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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代市场经济阶段。与之相适应，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观念转换，根本出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变化。但是作为经济理论观念基础的西方哲学“转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哲学，从康德开始，一步步地实现着“哥白尼式的倒转”。此后，人们研究的视点，一步步从客体转向主体；探讨的主题，也由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一步步地趋向价值论。与此同时，崇尚“实证”的实证主义，也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那里，越来越受到青睐。哲学观念的转向，必然会在经济理论的观点上和体系建构上产生影响。把握这种实际存在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和把握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本质和具体特征，当是十分重要的。
　　 功利主义与效用主义的价值观
　　市场经济是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价值和价格理论是市场经济理论中最为基础的理论之一。西方不少思想家对价值问题发表过看法。其中最为基本的有如下两种看法。
　　一是劳动价值论。古希腊的柏拉图，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都强调劳动在形成产品价值和价格中的作用，属于早期劳动价值论的代表。到了近代，英国的斯密和李嘉图，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观念出发，创立了系统的劳动价值理论。
　　二是效用价值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卡多，中世纪的托玛斯·阿奎那，则强调产品效用的价值性，属于效用价值论的先驱。到了近代，法国的萨伊，从“效用决定价值”的观念出发，创立了自己的效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劳动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从而肯定了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得以循着这个思路，引伸出“剩余价值论”，并以之揭示出劳动者被剥削的实质，进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经济学的基础。
　　效用价值论主要是着眼于产品自身的效能。在市场经济中，对消费者来说，他有可能获得自己所需的产品；对生产者、经营者来说，他有可能更好地占领市场，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效用价值论脱离劳动价值论，也会成为一种偏狭的理论，成为掩盖剥削，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辩护”理论。
　　西方现代的市场经济理论，本质上是为资产者服务的理论。资产者需要市场，需要追求利润，需要掩盖自己的剥削，因此，它需要选择效用价值论而摈弃劳动价值论。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宣扬效用价值论，淡化劳动价值论，得到现代西方哲学从观念上的支持。事实表明，支撑效用价值论的哲学，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功利主义，是在１８—１９世纪欧洲广为流传的人生哲学和道德哲学。这种哲学的核心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实用主义，是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美国形成和流行起来的哲学。这种哲学注重于人的认识和行为的效果；突出认识和行为效果对人的效用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实用主义把“实用性”和“实利性”当作标准的价值哲学。从形式上看，实用主义同功利主义不尽相同；但从实质上看，二者突出人的效用，从而是完全一致的。
　　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观念支撑下，从１９世纪起，欧美的一批经济学的学者，坚定地打起了效用价值论的旗帜。早在１９世纪的前半期，德国的戈森就曾认为，事物的价值量是由任何事物所发生的供人享乐或满足程度衡量。到了１９世纪后半期，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等人，以这种观念为基础，结合边际分析，创建了红火一时的边际效用学派。在这个学派看来，所谓价值，无非是物品与物主欲望满足之间的关系；“快乐与痛苦无疑是经济计算的最终目的”；经济学则是“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到了２０世纪，效用主义价值论同样在不少经济学者那里起着基础理论的作用。经济学界一些代表人物如英国的马歇尔和凯恩斯，都把这种理论吸收到自己的体系之中。不过，在这时，早先的功利主义的气息有所弱化，而后起的实用主义色彩越来越浓。
　　 社会机体论与经济学说中的整体观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观念上另一个重要突破，是它的整体观念形成和普及。从２０世纪初开始，西方的经济学者一步步地习惯于运用整体观念把握经济问题。
　　在经济理论中贯彻整体性观念，根本在于经济现象本身整体联系的加强。这主要表现在：
　　１．经济领域不断扩充。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那些本不属经济领域的领域，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甚至体育，也有自己的经济内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急剧发展，产生了国际经济庞大的新领域。
　　２．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越来越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急剧分散，投资者与经营者成了不同的人群，对利润同利息的追求也有了分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成了经济领域一种新现象；在垄断和自由竞争并存的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形式变得十分复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和货币的作用，越来越显得突出，实物经营同货币经营双水分流。这时，经济领域成了十分繁杂的复合体。
　　３．部门、区域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来彼此独立的生产、流通、财政、金融等行业，互相渗透，互相交错，互相支撑，联系越来越趋紧密。与此同时，不同地区、不同国度之间，也出现了互相交错和协同联合的趋势，在这基础上出现了地区性和超地区性的集团或组织。
　　基于以上情况，把握经济现象，只靠原先的那种孤立的、静止的观念和方法，是远远不能适应了。它需要人们从经济现象的总体上或不同经济现象的相互关联上去把握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问题。
　　在西方哲学里，直接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整体观念的，在早期是社会机体理论，在后期是一般系统理论。
