政权与埃及建有大使级外交关系,与南非、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等少数国家建有领事级外交关系②。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在较长时间内只保持与南非的“领事级”关系③。这既与当时非洲地远偏僻,影响力不大及国家数目不多有关,更重要的是当时国民党当局与美关系密切,不敢公开支持非洲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限制了台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建交进程。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迅猛发展,非洲约有3/4的国家相继获得独立,台湾当局对非活动转趋积极,利用在联合国占据的席位谋求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据统计,从1950年至1972年间,台“官员”共计出访635人次,访问次数最多的地区就是非洲。④台湾当局还针对非洲新独立国家普遍急于解决粮食供应危机的状况,从60年代初就向非洲提供技术援助,派驻各种“农技团”⑤,协助非洲国家满足粮食的自给自足。整个60年代,台湾当局与祖国大陆在非洲展开激烈的外交拉锯战,但台占据明显优势,台在非“邦交国”最高达22个,与大陆最高差距曾一度达9国之多。
  第二阶段:从1971年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为台在非“邦交”关系急剧萎缩时期。1971年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与台湾“断交”的狂潮,到1972年10月就有29个国家与其“断交”,尤其是美台“断交”、中美建交后,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与台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锐减至21个,而台在非洲的“邦交国”也从1972年的15国萎缩至5国,1984年后又跌至历史的最低点,仅存南非、马拉维和斯威士兰3国。1972年蒋经国接掌“行政院”,面对国际环境的转变,被迫调整“外交”策略,要求在进行“外交”工作时,应灵活结合“变”与“不变”两大原则,认为“实际的做法不宜胶柱鼓瑟,至少要晓以利害来开展工作……”⑥。1973年更明确提出所谓“总体外交政策”,主张“应透过多方面管道与其他国家维持关系,……除了形式上的外交关系外,也要注意本质上的外交”。⑦台湾当局一方面尽最大努力维持现有“邦交”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一切可能途径,与“无邦交”国家发展经贸、科技、体育、文化等方面的实质关系,并力争提升为半官方关系或建立正式“邦交”。到1978年,有140多个国家与台保持“实质关系”⑧,而在非洲台不仅与甫“断交”的冈比亚、布基纳法索等国仍维持实质关系,与无“邦交”的安哥拉、毛里求斯、尼日利亚等国也建立起实质关系⑨。但因台湾当局仍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政策,总体“外交”收获不大。
  第三阶段:从1988年李登辉上台执政迄今,台湾当局积极推行“务实外交”政策,在巩固既有“邦交”的同时,对非关系也取得了一定进展。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为尽快摆脱台湾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李提出将“采取更实际、更灵活、更具有前瞻性的作为,升高并突破目前以实质外交关系为主的对外关系,相机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⑩,为其后来推行的所谓“务实外交路线”定下基调。随后,台湾当局正式宣布放弃“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在外交上“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提出务实的方案,以创机造势,展布新局”。在此指导下,台湾当局动用一切资源及可能手段,在非洲展开“外交”攻势,谋取“邦交国”数目,1989年至1992年,台先后与利比里亚恢复“外交”关系,与莱索托、几内亚比绍、中非和尼日尔“建交”,至1992年底台湾当局在非洲的“邦交国”达到8个(11)。虽然李登辉执政期间台非关系时有反复,但总体来讲“务实外交”策略在普遍落后的非洲地区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从1993年到2000年,台湾非洲“邦交国”数目始终维持在9个左右(12),1997年台与非洲国家中最具指标意义的南非“断交”后,“邦交国”数目也未出现下滑,显见台湾当局长期经营的“务实外交”对“巩固邦交”的正面效应。
  李登辉时期对非“非交”的另一个特点是积极谋求“双重承认”。1989年10月,台湾当局与已同中国建交的利比亚“建交”,试图在非洲制造“双重承认”的模式,但中国随即以断绝与利比亚外交关系的方式粉碎其企图(13)。1994年,莱索托与台再度“断交”后,台试图通过第三者斡旋,让莱与其维持“邦交”,以开启“双重承认”的先例,但功败垂成(14)。1996年底,南非宣布将与台“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亦试图说服南非接受“双重承认”,但最终未能得逞。
