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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济学危机引发的问题
　　在目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一种人们常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无论是起于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还是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引入政治学的“政治的经济学”，还是国内经济学家以经济的方法对文明进行沉思，试图“为万世开太平”，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实质就如杰克·赫什利弗认为的那样，是经济学家们相信“经济学实际上制定了社会科学通用的语法”，相信经济学分析是解释人类全部行为的统一的方法，从而以霸权的姿态君临其他学科。（注：杰克·赫什弗利：《扩张中的经济学领域》，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4辑，1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本文并不想对经济学帝国主义作太多的评价，而只是指出，就如历史中真正存在的帝国主义一样，经济学在高歌猛进地对外殖民扩张的同时，自己却面临着深刻的内部危机。而正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行为，使得这种危机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经济学的扩张就意味着危机的蔓延。所以，研究经济学的危机具有了超乎经济学本身的意义。
　　其实，经济学危机是由来已久的，这一点连经济学家们也承认。但是他们理解的经济学危机是一种经济学内部某一理论的危机。正如马克·布劳格以科学哲学“范式”或“研究纲领”进行经济学方法研究得出的结论一样，经济学家们所谓的经济学危机是一种经济学内部理论范式或研究纲领的危机。但是，如果把整个经济学看作一种理论范式或研究纲领的话，这种危机其实只是一种“保护带”的危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即基本预设并没有危机。所以，在经济学家眼里的危机始终是一种有限的危机，是经济学通过“科学革命”得以“进化”的道路。然而，当代经济学面临的危机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而是整个经济学范式“内核”即基本预设的危机。经济学基本预设是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基础，是使经济学成为可能的前提。基本预设的危机无疑是关涉经济学生死存亡的最深刻的危机。
　　经济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它是人们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资源以满足需要的有系统的努力，而经济学不过是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济的活动性质决定了它的存在必须以客体（对象）和主体的存在为前提。因此，经济学最基本的的预设也必须包含对客体和主体两方面的规定。这就是经济学中关于资源稀缺和理性经济人的预设。资源稀缺是对经济活动中作为客体的世界的预设，稀缺其实是世界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一种状态，即人所拥有之物总是少于需要之物的一种状态。理性经济人是对经济活动中的作为主体的人预设，它本身又包含着这样三层含义：(1)“利己”预设，即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2)“最大化”预设，即认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人们经济行为的目标；(3)“方法论个人主义”预设，即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活动最终会自然地导致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所谓新经济学的整个辩证否定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从这两个基本预设之上的。经济学的作用就表现在研究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以满足理性经济人的需要。然而，这两个基本预设现在都陷入了危机之中。
　　稀缺预设在经济学家看来是经济学方法作为社会科学通用法则最完美的代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其他学科的学者，对它都没存有过疑问。然而，在现当代，“稀缺”预设也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至少来自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方面：一是“生存困境”引发的质疑。经济学依靠扩大生产和资源配置解决需要与稀缺的矛盾。而经济学诞生以来的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扩大生产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资源配置实际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掠夺甚或殖民战争。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危机最终罗织的是人类的生存困境。现实的困境使人们对经济学的“稀缺”预设已产生了怀疑。二是知识经济的挑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发现，正在逐渐成为社会主导产业的知识产业和信息产业所生产和配置的资源不再是物质性的资源；这种资源是人类共享性质的，而不是排他性的；它在传播和消费中不但不像物质资源一样被消耗和效益递减，反而会在此过程中不断增殖。也就是说，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资源不再是“稀缺”的了。这种状况的出现在经济学界至今还鲜有系统的研究。也许有人会说，知识经济时代资源的非稀缺性不正是对因资源稀缺而导致的生存困境问题的解决吗？在此我先不下结论，而只是指出，无论如何，经济学的“稀缺”预设毕竟出现了逻辑上的缺环，它至少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含义很好地解释现实，它面临着危机。
