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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本位”作为一种全新的汉语语言学理论，从徐通锵先生最早提出，到现在已有了十多个年头，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内对外汉语教学界以至中国外语教学界的关注，赞扬声和批评声都不绝于耳。这些对于“字本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都是有益的。但是我们认为，一种新的理论提出来，最根本的是要能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必要性、合理性、现实性和独特性。“必要性”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论证这种理论的历史价值；“合理性”是从学理的角度论证这种理论的科学性；“现实性”是从现实的角度回答这种理论的应用性；“独特性”是从实践的角度回答这种理论与其他理论相比的优越性。换言之，这四个方面也就是一种理论的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回答这四个问题，也就是对一种理论的深层的哲学思考。只有经过这样的思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一种理论。本文即想就这四个方面对“字本位”理论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一　“字本位”的认识论意义
　　为什么要提出“字本位”？这一理论对语言学科的建设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字本位”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是从《马氏文通》引进西方语言学、语法学理论以来，第一个真正本土化的汉语语言学理论。我们充分尊重外来理论的价值，毫不怀疑“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坚信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道理：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事物内部，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汉语语言学要发展，其根本动因必须而且只能从汉语内部去找；西方语言学理论由于在其建立过程中没有认真考虑过汉语，没有经过汉语事实的检验，因此对于汉语语言学来说只能是“外因”，要让它真正起作用，必须首先认真发掘汉语的“内因”。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汉语事实相结合”。但正如吕叔湘先生说的，“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我们经常看到的做法是拿一个西方理论过来，换上几个汉语例子，理论体系、结构框架、描写程序等等，全部是照搬西方的。一部20世纪的汉语语言学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一部历史，这有吕叔湘、张志公、朱德熙、徐通锵、程雨民等许多先生的言论为证，限于篇幅，这里只引吕先生广为人知的一段话：
　　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着，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吕叔湘1986）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从80年代下半叶起，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致力于为汉语语言学另找出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理论，如“中国文化语言学”、“汉语语义语法论”、“汉语韵律句法学”等等。“字本位”理论并不是这些理论中最早的，但却是近几年最受争议、支持和反对也最集中的理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触动了“结合”的根本。依我们看来，“结合”的根本在于实现立足点的转移，变从西方语言和西方语言学理论出发为真正从汉语出发，这是百年来汉语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立足汉语”这句话以前不是没有人提出过，但真正从根本上实现了这一转移的只有字本位理论。从习惯于百年汉语研究“传统”的人看来，这一理论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而从汉语研究发展的角度看，字本位理论的认识论价值却正在于此。循着“西体中用”路子走的汉语语言学已经走了一百年，迄今未见走通；那么，尝试一下“中体西用”（这里是借用一下，可能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字眼）的路有何不可？要尝试“中体西用”，先要找出汉语研究的“本体”在哪里，“字本位”就是一个寻找汉语研究“本体”的理论。所谓“立足点”的转移，就是指研究本体的转移。汉语研究归根到底要解决汉语的问题，要有适合汉语自身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替别人的理论作注释。
