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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04)01-0084-15
    藏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人口众多，居住地域辽阔，语言使用情况复杂，除90%使用藏语外，还使用嘉戎、木雅、扎巴、却域、史兴、纳木义、古戗、舒兴、尔苏、＠①等语言，而且还使用别的民族的语言，如羌语、普米语等。藏族有7世纪左右创造的文字，历史悠久，文献浩瀚，是创造、继承、发展藏族文化的重要工具。藏族有语言文字研究的历史传统，在丰富的文献宝库中，语言文字研究的着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传统上将藏族的语言文字研究称为藏语和藏文研究，这是不准确的。第一，正如上文所述，藏族并不只使用一种藏语，而是使用多种语言，统称为藏语不够准确；第二，一般所谓的藏文研究主要是指文法研究，由于藏族受印度语言文字研究传统的影响，所谓的“文法”包括了语法、语音、文字和正字法等多种内容。因此，准确地说，藏语研究应该是指现代藏语、古代藏语（包括传统所谓的藏文和古藏文研究（注：在中国，古文字研究是一个糊涂概念。本来，古文字是指与现代文字相对而言的，而且主要应该是指文字体系。“古”应该是文字创造年代的时间概念，因为有些文字是现代创造的。而中国的所谓古文字，大体是指比现在通行的文字更古老的文字，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既用它排除现代创造的文字，也用它排除有更古文字的古代创造的文字，使用的是矛盾的双重概念。而且语言和文字都分不清，不仅包括文字体系的研究，而且包括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内容的研究。所谓的古文字，对藏文来说，尤其糊涂。藏文是7世纪左右创造的，虽然经过几次改革，但改变的内容不大，文字的体系和结构更没有很大的变化，或者说，与现代通行的藏文比较来说，没有一个更古老和体系差别较大的古藏文体系。因此，由于作为拼音文字的藏文是在古代藏语的基础上创造的，所谓古藏文研究主要是年代较久远的藏语书面语的研究，或者说是历史较远的古代藏语研究，与文字体系没有太大的关系，更不是专指文字学的研究。））的语言学研究，藏文研究应该是指藏文的文字学研究。传统的藏语文研究主要是以藏族为主体进行的，内容包括文法、正音、正字、修辞、翻译和诗歌韵律等方面，并以文字学习、古籍解读、佛经翻译为主要目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文献资料。由于藏语和藏文的关系与五四运动前的汉语和汉文的关系一样，语、文脱节，即写的是“文言”，说的是“白话”，因此，按上文的观点来说，这些研究都是古代藏语和文字学的研究，也就是历时语言的研究，而不是共时语言的研究。这种研究传统在藏族大多数学者中一直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以前，汉族和其他民族对藏族语言文字研究也主要是文字和书面语，最早是为了传译，编写一些对照词汇，如《龙威宝书》、《西域同文志》和《五体清文鉴》之类的对照辞书；后来是佛学界，以学习藏传佛教为目的，编写一些简单的课本和字典。此外，就是张怡荪编的《藏汉集论词汇》、《汉藏语汇》和《藏汉大辞典资料本》（新中国成立前未完成，新中国成立后重编出版），也都以文献资料为对象，属于古代藏语研究的范畴。称得上语言学研究的只有于道泉从藏文翻译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一书（注：于道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M]，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1930年。金鹏：《Etude Sur Le Jyarung》（嘉戎语研究），《汉学》第3辑3-4期合刊，1949年。）前言中赵元任对拉萨话的粗糙记音和金鹏对嘉戎语的描写研究。可见，真正使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从语言学角度对藏族语言文字进行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可以这样说，藏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传统研究和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现代藏语、古代藏语和藏文文字学的研究，构成了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贯彻和实施，随着藏语文地位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各民族院校藏语文课程的设置、有关民族语文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各种民族语文研究杂志的创办，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仅逐步扩大了研究范围，从书面语研究扩展到口语研究、方言研究、直到藏族所使用的其他有关语言的研究，而且迅速提高了研究水平，以现代科学语言学的理论将语文学研究水平提高到科学语言学的研究水平。无论在藏语的结构研究、使用研究还是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辞书编纂、语音研究、方言研究诸方面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和发展，直接影响到藏民族素质的提高，影响到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支强大的藏、汉和其他各族学者组成的科研队伍，他们为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拓、提高和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为丰富藏族的文化宝库、推动国际藏学研究和中国民族语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已经风风雨雨50年。事实上，前10年所进行的基本上是创建学校、培育人才、组建机构、收集资料等进行研究准备的基础建设工作，再去掉10年浩劫，真正进行科研工作时间大约30年。在短短的30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本文将分现代藏语、古代藏语、藏文文字学和新世纪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等四个方面进行介绍和探讨。本文以藏语和藏族独立使用的语言为主。讨论到的专题，以专门的着作和专题论文为线索，包含在语言调查报告和概况一类介绍性和描写性文章中的观点恕不引述、介绍和讨论。
    　　一、现代藏语研究
    　　1.语言调查和识别
    中国的藏族主要分布在四省一区，地区辽阔，语言复杂。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内外除了对90%的藏族使用的藏语有所了解外，对10%的藏族使用的语言除嘉戎语等少数语言外，几乎一无所知。1956年为了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和教育问题，调查了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制订语言政策和规划，推动语言研究，国家抽调700余人组成7个工作队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语言普查，其中第七工作队即主要调查藏语和藏族使用的有关语言。第七工作队包括地方协助调查的人员，前后参加调查的将近200人，对四省一区的藏语进行了全面的普查，调查方言约100余点。此外，对藏族使用的嘉戎语和羌语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共调查方言土语约四五十个点。对门巴、珞巴等语言则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注：金鹏主编：《藏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孙宏开：《羌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为撰写藏语简志，又对藏语各方言进行了重点核查和补充调查，特别对卫藏方言的拉萨、日喀则、山南、亚东、那曲等地的藏语进行了重新调查；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人员深入西藏边境地区对门巴、珞巴和＠①人的语言进行重点调查；（注：陆绍尊：《错那门巴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张济川：《仓洛门巴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欧阳觉亚：《珞巴族语言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孙宏开等：《门巴、珞巴、＠①人的语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林向荣：《嘉戎语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瞿霭堂：《嘉戎语》[M]，《中国少数民族语言》[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80年代，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先后对川西地区的语言进行调查研究，上文所述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中，除嘉戎、羌和普米等语言外，大多是这一时期发现和调查的。