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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急速增加。传统理论主要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而关于区域一体化对生产、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则不足。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降低关税壁垒、促进竞争、市场规模的扩张和技术扩散效应来提高成员国的区位优势，促进FDI流入。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将吸引FDI作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
　　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北北型自由贸易区和南北型自由贸易区的分析。南南型一体化的成员国主要是引资国，如目前中国和东盟各国都是全球FDI流入的热点地区，各国由于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相似，都具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在吸引FDI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该区域总体上吸引FDI的水平是否会有促进作用？FDI的流向在区域内将如何变化？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影响区域外对区域内的投资，也可以影响区域内的相互投资，本文分析前者。文章第二部分是文献评述，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论。第三部分是模型分析，研究南南型一体化对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影响，从不完全竞争假设出发，以古诺数量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包括三个国家的模型。第四部分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引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内部市场开放度差异对吸引FDI影响进行检验，预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引资效果。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评述
　　早期的研究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出发，在国家层面上分析一体化协定对成员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关注一体化协定所导致的成员国相对于非成员国区位优势的变化和成员国间区位优势的相对变化。Kindleberger（1966）在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静态效应框架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和投资创造。投资创造是对贸易转移的竞争性反应，由于区域内自由贸易导致外部厂商相对成本增加，提高了对外的相对保护水平，导致贸易由原来低成本的外部国家转到区域内国家，影响外部企业的竞争优势，外部国家厂商为了取得失去的区内市场而转向在区域内生产，区域内FDI流入增加。投资转移是对贸易创造的反应，当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导致贸易创造时，一些成员国区域内FDI将上升，以应对与区域内的生产结构变化，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与静态效应相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效应对区内FDI流入更明显，动态效应主要指一体化协定对生产结构产生的影响，包括规模经济、促进竞争、技术扩散（Balassa,1961），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影响成员国的市场结构，使该区域更有吸引力，促进厂商在更有效率的市场上寻求投资机会，FDI流入增加。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可以较好地分析成员国区位优势的变化，但该理论由于没有对本地生产中生产者的国籍进行细分，无法将跨国公司作为独立的变量分离出来进行分析。一些学者将此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引入国际生产理论中对跨国公司投资动因的分析，研究跨国公司对一体化协定产生的各国区位优势变化所作出的战略性反应。厂商对一体化的反应程度主要取决于其投资动机（Yanopoulos, 1990; UNCTAD,1990）。跳过关税型投资导致外部国家对成员国进行防御性出口替代投资（defensive export substituting investment）（Yanopoulos, 1990），防御性出口替代投资是对贸易转移效应的战略性反应。一体化协定消除了内部关税，但同时各国保持了共同的对外关税，贸易转移效应存在，区外厂商担心一体化协定导致保护上升或者对未来可能的贸易保护的担忧，使外部厂商在区域内FDI的动机增加，以跳过关税及其他类型的贸易壁垒（Blomstrom and kokko, 1997）。区域经济一体化导致区域内中长期生产成本下降，区域内市场将成为国际采购的目的地，市场扩大、竞争的加强使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厂商对成员国市场效率提高的反应导致合理化投资（rationalized investment），一体化的动态效应引起此类投资。 市场导向型投资以寻求大的需求市场为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规模经济发生的可能，市场扩展、需求增加和技术进步引发新的投资机会，厂商采用进攻性出口替代投资（offensive export substitution investment），通过对成员国市场的投资抢占先机，取得先动优势。竞争性资产导向型投资主要是为了接近技术、研发设备和其他无形资产。区域经济一体化引起经济聚集，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导致利用外部效应型投资的发生，该类投资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组成集团的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导致区域内成员国区位优势的相对变化，厂商在区域内调整投资结构产生重组化投资（re-organization investment），当厂商已经在成员国从事生产活动时，该效应发生，促使厂商根据集团内东道国的不同区位优势对生产过程进行重组，此类投资影响生产的地理分布和产业结构，可能产生几个生产中心。
