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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紊乱，从而为人类未来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实的迷津往往牵动着人们对历史的文化回视。当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日益升值，赞美之声不绝于耳，而对所谓西方“天人相分”、“征服自然”等观念的挞伐之声亦是此起彼伏。面对此景，哲学应该冷静下来，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把中西天人观置于较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与时空座标中进行比较性分析，对其内容与意义进行理性廓清。这对于当代条件下新的天人观的确立，对于合理把握传统文化与现实的关系，不乏启迪意义。
　　 一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矛盾不断展开、解决的循环过程。从文化意义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文化生成的根本关系。一切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的展开都是首先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和处置为背景的。作为以关怀、引导人类向未来前进为庄严使命的哲学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其视野中的关注焦点与核心内容。
　　不同的早期自然条件，为中西天人关系的理解差异及各自发展轨迹孕育了观念“胚胎”。马克思谈到原始公社中文化与自然关系时认为，在文化初期，“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①］从文化发生学角度审视，这就意味着，在人类文化的肇端，自然界对人的客观强制性，自然环境为人提供的生存的天然基础，规定着不同条件下各个民族的文化状态，规定着人们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和掌握方式。例如，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由此而决定了他们的早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主要是航海和商业活动。商业活动的变化莫测与逐利本性刺激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索取的欲望与实践躁动。而面对波涛汹涌大海的航海活动，他们要了解并驾驭这种翻脸无情的自然，要探究苍茫昊天的奥秘所在，就把人身外的自然作为自身的改造对象加以研究、探索，以利于人类的征服。在这种条件下所形成的对自然征战的意念，可视为后来西方“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观念的理性“种子”。中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远离海洋的内陆江河流域，作为江河的哺育者，他们对江河有着紧密的依赖关系。农业作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亲近感。这就极易使人们把自身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理想的目标。“农民的生活方式是顺乎自然的。他们赞美自然，谴责人为，于其纯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②］。因此，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以及几千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形态的发展，造成了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眷恋与追求“天人合一”理想目标的心态。
　　回视博大杂陈的中国文化史，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存有多样化理解。荀子的“天人相分”说与刘禹锡的“天人相胜”说，均有着征服、战胜自然的意义表达。但在整个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此类观点没有构成主流地位。占据主导与核心位置的是“天人合一”观。从“天人合一”思想演变的历程省察，它最早源于《周易》的天人协调说，经过孟子的性天相通观点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到宋代的张载、程颢、程颐而达到成熟。“天人合一”观主要包括下述内容：
　　第一，人生存于天地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周易·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③］这从天地万物生长的时序上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后来许多思想家据此出发，主张“天地万物一体”的观点。中国古代哲人都意识到人类生活和其环境即自然的密切关系。
　　第二，天道与人道一致，人应顺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程颢认为：“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世；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其余皆通”。［④］其意在于追求自然之道和人之道的一致，追求人和自然相和谐的目标。张载则以“一物两体”视作贯通自然界与人类的普遍规律。他从前也认为应改造自然，但更强调人应顺从自然之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突出的是人对自然的顺从。
　　第三，道德原则和天道的一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色彩，在天人关系的理解中显现出来。“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还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关于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周易》讨论夫妇、父子、君臣、礼义等人生问题，都同天地联系起来。这种倾向到了后来儒、道人生哲学那里发展到极致，人生问题和“天人合一”问题几乎被融为一体而加以考虑。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⑤］人的心性和道德的根由在于天。“天”被赋予伦理意义；反过来，人又禀受了天道，因而人性才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内涵。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调谐。“天人合一”在这里成为服务于政教伦常，协调人际关系，建构社会秩序的政治、道德观念，成为统治阶级把其统治规范、阶级秩序诗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折射。