（注：黄布凡：《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J]，《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孙宏开：《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A]，《西南民族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西藏社会科学院还对藏语的方言，如卫藏方言的阿里地区的藏语、聂拉木地区的夏尔巴藏语、工布江达地区的巴松藏语进行了补充调查。（注：翼霭堂、谭克让：《阿里藏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瞿霭堂《夏尔巴话的识别》[J]，《语言研究》，1992年第2期。瞿霭堂等《卫藏方言的新土语－巴松话》[J]，《民族语文》1989年第3期。）通过这三个阶段的普查、重点调查和补充调查，初步弄清了藏语的方言和藏族使用语言的情况。所以说“初步”，是因为藏族分布地区辽阔，方言和语言的使用情况十分复杂，上述各阶段进行的调查，限于人力和物力，基本上还只是补充的性质，调查的范围和深入的程度与实际情况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无论藏语方言和藏族所使用的语言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进行调查。即以笔者80年代所调查的卫藏方言巴松土语而言，两个村子相距一二十里却彼此不能通话，遑论川、滇、甘等省的康方言使用地区、藏北地区、林芝地区等，或民族杂居语言复杂，或地区辽阔尚未调查，方言土语乃至新语言的再发现应是意料中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还进行了全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其中包括了对藏族使用的藏语和藏文以及其他语言情况的调查，对藏族语言文字的规范、规划和教育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9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对语言文字使用的活力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其中同样包括了藏语。通过科学的量化手段，进行评测，为研究藏语的运用和国家研究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注：黄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
    对于藏族所使用的藏语和其他语言进行补充调查，本身就包含着语言识别的意义，即识别所调查的语言是藏语的方言还是一种新的语言。比如上述的阿里藏语、夏尔巴藏语和巴松藏语的调查和识别，结果确定为藏语的不同土语，不是新的语言。事实上，语言的识别远比上述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白马藏语、道孚藏语、尔龚语、观音桥话、错那门巴语等的调查和识别都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对嘉戎语与藏语的关系，即嘉戎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还是藏语的一种方言，都有不同看法。这涉及到语言和方言差别的理论、调查的资料、比较的方法、研究者对比较语言的熟悉程度和研究的水平等多种复杂因素。由于研究这些新发现和调查的方言和语言的人员少，调查和研究的时间短，收集的资料还不够丰富，对进行科学识别来说，任务还比较艰巨，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注：参见上引黄布凡和孙宏开关于川西地区语言调查情况的报告。瞿霭堂：《嘉戎语的方言》[C]，《民族语文》1990年第4-5期。黄布凡等：《白马话支属问题研究》[J]，《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观音桥话语属问题研究》[A]，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和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台北，1999年11月。张济川《白马话和藏语》[J]，《民族语文》1994年第2-3期。王建民等：《安多话嘉戎话对比分析》，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M]，《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瞿霭堂：《中同的民族与语言》[J]，《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孙宏开：《语言识别与民族》[J]，《民族语文》1988年第2期。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J]，《民族学报》1983年第3期。）
    　　2.方言学
    藏语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如嘉戎语、羌语、普米语、＠①语等都有方言的差别，这些语言大多没有进行过深入和广泛的调查，仅就初步了解来说，内部的差别也是较大的。方言和语言的识别，不仅中外观点殊异，国内的看法分歧也很大。应该说这是语言学中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同国家的研究都按照自己的语言实际有不同的研究传统。国内不同语言的方言研究同样根据不同的语言情况，并无统一的分类标准。过去的研究大多偏于定性，近年来出现定量的研究方法，比如通过词阶比较或综合的量化标准进行定量分类。但由于对量化项目的价值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对不同项目的定值同样会发生分歧，因此，量化的方法也不能作为一种硬标准取得统一的认识。在方言研究界，特别是中国的方言研究界，至少有以下几点比较统一的看法：第一，不同语言的方言划分不一定要有统一的标准，换句话说，要按照语言的实际情况区别方言；第二，宜粗不宜细，特别对方言差别大的语言来说，这个原则尤其重要；第三，方言划分是类型学的划分，应以语言的结构特征为主要划分标准；第四，语言之外的种种因素，特别是社会因素、民族因素等是划分方言的重要参考因素，但不能是决定因素；换句话说，要确立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类的方言与语言学方言之间的不同概念，确立语言学方言概念的独立性，摈弃语言和方言不能区分的错误观点。笔者在语言识别和划分藏语、嘉戎语方言时，除了贯彻上述一般原则外，也提出一些新的划分原则，比如“非等量原则”，“即不同语言识别和方言土语划分在结构标准的掌握上是不等量的，这是根据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不同的差异程度以及参考使用这种语言或方言的人的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确定的。这个原则体现在语言识别上，就是‘从远不从近’的原则，因为语言识别既关系到历史分类，也关系到类型分类，具有交叉性。比如白语的识别，就现代白语的结构来看，与汉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有人认为白语是汉语的一种特殊方言，但参考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我们认为白语应认定为一种藏缅语言；再如我们在识别白马话、夏尔巴话、巴松话时，同样使用了这样的原则，从现代语言状况来看，这些话与藏语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但不同的一面小于相同的一面，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定性的手段，纯粹结构原则的论证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果参考了历史、民族和文化等因素，这些话认定为藏语的方言就顺理成章了；‘非等量原则’体现在方言和土语划分上，就是‘从合不从分’的原则，这与汉藏语言的方言不仅分歧大而且分散的特点有关，也与方言分类的目的性有关。像汉语、彝语、苗语、藏语等方言分歧大而情况特别复杂的语言，如果按照‘等量原则’，恐怕会划分成三五种语言或十几种方言。以藏语来说，康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差别与卫藏、安多方言内部的差别是‘不等量’的，也就是说，康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卫藏和安多方言内部的差别。如果按‘等量原则’，康方言内部恐怕还能划分出三个五个方言来。比如康方言内部的卓尼话（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来源于卫藏方言，后来与当地的康方言融合，成为一种与周围康方言的土语很不相同的特殊土语。由于历史来源和发展线索清楚，作为康方言的一个土语远比作为一个独立方言要科学和合理。”（注：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