　　Motta和Norman（1996 ）采用寡头垄断模型分析了一体化对外部国家跳过关税型投资的影响，共三个国家三个厂商，其中两个国家组成贸易集团，另一国是 FDI来源国。他们区分了降低内部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引发的市场准入的影响和单个国家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准入增加导致出口平台型FDI， 促进外部厂商对区域内投资，降低了产品价格，降低了集团内公司的利润水平，此时贸易和投资是互补的关系。由于采用了三国完全相同的假设，该模型没有分析区域内外劳动力成本差异对FDI流入的影响。Montout和Zitouna（2005）将Motta和Norman（1996）模型扩展到对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析，其模型中区内发达国家可以选择在本国生产和在低成本的成员国生产，区外国家采取在本国生产或在区内两国分别生产的情况，结果表明南北型一体化协定有利于南方国家吸引FDI。 该模型没有考虑区内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情况。
　　实证研究多数是针对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检验，如Baldwin、 Forslid和Haaland（1995），Dunning（1997），Sekkat和Galgau（2002），Yeyati、Stein和Daude（2003）等，关于南南一体化投资效应的文章较少。Blomstrom和Kokko（1997）对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投资效果进行了分析，南方共同市场成立于1991年，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四国，区域内FDI流入不平衡，阿根廷和巴西区位优势强，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发达的工业部门和大的国内市场，因此两国吸引的FDI较多， 但整体上来说南方共同市场吸引FDI的作用较小。Bende-Nabende（1999）对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较发达国家有利，而对不发达国家不利，计量结果显示对印尼和菲律宾影响为负，而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影响为正，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组成时对较发达国家有利。
　　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投资效果的检验，而对投资效果预测的研究较少。Yeyati、Stein和Daude（2003）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果进行了预测，采用的方法是先选取1982—1999年间20个OECD国家对60个国家的投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变量包括代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虚拟变量、代表市场规模扩张的变量等，然后将取得的系数用于对10个美洲自由贸易区国家的预测。此方法不适用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分析，因为FTAA的10国已经加入了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其数据包括在最初的样本中，因此用得出的系数进行的预测有一定针对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用其他国家参与一体化协定效果的历史数据来预测并不准确。Han、Yeo Yoon和Yoo（2004）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对韩国吸引FDI可能的影响进行了预测，采用韩国1980—2003年的数据对FDI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市场规模扩张和贸易量增加对韩国吸引FDI有促进作用，然后指出中、日、韩一体化协定可以促进这两个因素。其研究的主要缺陷是仅考虑韩国本身的数据，这种分析可以适用于韩国加入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分析，而如果要考虑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对韩国的影响则还要对中国、日本与韩国贸易和投资联系的情况进行分析。
　　三、模型
　　本文采用了Yanopoulos（1990）、UNCTAD（1990）的分析方法，即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国际生产理论结合，研究跨国公司针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引起的区内区位优势的变化所作出的战略性反应。在模型构建方法上，参考了Motta和Norman（1996），Montout和Zitouna（2005）的思路，构建了古诺数量竞争模型，本文与Montout和Zitouna（2005）模型的主要差异在于：他们的模型是针对南北型一体化如NAFTA所设计的， 南北一体化引资效应主要分析南方国家与一个具有很大市场的北方国家一体化后对区内国家的影响，一体化中两国不对称，因此他们只考虑了区内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而忽略了相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而本文结合南南一体化，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情况来构建模型，同时考虑了一体化后两个市场的需求情况，这就可以进一步分析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即一体化后区内两方是否存在引资上的竞争关系，双方在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规模方面的差异将如何影响各国的区位优势。
