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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从根本上要求对经济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过去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转为主要依靠货币政策。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是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任何现实的社会总需求都体现为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正是通过调整社会总需求来实现的。然而，近十年我国GDP增长1.6倍，速度较快，而同期的货币发行却增长了10.7倍。就1995年上半年而言，广义货币增长速度依然很高，截止六月末，M[,2]增长32.8％，大大高于计划调控目标的23％～25％。这是在当前宏观经济呈现好转态势过程中出现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经济过热抑或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其直接原因就是社会总需求增长过快倒逼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引发的货币需求，社会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引发的货币需求，企业效益不佳需要大量周转资金垫付的货币需求，等等，都迫使中央银行连年超经济发行，形成目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近年来全社会积累的货币购买力并没完全消化，到1994年末，全国市场流通中现金有7288亿元之多。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可以最大限度地折射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新颁布的中央银行法把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无疑是理性选择。然而，就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中，将会遇到许多难题，尚需创造条件，实施有效对策，净化环境，以使货币政策目标得以实现。
　　　　　　二、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主要困难
　　1.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表现为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价值的积累。从理论上讲人民币是本身没有价值的商品流通的筹码，它的超量发行不会给经济带来实质性增长。但经济高速增长与货币超量发行有直接相关性。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求有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以使其充当名符其实的“第一推动力”。在经济结构趋于合理时，尚可消化因需要而发行的货币；反之，将有一部分货币滞留在流通领域，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有专家指出，抑制通货膨胀一要管住货币发行，二要管住物价。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对货币需求的扩张是现实的，所以，必须控制货币供给量，使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决不可以牺牲币值稳定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
　　2.固定资产投资膨胀。8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过热都是与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不无相关的，90年代开始，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波动，各地通过盲目扩张投资竞相攀比速度，致使投资规模超过了经济的承受能力。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比上年增长37.％，1993年比上年再增50.6 ％，1994年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年份，本应大幅度压缩投资规模，从而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减少货币供应量。然而， 实际投资大大超过13000亿元的计划额度，达到15900多亿元。现在， 几乎没有不超预算的投资项目，而且普遍超预算40％到50％。有鉴于此，可以说投资规模膨胀已成为货币超常发行的驱动力。
　　由于近三年我国的投资率（投资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均在40％以上，而且相当部分低效投资形成了不小的浪费，增加了社会货币存量，有些投资还进入了开发区和被炒得火爆的房地产领域，扩大了“缺口”，加剧了“瓶颈”状态，成为经济发展的硬伤，使以稳定币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运作起来困难重重。
　　3.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个人倾斜造成消费基金增长过快，1994 年消费基金支出的现金及对农村净支出的现金为1117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40.5％，全年的行政事业管理经费支出4701亿元，比上年增长36.4％，对农村净支出4757亿元，比上年增长15％。对消费基金的管理一直是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过快增长，不论是个人部分或是社会集团部分，都是通过金融机构的信贷现金渠道出来的，最终会引发和推动市场物价的大幅度攀升，对通货膨胀的升级和蔓延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基金过快增长象诱饵一样带来了货币过量发行，这对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非常不利的。
　　4.企业效益不佳挤占信贷资金。目前，绝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由于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能力，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致导资金需求和使用上的无约束。在利益竞争的驱动下，以追加投资来扩大生产规模。然而，企业的不良债务和银行的不良贷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数量型扩张冲动牵动的高投入必然给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带来困难。
　　由于企业普遍缺乏市场观念，边贷款、边生产、边积压，盲目上项目挤占流动资金以及社会负担过重等原因，使之生产经营步履维艰，90％以上的流动资金靠银行贷款，而在经济效益不佳的状态下，非但不能如期归还，还要不断增加新的贷款来维持生计。结果降低了资金周转速度，扩大了信贷投放规模，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在体制转换过程中，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发生了摩擦，表现为资金供给有限性和资金需求无约束性，1994年各项货款增加5148亿元，比上年多增加近310亿元，与GDP相比，这样的资金环境可谓宽松，但企业仍感资金紧张。据统计，目前国有企业根本无法归还的贷款约有12000亿元左右， 约占银行贷款总额的40％，占全社会资金总量的25％。这不单是新形势下银企关系问题，更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5.银行自身管理不善。目前，我国银行的经济体制和管理形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金融法规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货币政策目标难以运作的关键因素。首先，中央银行缺乏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没有形成监督管理职能的机制，不能自主地调节货币存量；其次，各专业银行盲目竞争，在贷款管理上缺乏完整科学和行之有效的办法，重贷轻收，放贷容易收贷难。全国1994年度企业呆帐、呆滞贷款有7078亿元，是流通中货币5781亿元的120％。这是银行行为行政特色的结果。巨额贷款无法收回，国家势必以扩大货币发行来弥补，这将势必推动通货膨胀，影响币值的稳定。再次，信贷资产质量下降。长期以来，各专业银行被扭曲的体制和滞后的管理所困忧，不但信贷资产质量低下，而且贷款包袱沉重。每年投入大量的贷款又大部分被“三项资金”占压，造成贷款沉淀。一些企业借金融法规不健全之机多头开户、多头贷款、母体裂变、公款转储。目前，国有企业3000多亿元的亏损额绝大多数是银行的信贷资金，它直接影响了货币币值的稳定。最后，信贷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贷款的决策质量和管理质量影响着信贷资产的质量。然而，从信贷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上看，在腐败之风已染成信用腐败的环境下，在公开、严肃的借贷关系中，隐蔽着借贷双方的私利交易，当企业不能通过公开合法渠道满足资金需求时，便会通过非公开不正当渠道及手段，甚至以利益打动信贷人员；从业务素质上看，现有信贷人员构成复杂，相当部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难以满足实施贷款管理和监督的需要，不能为领导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执行货币政策也不会得心应手。
