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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哲学成为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得益于新康德主义构思精巧的一项综合：康德实践理性道德原则的直言律令和洛采的价值本体化哲学。直言律令是指不须任何条件的绝对律令，它不同于“如果……则……”这种形式的假言律令，道德律以自身为目的，……“道德学在神的意志中看到了制裁，在功利中看见了准则，在期待奖惩中看见了动机的时候，它就和所有各个种类的他律（Heteronomie）结合起来”〔1〕。因此，“在康德那里，一切价值归根到底从属于伦理的品格”〔2〕。 洛采把世界分成三个可观察的王国：“事实的王国、普遍规律的王国和价值的王国，并且只有价值的王国能够提供世界的意义标准。这三个王国只能在逻辑上相区分，而不可能在实际上相区分。事实和规律只是获得价值的手段和机制，同时也判定是否愚蠢、虚假以及是否不现实或自相矛盾。”〔3〕这两者的结合结论是自明的：“哲学有自己的领域， 有自己关于永恒的、本身有效的那些价值问题，价值是一切文化职能和一切特殊生活价值的组织者”〔4〕。于是， 价值在新康德主义中成了哲学的核心。
　　自从价值登堂入室便不能保证哲学家“诗意地栖居”。它既活跃了人们敏感的神经又使学者焦虑不堪。伦理之外无价值可言吗？经济学中的价值和哲学的价值没有共通性吗？佩里在其《价值通论》中就在利益和价值之间划上了等号。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把价值的对象化和关联性作为解释其他类价值的方式，“价值能够……使对象变成财富……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为评价”〔5〕。然而，这并没有说明价值如何成为了高于一切的组织者。 到了20世纪中叶，波普看清了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认识论中皆有价值问题，而“价值理论是跟这种分离趋向相反的运动。要从这些学科抽取共同的问题和核心”〔6〕。 这是迄今为止哲学没有完成的艰巨任务。同时，所有的价值理论均没有阐明价值是如何生成的这个根本问题，就连提出重新评估价值这一狂妄口号的尼采也是如此，正如海德格尔对他的批评，“不理解价值想法值得追问的来源，就是尼采没有达到哲学的本真中心的根源”〔7〕。 解决这一问题哲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休谟疑难与两种合目的性
　　价值和事实相比多了一个道义成分（但不多语义项）。这一观察始自休谟。“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需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8〕。 休谟发现的这个从“是”到“应该”的过渡就是事实到价值的过程，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起，人类便对从一般到特殊有了相当充分的了解，这便是形式逻辑的演绎法则。这种理性发展史到了莱布尼茨手中，变成了完善的因果律模式，由小前提隶属于大前提的包含关系推导存在的必然性。然而，这是从“应该”产生“是”的过程。现在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因果律已无用武之地。费希特在其历史哲学中最先看到了个别到一般将采用合目的性模式〔9〕， “他（费希特）的历史哲学异常坚决地将历史发展当作唯一的这样的过程，即个人有价值的现象结合于其中成为目的决定的总过程。因为历史作为上帝的现象只能是自由王国，而自由王国只能是个性王国”〔10〕。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每一个特殊事物以其所是开始它的存在起点，当它演化成整体的合目的性的一个要素时，它便获得了“应该”的属性，才具有真理性和现实性，有了价值的品味。
　　19世纪的生物学一反牛顿力学的因果律模式而呈现出目的论范型，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近代思想中有许多方面为进化的合目的性原则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莱布尼茨和谢林都曾设想过事物在时间中的演化过程。拉马克的《动物哲学》用动物器官的用进废退解释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达尔文则用自然选择揭示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的奥秘。有机体的特殊变异为其创造适合环境的生存能力。变异就有机体个体而言纯粹是一种“是”，进入更大范围的整体之中便获取了“应该”的加权。无数个体的变异构成了一个新的物种。个体的事实变成了种系的价值。对自然的这种合目的性的理解给世界增加了历史的维度，注入了时间性。
　　在事实的领域中，个别事物以自由的方式成为整体的一个要素，从而具有必然的现实性。这是合目的性的一种方式。还有另一种合目的性，即语言的合目的性。近代哲学还不具备理解语言合目的性的必要条件。现代哲学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对语言作用的深刻挖掘使整个20世纪哲学笼罩在自我相关的光环之下，哲学用语言来表达，语言构成哲学的最根本要素。语言是一种由全体语言使用者参与的立法，语言的形式结构在言语应用的背后作为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发挥作用，言语的应用又形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构造功能。语言自身的组织化力量和社会实践的制度化力量使语言的合目的性具有了双重的制约能力〔11〕，事实的合目的性只有进入这双重制约网络才能形成认识史中的“应该”，即价值。