　　强调立足点的转移，建立以汉语为本位的语言学理论，肯定会涉及一个语言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有些人似乎怕提“从汉语出发”，怕强调“汉语特色”，似乎这样一来，就会有违于“世界语言研究的大势”，而只有“不断引进”，才能使中国语言学赶上国际语言学研究的潮流。这是在认识上的又一个误区。字本位在理论上的又一个价值，也正是希望打破这个误区。对待共性和个性问题，字本位理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有两点认识。
　　第一，什么是共性？共性不是先验地推断出来的，而是从个性中抽绎出来的；“一般”是从“特殊”中概括提炼出来的。被概括的特殊事物越多，提炼出来的共性就越可靠。普通语言学是从人类全部语言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被概括的语言越多，这个理论就越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现在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在印欧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印欧语言而言，这个理论有相当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但这个理论没有能够概括进汉语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语言的特点，因而又是有限的、不够“普遍”的。我们不要光看到现在的普通语言学教科书后面都列了一长串世界语言的名称和分类，列出名称不等于进行过深入研究。事实上，印欧语之外的绝大多数语言都未经或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本族语言学家参与的研究。我们只有看到现行普通语言学的这一两重性，即它既有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意义，而又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才能看到普通语言学本身的发展之路。可以这么说，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印欧语基础上建立的普通语言学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了，进一步发展的余地已经不多，真正的、全人类的普通语言学发展的前景在于加强对非印欧语语言的研究。而这一研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现有的以印欧语为基础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出发，去“解释”各种非印欧语的语言事实；一种是从各种非印欧语的语言事实特别是有别于印欧语的“特点”出发，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的东西来，丰富、充实普通语言学的内容。我们认为后一条才是普通语言学发展的根本之路。能够包容进汉语以及世界其他许多语言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肯定是会比现今的普通语言学更全面、更先进的理论。中国语言学者要有这方面的雄心壮志和气概，要有魄力和能力来完善、改写现在的那种并不“普通”的普通语言学。
　　第二，“字本位”研究也不仅仅是汉语个性的问题。“字本位”研究要花大力气解决汉语自身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的最终目标，还要透过“字本位”所体现的汉语个性去观察人类语言的共性。字本位研究要有全局观、整体观，要跳出仅仅为汉语服务、仅仅“解释”汉语现象的范围，力求对整个人类的语言现象提出新的理解，从而丰富全人类的普通语言学的内容。要有这样的雄心：字本位理论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汉语是人类语言的一部分，研究汉语的理论自然也应属于人类语言学理论的一部分。因此在字本位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既要立足汉语，又要胸怀世界；不仅要强调汉语汉字的特色，更要着重发掘这一特色的普通语言学意义。字本位理论的根本定位应该是：汉语特色的普通语言学研究，普通语言学背景下的汉语研究。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宗旨和目标。
　　二　“字本位”的本体论意义
　　“字本位”理论提出以后，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现行语言学关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论断。人们振振有词地责问：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是“符号的符号”；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不是研究文字的；主张“字本位”，那么在没有文字以前的语言怎么研究？对于这些责难，“字本位”者不能回避，而必须作出正面、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也只有解答了这些问题，才能为字本位理论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字本位”是语言学理论，不是文字学理论。