　　相对于稀缺预设，经济学家们对理性经济人预设的争论由来以久——尽管经济学家都自觉地以理性经济人作为自己理论建构的基本预设。自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发难以来，经济学内部关于理性经济人预设有过三次大的争论。（注：参见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第5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当经济学把这一预设以帝国主义的方式推广到其他学科时，更受到来自经济学外部的攻击。归结起来，理性经济人预设遇到的攻击有四个方面：一是人性利己与利他之争。经济学中人的利己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利他行为的存在，利己人受到道德人、社会人、现实人的挑战。二是个人不一定追求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是由于人未必是利己的人；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莱宾斯坦因和吉尔布雷斯都证明人即使出于自利考虑也可能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三是个体理性未必导致集体理性。系统论和博弈论表明，集体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之和，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追求不一定能导致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四是对经济学理性的质疑。在经济学中，人自利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就是理性的人，理性被理解为一种算计。事实上，一方面人的行为中有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另一方面，经济学的这种偏狭的“理性”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而现实、全面的理性应当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面对这种全面的攻击，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已经焦头烂额、体无完肤。经济学家所面临也将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术”，他们作为“理性经济人”上帝般的创造者必须对自己的设计和工艺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反思。
　　经济学危机的根源何在？从早期的历史学派到新旧制度经济学派，都对主流经济学进行过反思。例如，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希尔德布兰德早在1848年就指出，主流经济学的缺陷在于试图“从各国发展中某一时的事实里面，发现万世皆准的一般原则，而由此设立一种世界经济或人类经济。这种尝试完全与亚当·斯密时代的唯理主义相符合。他们的出发点认为，国民经济的一切定律，因为创立于人与货物的关系，所以超出时间及空间的限制，而在一切变化不已的现象中仍然是正确的。因此他们不理解人类从社会动物的方面看起来，是文化的产儿和历史的产物。而他的需求、意见，对于货物的关系，对于人的关系，绝不能永远相同。这些都是按地理及历史而互异，且不断变化，并不断随人类的整个文化而改进”。（注：转引自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方法论之争》，41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1981年由丹尼尔·贝尔和欧文·克里斯托尔主编的《经济理论的危机》一书则集中反映了现代各经济学派对经济学危机的主要看法。12位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一般均衡理论、理性假设、稳定偏好假设等进行了检讨，认为经济学危机的根源在于“它是与历史无关的和抽象地进行分析的……总的说来，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古典力学模型的基础上的并且是根据自然科学的设想发挥作用的……其结果是对于人类行为的基本上持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因此，克服危机的出路是“经济学理论必须回到时间（逻辑意义上）和历史（在经验事实意义上）。”（注：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108～11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可见，一部分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经济学危机的根源在于主流经济学的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但是，一方面，这种意识一直没能被贯彻到主流经济学之中；另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经济学内部认为的危机总是一种理论的危机，而不是整个学科的危机。所以，尽管经济学家们认识到经济学方法的非历史性，但他们并不触及经济学最基本的预设，更没有认识到经济学本身的历史性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完整地认识和理解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
　　 二、何为历史科学
　　“历史科学”的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的，它既有学科划分的含义，又远远不止于这种含义，它主要是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研究原则和方法。就历史科学作为学科划分含义而言，“凡不是自然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显然，这里的历史科学包括了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是，历史科学核心的含义在于它是一种统一的科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历史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归结起来有三个方面，即历史主义的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人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当然，我们将看到，这些原则和方法并不是一种先验的出发点，它本身是对客观历史事实和规律考察、反映的结果。
　　历史主义原则认为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产物，它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历史过程本身。因此，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一切对存在的追问都以历史性为特征”。（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版，2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历史主义思想可以溯源到赫拉克里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近代提出和主张这一原则的有维科、伏尔泰、黑格尔（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是方法性的，而不是体系性的，在他那，存在着客观的绝对理性）。经济学的德国历史学派则在某些方面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原则。但是，在马克思以前的近代，人们主要仆从于从迪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观，以永恒的、非历史的理性来理解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彻底结束了任何关于永恒的幻想。在现代，历史主义原则成为一切有生命力的学术传统的主流共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实践哲学，从库恩到劳丹的现代科学哲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都自觉不自觉地坚持了历史主义原则。历史主义原则表明，对于任何历史科学(1)这门科学对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所以，不存在抽象的、绝对的、超时空而普遍适用的原理、观念、范畴或公式。(2)任何一门（社会的或人文的）科学都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它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的范式将随它所对应的那个历史阶段或条件的消失而从内容上消失。
