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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2)03-0080-07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灾难日渐深重。“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中西古今”之争，它制约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进程。争论的内容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如何对传统进行反省，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解决“中西古今”之争，就必须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如何从现在向将来发展这样的规律性，因此，历史观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就显得特别突出。同时，要回答“中西古今”之争，就必须把从西方学到的先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便讨诸实践，这就牵涉到认识论的问题。这样一来，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近代集中地表现在历史观与认识论这两个领域的争论。然而，中国近代哲学自身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理论原因。因为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取得成功，取决于历史唯物主义所达到的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所以理论的飞跃与实践的成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尽管如此，中国近代哲学的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理论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理论准备。
　　 一、进化论历史观的成就与局限
　　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虽然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饱受灾难，但是，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的进步文化也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改良主义和民主革命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近代化，为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变法维新以及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吸收西方进化论思想，形成中国近代哲学的进化论历史观。
　　 1.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
　　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发展中有着“尚变”的优秀传统，每当社会发生危机而旧体制又无力应付局面的时候，变法思想便会占居上风。主张变法的人，一般都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下，进而认识到这种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使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又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柳宗元“势”说就是这种认识的代表。中国近代哲学家在继承这一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自然科学和进化论观点，使古老的“势”说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严复说：“天下沿流溯源，执因求果之事，惟于群学为最难。有国家者，施一政、着一令、其旨本以坊民也，本以拯弊也，而所期者每不可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及历史久而曲折多，其利害蕃变，遂有不可究诘者。”[1]（第一册，P6）严复显然意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并且看到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不同，这是可贵的。但是，面对复杂的社会规律，在实证主义影响下，他在社会历史观上陷入不可知论。他还说：“天下之势，犹水之趋下，夫已浩浩然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之所不胜也。”[1]（第一册，P13）这就夸大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而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反映出他观点中机械唯物论的影响和中国传统思想中宿命论的阴影。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天然淘汰，必无幸免也。……盖进化自然之道也。顺天则昌，逆天则亡，此之谓也。”[2](P158)这个论述与严复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又认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3](P192)孙中山虽然看到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但却把这种客观性归结为民众的心理因素，对造成这种心理的原因又无从解释，从而陷入了唯心史观。
　　 2.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
　　中国历史上主张变法的思想家都试图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解释，其中以王夫之“以势之必然之处见理”，即历史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之中的“理势统一”说，为最高水平。
　　严复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成果，并结合西方形式逻辑的归纳原理总结历史规律。他认为：“一是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所有公例，必从阅历而来，方无流弊；二是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三是国家既为天演之物，则讲求政治，其术可与动植诸学，所用者同。”[1]（第五册，P1250）这里严复显然受斯宾塞影响，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把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等同了。但是，他此时又提出，社会规律作为公例是可以认识的，纠正了前期的社会历史观的不可知论。
　　章太炎将西方进化论思想和人类考古学成果结合起来，形成“人之相竞也，以器”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他认为：“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4](P191)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竞争是凭借手中的工具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以这种工具的发展为标志，所以根据地下发掘的古代遗存的工具的不同，划分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虽然，他所谓的“器”不是生产工具而是战争武器，但毕竟说明章太炎不但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而且看到物质工具的使用与发展同社会进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哲学进化论历史观中的最高成就。