　　有人说，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不是研究文字的，言下之意，是“字本位”者连文字与语言的关系都搞不清，硬要把文字问题塞进语言学。对此，我们必须非常鲜明地强调：“字本位”理论是一种语言学理论，而不是文字学理论。如果是文字学理论，就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气力。汉语的文字学早已存在，谁也撼动不了，用不着我们再去摇旗呐喊。正因为把“字本位”看作是语言学理论，要引进“字”的概念，还要把以前认为属于文字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作出语言学的解释，这才引起了轩然大波。“字本位”的语言学性在于它是与“词本位”针锋相对的，也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汉语研究种种本位理论的挑战和反驳，它希望解决的不是就“字”论“字”问题，而是汉语研究的基础问题、全局问题，包括整个汉语的组织规律和汉语研究方法论的大问题。引进“字”，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引进“文字学”，而只是在语言的口头表达基础上，引进了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我们认为，完整的语言研究应该是口语和书面语的统一，对于汉语尤其如此。说到底，这个观点并不是我们提出来的，而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提出来的。对于前者，他说：
　　我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Saussure 1916:49)
　　对于后者，他则说：
　　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Saussure 1916:51)
　　由于这两句话、特别是后一句话，并不适用于印欧语，因此长期以来被人忽视。我们只是把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话重新提出来加以强调，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汉语自身的语言研究理论，这有什么过错呢？如果我们成功地演绎了索绪尔的“假说”，并将它发展成一种完备的理论，它为什么不能成为现行普通语言学的有力补充呢？
　　“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把这句话用在学术讨论上似乎未必合适，但是，对于指责字本位理论无法研究没有文字以前的语言的言论，也许只有用这句话反驳比较恰当。
　　我们认为讨论问题要有一定的基础，不能信口开河，把自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作为论据去批驳对方。从信奉“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联想到语言、文字属于两个时期，从而担忧没有文字以前的语言怎么研究，这当然是人们的自由。但这种莫名的担忧却不能作为批驳对方的论据，仿佛提出一种新理论，必须先能解释史前人类的语言研究，然后才有资格拿到今天来应用。这是难以服人的。字本位者关心的是如何更现实地解决汉语研究面临的迫切问题，目前还没有到达关心史前人类语言研究的地步。这就是这里说的“不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意思。事实上，“字本位”者目前做不到的事情，不用“字本位”也未必能做到。有哪种现行理论对没有文字以前的“语言”作出过令人信服的解释？什么时候有人告诉过我们原始人的发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语义系统、语用系统了？或者不说“系统”也罢，什么人提出过史前人类的发音机制、用语特点、语法格式、语用表现了？说到底，关于史前人类的语言研究目前只能停留在假设阶段，也许今后很多年内还只能如此。与其说这些“假设”是在说明史前人类语言的实际状况，不如说是主张者在为其今天的理论张本。指责字本位理论无法解释史前语言，无非是说字本位不合他目前的语言理论而已。
　　也许人们会以语言学家成功研究了现代世界上那些没有文字的语言（如美洲印第安语、澳洲土着语等）为例，证明现代语言学可以研究那些没有文字的语言，相应地，似乎也间接证明了可以研究史前人类的语言。殊不知，这些事实正好证明了前引索绪尔的话，证明了文字对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印第安语等等是怎么研究的？怎么能对它们进行定性、定量的描写？用什么对它进行定性、定量的描写？还不是用拉丁字母先把这些语言的音记录下来，然后再用英语（一种在书面上成熟的现代语言）作为描写语言（或者语言学家爱说的“元语言”），用基本上是建立在印欧语基础上的语言分析模式，对之进行研究。没有拉丁字母、没有英语、没有语言分析模式，我们就什么都做不成。
　　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现在还不是铁板钉钉的时候。
　　人们会反驳说，那不正好证明文字不过是语音的记录、是符号的符号吗？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文字究竟是不是只是“符号的符号”？
　　实际上前引索绪尔的第二句话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至少对于汉人来说，文字不是“符号的符号”，而是同语音一样是观念的符号，两者的地位不说是平等的，起码没有先后之分。如果有人不服气，我们倒要请教：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日、月、山、水”等不是观念的符号，而是“ｒì　ｙｕè、ｓｈāｎ、ｓｈｕǐ”等读音的记录（我们这里不用古文字字形和各家构拟的上古汉语“读音”，因为这并不改变问题的性质）？证明中国古人也是先用“ｒì、ｙｕè等读音记下“太阳、月亮”的概念，再用“日、月”这两个字形去记下其读音？不承认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体系（索绪尔的分类）的根本区别，就会对采用表意文字体系语言的理解产生根本性的误解。