　　　　　　三、解决困难的对策
　　　　1.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的技巧
　　鉴于我国目前金融秩序的状况，要确保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首要的是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技巧，直接和间接手段并举。
　　首先，增强信贷计划工具的严肃性。信贷计划是经立法机构批准后实施的，具有法律上的严肃性。中央银行通过编制具有强约束力的信贷计划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成为时滞短，见效快、主动性强的事前直接调控工具。在经济运行正常时，侧重于它的指导性，在信用膨胀时则侧重于它的指令性。中央银行要控制再贷款规模，改变再贷款被专业银行长期占用的被动局面，使其真正成为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信用创造能力的控制手段，而不是资金供应手段。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控制和调节货币流通量，最终是要通过专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实现的。因此，专业银行要通过严格控制贷款规模，遏制用款单位以留“缺口”倒逼信贷投放。避免企业长期大量占压贷款，使信贷额度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如若调整信贷规模，必有经济基础，从而确保币值稳定。
　　其次，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把握利率工具的灵活性。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在货币政策工具中，利率是最能影响和制约经济主体行为的金融变量。要逐步以通过市场发挥作用的间接手段取代靠行政力量决定利率的方式，使中央银行基准利率成为其它利率执行者自由决定利率的导向利率，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特点，完成利率市场化，以此赋于利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能动制约作用。适时调整基准利率，发挥该工具在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的独特作用。当为稳定币值而需求货币政策取向紧缩时，中央银行应调高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利率，通过增加专业银行筹措资金的成本，起到抑制其资金需求的作用，继而在专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也会因之相应提高后，企业必须在正视利率的前提下决定贷款数量。这样，贷款渴求即会大大收敛，反之亦然。由于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变动，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执行者亦会随之作出反应，致使各种资金供求发生变化。这是弱化企业单位扩张贷款冲动，保证金融机构适度货币投入，稳定币值的必然举措。
　　再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工具的科学性。现行存款准备率是1988年确定的。应该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运行特点适时适度地调整，改变其一定多年不变的做法。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提高了准备率就会稳定币值，在提高的同时还要合理确定其结构，以提高该工具运作的科学性。对信用创造能力不同的金融机构，体现不同档次的准备率，通常是存款期限短、流动性大的，存款准备率就高一些；对地区经济发达，经营规模较大的专业银行规定的准备率应高于地区经济落后、经营规模较小、环境差的专业银行。中央银行这样做，意在压缩流通中的货币量，限制专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抑制派生存款，最终实现稳定币值的目标。
　　此外，还要在市场调节力度逐步加大，运用间接调控工具的环境日臻成熟的情况下，启动公开市场业务，有效发挥该工具吞吐货币的时效性，使其成为调节信用的工具；拓宽再贴现业务，严审再贴现票据的真实性，使之成为贷款数量管制工具；普遍开展道义劝告，发挥该工具的及时性，筑成一道防范货币投放超越极限的思想政策工具。
　　　　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种主要手段，它们职能各异，作用不同，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需要两者协调配合。货币政策是要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政策涉及社会产品分配的全过程。两种政策配合，共同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使之大体平衡，才能保证币值的稳定。在传统体制下，两种政策的协调很大程度上是以银行对财政的服从为代价，直至目前，信贷资产质量下降，表面看是银企之间的问题，实际上形成于直接或间接的财政压力。正确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改变长期以来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状况。中央财政出现赤字不能再向银行透支，以减轻货币发行压力。鉴于目前的经济形势，两种政策应实行适度的“双紧”式配合。财政要压缩一般竞争性项目的投资和政府的行政费支出，控制工资性分配的过快增长；银行应慎重货币投放，严守信贷计划。否则，不但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正效应，而且会距离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更遥远。
　　　　3.赋于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自主权
　　中央银行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体，稳定币值的目标实现与否，取决于基础货币投放规模。然而，中央银行缺乏独立的信贷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行为具有社会管理和服务性质，不干预也不参与具体微观经济活动。可是，政府角色错位，受其行政干预，中央银行不能自主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压力之下形将成为“准”政府部门。转变政府职能是保证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社会条件，各级政府不能以宏观调控的下一个层次的身份干预中央银行独立地执行货币政策。同时，要强化中央银行的监督管理职能，使其依据市场、货币流通速度、经济增长等参数来确定货币供应量及增长率，使货币投放与经济增长相适应。中央银行法明确规定了其工作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左右，这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保证。
　　　　4.调整投资政策和消费政策
　　在投资政策方面，必须逐步消除投资的“软约束竞争”，使其与经济增长同步，过快的投资增长必然拉动投资品价格上涨，并带动相关商品的价格联动，迫使金融机构增加货币投放。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投资领域的宏观调控，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压缩在建项目，防止一哄而上，搞重复建设，占压和浪费投资基金；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投资基金来源的监督，各行都不得挪用同业拆借资金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更不能以流动资金扩大投资规模，从来源上防止投资膨胀。避免利用扩大投资的办法来启动经济，消除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这个经济运行的痼疾和过热的根源，也消除了货币不稳的“动力”。
　　消费政策方面，个人收入和消费基金双膨胀是社会需求扩张的重要方面，也是现金投放过多的直接因素。调整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和抑制消费基金膨胀必须下手重些，力气大些。防止国民经济运行中，这两项的增长远远超出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的现象再次发生，使流通中的现金与同期所能提供的商品与劳动数量相适应，使个人收入分配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作者单位：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王询）＊
　　
　　
　　
财经问题研究大连31-34F62金融与保险王峨峰19961996 作者：财经问题研究大连31-34F62金融与保险王峨峰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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