　　历史科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必然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逻辑是对历史的反映，因此思维中的逻辑必须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与历史事实的内容一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所以，“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历史的把握需要逻辑的方法，而历史规定着逻辑抽象的限度，我们不能以逻辑裁剪历史。当然，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指发展趋势上的统一，而不是一一对应式的统一。因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和曲折地前进的，逻辑不可能处处跟随它，逻辑的东西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逻辑对历史的反映“是经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任何科学的观念、范畴都应当是描述与抽象、现实与理想的统一，而历史事实是其最终的合法性源泉。
　　历史科学作为区分于自然科学的科学蕴涵着自己独特的方法，那就是人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历史与自然的区别在于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且历史与人的这种创造活动是同一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历史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人和人的本性就是在历史活动中逐渐生成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科学就是广义的人学。反之，一切人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注：参见韩震：《生成的存在》，168～17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即使是自然，也是为人而存在的自然，有了人类以后，自然史就与人类史相互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乃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历史科学因而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唯一的一门科学。历史科学的人学特色表明，(1)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是活生生的、现实的，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人和人的关系。对于那些表面上看来是研究物的科学，我们必须透过物和物的关系看到人和人的关系。恩格斯甚至直接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历史科学的出发点和目的都在于人的存在与更好地存在，最终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舍此，就将会导致人的异化、自由的丧失、存在的危机。因此，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它必须始终关注着人的生存状态。
　　历史主义是由科学世界观产生出来的基本原则，它是历史科学的直接规定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历史认识与研究的具体方法，它使历史科学作为一门科学成为可能；人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是历史科学的特殊方法，它使历史科学始终关注人自身的状况，不至于造成对“存在的遗忘”。这三个原则和方法是一切历史科学必须具有的研究原则和方法。
　　 三、经济学危机的历史科学分析
　　经济学是从资源生产与配置的角度研究如何使人得以存在和更好地存在的学问。正如马歇尔认为的那样，经济学既是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研究人的学问。它是社会科学的一支，属于历史科学的范围。但是，以往的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恰恰是忽视、甚至刻意逃避它的历史科学的性质。这正是经济学危机的真正根源。如前所述，最深刻的经济学危机乃是经济学基本预设的危机。下面，我们将对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预设分别进行历史科学的分析，发现其具体的症结所在，以图找到可能的解决途径。
　　 （一）关于稀缺预设
　　从历史科学的角度看，经济学的“稀缺”预设恰恰表明经济学是忘记了“存在”的学问。表面看来，稀缺意味着我们要珍惜资源，以更有利于人的存在。但是，经济学的“稀缺性”预设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更为深层，一直未为人所察的预设或信念。那就是“稀缺”是时空意义上的，需要之物尽管稀缺，但它作为整体是存在且恒在的——有且恒有，而不是不存在——无（nonexistence或nothing），问题只在于人们在时空中如何去发现、创造（相对于存在而言，创造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使一种存在物变成另一种存在物）和配置它。人们对需要之物从根本上是“只患寡而不患无”，只是担心一时一地的无，而不担心整个世界和历史中的无。所以，经济学本质上是存在无忧的经济学。在此预设或信念的支持下，人们总时站在世界之外，把世界分割为各自的财产（产权明晰嘛！），先是确信资源取之不竭，后是迷信技术神话能制造出一个高度替代性的世界（这只是“取之不竭”信念的另一种表现），结果是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冲突不断，人类面临着一个哈姆雷特式的危机：存在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所以、经济学在使用稀缺预设时必须加以说明，追问预设的预设以关注人类与世界的存在状态。（注：参见沈湘平：《经济学中之“稀缺”》，载《读书》，1999(9)。）这种反躬“经济学之后”(meta-economics)的工作在经济学中一直是缺乏的，要做的还很多。