  2000年主张“台独”的陈水扁上台后,沿袭了李登辉时期的“务实外交”政策,但在策略运用上更注重“可行性”与“有效性”,在目标上更侧重于提高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凸显台“独立政治实体地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台“邦交国”开始重视对华关系。而且,台湾当局意识形态挂帅,朝野尖锐对立,加上经济不景气,其长期以来推行的“金钱外交”也日渐乏力。从2000年至今,相继有利比里亚、塞内加尔等国与台“断交”,台湾在非洲“邦交国”仅剩5个,且基本上处于不稳定状态。
  二、台湾当局开展对非“外交”的主要方式
  台湾当局对非关系的开展不是建立在“功能性”的需要基础之上,而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图,因此长期以来台与非洲国家间并未建立起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的广泛联系,但为维持并拓展非洲国家对其支持,台湾当局不得不动用各种资源、以各种手法巩固非洲“邦交”、拉拢“非邦交国”。总体来看,台开展对非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经贸合作
  经贸合作可以降低政治因素的干扰和目标国家的顾虑。在台湾当局与大多数非洲国家没有“邦交”的情况下,经贸合作成为台发展对非关系的重要方式。为此,台湾当局积极在非洲国家设立各种功能性的双边经贸发展机构,当前台在其非洲最大贸易国南非设有三个办事处,在安哥拉、马达加斯加设有特别代表团,在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设有商务代表团(15);台“经济部”在科特迪瓦设有商务办事处;台“外贸协会”则在埃及、摩洛哥、尼日利亚设有“台湾贸易中心”,并决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增设办事处,同时还将埃及定为未来重点发展目标,并推动筹组“非洲经贸联谊会”。台湾当局利用这些机构加大力度拓展对非实质关系。1997年台与南非“断交”后,就一直试图通过经贸合作与其维持“较高水平”的非正式关系,2001年台南“次长级经济谘商会”正式举行第一次高级别的官方接触。此外,台湾当局还积极推动台商赴非洲国家投资,台“经济部”、“国际经济协会”、“中小企业协会”定期组团赴非洲国家考察投资环境。目前台湾在主要非洲国家都有投资设厂,其中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尼日利亚两国。截至2003年,在南非投资的台湾厂商达600多家,投资金额达15亿美元(16)。
  (二)对外援助
  非洲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急需外来资金来解决社会发展难题,执政当局往往也需要外来资金以度过内部政治危机,这就为台湾当局以经济、农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名目向非洲国家提供各种援助提供了条件,“援助”成为台湾当局巩固“邦交”、发展与非洲国家“非官方”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台湾当局对非洲国家援助的主要方式有:
  一是整合对非援助的专门机构,提高资金分配。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当局就制定了“先锋计划”,对非洲国家提供技术合作及援助,其主要做法就是派遣“农耕队”、农技团或“渔技团”赴非洲“友邦”协助农渔业生产。1961年台专门成立“先锋专案执行小组”,1962年该组织扩大为“中非技术合作委员会”,并于1972年与“外交部海外技术合作委员会”合并为“海外技术合作委员会”(海外会)。1996年,台湾当局合并“海外会”后正式成立了“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17),成为台对外援助的主要部门,大大提高了台对非援助的效率和手段。同时,台对非援助的资金分配也逐年提升。2000年陈水扁上台初,台“外交部”对非国际人道救济的金额仅占该项预算的3.13%,但2001年跃升至32.81%,2002年增至44.21%(18)。
  二是扩大对非援助范围,推动“志愿者”行动。目前台派驻非洲的各种“农技团”和“医疗团”数量和人数居于各洲前列。据统计,2003年台派驻非洲的各类技术服务团体达12个,总人数101人,与其拥有12个“邦交国”的“外交重镇”中南美洲不相上下(19)。台湾援非的范围也日渐扩大,已由最初的农渔技术合作扩展至手工艺、医疗、职业培训、基础建设、中小企业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内的各项合作,甚至提供无偿技术援助。台湾当局也非常重视对非洲地区的技术合作。2005年,台推行对外技术合作计划总计89项,其中仅非洲地区6国就有32项,其件数和计划执行经费都超过其他地区(20)。台“外交部”也将对非洲国家公共医疗合作和援助作为重点考绩来执行,通过派遣医疗团驻点医疗,巡回义诊、捐赠药品和必要医疗设备、实施医疗援款计划等形式在非洲开展长期医疗援助,并采取与非政府组织或专业医疗机构合作的模式来开展短期紧急医疗救助。2005年台湾当局就与海伦凯勒基金会合作在布基纳法索推行“沙眼防治计划”(21)。