　　从更深的层面看，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恐怕远没到不容置疑的地步。20世纪下半叶语言理论与语言哲学理论的最大进展之一就是对文字和书面语地位的重新认识。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颠覆了西方从柏拉图以来的“语音中心主义”，鲜明地提出，“在文字产生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语言的符号”(Derrida 1967:14)。英国语言学家Harris(2000)也旗帜鲜明地主张文字与语言是两种并行的符号系统，文字并不只是为了记录语言。当代最新的语言理论的发展表明，语言并不仅仅意味着“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人类语言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复杂得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语音并不是人类进行交际的唯一手段：学过外语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如果听一段电影录音可听懂60%，那么看同样的一段录像可能就能听懂70%甚至更多；而如果与外国人面对面交谈，听懂对方的概率更可达90%以上。可见对语言的理解很多是利用语音外的因素，语音并不是语言交际的唯一手段。正是在这些新认识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语言的新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潘文国2001:106）“字本位”理论正是在这种新语言观下对汉语研究提出的新范式。
　　“自源文字”和“他源文字”之别是字本位理论的基石。
　　谈到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之别就必然会涉及到文字的另一个重要分类：自源文字与他源文字。依我们看，文字发生学上的这个区别是十分重大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说它是字本位理论的一块基石。在《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一书里，我们曾指出：
　　把文字的这两种分类综合起来考虑，我们会发现表意文字与自源文字、表音文字与他源文字，实际上是重合的。凡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不论是形意文字、意音文字、表词文字），凡他源文字都是表音的。……在上述两种分类里，汉语既是表意体系文字在当今的唯一代表，又是自源文字在当今的唯一代表。（潘文国2002:91-92）
　　“功能性”的分类与“发生学”的分类在汉语与世界多数语言的对比上重合了，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种区别对汉语研究的重大意义吗？难道一定要非“表音文字”、非“他源文字”的汉语在研究中也采取为“表音文字”、“他源文字”的语言而设立的一整套理论才能叫作“科学”的研究吗？
　　从语言发展史来看，尽管有许多人认为原始汉语是形态丰富的语言，有人还构想了原始汉语的种种屈折变化。但由于材料缺乏，因而至今还是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假说。不过有一点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主张原始汉语是形态语言的对之还更加坚决，那就是汉字产生以后，汉语与世界上大多数语言走上了大相径庭的发展道路。《诗经》上说，“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如果我们同意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分道扬镳是从汉字诞生以后开始的，我们就更有必要认真研究汉字形式产生以后究竟给汉语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会使汉语演变成了今天这种模样。“字本位”研究想完成的正是这样的任务。这是切切实实的“事人”的任务。从这一点看，任何想回避汉字或汉语书面语来研究汉语的理论，都是自欺欺人的理论。
　　三　“字本位”的价值论意义
　　如果说上面两个部分主要还是从普通语言学理论方面阐述字本位的意义的话，这一部分将更多地讨论这一理论对汉语与汉语研究的意义，或者说，它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检验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最终标准只能是实践。当然我们允许也鼓励在一定阶段、一定情况下理论研究可以脱离实际来进行，我们称之为理论与实践“应当而且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潘文国1998:58）。但我们不能允许一种理论长时期、甚至永远不受实践的检验而自称其具有“科学性”。从西方引进而建立起来的汉语语言学已经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我们现在以实践来对它进行检验可以说并不是过分的要求。结果我们发现了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是与历史脱钩，第二是与现实脱钩。至于在汉语“信息化”上少有作为那还是其次的事情。