　　经济学家们也承认，“稀缺性和选择一样，基本上是不涉及时间的概念。”（注：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23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它假定了不同时代和文化下的人们的偏好是稳定的，所稀缺的对象也是不变的，而且这种资源稀缺一直被理解为物质资源的稀缺。所以才有了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稀缺问题将被解决的佯谬。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上，人的偏好是不同的，而且人的有些偏好是能被制造的（如现代的广告传媒）。因此，人们稀缺的对象是有所差别的。从宏观的技术类型上说，人类的发展经历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人所稀缺的对象是不同的。在农业社会，相对于物质资源，人们更感稀缺的是劳动力（人手）；工业社会的大生产才使自然物质资源出现了稀缺；在信息社会中，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人手和物质资源，但主导性的产业将是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知识、信息虽然具有共享性，但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它不再是稀缺的了。其实，在信息社会，一方面有共享的过剩的信息；另一方面，真正具有创见，能带来极大经济效益的信息是加密的和有偿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因而也是稀缺的。本质上，这时的稀缺是人类智慧的稀缺。这正是为什么时代呼唤创新人才的原因，如不稀缺，何用呼唤？“人类所能生产和消费的只能是效用，”（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而这种效用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能量或信息的。所以，稀缺必须被理解为是历史地变化着的。
　　同时，稀缺也不只是人的需要与资源的关系问题，它往往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历史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由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或国际秩序，一些人的稀缺状态往往是另一些人富裕的结果。例如，阶级与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而且，随着制度变迁、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包括有意识的政治行动），人们的称缺的状况也将发生改变。这样，不同的文化、制度等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是外部性因素的东西都将成为经济学的内部因素。
　　 （二）关于理性经济人预设
　　生物学、心理学已经证明，人总是具有利己与利他的两种冲动。而历史主义认为，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在历史活动中生成、变化的。也就是说，在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人性的利己与利他的主要倾向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人随着实践水平的发展经历着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经济学所由产生的阶段正是第二个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这是一个个体本位的阶段，相对于其他两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人更倾向于自利。归根结底，这是由这个阶段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而又不足够发展的事实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学家发现人的利己性并没有错，问题在于(1)在他们看来，这种利己的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他们认为自利是人类的天性，是自然而不是历史的产物。(2)尽管这个阶段的人相对于其他两个阶段而言主要倾向是利己的，但决不意味着这个阶段的人只具有利己的人性。事实上，在任何时候都有无私的人存在，因为人性除开历史条件的决定性的影响之外，还与个人的信仰与道德境界有关。而且，从横向看，利己的经济人只是一种市场角色，离开市场，人们可以有其他的角色。(3)利己的人也不是永恒的，随着人的发展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自由个性阶段，以物的依赖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将退出历史舞台，人的利己行为也将成为考古学的对象。所以，经济学必须对利己人存在的前提作出历史的说明，表明利己人存在的历史限度，给出其存在和证伪的条件。
　　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由两个前提支撑的，一是人的自利倾向，它是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二是人的完全理性，它是利益最大化实现的条件。第一方面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关于理性的问题也将在后面专门论及。这里只是指出，要设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而独立的人普遍不利己且不追求自己利益的尽量最大化，要么是别有用心的虚伪，要么是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跃迁。但是，知识、信息的分立状态使得现实的理性必然是有限理性，利益的最大化就只表明人的一种尽可能的追求。结果往往是“法乎上，适得其中”，最后实现的不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恰如吉尔布雷斯说的那样以“满意”为度。
　　经济学总是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出发，认为个人的利益追求会自然地导致一个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当现实证明这只是一个乌托邦时，由于他们认识不到经济学本身的历史性，经济学家们就显得十分沮丧。其实，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过是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在经济学所依赖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从根本上不能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这一矛盾自始至终的存在是这一阶段根本特征之一，也是这个阶段终将被超越的理由之一。在目前，我们只能依靠法律、制度作强制性的保障。这样，我们看到的不是经济学不可一世的扩张，而是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等对经济学的“支援”。