　　这是中国“天人合一”观念发展的大致脉络。
　　西方思想史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前，早期的自然哲学关于人与世界、自然关系的学说，也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与追求。当时的“物活论”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近代，这一思想仍然有所延续。但是，相较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天人相分”、“征服自然”的观念更为明显与突出。
　　西方文化强调征服、战胜自然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经典《圣经》。圣经认为，世界与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人和自然本来是一种和谐关系，由于人类的始祖吃了禁果，受到上帝的惩罚。上帝让蛇与人世世为敌，让土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使人必须终年辛苦才能得到生活用品。这类说教隐含着一系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与启发：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之外的，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力和欲望；人与自然界是敌对的；人要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这些思想观念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铸就了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基本态度。
　　到了近代，作为西方自然条件以及基督教文化所萌芽、潜伏的“天人相分”观念才日益在理论上明朗化并迸发出实践力量，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拉开了与中国传统天人观的距离。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高扬人的价值与尊严，通过对上帝的否定而解放着人自身。在这一思想洪流中，由于把人类对世俗享乐的追求强化到唯一合理的价值目标，这种享乐主义再加上近代自然科学所涵孕的人类理性至上论的支撑，就使得人道主义逐步转化为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理论，一方面以为人类在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方面原则上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难题，由人类理性至上论或自然科学万能论确立起认识论方面的信念。另一方面，由于把物质生活满足和感官愉悦作为“人就是最高目的”的近代诠释，这种庸俗享乐主义的膨胀构成其实践方面的信念，即滋生、扩张了人们对自然的征服欲。由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拉开了大规模征战自然的历史帷幕，造就了一个新时代的兴起。在近代西欧文化中扎根的“征服自然”这一攻击性自然观，是与其文化发展系统相辅相成的。
　　对中西天人观上的差异，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过。本世纪初，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是“人间征服自然的”，东方文化是“自然支配人间的”。日本学者北聆吉也认为，“西洋之文化为精神之自由，先倾其力，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东洋诸民族则“不欲制御自然，征服自然，而欲与自然融合、与自然游乐是也”［⑥］。当代，大多数学者基本上持此理解倾向。这些认识，包含有一定的真理价值。
　　 二
　　当前，人们对传统天人观的关注，有两种意向：一是通过对历史上天人关系的反思求解出现代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二是以对传统文化价值意义的追寻，形成当代人对天人关系应有的处置态度。应该说，这一思维态度有合理之处。但，许多论者却接受、认同了另一观点，即西方的“天人相分”、“征服自然”的观念是导致当代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精神根源，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则指明了人类解决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正确出路。这种思维指向的极端化隐含着对中西天人观认识上的混乱。因此，对二者的实质性关系，有必要在人类历史背景及文化发展过程两个视角中加以分析。
　　首先，传统“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观念分属不同的历史时代，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
　　人类历史的早期，人面对自然，“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适应的、受制的、原始统一的。在这种关系下，人类的全部生活习惯、生产方式都建立在依赖于周围环境的基础上，服从大自然的摆布，顺应自然界的发展。这种人类与自然的原始谐和、统一的境界，是自然所赐与而不是人类自身奋斗的结晶。它表现了人类对自然婴儿式的无邪的天真、淳朴的信赖，它绝不是至善的境界，而是当时生产力极端低下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和谐”的追求，使人们充满了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相应也就束缚了人类自身创造力的发展。传统“天人合一”观念，恰恰是古代人与自然这种原始统一的思想表现。它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有着必然的联系。