　　孙中山则从社会形态角度用进化论观点为人类社会发展划分阶段。他认为世界潮流由神权到君权，由君权到民权，是不可抗拒的。他说：“此世界政治进化之潮流，而非人力所能抵抗者，即古人所谓天意也。”[3](P189)他将自己创立的三民主义又看成是人类社会的三种形态和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亦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而中国则同时处在这三种时期或形态之中。这样一来，推翻满清封建王朝是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鉴于对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与危机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不能走欧美的老路，所以必须在中国同时进行民生主义的社会改造。这就是三民主义指导下的三重革命，而且这三重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5](P288)诚然，孙中山从政权性质和国体结构入手划分社会形态是不科学的，而他要进行的为防止欧美社会问题的民生主义社会革命，实际上是以平均地权为基础发展实业，仍然是资本主义，不可能预防欧美社会问题在中国产生。然而，他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共识。
　　 3.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猜测
　　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的种种历史观无一例外地是唯心主义的，所以，仅承认历史是发展的、客观的，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还远远不够。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关键是寻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近代哲学的历史观受西方进化论影响，不可能突破唯心史观的窠臼。但是，中国近代哲人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考察还是有价值的。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虽然带有反文明的色彩，但毕竟反映出他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物界的进化之间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他开始摆脱庸俗进化论的影响。虽然孙中山认为“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而没有看到造成心理现象的社会存在，但他毕竟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既与中国传统中“贵民”思想一脉相承，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他的“突驾论”是在看到人类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的自然规律有本质区别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某种猜测，而且这猜测结果是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角度取得的，所以更加难能可贵，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
　　当然，无论是严复、章太炎还是孙中山，都没有找到人类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他们的历史观是不科学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认识论或“知”、“行”观的先天不足。
　　 二、近代认识论的成就与局限
　　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表现为“知行”之辩，但大都围绕伦理道德的修养展开。随着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更广泛的社会实践，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方法解释“知行”和认识论问题，虽然没有社会实践观这一解决认识论问题的科学基础，但毕竟超出古代素朴猜测的水平。
　　 1.对“知”的新理解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并非今日理解的在实践中获得科学的认识，而是在先贤的典籍中获得对伦理道德规范的通晓，为修心养性、建功立业打下基础。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随着传统价值体系的动摇，近代哲学对“知”开始有了全新的理解。
　　严复提倡“知读无字书”[1]（第一册，P93），认为“吾心之所觉，必证诸物之见象，而后得其符。……故论理者，以对待而后形者也。”[1]（第二册，P238）但是，他的观点是复杂而且常常自相矛盾的。比如，他时而说：“学问格致之事，最患者人习于耳目之肤近，而常忘事理之真实。今如物竞之烈，士非抱深思独见之明，则不能窥其万一者也。”[1]（第四册，P1329）他虽然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但并不拒斥形而上学。所以他又说：“人不事玄学，则无由审必然之理，则拟于无所可拟。然其事过于洁净精微，故专事此学，则心德偏而智不完，于是，则继之以玄着学，有所附矣，而不囿于方隅。”[1]（第一册，P94）在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上，在理性思维与感性经验的关系上，严复明显地超越了经验主义，并对其持一定的批判态度。但是，他受西方经验主义的影响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他只承认感觉以内的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科学研究“尽于对待之域而已。是域而外固无从学，即学之亦于人事殆无涉也。”[1]（第四册，P1036）严复此时的经验主义又染上实用主义色彩，并且用佛教理论解释世界本原为“无对待者”是“不可思议的”，从而陷入神秘主义。严复思想中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濡染与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之间的矛盾，表现出中西文化各自的精华与糟粕的交织，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步入近代哲学时步履的艰辛与中西文化交融的困难。
　　章太炎的观点与严复不同，他反对经验主义，推崇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他首先认识到感觉和经验的相对性。他说：“求朝夕于大地，而千岁不定，横赤道之带是也；假借吾手所左右以期之，而上下于半球者异言矣；是以一方之人为公者也。”[4](P234)就是说，白天、黑夜、上下、左右的区别与划分在地球的不同区域是不同的，因而是相对的。辨别颜色的视觉，辨别声音的听觉，辨别气味的嗅觉，辨别软硬干湿的触觉“是以人类为公者”[4](P234)，这些为人类提供经验的感觉能力是有局限性的。然而，“不见其光，而不得谓之无色，见者异其光，而不得谓之无恒色。虽缘眸子以为艺极，有不缘者矣”。[4](P285)就是说，客观事物不依人的感觉而存在，感觉的局限不应成为认识的局限，人不能仅凭有限的感觉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可以超出感官去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的。他用数学为例反对实证主义。他说：“夫不见其物器而习符号，符号不可用。然算术之横从者，数也。数具矣，而器物未形，物器之差率，亦即无以跳匿。何者？物器丛繁，而数抽象也。”[4](P152)他用数学中抽象思维可以摆脱具体事物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联系的功能，反驳了经验论和实证主义。