　　现代语言学揭示了语言是四种结构形式的重叠与交叉，即情态结构、信息结构、语法结构、语义结构〔12〕。情态结构和信息结构属于语用的范畴是由某种语言的本族语者用习惯化力量规定的立法。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是个别语法和普通语法作用的结果〔13〕。它完全有把事实变成“应该”的能力。例如我们的母语汉语中，绝大多数的成语都是四个音节，四个音节的韵律结构使其在正常意义之外产生了制度化的力量，用成语的判断就要比其他方式有更大的判断能力。这种合目的性便由“是”产生了“应该”〔14〕。
　　其实用语言的合目的性解决哲学重大问题的专利并不属于现代学者，而正是那个给哲学做“末日裁判”的康德。肇始于笛卡尔的近代哲学当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首要课题并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论之后，康德是第一个最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用先天性的净化概念是无论如何不能解决两者关系之谜的，无论是用两者并列、互动还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都不可能回避理性的盲点——二律背反，只有用更高的层次才能为两者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康德找到了先验综合命题来给科学奠定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有效性的理性基础。先验性在康德的思想中不是个时间上在先的概念，只是逻辑在先的概念，时空的先天性“并非指经验之产生，而是指存在于经验之中的东西”〔15〕。因此，先验综合命题纯粹是语言自身的一种合目的性形式。它高于思维与存在（起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因为思维与存在于它的统辖之下不再出现理性最忌讳的二律背反。同时，它又属于思维与存在，因为思维与存在已经包括了整个宇宙的一切事物。先验综合命题不能是存在的产物，“存在”没有内涵不能生出高于自身的层次。它自然是思维能产性的结晶。另外，它的真假值也难于确定。本世纪中叶克里普克在说明分析和综合、先天与经验这两对范畴时指出〔16〕，分析不一定和先天相对应，经验也不仅仅适用于综合，存在着经验必然真理，如“启明星是长庚星”；也存在着先天偶然真理，如“巴黎标准米尺是一米长”。其实这只是语言的一种合目的性。看来填平从“是”到“应该”的鸿沟或者从事实产生价值，其实就是事实和语言两种合目的性。
　　 二、能指、所指与意义剩余
　　合目的性是“应该”的属性。这是我们在价值形成的终端上得出的结论。那么，一切“是”都能由合目的性变成“应该”吗？
　　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精辟：“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所做的要比符号所指物来得更多。正是这个更多，使它们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而我们正是要揭示和描写这个‘更多’”〔17〕。福柯无非是在说话语在符号的所指之外产生了剩余性。关于价值的陈述充分显示了这种话语剩余性。
　　关于价值的追问可以归结为四种方式：①什么是价值？②价值是什么？③A是价值吗？④a是否具有价值？①和②的区别只是焦点不同，①的焦点是“价值”，②是“什么”。由于焦点是语用的表层意义，不涉及语义真值，完全可以把两者视为具有相同推涵的问句。③的推涵则是一个非兼容析取的两个命题——“A是价值”或者“A不是价值”。此处的A必须是一个类型的概念，绝不可能是个殊型的概念， 更不能是一个逻辑专名。如果它是一个殊型概念，由于同一个类型中的殊型是无限多的，价值也就成了无限多的殊型，这和价值的内涵相矛盾。以此类推，④中的a只能是一个殊型句。由此可见，①、②、 ③可以看成是具有相同推涵的句子。因此，我们只要分析“A是价值吗”这一问句， 就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至于说，“a具有价值吗”一类殊型句哲学不该过问。
　　当我们用“A是价值”这一陈述回答以上追问时，我们是在确定A是价值外延中的元素，或者说“价值”是A的所指。A不仅是一事实又是一种“应该”。这一陈述不能和“2[2]＝4 ”或者“鲁迅是周树人”一类的语句相提并论。后者只是确认一种等价类关系，而在“A 是价值”中系词两边的主词具有相同的所指，同时具有相同的意义，而这意义并不是共同语者约定俗成加给“A”的能指的， 而是由“价值”的意义即合目的性生发出来的“应该”在此命题使用过程中随机地加于其上的。根据弗雷格意义不等于指称的理论，此处“A ”和“价值”的意义是能指——所指链之外产生的剩余，它永远以不在场的方式存在。“剩余性”在此处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所指产生意义，这和“鸽子”这类概念意义生发的方向相反，后者的意义是认知网络加于能指的。其二是意义又完全大于所指，它带有语用的因素，即说话者将事实上升为“应该”与听话者领悟的肯定意蕴。
