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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能过剩成中国经济“核威胁”

中国大多数产业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

2014年APEC会议，中国寄予厚望的“亚投行路线图”仍然停留在纸面上，加上墨西哥政府决定撤销中国企业37亿美元的高铁大单，以输出“过剩产能”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开局不利。面对产能过剩这一中国经济的“核威胁”，北京还得想方设法脱困。

中国为何要实施马歇尔计划？

国内不少评论谈到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时，基本着眼于中国向海外投资。虽然会言及“输出产能”，却有意省略“过剩”这个关键修饰词。

这里得先介绍何谓“马歇尔计划”。所谓“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Plan），正式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二战之后，欧洲各国遭受战争重创，经济濒临崩溃。美国为了帮助欧洲盟国恢复经济，并防止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进一步渗透和扩张，提出这一重建计划。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 合计130亿美元（约等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为战后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计划推行时，乔治•马歇尔担任美国国务卿，因此命名为“马歇尔计 划”。

中国试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规划，向国外大量输出过剩产 能，评论者将此称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过，与美国马歇尔计划相比，无论是实施的国际环境、美国与欧洲等国的关系，还是美国对欧洲援助的性质等方面，二者均很不相同，唯一的表面相同点即输出产能（技术、设备）。关于两者的不相同，有心的读者可以去看童大焕那篇《评中国高铁版马歇尔计划》，该文对两个计 划有比较分析。我在本篇文章中想分析的是：中国之所以需要马歇尔计划？原因是中国大多数产业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严重威胁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

产能过剩为何被视为中国经济的“核威胁”？

所谓产能过剩（Excess Capacity），即生产能力的总和大于消费能力的总和。与美国当年主要是制造业设备输出不同，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房地产业的上下游产业。

中国的产能过剩几乎与中国经济增长相伴而生，其产生根源可以这样概括：投资是社会主义的，需求是资本主义的。所谓“投资是社会主义的”，指投资资金 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或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投资风险最后转化为银行坏帐，却无需借贷者真正承担风险，国企老总无须承担责任，即使是民企老板，破产后跑路的大有人在；所谓“需求是资本主义的”，即产能要有市场需求，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形成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的产能过剩有两个特点：

第一，产能过剩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经济的增长往往与政府刺激政策相关，只要中央政府出台刺激政策，各地必然大上各种项目，这些项目具有 极强的同构性，结果必然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尽管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宏观调控抑止一些行业的过度增长，但往往徒劳无功，旧的产能过剩还未消除，又会产生新的产能过剩。2009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披露，自2005年以来，就有19个行业呈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其时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部署抑制 产能过剩。但由于地方追求GDP政绩的驱动，产能过剩无法抑制。到了2013年，无论是属于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制造，还是被视为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以及造船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

第二、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往往制造更多的产能过剩。以中国钢铁行业为例，近十几年来虽经几度“轮回”，但一些地方总能找到办法逃过抑制。例如前几 年，政府政策规定，对钢铁产能淘汰的标准是200立米以下高炉，本意是想将小钢厂淘汰出局，但很多小钢厂就改成300立米、500立米甚至更大的高炉。后 来，淘汰标准提高到300立米，企业也水涨船高，再往大了改造。这种为适应国家标准的改建，结果造成国内钢铁的实际产能越来越大。目前的情况是：钢铁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已持续好几年，中国企业的增产意愿仍然旺盛。2013年中国钢铁产能过剩3亿吨，约为欧盟产能的2倍。据中联钢网统计，2014年中国有24 座新增高炉投入运行，年设计产能为3500万吨。虽比2013年新增加的7000万吨减少了约一半，但在行情低迷的情况下，产能仍将持续被增强。

近两年房地产投资减速，与房地产相关的水泥、钢铁、平板玻璃、铝合金等无一不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不仅如此，根据发改委陆续下发的文件，焦炭、电石、 甲醇等煤化产业，多晶硅、维生素C、风电设备制造等无不如此。有分析称，中国已经找不到几个不过剩的行业了，产能过剩成了中国经济的“核威胁”。