    藏族的历史文献中早就将藏语分为卫藏、康和安多三个方言。新中国成立后，对藏语进行了全面普查，经过研究，依然按照藏族的传统，将藏语分为三个方言，只是进行了细化和科学化，包括确定了方言的分布地域和进一步划分了方言下一层级的土语。如卫藏方言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的大部分地方；康方言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方；安多方言分布在甘肃省、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乐都县的部分地方以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部分地方。西藏自治区的藏语除改则、班戈、聂荣、申扎、安多、那曲等地属于康方言的西部土语，昌都、波密、察隅、墨脱等地属于康方言的东部土语外，主要属于卫藏方言。卫藏方言有五个土语：前藏土语分布于拉萨市、山南专区；后藏土语分布于日喀则专区；阿里土语分布于阿里专区；夏尔巴土语分布于聂拉木县樟木口岸；巴松土语分布于工布江达县错高和雪卡乡。藏语的康方言除上述少数地方外，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外，也分五个土语：东部土语主要分布于德格、甘孜、康定、雅江、丁青、理塘、巴塘、乡城、稻城等地；南部土语分布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西部土语分布于西藏自治区境内；北部土语分布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卓尼土语分布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迭部县；舟曲土语分布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藏语的安多方言分布在甘肃、青海和四川三省，分四个土语：牧区土语分布于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部分地方；农区土语分布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乐都县部分地方；半农半牧土语分布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道孚土语分布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炉霍县。
    藏族总人口459万（1990年统计），90%以上使用藏语。藏语三个方言中，卫藏和安多方言差别较大，基本上不能通话；康方言介于两者之间，东部土语和南部土语较接近卫藏方言，其余四个土语较接近安多方言，但它分别与卫藏和安多方言通话都相当困难。卫藏和安多方言内部各土语之间的差别较小，一般来说，彼此通话不成问题。但卫藏方言的夏尔巴土语和巴松土语都比较特殊，与其他土语不能通话。康方言内部比较复杂，土语之间的差别较大，彼此通话有一定的困难。这是就一般而言的，具体情况还要复杂得多。藏语三个方言之间语音、语法、词汇上都有一定差别，但以语音差别为主；其次是词汇和语法。土语之间的差别主要是语音，其次是词汇，语法差别较小。三个方言和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词汇差异概括来说，卫藏、康与安多方言的非同源词约30%左右，卫藏与康方言的非同源词约20%左右。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非同源词一般是10%左右，差别大的也能达到20%，个别情况像夏尔巴土语、巴松土语都超过20%。语音差别主要表现在浊辅音和复辅音声母、单元音韵母、辅音韵尾和声调的差异上；语法差别则主要是动词的屈折形态和助词的差异。（注：瞿霭堂：《藏族的语言和文字》[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当然，对藏语方言的分类也有不同的看法。（注：张济川：《藏语方言分类管见》[A]，《民族语文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由上可见，藏语方言的划分还是比较粗糙的，这不仅因为我们遵循上述的有关原则，而且因为尽管对藏语进行过比较全面的普查，但由于藏族居住地区广大，语言使用情况复杂，一次普查和多次补充调查还不可能完全掌握藏语的全部使用情况，特别是康方言分布地区，语言和方言的分布尤其复杂，还有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要做。即使以方言内部比较统一和调查得比较深入的卫藏和安多方言来说，同样有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必要。比如夏尔巴话、巴松话、白马话等都是近几年才发现和补充调查的。尽管还有这些不足之处，但藏语的方言学研究依然无庸置疑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各民族学者对藏语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进行大规模、全方位、长时间地深入四省一区实地进行艰苦卓绝的调查和研究，世人根本无法如此全面地窥见藏族语言使用的面貌，遑论编绘诸如《中国语言地图集·藏语方言图》这样的比较科学和精确的方言地图，（注：瞿霭堂、谭克让：《中国语言地图集·藏语方言图》[M]，香港朝文公司，1987年。）编纂《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注：于道泉主编：《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A]，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安多藏语口语词典》（注：华侃、龙博甲：《安多藏语口语词典》[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杨士宏：《一河两江流域藏语方言汇要》[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年。）这样规模较大的方言辞书了。
    嘉戎语是部分藏族并用的一种语言，与羌、普米等语言同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主要通行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雅安专区部分地方，使用人口约15万，占藏族总人口的3.8%。嘉戎语是藏语支乃至藏缅语族中一种极富特点的语言：1)它是藏语支语言中惟一较完整地保留古老特征的语言，如复杂而规律的复辅音声母系统以及包括古老前置结构和人称、从属范畴的语法系统，是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宝贵资料；2)方言复杂，分歧较大，以致有人认为嘉戎语的西部方言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称道孚语或尔龚语）（注：黄布凡称道孚语，见《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J]，《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孙宏开称尔龚语，见《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J]，《民族学报》1983年第3期。），因而是方言划分和语言研究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实例；3)具有复杂的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如各方言中藏语借词多达30%-40%，在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与使用藏语的藏族又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而有人认为嘉戎语不是独立的语言，而是藏语的一种方言（注：王尧：《藏语mig字古读考——兼论藏语声调的发生与发展》[J]，《民族语文》1987年第4期。并参见上引王建民等：《安多话嘉戎话对比分析》，成都：四川人民族出版社，1992年。）。这是方言划分和语言识别研究的又一新的课题；4)由于上述复杂的语言情况和历史文化背景，造成了发生学分类的困难，有人认为嘉戎语属于藏语支，有人则认为应属于新设的羌语支。（注：参见上引黄布凡、孙宏开文。）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对汉藏语言发生学分类研究有推动作用。