　　机体理论本是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生物体不是它的不同器官和器官功能简单拼凑，而是它们通过紧密联系和协同作用融贯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是关于生物体的整体观念。后来这种观念被斯宾塞、毕希纳和海克尔等人移置到社会生活领域，成了社会机体理论。
　　一般系统理论，是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首先提出来的。按照这一理论，事物就是系统；而所谓系统就是一组紧密联系着的因素融贯成的整体。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就其实质而言，是生物机体理论深化和普遍化。一般系统理论，较之社会机体理论，淡化了生物学的色彩，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社会机体理论和一般系统理论，被一批经济学学者引进到经济生活领域，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的一种基本观念和方法。
　　２０世纪初，曾经雄踞经济学界的马歇尔，是一位首先将整体观念引进经济理论研究的大家。他曾经这样宣称：他的目标在于创建一种突出整体性研究的“生物经济学”。
　　马歇尔在社会机体论观念的支持下，提出了以供给和需求均衡为基本骨架的均衡理论。在马歇尔看来，整个经济领域，无非不同方面的协调和均衡。在这种观念下，所谓价值，无非是供求双方相互均衡条件下的均衡价格；所谓分配，无非是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对社会财富的均衡分割。
　　马歇尔还在这种整体观念指引下，注重生产过程中的“组织”的作用。在他看来，生产过程中的基础性因素，如资本、劳动和土地，是重要的，但要使之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需得依靠“组织”来统摄。在他看来，“组织”的作用，在于它能使要素化为整体，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出整体性的效能。
　　善于运用社会机体理论和系统理论中的整体性观念把握经济现象的，还有在２０世纪中期红极一时的凯恩斯，凯恩斯在他的名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说过：他之所以把他的理论称之为“通论”，主要是他把经济学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基于这种观念，他根据现实的经济关系，创立起他的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把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渐进主义发展观与经济成长理论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有光彩的部分，是不同学派的学者从不同侧面描述了西方经济成长的动因和过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经济成长理论。
　　经济成长理论基于西方经济继续成长事实。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国家，或是由于正确市场的导向作用；或是由于有效地运用了竞争机制；或是由于积极地将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引入发展过程；或是由于恰当地实行国家干预，整个经济在不同程度上有新发展。这既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包括经济素质的提高。经济成长的事实，为经济成长理论提供了事实依据和经验的证明。
　　但这些事实和经验需要哲学来加工，并使之成为体系。在哲学上，为之提供观念基础的是流行西方世界的渐进主义的发展观。
　　渐进主义发展观来自于生物的进化观。１９世纪中期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之后，进化观念在人们中间逐渐传播开来，成了在当时流行的一种新观念。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对于进化的铨释。
　　按照斯宾塞的铨释，所谓进化，就是在外力推动下，无矛盾、无运动、从物体的分散状态到凝聚状态平静的转化。这样的铨释势难说明新种何以产生；整个生物系统何能实现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前进性、上升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这样的进化观被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庸俗进化论”；基于这种进化观的发展观，被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渐进主义”或“改良主义”的发展观。
　　现代西方的经济学者，大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拥护者和维护者。他们害怕革命，希图在现在的制度下平静地进化。因此，他们宁愿选择平静的、渐进的发展观，而不愿选择充满火药味的辩证法。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们运用渐进主义的发展观建构自己经济成长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成长理论，包含着以下主要内容：
　　１．成长动因论。西方的经济学者从不同侧面上探索经济成长的动因。例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仍然强调自由竞争在发展中的作用；以凡勃伦、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旧制度学派，则强调制度和文化的功能；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突出货币在经济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创新论”者，则把新产品、新市场的开拓和新的组织和方法，当作经济成长的突出力量；凯恩斯则把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此等等。各式各样的见解，都从一定的侧面揭示了经济成长的原因，都有着一定的真理性。但是这些探讨，存在着两个缺点：一是不了解原因的综合性。他们不了解只有把不同的原因综合起来才是总的原因。二是不了解原因的深层性。他们不了解在这些表面原因的后面还有深层的原因；而深层原因只有深入到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分析上才能揭示出来。
　　２．成长阶段论。西方的经济学者，还从不同角度上探讨经济成长的阶段。西方经济学者，离开生产方式的演变谈论经济成长阶段。一些从事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学者从经济的外观上来划分阶段。例如，有人将经济划分为“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有人把经济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等不同阶段。前者突出的是经济活动范围；后者突出的是交换方式。当代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则根据主导产业和人们的消费心理的变化划分经济成长阶段，在他看来，经济成长大抵经历这六个阶段：①传统社会阶段；②准备起飞阶段；③起飞阶段；④推向成熟阶段；⑤高群众消费阶段；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西方经济学者对于经济成长阶段的区分，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特定国家经济成长的过程，从而对后来者有所启发。但是，大多缺乏深层机理的揭示，也会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３．