　　孙中山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知”，“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也。”[2](P200)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近代哲学关于“知”的共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传统的革命意义。
　　 2.社会实践观的萌芽
　　中国传统哲学基本围绕人际交往的伦理道德行为谈论“实历”或“践履”，甚至仅局限于个人道德修养和良知的获得讨论行的问题，并且在传统价值观影响下，极端轻视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活动。这种狭隘的眼界，不仅影响了对行的正确解释，也是近代哲学不可能产生社会实践观的传统局限之一。然而，中国近代哲学对行的解释毕竟远远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范围，在鼓吹革命的理论中开始孕育社会实践观的萌芽。
　　严复说：“格致之事不先，偏颇之私未尽，生心害政，未有不贻误家国者也。”[1]（第一册，P17）表面看，这依然是传统所谓“格物致知，治国平天下”的观点，但严复的“格物致知”是进行科学研究获得真理性认识，所以其治国行为就包含了资产阶级改良的意义。
　　章太炎说：“思者，造作也。取象为知，造作为行。”[6](P242)他把抽象思维过程也理解为行，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把心的抽象功能理解为造作，是相对于知仅能单纯反映世界而言的，所以这“行”就是一种主观能动的创造。这点与黑格尔相似，虽然是唯心主义地解释“行”，却揭示了认识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孙中山认为：“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2](P222)所谓“习练”是指生产者学手艺，“试验”和“探索”指科学家的实践，“冒险”既可理解为探险，也可解释为政治革命，它们是人类的基本行为，构成社会文明发展的动机。这是近代哲学解释“行”的最高水平，虽然缺少社会生产这一实践的主要形式，但它将文明发展的动机归于人的种种实践活动，并且对实践形式的归类包含了毛泽东后来概括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形式的雏形，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实践观铺平了道路。
　　 3.“知行”之辩的成果
　　由于不具备社会实践观，不懂得“知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无论认为“知先行后”还是强调“行先知后”，都没有也不可能正确解释知行关系。然而，主张“行先知后”的观点毕竟是唯物主义的，它是正确理解知行关系的前提，也是接受社会实践观的前提。一般说来，中国近代哲学史中，改良派主张“知先行后”，而革命派则主张“行先知后”。“行先知后”作为革命派的理论，为最终解决知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打下良好基础。
　　章太炎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7](P180)虽然“革命以开民智”以“行先知后”为逻辑前提，“知”与“行”依旧分离，不是“知行”关系的科学解释，但他所谓的“革命”无可否认地是社会实践的一种，所以，这一命题具有实践产生认识的含义。
　　“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关于知行关系的着名命题，其批判锋芒直指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惰性和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意志衰退。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被其党人视为“理想过高”，“知易而行难”，所以其党人不再按孙中山的理想去继续奋斗。孙中山认为，党人的这种思想反映了中国历史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甚至退化的原因。中国人深受“知难行易”说的影响，孙中山正是针对这种保守主义的思维方式及其对革命的消极影响而进行批判的。孙中山总结了哲学史中“知行”之辩的成果，试图克服“知先行后”或“行先知后”的片面性，将“知行”的不同关系看成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他说：“曰不知而行之时期，曰行而后知时期，曰知而后行之时期。”[2](P201)这是对“知行”之间相互转化关系的认识。虽然因没有社会实践观，没有对实践的科学解释，“知”和“行”依然是交替出现的两个阶段，但是，把认识和实践当作一个过程看待，并认识到二者间的转化关系，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把握二者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论准备。所以，孙中山的“知行观”最接近科学地解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它是“革命以开民智”说的充分发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认识论的最高成就。
　　 三、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趋势及其意义
　　一般说来，没有社会实践观，历史观和认识论必然是分离的，承认认识是发展的并不等于历史观与认识论是统一的。但是，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中，进化论普遍被视为世界观，同时也是分析一切问题的方法，所以，当运用进化论观点谈及人的认识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到人的认识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1.社会主体与认识主体统一于人民
　　严复说：“国家社会无别具独具之觉性，而必以人民之觉性为觉性，其所谓国家社会文明福利，舍其人民之文明福利，即无可言。”[1]（第二册，P314-315）所谓“觉性”是指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而“文明福利”是指生产水平和富裕程度。这两者当然不是抽象实体，而是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体之上的人类进化的程度。“以人民觉性为社会觉性”涉及了社会主体与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人民身上达到统一。“以人民之福利文明为社会之福利文明”是说，人民既然创造了财富就必须享有财富，人民的富裕程度代表社会的富裕程度，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就表观了社会的觉悟程度。这种重视人民的观点体现了对社会历史与人的认识和实践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认识。对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肯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原理之一，是社会实践观的必然结论，所以，严复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2.历史发展与认识发展的一致性