    嘉戎语可以划分为东部、北部和西部三个方言。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阿坝州的理县、汶川县、小金县、马尔康县和金川县的大部分地方，又可分为马尔康、理县、大金、小金四种土语，使用人口约9万；北部方言主要通行于阿坝州马尔康县卓克基区大藏乡、沙尔乡和草登区的草登乡、大维乡和日部乡，又可以分为大藏和草登两种土语，使用人口约1万；西部方言主要通行于阿坝州金川县中寨区、壤塘县上寨区和马尔康县松岗区木尔宗乡、甘孜州丹巴县格什扎乡、丹东乡、八旺乡和东古乡、道孚县的城关区和瓦日区的瓦日乡、下甲乡和木茹乡以及八美区的沙仲乡，又可分为中寨、上寨、丹巴三种土语，使用人口约4万5千（注：西部方言的人口数字引自上文所引黄布凡文。）。嘉戎语方言差别较大，一般来说，互不通话。以方言内部来说，东部方言各土语基本能通话，北部方言土语间通话就有困难，至多能懂一半左右，西部方言各土语间基本不能通话。嘉戎语方言或土语的差异，就语言结构来说，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较明显的反映，尤其是词汇和语法。从差别的程度来说，东部方言与西部方言差异最大，北部方言居中而更接近东部方言，换句话说，北部方言与东部或西部方言的差异远小于东部方言与西部方言的差异，北部方言与东部方言的差异又小于与西部方言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地理位置相合，即离得越远，差别越大。如北部方言地理位置居中，与其他方言的差异也居中，而东部方言东端的理县土语与西部方言的差异就大于中部马尔康土语与西部方言的差异。
    从上述“从合不从分”的原则出发，在语言和方言识别中，我们提出“方言链”的概念，即如果两种方言的差别较大，使用结构定性的手段难以确定的时候，应该考虑“中介方言”，即在这两种方言之间是否还有一种或数种与这两种方言都能发生关联的方言。“中介方言”是通过与上述两种差别较大的方言的比较，都能确定为方言差别的方言。如果有这种“中介方言”，那么就与这两种差别较大的方言形成“方言链”，将这两种差别较大的方言“链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也就可以认定这两种差别较大的方言是方言差别，而不是两种独立的语言。我们认为所谓的“尔龚语”是嘉戎语的一种西部方言，就是因为虽然这种所谓“尔龚语”与嘉戎语的东部方言差别较大，但有北部方言作为“中介”，就将东西部方言“链接”起来，因为通过按照结构原则的比较，北部方言与东部方言和西部方言都只是方言的差别。加之，参考使用所谓“尔龚语”的人的历史、民族和文化等因素，就更能进一步说明它作为嘉戎语的一个方言而不是独立语言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注：瞿霭堂：《嘉戎语的方言》[J]，《民族语文》1990年第4-5期。林向荣：《嘉戎语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3.语音学
    现代藏语的语音研究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揭示藏语的语音特点；第二，丰富和促进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声调、复辅音声母和韵母。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特别是音系学研究，由于独特的语言结构、悠久的文化背景、优秀的学术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功利目的，形成了独立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藏语语音研究自不例外，同样“遵循三条原则：第一，纵横相交的历史原则，即将语音放在共时和历时的相交点上，视作纵横共现体，是一种开放和发展的系统功能研究，比如塞擦音声母的单纯性、入声调类的独立性、汉语舌面塞擦音的音位功能性、藏语元音长短的附属性等方面的研究，都是根据这种历史和发展的观点；第二，主次相关的功能原则，即根据语音的出现和使用频率、语音在系统中的地位和语音之间的关系，确定语音的功能属性，比如借词音位的确定，嘉戎、珞巴等语言声调的功能性质，拉萨藏语鼻音前置辅音等方面的研究，即遵循这种语音的功能价值观；第三，动静相联的系统联系原则，即将语音的动静两种状态结合起来，也即将独立状态和系统状态结合起来，揭示语音的系统结构功能属性、语音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变化规律。比如语音的协和与联音变化、音变和变音的关系、本调和变调的关系、音位与变体的关系等研究，都建立在这种过程观的基础上。”（注：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语音篇·汉藏语言的音系学》[J]，《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因此，严格来说，藏语语音极少有单纯的描写研究，大多是将描写、历史和功能结合起来的研究。
    声调　声调是汉藏语言的一个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是对音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因此，中国有研究声调的历史传统。藏语的声调研究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一是声调产生的时间晚，大约在8-9世纪之间；二是声调的变化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三是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四是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五是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六是保留了可资比较的无声调方言；七是有7世纪左右声调产生之前的书面文献。这样的条件不是其他汉藏语系的语言都有的，于是藏语声调的研究对汉藏语系语言声调的研究，特别是声调发生和发展的研究就有了重大的意义。
    中国藏语声调研究大体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声调的综合描写和历史比较研究，即全面描写现代藏语方言的声调类型，并在构拟藏语古调类的基础上研究声调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探讨声调与声韵母的历史制约关系；（注：瞿霭堂：《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J]，《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黄布凡：《藏语方言声调的发生和分化的条件》[J]，《民族语文》1994年第3期。）第二，研究藏语方言的声调，比如拉萨话、卓尼话、夏尔巴话的声调，主要描写声调的系统和探讨声调与声韵母的历史制约关系，即声调的发生和变化的研究；（注：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J]，《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瞿霭堂：《卓尼藏语的声调及声韵母的关系》[J]，《中国语文》1962年第7期。谭克让：《夏尔巴藏语的声调系统》[J]，《民族语文》1987年第2期。《藏语拉萨话声调分类和标法刍议》[J]，《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第三，研究藏语方言声调的变调规律；（注：瞿霭堂：《藏语的变调》[J]，《民族语文》1981年第4期。谭克让：《藏语双音节词调类型》[C]，《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四，研究藏语的调值，通过藏语的模式变调以及方言声调类型的比较，参考声调较后产生的康方言的声调，特别是作为方言岛的夏尔巴话的声调，构拟藏语古调值，并通过古调值探讨藏语声调的发生和发展；（注：瞿霭堂：《藏语古调值构拟》[J]，《中国语言学报》1989年第4期。）第五，进行藏语声调的实验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声调性质的实验，即通过对单字调和双字变调的实验，以实验的数据，为确定声调的音系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拉萨话字调中的12调和24调、变调中的11调的确定，也即对原来听辩的纠正，就是实验的成果；（注：胡坦等：《藏语（拉萨话）声调实验》[J]，《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二是对声调与音节关系的实验，确认了藏语长短调与长短音节的关系；（注：谭克让、孔江平：《藏语拉萨话元音、韵母的长短及其与声调的关系》[J]，《民族语文》1991年第2期。）三是对声调产生的嗓音机制和感知所做的实验。（注：江荻：《论藏语声调高低分化的噪音机制》，《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语音学研讨会论文集》[C]，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8年。孔江平《藏语（拉萨话）声调感知研究》[J]，《民族语文》1995年第3期。）
