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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是基础性理论，并以严谨的逻辑分析和诚实的科学精神享誉于国内理论界。下面的文章选自今年７月２３日至２５日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论文。这之中，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交流，有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回顾与展望，也有浸沉其中多年而对不可回避的“大者”的深沉关注，……。我们注意到，一种文化的命运和这一文化自身生生不息的真诚与睿智相关，犹如中国的古人所言“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高起祥）
　　非常欢迎来自德国、英国和台湾、香港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到我院来参加“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
　　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虽然是近乎纯理论的哲学问题，但仍引起了我院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过去我们吃过不重视基础理论的亏，所以我们的办院方针始终强调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我们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近期又开展了诠释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学科建设，而且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应用，因为从根本上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将影响到人们能否科学地认识整个自然界和社会，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
　　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虽然都产生于西方，但是对于分析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对于科学哲学所包含的内容都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学派，这次有那么多专家、学者相聚在一起进行“百家争鸣”，无论是对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还是推动对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的研究，都将是有意义和有意思的。
　　 隐语与语言困境
　　 洪汉鼎
　　 一
　　哲学命题是一种语句，对这种特殊语句的性质进行探讨构成本世纪初分析哲学的主要课题。按照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看法，哲学命题根本不是一种有意义的可证实的语句，“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即一种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语句的逻辑分析或澄清活动，维也纳学派甚至把哲学命题简单地视为表达情感的诗。这里蕴含了一个极大的危险，即人文科学的命题如哲学、宗教、文学等领域的命题均有作为无意义的命题而被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的危险，因此后期分析哲学的课题在于如何扩大有意义语句的范围。奥斯丁在三十年代末区分了两类语句，即直陈式语句（the declarative utterance）和履行式语句（the performative utterance）。按照奥斯丁的看法，履行式语句根本不是陈述，因此很难以真假去判断，如“我把这条船命名为伊丽沙白”，这只是表示一种行为，我们只能说它合适或不合适，但不能说它是真或假。他说，记述句（constative）或用哲学家喜欢用的名称，陈述句，具有真或假的特性，相反，履行句既无所为真也无所谓假，它有它自己特殊的任务，即用于完成一定的活动。“他把这条船命名为伊丽沙白”是记述句，因为它是对别人行为的陈述，可真可假，而“我把这条船命名为伊丽沙白”则是履行句，它只是对“我”的行为一种承诺或愿望，我们只能说它是否恰当，而不能说它真假。奥斯丁这种区分虽然摆脱了以真假可能性作为意义条件的早期逻辑实证论观点，但它本身显然也有问题，因为第一人称（我）并不是履行句的必要特征，而“恰当”或“不恰当”也是记述句的特征，实际上，作出一个陈述，也和作出一个许诺、警告一样，都是履行句。因此奥斯丁在其于１９４６年写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放弃了记述句一履行句这种简单的区分，认为所有语句都是履行句，即完成行为的语句。
　　我们可以按照语句所完成的行为区分三类履行句，即１．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如他对我说“你不能那样做”；２．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如他抗议我那样做；３．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如他阻止我那样做。奥斯丁特别着重以言行事行为，他将这种行为又分为断定式、阐释式、执行式、行为式和承诺式五种。后来约翰·塞尔继续发展奥斯丁以言行事理论，并在这种行为中补充了表情式，即一种对于命题内容中所表述的事件的心理状态。于是，在后期分析哲学关于言语行为的理论中涉及到了一种近乎我们称之为隐语式的语句。
　　隐语式语句是文学、宗教里常用的一种命题，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该命题本身所表述的内容，而在于作者借此命题表达他所想的一种观念，用哲学的话来说，即借此物表达它物。类似于隐语的是隐喻（metaphor），隐喻借它物比类此物以使命题的含义超出命题字面的意义，如我们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托尔斯泰是婴儿”，这些隐喻不同于明喻“儿童象祖国的花朵”、“托尔斯泰就象婴儿一样”，它们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美国分析哲学家戴维森关于隐喻写了一篇富有特色的论文《隐喻的含义》（１９７８）。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隐语。隐语在西方中似乎没有专门名词，一般称为enigmatic language或insinuating language。由此，我们把凡不把要说的意思直接说出来，而借用别的话来表示，即称之为隐语，诚如《项羽本纪》中所言，“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决不实指采菊、南山，而是表达作者的另一种意境；基督教义里的“道成肉身”也不是简单指基督降生世上，取肉身而成人。按照分析哲学家的看法，传统哲学的大部分命题属于这种隐语式结构。最典型的例子是维特根斯坦的话：“确实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逻辑哲学论》，６．５３２）。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想法，由于语言逻辑我们不能说出我们不能说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可以在我们所说的语言中显示出来，也就是说，以可说的东西显示不可说的东西。就此而言，传统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命题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
　　 二
　　众所周知，在３０年代后四十余年，海德格尔哲学发生了一场根本的转向（Kehre）。如果说海德格尔前期哲学是以作为人的“此在”为出发点，着意于阐明“此在”的本真性和非本真性，那么海德格尔后期哲学则是以作为命运（Schi
北京社会科学14-43B6外国哲学高起祥/洪汉鼎/涂纪亮19971997 作者：北京社会科学14-43B6外国哲学高起祥/洪汉鼎/涂纪亮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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