　　（一）基本假设
　　
　　
　　根据Brander和Krugman（1983）的相互倾销模型，假定不同国家的市场完全分割，每个厂商将每个国家视为独立的市场，在不同市场上分别选择最优生产数量，厂商遵循古诺数量竞争模式。在每个市场上，厂商在其他厂商生产数量给定情况下最大化其利润，所有厂商同时决定产量。
　　（二）区外厂商不同生产决策的利润水平②
　　假定区内国家厂商a，b仅在本国生产并仅供给本国市场，区外厂商c 采用出口或投资的方式来供给A、B市场。如图1所示，厂商有三种决策。
　　
　　图1 区外厂商对区内供给的三种生产决策
　　
　　随着区外关税水平的增加，区外厂商的利润水平减少。
　　第二，区域外厂商在区内A、B投资，分别供给当地市场，此时厂商c 可以避免区内的关税，但需要支付设立成本，假定F[,A]＝F[,B]＝F[,0]
　　
　　第三，区外厂商仅在区内的一国投资，以供给区内A、B两国市场，在设立成本方面，厂商c只需要支付在一国的设立成本。但需要支付区内关税以供给另一国市场。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厂商决策的影响③
　　1.防御性出口替代投资
　　区域一体化协定降低了内部关税t[0]，但同时A、B保持了共同的对外关税t[e]，可能发生贸易转移效应，厂商c 担心一体化协定导致保护上升或者对未来可能的贸易保护的担忧而对区域内FDI的动机增加。
　　
　　2.重组化投资
　　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可以使厂商对已经存在的区内投资进行重组，利用区内贸易壁垒降低的优势，由在两国分别投资而改为在一个国家生产，供给整个区域，以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
　　
　　当内部关税小于时，厂商进行重组性投资。图2 显示了内外部关税水平的相互作用对区外厂商的投资决策的影响。在假定各国工资水平、设立成本既定的情况下，区外厂商的投资决策取决于内外关税壁垒的情况。外部关税水平小于时，厂商最初选择以出口方式供给A、B，区域经济一体化引致的内部关税壁垒下降使外部厂商由对区内出口转向在区内一国投资，以供给整个区域。当关税水平大于时，区内关税壁垒的降低使厂商产生重组性投资，由原来在两地分别投资转向在一国投资。
　　其中内部关税壁垒的下降对跳过关税型投资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内部关税水平较高时，跳过关税型投资外部关税的临界点固定，而随着内部关税水平的下降，跳过关税型投资外部关税的临界点沿下降：
　　
　　图2 区域内外关税水平与区外厂商生产决策选择
　　
　　（四）相对工资率、设立成本对外部厂商决策的影响④
　　区内外相对工资率和外部厂商设立成本的变化可以导致不同决策临界值的变动。主要分析在区域内部完全消除关税壁垒时的情况，此时t[0]＝0。
　　假定存在规模经济，则＞0，第三种情况总是优于第二种情况。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厂商c 在分别出口与在区内一国进行投资的两种决策间进行选择。厂商两种选择的临界值
　　
　　图3 区内外工资水平差异增加对外部厂商决策的影响
　　外部工资水平增加使t[c[*]]降低，区内工资水平降低使t[c[*]]降低（见图3），内外部工资水平差异增加可以推动t[c[*]]点左移，说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区内外工资水平差异的增加使由出口转向投资的动机增强。设立成本降低可以使t[c[*]]降低，推动t[c[*]]点左移，说明区内投资壁垒的降低可以促进由出口向投资转移，效果同图3所示。
　　（五）区内A、B两国不对称模型⑤
　　下面对第三种情况进行详细分析，比较当区域内两国不对称时，厂商c会如何进行投资区位选择。
　　1.区内双方市场规模差异
　　
　　
　　当其他条件不变，区域内市场规模有差异时厂商选择在区域内规模较大的国家投资。
　　2.区内双方工资水平差异
　　
　　低的A国投资时的利润高于在工资水平较高的B国投资时的利润。
　　上述模型的分析表明厂商的生产决策取决于内外关税水平、区域内外工资水平和设立成本的相互作用，区内关税壁垒的下降可以促进外部厂商跳过关税型投资和重组性投资，区内相对工资水平降低和设立成本下降可以增强一体化条件下外部厂商的投资动机。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投资转移现象，外部厂商选择区内市场规模大，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生产以供给整个市场。
　　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引资效果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东盟各国吸引外资的基本情况
　　中国和东盟各国都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由图4所示， 近十年来中国的FDI流入增长较快，1997年金融危机后略有下降，但影响不大，入世后FDI的流入速度加快，中国2002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创纪录地达到527.43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当年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国。2003年上升至535亿美元，2004 年外资流入为606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960亿美元）和英国（780亿美元），继续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外资流入国；1992—2004年，中国FDI流入占世界FDI的8.19％。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开放的经济政策、强大的市场潜力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动因，根据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2002—2005年中国连续四年名列“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榜”首位，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具外资吸引力的国家。