　　进入价值陈述的主词和它表达的事实只有合目的性才能具有价值，也就是说只有成为整体的一个要素时才能具备真理性和现实性。成为整体的一个要素也就是结构的一部分。结构和其元素处于对立关系之中，结构作为系统质其对元素的作用就是去掉元素的殊型特征，使元素变成同一性的事物，为结构自身的同一性服务。价值作为一种类型词，它那不在场意义剩余使得赋值过程不断地出现向能指的倒退，即从殊型向类型的过渡，每一次倒退或者循环都将增加意义剩余性。无数次往复使这一能指——所指链无限加固，福柯反复论证的话语权力和话语禁锢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医生的话语权力、律师的话语权力、职业政治家的话语权力皆包含这种不在场意义剩余。
　　经济领域中货币是一种价值，它既是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又是经济行为追求的价值。诺齐克这样阐述了经济活动中用于交换的货币：“人们将用他们的物品，去交换那种他们了解到比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更为普遍地为所需的东西，因为，这将使他们更有可能用这种东西去换他们想要的东西。”〔18〕这句话意味着生产性交换是一个可使价值增殖的环节。货币作为一种价值的物化形式它只有类型特征（虽然每一张货币都有自己的特殊号码，但在经济运用中从不发挥作用，任何人都不能拒绝使用某一特殊号码，比如说尾数是01的号码）。这是其能指（票面价值）和所指（还是票面价值）完全相等的特殊符号，它的意义就在能指——所指链上自然跳跃出来，即在交换中产生的剩余性。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作为商品它具有效用，即一切商品的等价物，它给持有者带来巨大便利，试想一个生产面包的工厂如果不以货币形式储存价值它如何能使自身得以发展？给货币加上时间的维度之后，某种商品按其价格表上的等量关系换回来相应的货币，这只是一种虚假的等值，意义剩余性使得货币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购买力，因此，它的价值多于相应商品的价值。如果把权力定义为交换之外的一种多余物，那么换回来货币就是把握了权力。这就给托夫勒的货币权力媒体论做了哲学注脚。货币的效用一方面像商品一样在个别消费者那里它的量越少其效用越大。另一方面在全社会范围内它所能换回来的商品种类越多它的效用越大。当然它也能越过商品的界限，换回不可让与的东西，如权力、尊严、诚实、肉体。这样，它的效用越大人们就越追求。这种正反馈的模式是价值的典型特征。经济学中的价值和哲学中的价值完全可以在本文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三、知识、权力和意识形态再生产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倾其数十年的努力证明：“任何整体性都能被整体地拆除，完全可以确认，整体性自身建筑在它的排斥物的基础之上，整体性超限度地追求着各种各样的使其缩减的分解之中。 ”〔19〕价值作为合目的性产生的“应该”也是这种自我结构的整体性。 合目的性不是一种认识行为。康德是最早看到这一命题真义的哲学家。因此，他的判断力批判并没有把理性的演绎方法作为审美判断的合目的性解释。合目的性一旦形成就进入了目的合理性的历史之中。然而，目的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是一种永恒的冲突。因为工具合理性作为从一般到个别的过渡必然运用形式逻辑的标准，而这显而易见是和目的合理性不可通约的。目的合理性产生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个别到一般的跳跃，是离散性的联系，服从或然性原则，因而，目的合理性是由外在性来实现性的。
　　福柯在他毕生的辛勤工作中都在证明人是作为其他事物的他者才获得了本体的地位。首先，人是作为其他生物的他者才确认了自身的存在，人也是作为其他生物的他者才找到了知识的哲学基础。“人类作为有理性的、会说话的动物只不过是另一种生物，可以从它们的正确定义中得知人性，从而把它排列到生物图表的适当位置上。”〔20〕其次，人也是作为其他类人的严格他者才确定了自己的价值。福柯在其《癫狂与文明》中证明了文明的价值是由癫狂者、疯人的历史积淀中由对立面的存在才被确认的，在《性欲史》中阐明了性解放产生于性压抑，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说明了医生的话语权力来自于患者，《知识考古学》则着力论证了另一种人类的他者——语言在知识形成中的神奇作用。知识形成权力。知识变成权力在培根那里只是一种颖悟，在托夫勒那里是一种描述，而在福柯那里则是一种揭示。他所揭示的方式就是把语言当成人类本体存在的严格他者。知识形成权力其实是话语的权力。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认定伦理的规律和人自律的自由是人的本体特征，这其实是前批判的内涵，前批判的自我体验，它不包括在知识这个后批判的领域之内。沿着前批判形态的思路，胡塞尔确定了先验的主体和没有外在污染的主体性为人的本体，海德格尔则在先验的主体之前找到了此在——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存在。这种内在本体性在萨特那里走向了极端，以主体性为标志的人的存在成了完全失去主体间性的孤零零个体。结构主义看到了“主体性的黄昏”，但它只是把非对象性的结构当成人的本体存在。后现代主义把语言看成是人的严格他者，正是这种本体的外在性给本体论研究以新的生机。由于语言自身的不透明性以及人太依赖于语言了，许多哲学家并没有直接确立语言的作用。维特根斯坦虽然第一个阐明了语言是哲学分歧的制造者，但却没有把它确认为与人的本体存在互补的存在。卡西尔和苏姗·朗格只是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通过一丝阳光向外界渲露了他们的真知灼见。海德格尔不愧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是他第一个开宗明义地说明了语言标示人的本体。语言是人类作为其他事物的严格他者之限定条件，才把价值的哲学基础昭然于哲学殿堂之上。我们正是沿着这条思路揭示价值的权力背景。