  三是为非洲国家进行人力资源培训。留学生教育是台湾当局对非援助的重要内容。除了通过“国合会”以投资或融资方式协助非洲国家提升整体教育环境外,台也通过各种区域性合作计划,协助非洲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为非洲国家开设各种专业培训班和提供硕博士奖学金。2005年非洲地区11个国家的56名学员赴台参加台湾经验与发展、观光产业、水产养殖等14项专业研习班。另有6个国家的27名学生赴台攻读热带农业、水产养殖等8个方向的硕博士课程(22)。
  四是为非洲国家援建基础设施或公共设施。2000年8月,陈水扁首次赴非访问就承诺援助乍得2000万美金以兴建大桥。2003年,台湾当局与非洲开发银行(AFDB)合作,协助斯威士兰开展“公路计划”(23)。2005年5月,台协助马拉维兴建艾滋病防治中心。2006年8月,台湾与乍得“断交”后,为稳住与布基纳法索的关系,台允诺援建一座价值至少6000万美金的医疗中心(24)。
  (三)高层互访
  “元首外交”和高层往来是台湾当局维持对非关系的又一重要方式。陈水扁分别于2000年和2002年两次出访非洲,访问台所有非洲“邦交国”,成为历来访非国家最多的台湾领导人。2001年,台“副总统”吕秀莲也前往冈比亚参加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陈水扁上台以来,非洲国家访台领导人也明显增多,仅2001年非洲8个“邦交国”中就有5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访台。2005年,台“邦交国”部长级官员访台90次,其中非洲地区28次,并且6个“邦交国”中有4国总统访台(25)。
  (四)“金钱外交”
  以金钱收买等方式巩固既有“邦交国”、发展与“无邦交国”的实质关系,是台湾当局开展对非关系的重要途径。1991年,为换取与中非共和国第三次“复交”,台湾当局付出了1000万美元的代价(26)。1992年台又以帮助尼日尔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方式换取“复交”(27)。1995年,为与冈比亚“复交”,台前后付出将近8000万美元的巨额“援助”。1997年,台又通过提供给赤贫如洗的西非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3000万美元援助的方式获取“建交”(28)。2005年10月,津巴布韦反对党议员席卡拉披露,其所属政党曾接受来自尼日利亚和台湾总数25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29)。同年,马拉维前总统穆鲁齐因涉嫌私吞台湾等地捐助的1200万美元巨款而被该国检调机关侦办(30)。
  考虑到非洲“邦交国”多数经济落后,为维持既有“邦交”关系,台湾当局还往往以巨额“经济援助”来套牢非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据报道,陈水扁上任以来,对乍得的经援超过1亿美元。为笼络塞内加尔,仅“促进塞国经社发展五年(2001-2005年)合作协定”一项,台湾每年向其提供高达1000多万美元的援助(31)。2005年台塞“断交”后,陈水扁自曝过去10年台对该国的援助款项高达50亿台币(约1.6亿美元)(32)。此外,为讨好“邦交国”,对其无力或不愿偿还给台的贷款,台湾当局也只能隐忍不发,台“外交部”也不得不利用每年的“外交机密预算”来打消因此形成的巨额呆账。
  (五)“民间外交”
  陈水扁上台后,提出所谓“全民外交”的新理念,即动员“国会”、经贸、政党、学术、文化等在内的各种力量发展有别于正式官方“外交”的“二轨外交”。2001年5月,台借助学术活动的名义,邀请非洲着名人士访台,其中包括时任非洲联盟秘书长的科特迪瓦人埃马拉·埃西。此外,台还利用宗教活动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台宗教界在南非成立国际佛光会,通过施舍和捐赠等活动宣扬台湾。体育文化交流也是台湾当局加强与非洲国家联系的重要形式,2002年台湾当局利用世界杯足球赛在韩国举行的机会,邀请塞内加尔球队访台,推行所谓“体育外交”(33)。2003年9月,台“中华女子足球队”赴南部非洲四国访问比赛。同年10月和12月,台还分别邀请冈比亚、马拉维及塞内加尔等国民族舞蹈团体赴台表演(34)。
  随着财政状况日趋吃紧,在非洲进行大规模“输血式”援助和“金钱外交”已无以为继的情况下,近年来台湾当局开展对非关系的途径与方式也在发生变化。2005年以来,台湾当局加大了对非洲产油国的“外交”攻势,试图以石油投资与合作来巩固既有“邦交”,并提升与“无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今年6月,台“国安会”指示国防部以代号“安行专案”恢复与利比亚的军事交流,此项交流不仅包括邀请利比亚重要军方人士赴台参观军演,更同意出售通讯、战车通话系统、步枪等轻兵器给利比亚(35)。
  三、台湾当局开展对非关系的动因与局限性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非洲维持一定数量的“邦交国”,一直是台湾当局彰显“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在国际社会维持其“法统”地位的重要依恃。民进党上台后,争取“台湾主权独立的国际承认”成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台湾整体“外交空间”日益萎缩的趋势下,非洲国家的重要性反而日益凸显。