　　东盟各国采取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一直是FDI的主要流入地，1997 年金融危机后东盟各国的FDI流入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到2002年后，FDI流入恢复为增长态势。1992—2004年，东盟国家FDI流入占世界FDI的4.92％，目前东盟仍是世界投资的最热点地区之一，2004年外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额为257亿美元，同比增长约39％，高于全球投资增长水平。
　　
　　图4 中国、东盟FDI流入情况（1992—2004）
　　
　　图5 中国、东盟FDI流入额占世界FDI的比例（1992—2004）
　　两项研究（Chantasasawat, Fung, Lizake and Siu，2003； 周毓萍和拉尔，2005）表明中国和东盟吸引外资总体上是互补关系，中国没有占据其他国家吸引外资的空间，相反刺激了在其他国家的互补性投资，这种互补性来于该区域内外资流入主要是对各国经济增长和自由化的反应，同时东亚的生产网络促进了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分布生产环节。在总体互补的条件下，双方引资也存在一定的竞争性，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东盟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移，东盟国家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自身经济结构的缺陷、政局的不稳定以及投资环境的不尽完善等因素，导致一些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和事务、统筹基地从东盟转移到中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对在亚洲开业的日本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东盟各国开工生产并准备转移生产基地的日本企业中有60％准备移往中国。美国商会2002年6月公布的一项商业调查显示，东南亚国家的贪污腐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正在驱使该地区的美国公司转向中国寻求发展，计划搬迁的美国公司中超过一半的公司把中国作为目标，计划在本地区扩大发展的美国公司有64％选择中国。
　　（二）实证模型
　　1.模型和方法
　　根据第三部分模型的分析，构建计量模型，采用历史数据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吸引FDI的决定因素，主要分析市场规模、进口水平、 劳动力成本及对区内各国市场开放程度等因素对区内各国吸引FDI的影响程度。由于无法取得微观数据，因此本部分采用与第二部分模型变量相应的宏观加总数据来进行初步的分析。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解释变量的理论分析如下：
　　（1）市场规模。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FDI流入呈正相关，潜在的大的需求市场可以促进厂商投资，在相同的设立成本情况下，产量的增加可以降低平均设立成本。特别是存在规模经济时，较大的市场需求可以使厂商将产量扩展至能取得规模收益的水平，降低厂商的生产成本，以取得更大的利润，用GDP来衡量，预期符号为正。
　　（2）进口总额。较高的对外进口关税水平使厂商出口成本增加， 为了避免关税，跨国公司通过选择对该国投资的方式来供给当地，此时投资和贸易具有替代关系，用进口总额来表示，预期符号为负。
　　（3）劳动力成本。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对吸引FDI起重要作用，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可以降低厂商的生产成本，提高利润水平。当FDI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时， 低劳动力成本的吸引力更强。实证中对劳动力成本影响作用无统一的结论，如果厂商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利用当地低成本劳动力要素，则影响较大。如果是为了跳过关税，则影响较小，用制造业的月平均工资水平表示，预期符号为负。
　　（4）对区内其他国家市场开放程度。该变量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变量， 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相关联程度对区内FDI流入的影响。FDI流入除了为供给当地市场外，还可能将东道国作为出口平台，来供给区内其他国家的市场，如果该变量对FDI影响程度较大，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厂商重组性投资的可能性加强，厂商选择在一国投资以供给整个区内市场。用该国与区内他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的GDP表示，预期符号为正。
　　2.样本和数据
　　中国在政策推动下从1992年起FDI增加较快。因此样本时间为1992年至2004 年共13年。由于数据的限制，选取中国、东盟十一国中的七个国家的FDI数据进行回归，包括柬埔寨、中国、马来西亚、马尼拉、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其中“对区内其他国家市场开放程度”变量的数值中仍包括本国外的其他区内十个国家，以保证本文关注的主要变量数据的准确性；工资水平的数据缺失较多，部分采用了内插法进入处理。实际取得79个观测值，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3.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2，各变量的符号与预期值相同，其中GDP、IntraOpen 两变量符合1％的显着性水平，Import符合5％的显着性水平，W的影响不显着，主要原因是由于数据选取所限，没有采用相对工资水平来衡量劳动力成本优势。结果表明中国、东盟总体来说市场规模对FDI流入有正的影响，进口与FDI呈替代关系，较低的工资水平对吸引FDI有促进作用，区域内进出口贸易的紧密关系有利于吸引FDI。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实证分析不完善，如存在需要找到更合适的变量来代表市场规模等问题，虽然在现有的数据条件下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更准确的分析，但各重要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理论模型的各项假说一致，实证分析的结果说明理论与现实是相容的，后续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数据支持和实证检验。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引资效果