　　价值的产生和延续并不服从必然性推理。但是，价值却在语言的历史长河中不停地航行。它的动力机制不在自身之内而在自身之外。这个动力本源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即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思想体系或者称为具有权力背景的知识权力体系。一切合目的性都有“应该”的属性，但不是每一个“应该”都能成为价值，只有意识形态化的“应该”才能成为价值，成为全社会崇尚的追求。价值的类型属性在意识形态作用下有极强的扩散能力和泛化能力，某一种价值的扩散和泛化会迅速湮没其他价值。价值作为随机的合目的性难以避免内在冲突。意识形态的独裁本性不会选中更多的价值作为自己维护的对象。因此，全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常常是极为单调的。价值归根结底是权力的一种运作。
　　价值的语言表达式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叫作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价值又总是溶于知识体系之中。知识的本质在于它是一个具有能产性和实证性的信息体系。然而，能产性和实证性是两种不可兼容的性质。能产性意味着它有自身的生长点，能够生出不被其自身证明的东西。而实证性恰恰是指必须有确定自身的规则和证明自身的能力和技术。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性质必须同时处于知识体系之中。这样，两者此消彼长。当能产性压倒了实证性时，将产生新的知识体系。每一次知识体系的更替将产生价值的更替。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自然就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统治阶级重建自己的道德基础则表现为给原有的价值追求披上新的外衣。至此，我们才算揭示了价值陈述产生意义剩余的奥秘。意义剩余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用权力在价值能指和价值所指之间架起的桥梁，借用语言学公式，为看来皮尔士的看法——意义即价值的说法并没有错，只是他未指出意义从何而来。
　　（附图 ）
　　 四、理性、历史与社会本体化
　　理性是合逻辑性和合目的性的奇妙混合体。逻辑是演绎的形式体系，它有严格的内在标准和操作程序，决不允许有冲突的元素存在。合目的性与此不同，并不是每一个合目的性的事物在它进入整体性之前就有一个鲜明的目的，而是机遇和偶然把前在的不合目的性的事物送入目的性的牢笼。价值有一个随机的起点，它进入合目的性模式仅仅就在那一瞬间成了真理性和现实性袒护的对象。因此，价值和理性绝没有天然的结缘关系。然而由于理性具有可靠性、明晰性、简捷性，由意识形态给事实赋值产生的价值必然要和理性联姻。于是，价值一旦形成它必须要披上理性的外衣。但这也不仅仅是一厢情愿。理性往往和它的对象共在，如果理性选择意识形态支持的价值作为它的对象，理性会轻而易举地维持它的坚挺。理性和价值在历史中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
　　历史从来就是一个把存在与价值、现实与理想，过去与未来混淆起来的场所。历史总是以事实的在场形式出现，而其贩卖的恰恰是价值的不在场形式，并以事实标榜其价值的可靠性。历史也常常把实际已经发生的事实当成一种理想来显示自身。于是，历史便把过去的随机性变成未来的确定性。西方的文明史恰如其份地显现了历史的这种本性。
　　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一直是以克服流变性和暂时性，寻找固定性和永恒性为其主旨的。而一切可经验的世界又都是流变的和暂时的。那么，哲学便成了构造一个永恒的固定的世界的一门学说。这个世界不在历史之中，更不在现实之中。哲学成了一个末世学的同义语。一切真实的东西在哲学看来只能是必然性的、非流变的和非暂时性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真实的东西就是理性，因为理性才是在现实的世界中唯一可以确定为必然性的东西。希腊的理性精神塑造了一个原型的世界。然而，这种希腊文明的理性传统却意外地接受了希伯莱文明的另一种模式。
　　“根据圣经的教导，上帝按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创造之后，又赐福于人。……这是圣经的本质。”〔21〕由此可见，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莱文明是以预成论模式来思索人的，存在便是以上帝为榜样，按上帝的方式生存。希伯莱文明创造了一个原型的人。原型的世界一定是合逻辑性的，因为不合逻辑性就不能被人认识。而原型的人却是一种合目的性的方式，这里充满机遇和偶然。“未来属于它曾与之作过残酷斗争的新宗教，……由于奇异的命运嘲弄却使希腊哲学成为它的同盟者。”〔22〕君士坦丁大帝定基督教为国教的直接原因也许无人知晓，但基督教的预成论模式肯定有助于在伦理上为世者树立楷模。自此之后，希腊的理性精神就成了基督教的得力助手，甚至有人说希腊的逻各斯就是弥赛亚，他成为肉身就是耶稣基督。哲学家凭自己对上帝的理解来杜撰人的原型，即或给神学时代划句号的笛卡尔也不例外，“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前提是自明的，然而，“我”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无非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既合逻辑性又合目的性的东西。历史把希腊文明的理性精神和希伯莱文明的道德自律性凝缩成它自身的价值，构成了社会本体化的内核。