    藏语的声调研究不仅为藏语声调的定性和定位、发生和发展等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研究具有推动的意义和借鉴、启发的作用。
    藏族所使用的语言中，嘉戎语的声调研究也曾经是一个热点。嘉戎语是藏缅语族中一种语音系统极为复杂的语言，按汉藏语系语言声调发生是语音简化的一种代偿现象的规律，嘉戎语周边大多语言也没有声调，或者说没有语言接触发生声调的条件，声调的产生缺乏必要的基础。但事实上，嘉戎语中的确有极少数词或语法成分有以音高区别意义的现象。因此，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嘉戎语是否具有声调系统就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一种观点认为“梭磨话（嘉戎语东部方言的一种土语——引者注）每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尽管声调在大多数词中都不是区别意义的惟一要素，但固定的声调都是区别不同音节的特征（或称要素）之一。由于梭磨话的每一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说这种话的人已有区别声调的语感，因而任何一个音节，如果不按其固有的声调去念，就会出现错义或歧义，至少会被认为不是纯正的梭磨话。我们认为，音节有无固定的声调乃是确定一种语言有无声调的关键因素。因为，音节的声调固定后，声调就已成为不同音节的区别性特征之一，其区别意义的功能将逐渐由弱变强，由少到多。这就是说，音节有了固定的声调之后，这种语言就已完成了由无声调向有声调的过渡。这是一种质的变化。”（注：戴庆厦、严木初：《嘉戎语梭磨话有没有声调》[J]，《语言研究》1991年第2期。）另一种观点认为“从音系特征来说，嘉戎语的声调与音节关联的不稳定性，词调表达方式的多样性或无系统性，缺乏单音节的辨义功能，声调与声韵母也没有固定的关联，与汉藏语言声调音系学特征的音节性、辨义性、羡余性多不相合。”嘉戎语自然是无声调语言。（注：瞿霭堂：《论汉藏语言的声调》[J]，《民族语文》1993年第6期—1994年第1期。林向荣：《关于嘉戎语的声调问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这涉及到资料收集、声调和音系学的理论、对汉藏语言声调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等多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复辅音声母　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点。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繁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还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
    藏语复辅音声母的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综合的研究，即通过藏语各方言的材料，探讨复辅音的性质、结构和类型，描写各方言中复辅音声母的现状，并通过与藏语书面语的比较，研究复辅音声母的发展和变化；（注：瞿霭堂：《藏语的复辅音》[J]，《中国语文》1956年第6期。江荻：《藏语复杂声母系统及复杂演化行为》[J]，《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一种是对藏语个别方言复辅音声母的研究。内容与上述基本相同。如对安多方言复辅音声母的研究。（注：华侃：《甘南夏河、玛曲藏语中复辅音声母的比较》[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安多方言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的演变情况》[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王青山：《天峻藏语复辅音的特殊现象》[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此外，也有人做了相关的实验研究。（注：孔江平：《道孚藏语双擦音声母的声学分析》[J]，《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
    韵母　古代藏语的单元音韵母和韵尾都与原始汉藏语言的韵母比较接近，而且现代藏语有的方言中还比较相近地保留了这些特点。因此，藏语韵母的研究对整个汉藏语言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上古汉语的语音研究，无论是声母或韵母研究都不能没有藏语语音研究的帮助。藏语韵母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韵母性质、结构、类型和历史发展变化的研究。这是一种综合的研究，以全面揭示藏语韵母的面貌为目的，既有以整个藏语方言土语为对象的，（注：瞿霭堂：《藏语韵母研究》[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瞿霭堂：《藏语韵母的演变》[J]，《中国语言学报》1983年第1期。）也有以一种方言为对象的；（注：瞿霭堂：《藏语安多方言韵母演变情况提要》[C]，《民族语文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二是研究藏语的复元音韵母。藏语的真性复元音韵母在整个汉藏语言中是绝无仅有的，它在感知上是一个单位，却有两个等重的响点，与假性复元音有明显的差别。（注：瞿霭堂：《藏语的复元音》[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谭克让：《阿里藏语的复元音》[J]，《民族语文》1980年第3期。）有人还对这种真性复元音做了语音实验，为这种复元音的定性和定位提供科学依据；（注：董颖红：《藏语真性复合元音的声学特征分析》[C]，《现代语音学论文集》，北京：金城出版社，1999年。）三是研究与韵母有关的音节减缩现象。藏语音节减缩现象除与声调有关外，主要涉及到新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的产生，特别是真性复元音韵母的产生、韵母配列的重构、韵母的链变等多个方面。应该说是藏语语音重要特点之一。（注：谭克让：《阿里藏语构词中的音节减缩现象》[J]，《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阿里藏语语法形式上的音节减缩现象》[J]，《民族语文》1983年第5期。）
    语音演变的理论　不同语言的发展和演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些相似性和差异性共同构成了语音发展演变的理论。比如连续音变论、扩散音变论、叠置音变论等。藏语的音变理论研究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领域。如从音变的类型（注：胡坦：《藏语历史音变的几种类型》[C]，《民族语文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音变与语素的关系（注：胡坦：《藏语的语变异和语音变迁》[J]，《民族语文》1984年第3期。瞿霭堂：《藏语中的异根现象》[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音变原理（注：胡坦：《略谈规则和例外》[J]，《民族语文》1993年第4期。江荻：《论语音对应关系中音值差异的成因》[J]，《民族语文》1996年第6期；《论语言演化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中国民族语言论丛(2)》，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方面对藏语语音演变进行研究。
    　　4.语法学