  尽管台非“外交”成果有限,且相当不稳,但台湾当局仍不遗余力地巩固和提升台非关系,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稳住非洲“外交”阵地,防止“外交崩盘”。非洲是台“邦交”关系反复较大的地区,现有“邦交国”中除马拉维、斯威士兰外,其他3国都曾与台有过“断交”经历。尽管台湾当局力图通过加大对非洲“邦交国”的“经援”来降低“断交”危险,但非洲“邦交”不稳状况并未改变。台湾当局担心一旦非洲国家突然“外交转向”可能会对中南美“邦交国”造成示范效应,从而导致整个“外交”阵地的崩盘。二是突破“外交困境”,争取国际支持。非洲“邦交国”是支持台湾当局参与国际社会、为台湾“发声”的主要力量之一。从1994年开始,非洲“邦交国”一直是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的主要提案国或连署国,同时也是为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摇旗呐喊的主要力量。此外,非洲“邦交国”也是台湾当局推行“过境外交”、提升与无“邦交国’,“实质关系”的重要凭借。2001年12月,吕秀莲利用访问冈比亚之机过境法国和奥地利,(36)2005年5月,陈水扁出访中美洲回程时曾“过境”利比亚,均被视为台“外交重大突破”。
  台湾当局拓展对非关系的根本目的是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在台湾当局动用各种资源全力巩固非洲“邦交”阵地的努力下,近10余年来台在非“邦交国”始终能保持在5个左右。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以及一个中国政策的国际框架日益稳固,台开展对非关系的内外制约也非常明显。
  一方面,海峡两岸在非洲地区的实力对比和影响力的差距越来越大,使台湾当局谋求扩大在非洲“国际活动空间”的制约也会越来越大。目前,中国在非洲对台已形成压倒性优势。53个非洲国家中已有48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占非洲地区总面积的90%,总人口的近98%。而且,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中非关系就一直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中国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并以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经济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得到非洲国家普遍认同和赞赏,维持了在非洲拥有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在联合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政治经济机构中的作用对非洲国家也有重大影响力。随着中国全面崛起,其对非贸易、投资和援助的“硬实力”也在不断增强。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非累计投资达60多亿美元,有800多家企业进驻非洲,在非修筑铁路2000多公里、免除非洲国家债务达100多亿人民币(37)。今年11月,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中非合作论坛”中又提出了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以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38)。中非战略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入,将进一步拉大两岸在非洲的实力对比,台非关系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受到压缩。
  另一方面,台非关系先天不足,基础不牢,局限性明显。首先,非洲国家基础薄弱,不易与其建立坚实利益基础。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初,台在非洲有8个“邦交国”,随着利比里亚、塞内加尔和乍得先后与其“断交”,目前仅余5个(冈比亚、布基纳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拉维、斯威士兰),它们不仅国小(其中面积最大的布基纳法索仅27万平方公里,最小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只有1000平方公里),而且基本上都属于国际社会公认的最不发达国家,外债负担沉重,年人均国民收入约300美元左右。台湾当局维持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主要依赖的是经济手段,但一旦无法满足要求就极有可能转向。其次,台非“官方往来”的深度相对有限。