　　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过程是人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满足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体现着进化的特征。１４世纪末，敏感的思想家从工业的初步发展中感触、把脉到社会历史突变的前兆，理性主义文化的兴起承担了社会变革清道夫的作用。理性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即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到征服并支配自然的高度。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以及征服观念的崛起，并不是自发的、孤立的，不是由文化的内在逻辑而自在确定的，它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萌芽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征服自然”观念既是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催生，又是资本主义的实践呼唤。文化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在此时得以充分的体现。近代工业实践需要培养的是一种“理性主体”，是一种用理性和知识发现、占有、支配自然的实践意识。所以，当时许多思想家如培根、笛卡尔等都极力鼓吹科学力量、知识力量，认为科学可以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人类的价值就是发展理性、掌握知识，从自然界获得财富。尤其是１８、１９世纪出现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发展。人类应用新的生产力控制了一个又一个自然物，处处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改造自然的成功事例，使人类强化了自身在自然中的中心地位。这样，人类与自然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由过去自然界对人的统治变为现在的人类可以驾驭部分自然，它标志着人类对自然认识和改造能力的提高。其次，过去对自然、对神的崇拜转变为现在对人自身的崇拜，它标志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位置变换。这代表着人类卓有成效的勇于进取精神，是人类能力的辉煌展示。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才有今天的现代文明。近代文明所开创的人类进步，其动力确实来自于人对自然的征服，而不是传统“天人合一”所沉闷延续的结果。
　　当近代西方对天人观的理解发生变化，人们以自身的理性力量向大自然宣战的时候，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内部结构的演化之中。从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多重视角审度，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状态既没有引起对传统天人关系的重新诠解，“天人合一”所内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也没有激发起中华民族向自然进军的欲望与雄心。在西方开山伐路式的行进中凯歌高奏的时候，在中国，“天人合一”观念作为农业社会“顺天”的生活、生产方式的倒影与折射，仍在催化、孕育、歌颂宁静、太平、温馨的情趣，而没有勾划出人与自然较量的雄伟画面。近代之后，无论从天人关系的理性认识还是从其所引发的实践水平以及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来看，中西方差距明显扩大。
　　其次，传统“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观念处于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水平。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人类社会的思维规律经历了总——分——总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古代，由于实践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当时人们对自然世界的思维把握具有直观、朦胧、整体的特征。但是，人类对事物总体的精确认识，是以对事物的具体理解为基础的。因此，随着实践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通过对传统直观式的整体性思维的纠校而使人的认识触及到事物的具体、局部及其内在结构。从人类认识进化史的角度透视，古代朦胧思维方式被近代具体思维方式所替代，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环节。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１９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自然科学与实践发展所反映出来的综合性要求，又指出了人类思维发展的整体性特征的现实与前景。以此为契机，马克思创立了以普遍联系为特征的唯物辩证法，初步完成了人类认识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而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革命。
　　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观念放置于这一认识发展背景中审视，二者所体现的认识水平有着明确的历史阶段性分界。
　　传统“天人合一”所体现的对人和自然和谐目标的追求，与人类思维的直观猜测、抽象整体性相联系，因而它对这一关系的理解是朦胧而非精确化的。由于内含着人对自然的绝对敬畏与顺从倾向，相应也就制约了人自身能力的发展，它对人的理解是保守的而非奋发进取的。这一概念表征的是主观能动性受抑的人与非精确化的自然的对应关系。
　　实质上，世界发展规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特殊性角度省察，天的法则是自然法则，人的规则是社会法则，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就因为他突破了动物的界限，这才能使人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在这一意义上，“天人相分”是促使人类历史包括人类认识史发生质变的撬板。西方“天人相分”思想的提出与“征服自然”观念的崛起，正是对“天人合一”朦胧追求的自觉挣脱。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唤醒了人类沉睡的理性。对人的自然意义、社会意义的沉思与探究，对人的能动性与实践本质的揭示与开掘，使人类对自身主体性特征的理解进入规模宏大、透视深刻的历史新时期。由于人的中心地位的确立，为了使自然更迅捷地被利用与征服，西方近代开始了对自然内在本质及规律的精确性研究，从而导致自然科学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在此基础上，构成人与自然互化的、多重的、实践的关系，形成了人以对自身能力的确信向可理解的自然开战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一直到本世纪初，仍然停留在直观、猜测的认识水平。