    藏语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在语法上有以下特点：(1)以动词为中心的句法框架；(2)有比较丰富的形态；(3)具有施动和受动标记；(4)大多为宾动、名形（包括数量、指代）语序：(5)判断、存在动词多形化；(6)动词人称化和方向化。中国有关的语法研究主要是藏语，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独立语言，除嘉戎语外，大多还只有描写性的调查报告，没有专着和专题性的论文。全面和综合研究藏语语法的极少，（注：王志敬：《藏语拉萨口语语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语法体系　主要从“注意汉藏语言的特点”、“整体考虑、照顾方言”和“求同存异”的原则出发，根据“后置表达系统”、“形态简化”、“减缩现象”和“宾动语序”等系统性特点，构建以虚词和辅助动词为框架语法体系；（注：瞿霭堂：《论藏语的语法体系》[C]，《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或者研究语法的类型特征，（注：胡坦：《藏语语法的类型特征》[C]，《藏学研究论丛(4)》，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或者以动词为中心探讨藏语的语法结构。（注：金鹏：《论藏语拉萨口语的特点和语法结构》[J]，《民族语文》1979年3期。）
    形态研究　主要是对藏语动词形态的研究。藏语动词的形态是一种残存的现象，已经没有独立表达语法功能的作用，但却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变化。大体可以分为：研究动词形态的形式类型及其历史发展变化；（注：瞿霭堂：《藏语动词的屈折变化的结构及其演变》[J]，《民族语文》1985年第1期。金鹏：《藏语动词表三时的屈折形态简化的两种途径》[J]，《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藏语拉萨话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的用法》[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藏语拉萨话动词的式及其表达方法》[J]，《民族语文》1983第1期。谢广华：《藏语动词的语法范畴》[J]，《民族语文》1982年第4期。）其次是对动词的时、体、式、态、自主性、重叠功能和判断、存在动词的特点进行的研究。（注：车谦：《藏语动词的自主和不自主》[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王青山：《藏语口语词的重叠与上加成素》[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青海环海区藏语的动词重叠形式》[J]，《民族语文研究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浅谈藏语形容词的语法范畴》，《民族语文研究新探》[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王会银：《藏语拉萨话动词的重叠形式》，《民族语文》1988年第3期；《现代藏语拉萨话形容词的重叠形式》[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仁增旺姆：《重叠方式在安多藏语中的运用》[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谭克让：《藏语动词的自动态和使动态》[J]，《民族语文》1988年第6期。张济川：《藏语的使动、时式、自主范畴》[J]，《民族语文》1989第2期；《藏语形容词级的范畴》[J]，《民族语文》1996年第6期。瞿霭堂：《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J]，《民族语文》1980第4期。江荻：《藏语拉萨话现在时的标记及功能》[J]，《民族语文》1999年第5期。）这些研究都充分体现了现代藏语的形态特征。
    助词研究　助词是藏语语法体系中的一种主要语法手段。是藏语形态变化分析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助词研究成了藏语语法形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藏语的助词研究大多包含在有关着作和语言的描写报告中，专题的研究比较少。（注：谢广华：《论藏语的结构助词》[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王青山：《试析巴塘藏语中的几个结构助词——兼谈人称代词的音变现象》[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句法研究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藏语动词语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语。”（注：胡坦：《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民族语文》1984年第1期。）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有时候，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使用，也会起反作用，“N能否控制V，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N对V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注：胡坦：《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民族语文》1984年第1期。）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可见，从动词的属性（比如“向”）和主语名词的标记（比如格助词）关系着手，是研究藏语句法的一个有效途径。此外，研究某种句式如比较句的结构和特征及其方言差异和古今变化，（注：胡坦：《论藏语比较句》[J]，《民族语文》1985年第5期。）或者研究藏语的复句（注：格桑居冕：《藏语复句的句式》[J]，《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和一般地讨论句法结构（注：谢广华：《拉萨藏语的句法结构》[J]，《民族语文》1985年第6期。）等。
    　　5.信息处理
    藏语的信息处理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解决藏文平台和输入法的问题，而且当前尚处于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的阶段。此外就是建立一些比较简单的数据库（注：鲍怀翘等：《藏语拉萨话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J]，《民族语文》1992年第5期。赵颖、拉热：《藏汉双语藏药检索系统》[C]，《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现代化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和演算程序（注：王维兰、夏吾才让：《藏文历算日月食预报系统的研制》，《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现代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与语言研究有关的，比如自动分词研究（注：罗秉芬、江荻：《藏语计算机自动分词的基本原则》，《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现代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统计用语料的抽样研究等（注：周季文、江荻：《藏语计算机统计用语料抽样文体的遴选》，《中国少数民族语文现代化文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江荻：《书面藏语的熵值及相关问题》[C]，《1998中文信息处理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大多与书面藏语有关。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
    　　二、古代藏语研究
    古代藏语研究原来称藏文研究，概念比较笼统，而且语言和文字不分。藏文是拼音文字，语言基础十分清楚。因此，研究藏文的产生和发展、文字体制和正字法等应是文字学的内容；而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藏文所表述的内容，则应属于古代藏语的研究，研究的是藏文创造年代作为文字基础的语言。传统藏文的研究主要是“文法”，喜饶嘉措大师说过，藏文的文法多如牛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动的比喻。而且正如上文所述，文法研究不能等同于作为藏文基础的语言的语法研究，因为传统文法研究还包括了正字法、正音法、文字学等众多内容。由于我们将原来的藏文研究分为古代藏语研究和文字学研究两部分，因此，下文涉及到传统的古代藏语语法研究时，除将文字学部分排除在外，其他内容不再详细区分，只是将传统的研究称为文法研究，以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的研究称为语法研究。古代藏语研究可以分为辞书、语法、语音和汉藏比较四个部分。