由于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相对有限,难以对台谋求“国际承认”产生实质效果,因此台非交往一直是“去少来多”,台高层对访非的积极性相对较低。陈水扁上台后10次出访,仅两次访非。台“国安会”和“外交部”官员访非频率也远逊于其它地区。台非之间每年“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交流互访人数和次数远不及其外交“重镇”中南美地区,台在非洲地区举办或参加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的次数相比也较少。再次,台非关系的范围、领域狭窄,政治性远大于功能性。台非双方在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生活上差距较大,因而彼此可以展开对等合作的领域很少。尽管台湾当局积极促进双边经贸关系,但成果不大,增长速度缓慢。2003年,台非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1亿美元,只占同期台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5%。且在非洲地区的主要贸易对象是“非邦交国”的南非和尼日利亚。主要进出口国也是埃及、安哥拉、尼日利亚等“非邦交国家”。台商在非投资不仅有限,且分布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尼日利亚(39)。而且,投资方向也较单一,主要是台湾当局鼓励台商赴非投资办厂,在现有“邦交国”中,台除因石油合作对乍得有较大投资外,仅在个别国家有规模不大的零星投资。
  四、台非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随着中国崛起和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台湾当局谋求对非关系有所发展将越来越难,台在非洲的“外交活动空间”日益缩小已是必然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未来一段时间内,非洲国家内部的政经环境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不大,推动台非关系有所发展的基础和诱因仍然存在。
  第一,台湾当局对非“金钱外交”的诱惑力仍然存在。非洲国家多数贫穷落后,在对华关系上实用主义倾向依旧很强,当权者的政治取向和外交政策容易受到外来利益的影响和左右,因而台湾当局的金钱拉拢、利诱手段在一些非洲国家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台在非提升与个别国家“官方实质”关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第二,“能源外交”将是未来台对非“外交攻势”的重点。近几年,随着国际石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以及油价居高不下,加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台为分散能源风险,遂将目光从其传统的石油来源地中东和东南亚转向油矿资源丰富的非洲地区,试图利用其在非既有的“外交”基础,推动“开拓油源”与“外交利益”相结合的“石油外交战略”,以达到确保能源供给和提升台非实质关系的目的。2005年,台“国安会”和“外交部”专门联合组建了“台非小组”,针对非洲石油矿产丰富的国家,进行石油能源开采投资的可行性评估。该小组拟定了名为“缉黑行动”的“海外石油合作计划”,力图加大对非洲产油国的拉拢力度(40)。目前台湾当局已就投资安哥拉、尼日利亚等产油国进行过多次评估。在手法上,台湾当局主要是利用其掌控的“中国石油公司”(简称“中油”)出面,以优惠条件与对象国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生产等方面的合作。2005年台“中油”公司就编列了28亿元新台币的原油勘探经费,主要用于与乍得的油田开发合作。为此,台乍双方签署石油矿区及联合经营合约,台已先期投入1700万美元与其合作勘探石油(41)。台乍“断交”后“中油”公司与乍方的石油合作计划仍在进行。此外,台也注重对非洲“石油生产潜力国”的投资。台“邦交国”冈比亚认为贮藏丰富油气资源,但因资金匮乏,至今未发现任何可供开采的油气田。台为先行套牢该国,于2004年在台北科大成立岛内唯一的单一国别留学生班——“材料系冈比亚石油专班”,为该国培养石油工业人才(42)。
  注释:
  ①截至2006年10月,国际上与台湾建有官方“外交”关系的国家共有24个,其中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12个,南太平洋地区有6个,非洲地区有5个,欧洲1个。
  ②(13)(15)卢晓衡主编:《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64页,第168页,第352页。
  ③④高朗着:《“中华民国外交关系”之演变(1950~1972)》,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4月版,第78页,第164-165页。