　　经济学思想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产物，经济学基本预设的危机也都涉及到理性的问题。因此，整个经济学的危机也就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的危机。经济学理性主义一直为它们的英国经验论传统，而不是欧陆唯理论传统而骄傲。然而，当经济学试图使自己尽量数学化，成为一门迪卡尔意义上的严格的科学时，唯理论的理性观已经深入了经济学的骨髓。一方面，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所崇尚的“看不见的手”无非是牛顿式万有引力或黑格尔式世界理性在经济宇宙中的呈现；另一方面，不管经济学中具体把理性理解为“算计”，还是偏好的稳定性、可传递性，还是手段与目标的一致性，它都具有先验性、完全性、工具性的特点。这些正是近代唯理论理性主义的遗迹，是一种非历史的理性观。要以理性来解释人的行为和历史，就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历史地理解理性。从实践出发理解的理性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一种实践能力，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看不见的手”；实践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现实的理性总是有限的理性；实践作为人的生命存在、认识活动、价值活动的统一的品格决定了理性必须超出认识论范围，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把一种历史化的理性观引入经济学，是经济学走出危机的关键步骤。
　　 四、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学陷入危机的根源在于忘记了自己是一门历史科学的特性，而经济学走出危机的根本途径是首先要重新审视自己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作为历史科学的经济学：
　　1.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历史科学的方法。经济学研究对象，包括作为主体的人和主体需要的对象以及主体的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历史性的存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要求经济学的抽象和数学化是有限度的，经济学的原理、概念、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产物，经济学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真理。诚如克尼斯所言“经济学的概括，仅仅是历史的说明和真理的逐步呈现，每一个步骤只是具体发展阶段中所认识到的真理的概括，没有一个公式，也没有一批这样的公式能够称作是终极性的”。（注：转引自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方法论之争》，42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2.经济学本身是历史性的存在，它有自己的知识和任务的范围。从经济学预设的前提就可以看出，经济学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学。而市场经济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也将不是永恒的，市场经济学的存在与人的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对应的。兰格、福柯、克里斯托尔甚至指出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性质。在人的发展的“自由个性”阶段将没有市场，也就没有以市场为前提的经济学，最多只存在克里斯托尔所说的经济智慧。作为历史阶段的产物，经济学有它自己的知识局限，有它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它也不能承受不只是它的或在人的发展本阶段根本无法解决的任务。因此，经济学的任何帝国主义行为都应当三思而后行，也就是说要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性。
　　3.经济学的历史性正是经济学在现阶段存在的全部理由。经济学以往证明自己存在理由的方式是试图使人相信经济学的原理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经济学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的通用法则。殊不料这正是经济学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当我们恢复经济学的历史科学性质时，有些人会担心经济学在现实中存在的合理性。事实恰恰相反，历史科学的性质恰恰说明经济学在现阶段是必要的和基本正确的。因为我们还处在经济学所赖以产生、存在的物的依赖性阶段。只要经济学自觉意识到历史科学性质，对自己的基本预设、原理、方法作一些历史性的说明和修正，给出自己存在和证伪的条件，划定自己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作为一种合理的抽象，经济学在现阶段的存在仍将是合理的。
　　4.经济学和经济理论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系统，它必须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习。经济学的历史科学性质使得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迷梦破灭了；“后院起火”的经济学危机使得经济学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内部“建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需要闭门思过。经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子系统，它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从方法上受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影响，政治、法律、文化的因素也逐渐成为经济分析不可忽视的变量。所以，经济学要向其他历史科学学习，或者至少是与其他学科交流。唯此，经济学才真正成为一门历史科学，才能真正克服自身的危机。
经济评论武汉67～70,95F11理论经济学沈湘平20022002经济学在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同时自身却陷入危机之中，最深刻的危机是其基本预设——稀缺与理性经济人预设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学没有自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科学性质，没有贯彻历史科学的原则和方法。现阶段经济学走出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其历史科学的本来面目。历史科学/经济学危机/稀缺/理性经济人沈湘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875 作者：经济评论武汉67～70,95F11理论经济学沈湘平20022002经济学在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同时自身却陷入危机之中，最深刻的危机是其基本预设——稀缺与理性经济人预设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学没有自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科学性质，没有贯彻历史科学的原则和方法。现阶段经济学走出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其历史科学的本来面目。历史科学/经济学危机/稀缺/理性经济人

网载 2013-09-10 21: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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