　　1.市场规模的扩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该地区市场规模扩张，促进FDI流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国土面积为1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0亿，2004年GDP总额为24488亿美元，其巨大的市场可以促进区外厂商投资，在该市场上实现规模效应与竞争效应的结合。规模效应指大的市场可以使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享受低成本的投入，促进专业化生产特定的产品。竞争效应指降低贸易壁垒使成员国市场竞争程度加深，提高生产效率。市场的扩大可以使企业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在一个既定规模的市场上，规模经济和竞争之间存在一个均衡点：如果企业过于庞大，企业数量就会较少，市场竞争程度就弱。扩大市场就会改变这个均衡，因为它会使大企业和竞争加强并存的局面成为可能，解决了既定市场规模下规模经济和垄断的矛盾（Schiff and Winters, 200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投资到该区域的厂商面临的需求由一国扩张到整个区域，同时市场扩张、规模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将促进创新活动、研发投资增加。在中长期内区内生产成本下降，区域内市场将成为国际采购的目的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由于中国在人口总量和经济总规模上都超过了东盟十国之和，根据第三部分模型的结论，中国比东盟各国在吸引FDI方面更具有优势，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一部分对东盟的投资转移到中国，通过在中国设立企业来供给区内的市场。
　　2.区内外关税水平差异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该地区的进口贸易和投资存在替代关系，一国贸易壁垒的增加促进外部厂商在该国投资，以跳过关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区内贸易将享受0～5％的特惠关税，而对外关税水平保持不变，相当于提高了对外关税的相对水平，增加了区外生产的成本，产生贸易转移现象，即成员国由区外进口转向由区内成员国进口。外部厂商担心一体化协定导致保护上升或者对未来可能的贸易保护的担忧，使外部厂商在区域内FDI的动机增加，以跳过关税及其他类型的贸易壁垒。防御性出口替代投资是对贸易转移效应的战略性反应。随着区内关税水平的逐渐下降，防御性出口替代的动机增强，但这种效应不是动态的，当厂商对一体化的政策进行生产调整后该效应将不再持续。
　　3.相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中国、东盟各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是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 根据第三部分的模型，FDI来源国和东道国间工资水平差异较大， 更有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出口转向投资。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工资水平的差异产生重组性投资，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FDI流向区内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以供给整个区域。区内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中国的区内劳动力成本优势仍存在。
　　4.对区内市场的开放程度
　　中国和东盟的经贸联系紧密，2005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为554亿美元， 占其出口总额的7.27％，中国从东盟的进口额为750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11.36％，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区内贸易的相关联程度对区内各国吸引FDI有促进作用， 说明外部厂商在该区域已经采取在一国投资，然后通过区内贸易以供给区域他国的策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进一步增强区内市场的联系，降低区域内贸易的成本，利于厂商对生产进行重组，由在区内几个国家生产转向在区内一国生产，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收益，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重组性投资增多。
　　五、结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提高整个区域的区位优势，促进区外FDI 的流入。市场规模的增加可以使厂商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收益，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市场寻求型FDI增加。区内外关税水平的差异使外部厂商针对贸易转移做出防御性进口替代投资。区内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出口向投资的转移。此外区内贸易成本的下降促进重组化投资的发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区内各国引资效果的影响程度不同，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大于东盟各国的总和，在区内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可以吸引外资将中国作为区内的出口平台，通过在中国设厂来供给整个区域。