    　　1.辞书
    藏族传统辞书称“正字法”或“正字学”。新中国成立后，限于条件只能先重印了一批如《正字学详解》（注：华康翻译大师：《正字学详解》[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正字学初学》（注：阿尊良巴：《正字初学》[Z]，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58年。）、《藏文正字智者生喜本释》（注：样坚饶白傲错：《藏文正字智者生喜本释》[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传统辞书。藏族传统辞书为了便于记忆，都集词成韵，简于注释，连续排列。1957年民族出版社约请法尊法师和张克强从藏文翻译成汉文并补注出版了格西曲扎《藏文辞典》，这应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新法编排的藏文辞书。嗣后，出版了一些按传统方法编写的藏文辞书和新法编排的辞书（注：桑热嘉措：《正字学》[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才旦夏茸：《藏汉词汇》[Z]，青海人民出版社，1955-1957年。山木旦主编：《新编藏文字典》[Z]，青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索朗降村：《藏文辞典》[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还出版了新词术语词典和成语词典等。（注：《藏汉新词汇》[Z]，北京：民族出版社，1954-195年。《汉藏对照成语》[Z]，民族出版社，1980年。）1985年出版了享誉海内外的《藏汉大辞典》，（注：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Z]，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获得四川省科研成果一等奖和吴玉章科研基金一等奖等多种荣誉。近年来，为方便学习梵文和翻译、学习藏文古籍，还出版了《梵藏汉对照词典》。（注：安世兴：《梵藏汉对照词典》[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
    　　2.语法
    文法研究　传统的古代藏语语法研究是指文法的研究。据传藏文传统的文法书原有八种，但传世的只有《授记根本三十颂》（简称“三十颂”）和《性入法》（也称“字性缀联法”或“音势论”）两种，成为后世文法研究的滥觞。《三十颂》为偈颂体，四句一颂，以后加字为中心，论述正字法和语法问题，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字母分类和文字结构；第二部分讲述虚词的形式和意义；第三部分是有关后加字的论述，说明后加字的重要性；第四部分论述学习方法。《性入法》也是偈颂体，简明叙述字母分类、缀联规则及其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字性分类，按发音方法将藏文字母分为阴性、阳性和中性等类；第二部分是前加字和后加字的字性分类、缀联规则及其作用。前加字和后加字的字性是按其在音节中的实际发音确定的，因此与上述字母的字性并不完全一致；第三部分论述字性分类和正确缀联的重要意义。这本书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字性和缀联的角度对《三十颂》的注释、疏证和补充。
    藏文的文法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和深厚的底蕴，因此，后世的研究都以《三十颂》和《性入法》为蓝本，特别是术语和有关概念至今沿用不变。新中国成立后，首先重印出版了大量藏族文法名着。（注：司都：《司都文法详解》[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色多：《藏文文法根本颂色多氏大疏》[Z]，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西藏文法四种合编》[Z]，北京：民族出版社，1956年。《语门文法概要》[Z]，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年。《扎得文法》[Z]，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然后撰述新着，从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来说，可以分为四派：第一派是注释派，即严格按照《三十颂》和《性入法》偈句的次序，逐句注释，并对不同观点进行驳辩；（注：桑热嘉措：《文法要义》[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才旦夏茸：《藏文文法详解》[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藏文文法》[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二派为增补派，在上述的注释框架内，对《三十颂》和《性入法》中未曾提到的内容进行补充；（注：贡噶：《藏文文法简要及动词的用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57年。毛尔盖桑木旦：《藏文文法概论》[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079年。）第三派为改组派，即突破原来的框架，进行改组编排，并加以增补扩充；（注：擦珠·昂旺洛桑：《藏文文法讲义》[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9年。扎西旺堆：《藏文文法解释》[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四派为创新派，即完全脱离《三十颂》框架，以通行藏文资料为基础，使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作为藏文基础的古代藏语语法。（注：格桑居冕：《藏文文法教程》[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法国国库司颁发的1988年科研奖；《实用藏文文法》，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胡书津：《简明藏文文法（修订本）》，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新中国成立后，使用不同资料、方法和从不同角度研究和撰写的古代藏语语法书，都取得丰硕成果，有的还荣获国内外的多种奖励。
    语法研究　任何一种语法研究无不与这种语言的语法特点有关。古代藏语的语法是以形态和助词为框架的，因此，古代藏语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两方面，尤其是动词的形态研究。事实上，上述的传统文法研究中大多包括了动词的形态研究，即所谓三时一式的研究。也有专门着述讨论动词形态的。（注：贡噶：《藏文文法简要及动词的用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57年。钦饶威色：《藏文动词释难》[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78年。）当然，还有专门讨论虚词的。（注：央坚朱白多吉：《藏文虚词使用法》[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78年。旦巴：《藏文虚词》[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这些传统的研究，大多从语文学角度出发，意在学习藏文和解读古籍。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研究的，主要研究动词形态的形式、结构和发展变化，（注：瞿霭堂：《藏语动词的屈折形态及其演变》，《民族语文》1985年第1期。）或者研究形态的形式和功能，（注：黄布凡：《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民族语文》1981年第3期。）或者通过方言和藏文文献中动词形态变化的资料构拟古代藏语动词的历史形态变化，（注：江荻：《藏语动词的历史形态研究》，《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或者研究动词屈折形态的语音形式和进行统计分析，（注：江荻：《藏语动词屈折现象的统计分析》，《民族语文》1992年第4期。）或者研究某种形态成分的功能等。（注：罗秉芬：《藏文再后置字－s的功能》[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古代藏语动词除三时一式的屈折变化外，还有自动态和使动态的屈折变化，也是形态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注：格桑居冕：《藏语动词的使动范畴》[J]，《民族语文》1982年5期。）此外，还有对藏语动词语法范畴进行理论探讨的。（注：黄行：《藏语动词语法范畴的相互制约作用》[J]，《民族语文》1997年第6期。）