　　对于每个研究汉语的人来说，语言研究传统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是不容回避的。从《马氏文通》开始起步的汉语语言学，撇开功过成败等有争议的问题不谈，至少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它割断了汉语研究的传统，“传统”的汉语研究与“现代”的汉语研究成了互不相干的两大块。在中国语言学界，搞古代汉语的不管现代汉语，搞现代汉语的不管古代汉语，这已成了不争的事实。这就带来了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第二，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是一种语言还是两种语言？如果说是一种语言，那么它在研究方法上应该不应该有连续性？即使是一种语言的两种形态（姑且说是书面语和口语吧，其实“现代汉语”同样有书面语和口语的问题），那是不是必须采用两种互不相干的研究方法，比方说，一个以“文字学”为中心，一个以“语法学”为中心？如果说是两种语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持这种观点），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语言不同，研究方法就应不同？“普通语言学”是人类普遍的语言学，理应涵盖人类历史上有过的和现存的各种语言，为什么在解释古代汉语上就不灵了？不是没有人作过用“语法中心”的观点去尝试研究过古代汉语，但很少真正引起传统古汉语学者的兴趣，这是什么原因？
　　第二，世人公认世界语言研究有三大传统：印度传统、希腊传统和中国传统。注重语音分析和构词分析的印度传统，与注重形态学、后来又加上句法学的希腊—拉丁传统合流成印欧语研究传统，共同形成现代的“普通语言学”的基础，唯独以“小学”为中心的汉语研究传统始终被排除在“普通语言学”主流之外。普通语言学置人类三大语言研究传统之一而不顾，这还是全人类的“普通”语言学吗？中国语言学割断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这还能称是“中国”的语言学吗？
　　认真回顾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史，有不少事情是令人感到沉痛的。为了“现代化”，中国付出了过多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对传统的遗弃和牺牲。环顾世界，可以说还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有影响的国家，其现代化的过程是以抛弃传统为代价的。不论是有千年历史的欧洲，还是只有区区二百年历史的美国，他们对传统的维护、对民族性的珍惜，都是有目共睹的。只有在中国，才会产生越骂祖宗越“革命”、越毁弃传统越“现代”的事情，这难道是正常的吗？进入新时期以后，整个学术界都在对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进行认真的反思，大概只有语言学界是个例外。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这里暂且不谈，我们只想提请人们注意一点：在语言研究中，究竟该是以理论服务事实，还是以事实迁就理论，甚至以理论来改造事实？“词本位”就是这样一种与汉语研究传统、汉语事实格格不入的怪胎，只要奉行词本位一天，古今汉语的研究传统就永远不会有对接起来的一天。
　　“字本位”研究的目标之一，除了在横向上希望建立与世界普通语言学新的对话机制，让中国语言学以其独特的身姿，进入普通语言学的殿堂，还希望在纵向上接上中国语言研究的悠久传统，以一种理论来纵贯自古至今的汉语研究，让世界三大语言研究传统之一的汉语传统放出现代化的光彩。
　　至于第二个方面“与现实脱钩”，我们指的主要是语言研究的应用层面，首先是语言教育问题。如果说现代汉语的研究与古代汉语的研究事实上成了互不相干的两大块，那么中小学的语言知识教育与学生的语文实践也越来越成为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且“现代语言学”研究越深入，这一游离情况就越严重。早在上世纪初《马氏文通》问世后不久，许多有识之士甚至包括孙中山先生，都纷纷撰文指出，《文通》的实际作用与其宗旨背道而驰，所谓的语法知识无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陈寅恪先生(1933)更激烈地指出《文通》之类文法教育的方法还不如传统的“对对子”，这一主张60年后竟得到了两次主持制定汉语语法“共同纲领”的张志公先生(1992)的支持。然而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人仍然乐此不疲，甚至以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可以不必联系实践而自得。前面我们说过，我们同意理论研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实际来进行，但像语言学这种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学问不可能永远脱离实际而留在象牙塔里，一年可以，十年可以，一百年了，还对提高全民族的语文水平无补，这样的理论还不该从根本上进行反思吗？退一步说，即使这种研究真有必要脱离实际来进行，那也是“专家”们的事，何必要浪费莘莘学子的青春和生命去学习这种“鸡肋”般的知识呢？语言研究最终必须解决应用问题，首先是语文教育问题，包括母语教学和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字本位”理论牢牢立足汉语本位，从一开始就希望解决的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有实践问题，希望找出一条更有效的汉语教学路子，提高全民族的语文水平，同时更有效地向全世界推广汉语，并以之作为自己的又一个目标。
　　四　“字本位”的方法论意义