  ⑤1960年,台湾与非洲的利比里亚签订其第一个对外技术合作协定,并于1961年向该国派驻“农耕队”,自此,台对非洲技术合作正式开始。详情参见台湾“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ICDF)(以下简称“国合会”)”网站,www.icdf.org.tw。
  ⑥“行政院蒋经国院长施政报告口头补充部分”,台“立法院公报”第66卷第18期,第7页。
  ⑦“行政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报告并备质询”,台“立法院院会记录”1973年2月24日,第6-12页。
  ⑧全国台湾研究会主编:《台湾问题实录》,九州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440页。
  ⑨参见《“中华民国89年外交年鉴”》之“我国与非洲地区国家关系”,台“外交部”网站,www.mofa.gov.tw。
  ⑩李登辉于1989年6月3日在中国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1)高朗着:《“中华民国外交关系”之演变(1972~1992)》,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4月版,第84页。
  (12)到90年代初时,台湾与当时世界上160多个国家中的120多个维持经贸、文教、科技、旅游等各种实质关系。台在其中与42个“无邦交国”中设有64个代表及办事机构,并在其中9个国家以“中华民国”名义设立代表团、处,部分人员享有外交豁免及特权。25个“无邦交国”在台设有30多个代表机构。参见《加强实质关系至建立外交关系途径之分析》,台“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社,1993年12月,第55页。
  (14)台湾《联合报》,“台湾烽火外交血泪史”,2005年10月28日,http://mag.udn.com/mag/news/storypage.jsp?f_ART_ID21525。
  (16)(34)(39)参见《“中华民国92年外交”年鉴》之“我国与非洲地区国家关系”,载于台“外交部”网站,www.mofa.gov.tw。
  (17)台“国合会2005年年度报告”,第10页,http://www.icdf,org.tw。
  (18)“中华民国92年外交统计年报”,台“外交部”编印,2003年9月,第94页。
  (19)台“外交部”编印“中华民国92年外交统计年报”,2003年9月,第90、91页。
  (20)台“外交部94年度施政绩效报告”,第32页,台“外交部”网站www.mofa.gov.tw。
  (21)台“外交部94年度施政绩效报告”,第35页,台“外交部”网站www.mofa.gov.tw。
  (22)台“国合会2005年年度报告”,第84页,http://www.icdf.org.tw。
  (23)台“国合会2004年年度报告”,第138页,http://www.icdf.org.tw。
  (24)台湾《自由时报》,“巩固布基纳法索,我助建医学中心”,2006年8月7日。
  (25)台“外交部94年度施政绩效报告”,台“外交部”网站www.mofa,gov.tw。
  (26)(27)(28)余克礼等主编:《台湾问题实录》,九州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442页。
  (29)星岛环球网:“涉金援津巴布韦反对党,台外交部否认”,2005年10月27日,http://www.singtaonet.com。
  (30)新浪网:“马拉维前总统涉嫌私吞台湾金援被捕”,2006年7月28日,http://www.sina.com.cn。
  (31)台湾东森新闻网:“中塞邦交分分合合,近8000万美元经援塞国”,2002年6月30日。
  (32)台湾《联合报》:“扁爆料给塞国50亿,立委轰泄密”,2006年11月7日。
  (33)台湾《中国时报》:“盛宴演成‘乌龙院’,‘足球外交’变调”,2002年6月26日。
  (35)《参考消息》:“传台湾与利比亚展开军事交流”,2006年8月3日,第8版。
  (36)台湾《中央日报》,“吕秀莲出席冈比亚总统就职礼”,2001年12月23日。
  (37)台湾《中国时报》:“中非论坛,邀我五友邦与会”,2006年10月19日。
  (38)《人民日报》2006年11月5日。
  (40)《环球时报》:“台多管齐下与大陆争夺能源,积极拉拢非洲产油国”,2005年7月15日。
  (41)台湾《联合报》:“台乍合作采油,中油2000万美元恐泡汤”,2006年8月6日。
  (42)台湾《青年日报》:“积极巩固非洲外交阵营,反制中共谋我作为”,2006年7月6日。
台湾研究京50~55D6中国外交刘佳雁/潘飞20072007
刘佳雁,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外关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潘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外关室研究实习员。
作者:台湾研究京50~55D6中国外交刘佳雁/潘飞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1: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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