为何抑制过剩产能如此困难？除了前面分析过的投资体制问题之外，地方政府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淘汰产能会引起大量失业，导致社会不稳定，这与政府 维稳目标相悖。以河北省为例，按该省任务安排，唐山市5年内要削减钢铁产能4000万吨，将导致十几万人失业。二是债务风险。当前中钢协会员企业的负债率高达70%左右，贷款总额达到1.3万亿元。加上非会员企业，全行业债务总额可能超过2万亿元。如果让企业退出，债务窟窿很大。

亚投行筹建为何困难重重？

从中国本身的情况考虑，向外输出过剩产能似乎是可行之道。这是习近平履任之后开始与周边国家谈判筹建亚投行的主要动力。

2013年，习近平在印尼访问时，提出为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倡议 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按中国的设想，各国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困难是主要障碍。据估算，2011-2020年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存在 8万亿美元资金缺口，有强大的需求，只要中国愿意做供应方，达成协议并不困难。此后经过数轮多边谈判，今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越南等 21国代表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预计亚投行能在2015年内完成章程签署和生效工作，在2015年底前投入运作。

中国倡建亚投行遇到的困难是多重的，一是一些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对此缺乏兴趣。亚投行备忘录签署时，亚太地区的四个主要经济体日本、韩国、印尼和澳 大利亚缺席该签署仪式，其中印尼是东盟（ASEAN）10个成员国中唯一的缺席者。二是美国日本都持反对态度。有报道称，美国曾要求其盟友谨慎考虑加入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总裁中尾武彦干脆表示，不欢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另一家区域性银行。没有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从事贷款业务，中国向 外输出过剩产能的计划实施会很困难。

二、“一带一路”只算了半本帐

“一带一路”已经疯魔了中国。畅想其美好前景的文章很多，比如《新丝路，链接38亿人》、《互联互通，将释放多少“中国生产力”？》，不了解中国海外投资前世今生的人士，也许会发问：这些地区以前就存在，如果存在这么丰富的商机，聪明的中国人早干吗去了？

投资必须计算收益与风险

凭多年追踪中国海外投资状况的经验，我只能说这些文章只算了投资这半本帐，即产能如何转出去；却完全没算收益这半本帐，即投资收益如何才有保证。中 国这种行政干预下的“市场经济”，至今都只会算前半本帐，即如何让上级政府开政策口子，让银行将钱贷出来如何花出去；从来就不计算收益，将烂尾工程与债务当作“交学费”。

这“一带一路”囊括多少国家与地区？按人民网图解，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尽收其中。按照国内的盘算，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见图《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经济指标一览》），大多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30%左右，很多国家对能源、矿产等资源型行业的依赖颇为严重。并且，在产业结构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产业层级，且与这些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产业层级上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盘算下来，认为 “一带一路”前景灿烂。

图表中所列国家，韩国、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俄罗斯等国当然不属于工业化初期。这些国家的铁路、高速公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已臻成熟，不 需要大规模接受中国的过剩产能，加上中国的豆腐渣工程举世闻名，幸运的话，最多有那么一两单。印度制造业、IT业并不比中国落后多少，人口众多，真需要建 设基础设施，人家肯定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因此，真需要中国帮助的充其量就是印尼、马来西亚及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等中亚国家。这些国家也许真如中国所愿，需要大量新建基础设施，可以接收中国的过剩产能。

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中国在自带资金的同时当然也能自带施工队伍。投资回报可以有几种形式：一是这些国家用中国需要的资源折换，二是由中国修好设施后 多少年内收费偿还，比如道路费、铁路营运权、过桥费等。三是由政府负责偿还。但不管是哪种形式，都需要两个前提：一是该国政治稳定，二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得有良好的国家信用而且很珍视自身的信用。但上述国家当中，有的国家政治极不稳定，有的国家不重视国家信用，还有的国家二者都欠缺。比如缅甸密松水电 站，当初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签订合同的机构是缅甸政府合同商“Asia World”、缅甸电力部。中方自认为对缅甸对建立这世界上第15大水电站的收益前景颇为看好。但这个项目一直受到缅甸库区人民的强烈反对，最后搁浅，损失巨大，2011年9月停工后，这些设备就停放在工地。对于这些大型施工设备的维护、保养和租赁费用，公司每月都要损失上千万元人民币。