从人与自然关系的两极来看，既缺乏对人自身本质特征的开发式研究，又满足于对自然理解的“历史”状态。人与自然本身是一个互为对象化的动态关系，人对自身认识的薄弱造成人对自然认识与改造能力的停滞性重复。而对自然认识的笼统浮浅，则阻碍着人自身主体力量无论是理性认识还是实践水平形成应有的质变。对人与自然的总体关系，由于没有随着历史时序的未来指向而把其置于“现代”意义上进行开拓性分析，从而阻止了理解水平的时代性过渡。“天人合一”所蕴含的“顺天”、“无为”思想不仅没有激发人的进取精神，往往成了宿命论与张扬迷信的工具，以致于中国在后来发展中无论是科学还是实践水平都落后于西方。五四前后，才有一些清醒的学者对中西文化在时空座标上进行比较性分析，对“天人合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相统一观点的强调，是对原始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天人合一”关系的体悟，这一理解由于体现着对古代思维方式的过多依恋，随着近代史的开端，它已经失去了光彩，不具备开掘近代、当代人类辉煌的潜能。
　　总括上述，（１）中国天人关系的理解，有着历史回视性与因袭传统的倾向，“天人合一”停留在古代思维水平而没有形成应有的变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社会历史的开拓；西方从传统天人关系的蒙昧理解中蜕升出征服自然的近代追求，则体现着面向未来的理智觉醒。（２）中国的“天人合一”与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状态保持着“和谐”，而西方征战自然的观念则与资本主义文明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正如瞿秋白所说：“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⑧］二者的区别不仅仅是表征的民族性差异，更是时代性差异。
　　 三
　　人与自然矛盾的展开、解决形式是进化的，人类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亦是发展的。“征服自然”观念尽管极大地扩充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质和量两个方面，刺激和推动了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且这种文化精神至今仍在支撑着工业文明以极强的内驱力向前发展，但由于它包含着对人开发自然要求的放纵，因此，这一观念在实践中释放价值能量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等全球性消极后果。这说明，对人与自然关系需要结合时代条件，观照当前实践特点进行重新阐释。
　　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理解，当然要借鉴传统。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直观的方式体悟到人和自然统一的精神，这对于工业文明条件下面临着人与自然分裂困境的人类，确实可以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但如果由此出发，认为传统文化含有包治当代社会“病”的灵丹妙药，则就走向谬误。当前，有人认为，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应从中国传统对人与自然“和为贵”的追求中去消解“天人相分”、“征服自然”观念所带来的恶劣后果。更有人倡言，传统“天人合一”观念是引导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思想先锋”。这类论点所显露出的对民族文化的崇尚与赞美固然令人鼓舞与自豪，但仔细推敲，其中内蕴着明显的理性缺失。如上所述，传统“天人合一”对当代的启发，只是从抽象意义上所指的，由于其对人与自然关系把握的笼统性，其内容的苍白不可能在操作层面上为当代人类解决自身与自然的矛盾提供更多的文化价值。同时，人与自然矛盾的现实解决，本身又是一个实践性问题，涉及到人类实践方式与技术手段的转换。实际上，一些科技发展带来的矛盾还要通过科技的继续推进来解决。因此，当代意义上人与自然和谐目标的实现，决非是通过一个历史命题价值的高扬所能完成的。传统“天人合一”观念根本无法与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基于人和自然分化之后形成的对二者统一的追求同日而语。当前，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纠校人们对自然开发的掠夺方式和放纵心态。但，当代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中吸取自己的诗情。”［⑨］
　　根据征服自然过程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而怀疑、敌视工业文明的倾向，近代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１７世纪，斯宾诺莎通过高度赞美“自然的力量和作品”来表达着他对原始自然面貌的怀恋。以卢梭为旗帜的１８至１９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从对工业文明的抗拒走向对近代文明的批判，用“回归自然”的口号表达着重建人类文明的理想。浪漫主义对文明的批判，偏于道德感伤主义，因而有一种诗意的迂腐而缺乏理性的深刻，这种通过对现实的忧虑而营造出的悲观气氛被人类征战自然的呼声所淹没。当代，西方世界更是出现了科学技术“危险论”的调子，甚至有人喧嚣要停止科技发展，提倡回归自然、返朴归真。过份强调并追求传统“天人合一”观念所蕴含的蒙昧和谐，也是对西方面对人与自然矛盾的消极、悲观性思潮的回应。对这一思潮的价值意义当然不能一概否定，但其对人类发展出路指向所包含的历史循环论意念，却是不现实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古代一味追求和谐而无视其间的对立，近代看到了人与自然征服与被征服的矛盾而忽视了其间的协调，这两种天人观所固有的片面性说明其在解决当代人与自然关系时已失去作为指导性观念的价值意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已经实现了对上述观念的超越，对于我们理解与解决当前人与自然的矛盾，仍富有启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在古代条件下所衍生出的朦胧思维方式及人屈从自然倾向的批判，已经暗含着对传统“天人合一”的否定。他们对崛起于近代的征服观念，也在工业文明的社会背景中作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达到历史上的新高度，“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⑩］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征服欲望的极度膨胀，盲目性实践引发出许多人为灾患。