　　历史同时证明了不是人在追求价值而是价值在疯狂地追求着人。价值把人对象化，这在启蒙运动之后的历史中由于权力的非人格化趋势则越来越明显。韦伯在其社会学研究中集中阐明的理性化秩序和理性化方法是价值运作人的真实写照。价值彻底把人对象化，构成人的存在。卢卡奇说：“社会存在的形成过程，……是以劳动，就是说，都是以不断实现目的论设定为基础的，我们才能合理地谈论社会存在。”〔23〕与其说劳动是为了实现目的论设定，倒不如说是目的论设定即价值强迫我们劳动，这就是我们的本体，我们的社会存在，因为“自然价值也就是那个为一个完全有组织的最高度合理的社会所承认的东西”〔24〕。价值是社会的真正组织者。
　　价值是历史性的。历史不仅有连续也有断裂。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价值有其不同的表现层面。社会本体化的强烈需要把价值转化为我们的时代感知力。正如福柯的《癫狂与文明》所揭示的那样，时代感知力创造了各个时代的疯癫，而不是生理现象决定疯癫。时代感知力直接转化为知识体系的结构和元素，产生物化的权力，即价值的代言人。权力对人的运作区分了中心和边缘，处在边缘的受害者以直接客体的形式出现，而处在中心的人则是以虚假主体的形式出现，他们只是时代感知力炫耀的招牌。因此，新的档案“剥夺了我们的连续性；……它割断了先验目的论的脉络；在人类学思想曾经对人的存在或主体性提出疑问的地方，现在它忽然开拓了另一条线索，……它证实了我们就是差异，我们的理性就是话语差异，我们的历史是时代差异，我们自身是各种面具的差异”〔25〕。
　　注释：
　　〔1〕〔2〕〔4〕〔10〕〔15〕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59、826、927、835、741页。
　　〔3〕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 7.8.P88.
　　〔5〕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 年版，第78页。
　　〔6〕 转引自《价值之探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第188页。
　　〔7〕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第198页。
　　〔8〕 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9—510 页。
　　〔9〕 把合目的性引入哲学研究的近代学者当然首推康德。 不过康德并不是用合目的性解决从个别到一般的过渡，而是用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解释审美判断力，弥合自然和自由的断裂，并以知性的直观或直观的知性把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统一起来。但康德看到符合目的性的领悟不可能成为一种认识行为，这也一定程度上为费希特、黑格尔的不同于自然的历史因果性提供了思路。
　　〔11〕〔17〕 参阅陈晓明：《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 参阅Halliday, M.A.K. Language structures and language function. In Lions, J·（ed） New Horizens in Linguistics.
　　〔13〕 参阅Chomsky, N·Studies of Semantics in Generative Grammar. The Haque: Moufon, 1972.
　　〔14〕 参阅季国清：《汉语自然语言理解的理论模型》，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 朱新民：《现代西方哲学逻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页。
　　〔18〕 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19〕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ⅩⅥ, Jacques Derrida, trans by Alan Bass.
　　〔20〕 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21〕〔25〕 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2、113页。
　　〔22〕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3 页。
　　〔23〕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 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24〕 弗·冯·维塞尔：《自然价值》，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9页。（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责任编辑 李小娟］＊
　　
　　
　　
求是学刊哈尔滨27-33B6外国哲学季国清19971997 作者：求是学刊哈尔滨27-33B6外国哲学季国清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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