中国海外投资面临麻烦与亏损

“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与以前的中国海外投资不同之处在于：以前中国的海外投资是为解决本国能源矿产而进行的战略性投资，需求方是自身；这次是为了释放巨大的过剩产能，并构想了一个他国需要基础设施但无资金的前提。但二者均是投资，所以都需要收益，因此，中国以前的海外投资盈亏状态就值得参考。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设立了一个“中国全球投资追踪”的数据库china’sglobal reach，追踪记录中国企业价值一亿美元以上的海外投资项目（不包含债券）。该数据库显示，中国投资涵盖能源、矿业、运输和银行等多个行业。2005年 至2012年6月，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了492个一亿美元以上的项目，共计5051.5亿美元，其中90%左右是国有企业。能源行业最受中国资金青睐。从 海外投资目的地来看，中国企业基本上不限地区，无论是美欧还是亚非拉落后地区，只要有市场有资源，都有中国企业的足迹。所谓“一带一路”的国家当中，中国 其实已经有不少投资，2013年，印尼（307亿美元）、尼日利亚（207亿美元）、伊朗（172亿美元）、哈萨克斯坦（235亿美元）等，与2012年 相比，增长极快。

“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专列有“麻烦项目”一栏，即后期遭到监管机构驳回、部分或全部失败的项目。2005—2012年，麻烦项目共88个，总 额达1988.1亿美元。起初，大部分的麻烦项目涉及能源行业，后来，麻烦项目涉及的行业多样化。2013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或合同损失最多的六个国家为澳大利亚、美国、伊朗、德国、尼日利亚、利比亚，占“麻烦项目”全部损失额的五分之三。

但麻烦项目是传统基金会的算法，中国方面自有一套盈亏计算系统。今年8月，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副会长王文利说，中国有20000多家企业在海外投 资，“90%以上是亏损的”，亏损原因包括资产陷阱（资产评估）、劳动陷阱（劳工权益引起的劳资纠纷）、反垄断与国家安全问题（前述麻烦项目多由此引 起）、税收、环保、公关等等。王没提到是国企海外投资管理层的监守自盗。

上述所有因素都依然存在，不会因为“一带一路”的投资是输出过剩产能而发生改变。

谁是中国海外投资的真正受益者

中国近十余年海外大规模投资，是国际社会从未有过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均是私人投资，任何跨国公司都不会长 久持续地进行这种亏损率高达70—90%的投资；也未曾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出现过，因为1990年代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经济交流之外，不曾与其它经济体发生如此多的联系。1990年以后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蓄了如此财力，能够动用国家力量对外进行这种大规模、低效益的海外投资。这种情况改变了国际社会间的资源配置状况，让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各国发生了非常复杂的经济联系，从而为中国赢得了广阔的国际空 间，使民主世界与社会主义专制国家不再处于对峙与冲突状态，变成了并存关系。这种状态是以前冷战时期未曾有过的。从客观效果来说，它延续了中共政权的寿命，使其在对内矛盾严峻之时，外部处于无压力状态。

但对中国来说，除了政治上的巨大收益之外，在经济上却处于负收益状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仍然无法改变这种状态。如果说以前中国对外援助最后 常以动辄数亿、乃至数百亿减免债务的形式出现，最终是花钱买友谊，落了一个人情，那么，至今为止，中国海外投资引致的亏损，完全就是净亏损。目前，中国海外投资还在继续，据中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中国1—10月份对外直接投资达819亿美元，外国在华投资为959亿美元，二者已经接近。在此情况下，考虑“一 带一路”的投资，还象以前那样只算投资这半本帐，却不算收益这半本帐，很难将此理解为一种正常的投资行为。

广州《时代周报》今年9月2日一条消息，也许是理解中国海外投资虽然巨亏但仍然锲而不舍的一把钥匙：很多中石油系和中石化系中层官员，早在中纪委收网前已寻机移民外逃到了加拿大、美国、阿联酋等地，预计因此被外移的资金额度将在200亿—400亿元之间。

网载 2015-08-23 08:4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