　　应该指出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引资效应的发挥要取决于一体化协定具体合作范围及深度，集团内成员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等因素，中国—东盟各国在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吸引投资时应首先通过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来提高本国的吸引力，一体化协定可以作为外在保障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预期水平，然后通过本文所分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静态、动态效应进一步提高本地的区位优势，促进FDI流入。
　　附录A：厂商c不同生产决策的利润水平
　　1.第一种情况，各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利润最大化的均衡产量和价格为：
　　
　　利润为：
　　
　　2.第二种情况，各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利润最大化的均衡产量和价格为：
　　
　　最大化利润为：
　　
　　3.第三种情况
　　1）厂商c在A国设厂，各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利润最大化的均衡产量和价格为：
　　
　　最大化利润为：
　　
　　2）厂商c仅在B投资，以供给区内A、B两国市场，由于假定A、B对称，所以此时厂商c的收益与第三种情况相同。
　　
　　附录B：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厂商决策的影响
　　1.防御性出口替代投资
　　
　　
　　
　　2.重组性投资
　　
　　附录C：相对工资率和设立成本对外部厂商决策的影响
　　
　　
　　
　　3.相对工资变动对t[c[*]]的影响：
　　
　　4.设立成本增加对t[c[*]]的影响：
　　
　　附录D：区内不对称模型
　　1.双方需求差异
　　（1）厂商c在A国投资，以供给A、B，各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利润最大化的均衡产量和价格为：
　　
　　利润为：
　　
　　（2）厂商c在B国投资，供给A、B时：
　　
　　2.区内双方工资水平差异
　　（1）厂商c在A国投资，以供给A、B，各厂商的利润函数为：
　　
　　利润最大化的均衡产量和价格为：
　　
　　利润为：
　　
　　（2）厂商c在B国投资，供给A、B时：
　　
　　
　　厂商c在工资水平较低的A国投资时的利润高于在工资水平较高的B国投资时的利润。
　　注释：
　　① 如果将下文中C国面临的区内国家对外关税t[c]理解为C国对区内国家的交易成本（包括关税和运输成本），则推导结论不变，另外区内一体化国家间距离较近，所以为简便起见，忽视运输成本。
　　② 具体推导过程见附录A。
　　③ 具体推导过程见附录B。
　　④ 具体推导过程见附录C。
　　⑤ 具体推导过程见附录D。
南开经济研究津70～88F8世界经济导刊东艳20072007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FDI/南南一体化
　　China-Asean FTA/FDI/South-South Integration
Does South-South Integration Causes FDI Inflows? The Investment Effect of China-Asean FTA
There is widespread evidence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want to form regional unions with“Deep Integration”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a 3-country, Cournot-oligopoly model in which the investment effec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can be readily analyzed. We test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 and Asean FDI inflow, and conclude that China-Asean FTA FDI will have investment effect.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发展中国家逐渐将吸引FDI 作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本文以古诺数量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三国模型，指出区内贸易壁垒下降可以促进跳过关税型投资和重组性平台投资。通过对中国、东盟地区1992年—2004年FDI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指出市场规模、进口额、工资水平、对区内市场的开放程度等因素对FDI流入有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影响上述因素而提高区位优势，促进区内FDI流入的整体水平， 同时中国相对于东盟国家的优势可以使一体化条件下厂商增加在中国的重组性投资。
作者：南开经济研究津70～88F8世界经济导刊东艳20072007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FDI/南南一体化
　　China-Asean FTA/FDI/South-South Integration

网载 2013-09-10 21: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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