成长限度论。西方经济学者也对经济成长的限度展开了讨论。大多数学者属于经济成长的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经济可以不断地成长。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看到了经济一味成长带来的成长条件的毁坏方面的问题。例如，粮食的缺乏，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他们提出了相反的理论：“成长极限论”。美国的经济学者麦多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为罗马俱乐部起草的研究报告中提到，由于过分的成长，“世界的末日”不久就要来临；唯一的选择就是实现经济和人口的“零增长”。悲观主义者的“成长极限论”虽然有着一定故意耸人听闻的成份，但是却也提出了经济要持续成长必须认真对待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正是在悲观主义者提出的严重警告之后，西方的经济学者转向了经济成长理论的一个课题——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的研究。
　　 新经验主义的分析和形式化的方法
　　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就研究方法而言，理性的色彩越来越显得淡化，而经验主义色彩变得越来越浓。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中，分析的方法和形式化的方法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在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学科性质和特点。
　　１．它是社会科学中实证性最强的学科。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不同，它是以大量的准确的事实和数据为基础的；离开大量的准确的事实和数据，它的理论就成了空论，就不能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实际问题。
　　２．它是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学科。市场经济理论，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所谓国计民生，无非是财富的增殖和分配；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事情。如果理论上不实在，就会导致实践上失误和损失。
　　３．它是社会科学中成熟度最高的学科。在社会科学中，经济理论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成为最为成熟的学科。学科越是成熟，越要求精确和一贯。
　　基于以上情况，研究方法的实证化和形式化既有必要，又有了可能。
　　在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方法的实证化和形式化，又得到了西方的新经验主义思潮的支持。
　　经验主义，是在１６—１７世纪由英国培根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前后相承在历史上绵延了近４００年。经验主义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把经验当作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由于过度地强调经验的作用，也在不同程度上贬低理性思维的作用。
　　１９世纪前半期，法国的孔德，把经验主义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创立了一种新形式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同经验主义的区别，主要是名词的区别。到了２０世纪初，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因为突出经验作用和贬低理性作用的倾向越来越使人讨嫌。于是，英国的罗素和奥地利的石里克等人把实证主义同逻辑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逻辑实证主义，也称分析哲学。
　　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把逻辑实证主义，同一些自然科学方法（如数学方法、形式化方法）一并应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形成了鱼龙混杂的方法论体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如下两种：
　　１．经济分析。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是经济分析。这种分析，既包括静态的分析也包括动态的分析；既包括质的分析也包括量的分析；既包括微观的分析也包括宏观的分析。
　　马歇尔在自己的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是静态分析。他在研究中，既对需求方的“欲望及其满足作出分析，也对供给方包括生产、经营等环节作出详细分析，成了静态分析的典型。在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瑞典学派的林达尔首创动态分析。他把分析分为“事前”的分析和“事后”的分析；他还提出分析的“动态序列模式”。在人们进行质的分析的基础上，开始注意量的分析。边际主义者的边际分析方法，是突破了传统的基数分析法而创立起的序数分析法，后来成了经济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凯恩斯开始注意对整个国民经济作“整体分析”和“宏观分析”。从而使整个分析方法趋于完善。
　　２．运用数学工具和形式化表达。从１９世纪初开始，人们开始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到了１９世纪的下半期，瓦尔拉和帕累托等人首创了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学派。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弗里茨和丁伯根又开拓出经济学研究的新分支：“计量经济学”数学方法，包括数量统计、数量分析、建立数学模型，以及数学方式的表达等多项内容。随着形式化的理论的提出，经济学也一步步地趋向形式化。
　　运用数学方法和形式化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对于提高经济学研究的精确性和深入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但是，研究方法的实证化、数量化和形式化，也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在事实上，经验与理性，分析与综合，量与质，形式与内容，都是辩证统一的；片面地突出某一方贬低某一方，都会造成研究上的失误。德国的着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曾经对当前普遍存在的迷信数学方法和形式化方法的倾向提出批评。他指出：大量数学符号的均衡公式演算是空洞的研究，对实际问题不可能作出什么有益的解答；没有这些数学演算，经济学仍是有用的。而那些首先注意数学方法运用的学者，如瓦尔拉等人，也始终没有忘记，数学只是一种分析工具而不是经济理论本身。
　　 （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新视野京40-43F11理论经济学范汉森19971997 作者：新视野京40-43F11理论经济学范汉森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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