恩格斯根据历史的经验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而要正视由于人的实践的盲目性而出现的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传统天人观的辩证扬弃，形成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解。（１）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实践是通过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使自然顺从自己的客观活动。他们主张人类有征服自然的需要与目的。“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①①］（２）人们对自然的改造不是任意的。人应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按照自然规律的指向改造自然。“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②］尽管人有理性威力，但他最终要服从自然的必然性。（３）人与自然是一种对象性的互化关系，二者的统一应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人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受到自然的制约与“改造”。因此，人征服自然乃是意味着使自然成为“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和“人的无机的身体。”［①③］使自然变成人的本质即生命表现的对象，通过把作为客体的自然的属性、规律内化为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自然性。这就意味着在高一阶段上恢复人同自然界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④］其目的是在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中寻求和谐状态。由此，恩格斯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纪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①⑤］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论述，形式上似乎与传统“天人合一”观念有着相似性，其实不然：第一，马恩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论述，是基于人与自然矛盾的现代表现形态，在对近代文明的批判分析中形成的认识；第二，马恩的论述，是在经过对天人关系合、分阶段合理因素辩证扬弃的前提下，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提出的崭新观念；第三，马恩所提出的人与自然统一，是人的主体能动性与自然规律明确性的交汇与融合，是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仍是当代理解天人关系的文化出发点。如果不带有什么偏见，我们没必要绕过这一合理文化观念而一味地去古代文化中寻找所谓“灵感”。
　　当前，我国正在通过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推进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人与自然的矛盾解决构成了我国现实的重要任务。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水平本来与世界有较大差距。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起者，不通过对自然的改造以实现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我国就很难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就人与自然的矛盾，我国有与西方相类似的问题。不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就会引发一系列消极后果，进而阻碍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实际上，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最易受到传统“天人合一”观与西方“征服自然”观的夹击。两种观念的片面性倾向，或是由于传统力量的惯性使人们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泯灭了进取精神；或是由于致富的迫切催化出人们开发大自然的放纵心态。这两种片面性在现实中已有所表现。因此，沿着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路向，结合世界发展特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构建新的天人观就显得十分必要。在这种情势下，片面地、不加分辨地以传统“天人合一”作为我们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观念，可能产生一系列负效应：阻碍我们对人、自然及其二者关系的发展性认识；误导人们消极地顺从自然而忽视了对它的改造；延误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３９０页。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３３页。
　　③《周易·序卦》。
　　④《二程集·遗书卷十八》。
　　⑤《孟子·尽心》。
　　⑥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１９１８年７月。
　　⑦ ⑨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５、６０６、２５６页。
　　⑧《东西文化与世界革命》１９２３年。
　　①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９２６页。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第５１８页。
　　①③ ①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９５、１２２页。
　　①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６０３页。
　　 （责任编辑 董翔薇）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5-10B2科学技术哲学李荣海19971997 作者：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5-10B2科学技术哲学李荣海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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