　　怎样衡量一种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的价值？从正面看，这一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的提出，必须要有与前人不同的特点，必须要说出前人未说过或未说清的东西，必须要能解决前人未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问题；从反面看，必须要证明哪些问题是在新理论提出之前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由于新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对之有了新的视角或解决的方法。学术研究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此。否则的话，翻来覆去地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或者只是引用别人的理论、增加一两个例子，那对于学术进步可说毫无意义。“字本位”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它提出了哪些新东西、解决了哪些前人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呢？哪些是在字本位理论产生之前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呢？字本位学者的论着已经从各个方面对此作了解答。这里我们只想从最宏观的方面去概括“字本位”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三个最主要的特色和贡献。
　　“字本位”理论首次提出了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问题，并认为这是普通语言学的一个共性。
　　语言研究史、特别是汉语研究史上提出本位问题，“字本位”并不是第一个。从黎锦熙先生的“句本位”开始，“词组本位”、“小句本位”等先后有人提出。但这些“本位”无一例外只是作为语法研究出发点的单位，因而与语言研究的全局并无关系，与不同语言的特色也没有关系。语法理论在变化，这些“本位”也在移动。因此这些本位观并不具有本体性的意义。而“字本位”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存在一种基本单位或基本“粒子”，是该语言各个“平面”研究的出发点，并不局限于语法。这一基本单位，在印欧语中是“词”，在汉语中是“字”。在印欧语中，“词”是语音、语汇、语法、语义、语用等研究的交汇点。在汉语中，“字”也是语音、语汇、语法、语义、语用等研究的交汇点；在古汉语中，“字”则是音韵、文字、训诂、章句等研究的交汇点。牵一发而动全身，抓住了这个“本位”，就抓住了这种语言研究的“纲”，纲举而目张，各项研究就得以建立自身独特的体系。
　　从这一立场出发，“字本位”研究既沟通了古今，又打通了中外，成了一种真正的包含古今中外的理论，特别是成功解决了古今汉语研究传统的衔接问题，这是《马氏文通》以来任何汉语理论所未能解决的。
　　这一理论其实还同时回答了“文字产生之前的语言有没有基本单位”的责难。如果文字产生之前确实存在过成熟的语言（这在目前只是个“假设”，因为谁也没有说清过这些“语言”的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当然有。但是“各种语言都有基本单位”是共性，而这个共性在各种语言中的表现未必相同，在印欧语中它表现为“词”，在文字产生以后的汉语中它表现为“字”。在文字产生以前的语言中表现为什么？那谁也不知道，当然不可能是“字”，但也不见得非是“词”不可。君不见在“复式综合语”的某些印第安语里，许多形态成分、甚至别的语言里的主、谓语等都可以浓缩在一个单位里，你说这个单位非得叫做“词”？就是在古代印欧语里也还有类似的情况，如古希腊语阿基米德说的“Eureka！”、古拉丁语凯撒大帝说的“Veni, Vedi, Vici”，我们能说这些都是一个个“词”么？
　　“字本位”理论第一次真正提出了语言的“生成”问题。
　　语言怎么生成？或者说，人是怎么说话或作文的？这应该是语言研究的最核心问题。但令人惊讶的是，迄今为止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没有一个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可以对西方语言学史作一个分析。西方“科学”的语言学史是从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语文学”属于“前科学”），但“科学”是什么？各个学派却有不同的回答。早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如施莱马赫等人认为科学就是“比较”；后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如新语法学派的保罗等人认为科学就是“历史”；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等认为科学就是“系统”；欧洲语法革新论者斯维特、叶斯柏森等人认为科学就是“描写”；美国结构主义者布龙菲尔德等人认为科学就是“分类”；生成语言学的乔姆斯基等认为科学就是“解释”。乔姆斯基语言学虽然以“生成”为标榜，但他的“生成”并不是指“人怎么说话”的问题，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出发点是句子，这就先验地排除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在早期，他关心的是研究怎样从句子生成该语言所有合语法的句子而不生成不合语法的句子，其方法是“转换”，即从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在后期，他抛弃了“转换”，似乎真的关心起“生成”问题来了，但实际上又把“人怎么说话”的问题变成了“人怎么学会说话”的问题，即语言的起源这个老问题，并把“儿童学会说话”与“人类学会语言”的过程相类比（具体内容比较复杂，这里不作讨论），最终归结为天赋或人类天生的语言机制。由于这一结论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因而只具有哲学上的意义。从天生语言能力出发，乔姆斯基又把“生成”解释为从人类共同的一些“原则”出发，经过某些“参数”的调整，“生成”各种具体语言的过程。显然，这一“生成”也与“人怎么说话”无关。当代西方真正关心到“人怎么说话”的可能是莱柯夫等人的认知语言学，这是我们比较看好这一学派的重要原因。