　　章太炎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被进化论历史观理解为历史发展动力的“竞争”，同时也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动力。竞争使人类进化，而这进化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人的意识的发展，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所以，在进化论哲学中社会发展与人类自身发展是一回事。结合章太炎“人之竞以器”的命题便可以看出，他已经感觉到人类历史观与人的认识论之间存在共同基础。
　　孙中山说：“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2](P199-200)虽然，其中的“知”与“行”是分离的，依然不是社会实践观，但他把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与人的知行关系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而这种变化又反映了人的能力的提高，这显然是合理的。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到人的行为水平由本能的不知而行发展到自觉的知而后行，这比“竞争以生智慧”的命题更明确地表现出历史观与认识论走向一致的趋势。但是，由于进化论哲学的局限，他毕竟未能发现社会存在的发展同时也是人类的认识发展的现实基础——社会实践。而没有社会实践观，就不能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动力，无法统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历史观与认识论也就无法统一。然而，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已清晰地意识到历史与认识之间共同的现实基础，中国近代哲学已迈向现代哲学的门槛，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迅速传播提供了极好的思想理论条件。
　　 3.中国近代哲学的历史观与认识论成就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8](P544)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就因为它是应中国近观代社会的迫切需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基础上，以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为前提而形成的。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和近代哲学都未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单凭自身无法为中国革命提供指导思想，但它的优秀成果毕竟为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背景。而且，中国近代哲学的理论不足所造成的实践失败，强化了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热切需求，从而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近代哲学的起点是西方进化论思潮的传入，中国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革命飞跃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与近代哲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与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中，实现了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
　　收稿日期：2002-01-04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80～86B5中国哲学傅小凡20022002“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又要能够把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中国近代哲学的争论集中于历史观与认识论两个领域，并且表现出两大领域走向一致的趋势。虽然，中国近代哲学自身没有社会实践观，因而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但其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做了理论准备。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认识论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conception of history/epistemology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Epistemology in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FU Xiao-fan"Where is China going?"is the central question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To answer this question,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laws of socio-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mbine this knowledge with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epistemology have therefore become a focus of discussion for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ers,and there was a tendency that these two domains were go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Although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did not have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 and consequently could not solve the problems confronting China,its achievements worked well as theoretical condition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傅小凡(1957-)，男，辽宁辽中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作者：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80～86B5中国哲学傅小凡20022002“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又要能够把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中国近代哲学的争论集中于历史观与认识论两个领域，并且表现出两大领域走向一致的趋势。虽然，中国近代哲学自身没有社会实践观，因而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但其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做了理论准备。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认识论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conception of history/epistemology

网载 2013-09-10 21: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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