　　而在中国，马建忠做的实际是“比较”，其后除王力、吕叔湘等少数人外，绝大多数语言研究者在做的只是“分类”加“贴标笺”，同样几乎没有涉及“人怎么说话”的问题。实际上，西方式的语法本来就只是在作静态的分析，在其基础上不可能讨论生成问题。这一点严复早在100年前就指出了：“故文谱者，讲其所已习，非由此而得其所习也。”（严复1904:152）语法学习之不敷实用，尤其是本族人认为学了无用，是由于这一本质特点决定的。语法研究方法再改变，只要这一基本语法观不变，就永远跳不出这一“语法无用”的怪圈。
　　而“字本位”的立论基础之一是梁代刘勰的“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周振甫1986:306）。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立言”的生成过程。有人可能会觉得，“因字而生句”有什么了不起，这谁不知道！但“知道”是一回事，愿不愿、能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是另一回事。从上面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知道，迄今为止的语言学理论都没有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字本位”理论在这方面的探索就显得格外可贵了。因为只有真正解决生成问题，才能最终解决语言的学习和使用问题，亦即语言学的最终功用问题。
　　“字本位”理论旗帜鲜明地强调语言的动态研究。
　　语言不是“产品”，而是“活动”，这个观点最早是洪堡特提出来的。但近二百年来并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重视。如上所说，到结构主义为止的西方语言学，做的都是静态的分析；生成语言学的“生成”，是一种哲学的探索，与语言的实际应用可说无关；当代语用学讲的“语用”，讨论的只是语言的使用场合，像如何说话才更加“得体”等，基本上不涉及语言自身的组织。“字本位”理论继承了语法修辞相结合的汉语研究传统，研究汉语在使用中的组织过程，这就把语言的动态研究放在了首要地位。
　　有好几位朋友问起，为什么一定要讲“字”本位？讲“词”或“语素”为什么不行？有什么事不能在“词”的范围内解决，非要离开人们熟知的术语去另搞一套？我们认为至少就汉语而言，“词本位”与“字本位”的最大区别之一就在于一个是静态的研究，一个是动态的研究。研究汉语构词法的学者告诉我们，汉语的“词”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从句子中摘出来的”（陆志韦等1957），因此，主张“词本位”的人无不致力于词的定型化，使汉语的词成为西方的词那样真正的实体。但定型化的结果就与汉语在使用过程中的灵活性相矛盾。譬如我们给“桌子”定了型，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说“书桌”而不说“书桌子”；如果给“书桌”也定型为一个词，又会碰到“方桌”、“方桌子”两者都能说的情况。我们总不能把“方桌”、“方桌子”或者“方”、“桌”都定型为不同的“词”，这样就会使词的数量极其庞大而且不敷实用。这样的例子可说举不胜举。人们现在把这一现象概括为汉语单双音节在使用中的灵活性，但单双音节的灵活性用“词本位”是无法解释的，用“字本位”就可以。为什么？因为“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它可以以“含义单音节”的身份参加造句过程中单双音节的种种变化。为什么不叫“语素”？简单的一个理由是：语素也是分析出来的，不是天然的；而且语素不一定是单音节。
　　如果把汉语的基本组织单位确定为一形一音一义的“字”，我们就能自如地解释汉语动态的组织过程。我们把这个组织过程简称为“音义互动律”，它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由小到大的“生成论”，即刘勰说的“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一个是由大观小的“调控论”，即刘勰说的“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我们认为，只有这样一种动态的过程，才能真正解释千百年来汉族人使用汉语的过程。
语言教学与研究京36～45H1语言文字学潘文国20062006
字本位/哲学意义/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
本文从哲学角度对新兴的“字本位”汉语研究理论进行了思考。认识论角度，讨论了“字本位”理论的必要性，即这一理论在学术发展史上的意义；本体论角度，论证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及学理基础；价值论角度，从现实的角度讨论了这一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方法论角度，讨论了这一理论的创新意义和独特价值。
作者：语言教学与研究京36～45H1语言文字学潘文国20062006
字本位/哲学意义/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

网载 2013-09-10 21: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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