    助词研究是另一个重要方面，有全面研究各类助词的，也有专门研究一种助词的。（注：车谦、胡书津：《藏语的宾语和结构助词la-sgra》，《西南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集》[C]，成都：西南民族学院，1981年。胡书津：《试谈书面藏语关联词语的两个问题》[C]，《西南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集》，西南民族学院，1981年；《书面藏语“zhing”的用法》[J]，《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书面藏语同体格“de-nyid”浅说》[J]，《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书面藏语“la-sgra”格助词语法意义刍议》[C]，《中国民族语言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基本上都是研究助词的缀联形式和功能。
    　　3.语音研究
    传统的语音研究基本上包括在文法的研究中，比如上述的字性的分类等。以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古代藏语语音的，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由于藏语有拼音文字，因此，古代藏语的语音研究或前溯文字创造以前的语音，或后推文字创造以后的语音。做系统研究的，如利用藏文拼音的特点和传统的语音研究，通过方言比较，构拟藏文创造时期语音系统，（注：格桑居冕：《藏文字性法与古藏语音系》[J]，《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或使用文献资料探讨特定时期和地点的语音问题。（注：黄布凡：《十二、十三世纪藏语（卫藏话）声母探讨》[J]，《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但大多古代藏语的语音研究都包含在语音的历史演变研究中，如上文介绍的复辅音、复元音、韵母、韵尾、（注：谭克让：《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J]，《民族语文》1985第4期。张济川：《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J]，《民族语文》，1982年第6期。罗秉芬：《古藏语复辅音韵尾中d的演变》[J]，《民族语文》1991第3期。）声调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既是现代藏语语音的研究，也是古代藏语语音的研究。藏文是在一定的藏语基础上创造的，所以现代藏语的语音与藏文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但有一些藏文声母的读音在现代方言中发音不一致，或者在同一方言甚至同一种话中的读音都不一致。这种不规则现象引起研究者对古代藏语语音考辨的兴趣，因此，像对*sr-、（注：张济川：《藏语声母*sr的来源和演变》，《中国民族语言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车谦：《吐蕃时期藏语声母的几个问题》[J]，《民族语文》1986年第2期；《从gcig谈起——关于古藏语声母中清塞音、塞擦音送气和不送气问题》[J]，《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phja-、*bra-、（注：华侃：《吐蕃时期phya和bra的读音考》[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lh-（注：张济川：《藏语声母lh－的来源和演变》，《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db-（注：江荻：《藏语db音类的演化过程及时间层次》[J]，《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这些声母都分别进行了专题的研究。
    　　4.汉藏比较研究
    汉语和藏语处于汉藏语系语言的两端，汉藏语系从而得名。汉语和藏语虽然有较大的差异，却有极为明显的同源关系。由于汉语和藏语的发展速度不同，汉语和藏语的比较，对汉藏语言的系属、语音史研究都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也反映了汉藏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历史渊源和亲密关系。这个课题已成为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国对汉藏语言比较也有较多的研究。主要是与古代藏语的比较研究，有关现代藏语的比较研究也在这里附带提及。汉藏比较研究主要是同源词的比较研究，除翻译介绍国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外，（注：包拟古着、潘悟云、冯蒸译：《原始汉藏语与汉藏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国内学者也有较大规模的深入研究。有的还采用了语义比较法等新的同源词识别方法。（注：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J]，《民族语文》1989年第1-2期。《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M]，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薛才德：《汉语藏语同源字研究——语义比较法的证明》[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与现代藏语的比较也基本上是词汇的比较。（注：金鹏：《汉语和藏语的词汇结构以及形态的比较》，《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韩镜清：《现代藏语和汉语在构词方面的共同特点》[J]，《中国语文》1959年第5期。王联芬：《汉语和藏语数量词的对比》[J]，《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邓为群：《汉藏语词义差异初探》[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三、藏文文字学研究
    传统藏文文字学的研究都包含在文法的研究中。近人的研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都从现代文字学的理论和吸取国内外研究的成果出发，突破了传统研究的框架，进行了独立的创新研究。就研究的内容来说，藏文文字学的研究实际上包括三个内容：一是藏文的历史学，即考证藏文的创造年代和创造者；二是藏文的结构学，即研究藏文的字母符号和结构规则，也就是研究文字制度；三是藏文的字源学，即研究藏文是自源文字还是借源文字，如果是借源文字，所借鉴的原始基础文字是什么文字。无论是传统的研究还是现代的研究，重点都在藏文的历史学和字源学，因为藏文作为一种拼音文字，在结构上比较统一整齐，规则比较严谨简明，传统的研究者除了在所谓的“基字”和“字性”等方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外，没有太大的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只存在于概念或解释层面上，并不涉及到文字的结构和体制的实质。（注：张济川：《藏文元音a的表示法》[J]，《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但文字的历史学和字源学两方面则分歧极大，至今没有定论。因此，藏文文字学的研究，可以说基本上就是藏文的历史学和字源学。（注：群培多吉：《藏文源渊初探》[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就藏文的历史学来说，主流观点是藏传佛教的观点，即藏文创造于7世纪，由藏王松赞干布派大臣图弥三菩扎游学印度，学成归来，仿拟印度文字，创造藏文。正楷仿效兰查文字，草书仿效乌尔都文字。但在藏族不同的着名史籍上，对字源字体还有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如《王统世系明鉴》认为源自梵文，《贤者喜宴》认为源自那伽拉文和克什米尔文，《布顿佛教史》则认为源自克什米尔文；第二种观点是苯教观点，认为藏文是仿照象雄文字创制的。持苯教观点的人更进一步从藏族典籍辨伪、文献与文法书规范不一致、藏文与象雄文字形比较等多方面研究，确认藏文源自象雄文。（注：才让太：《藏文起源新探》[J]，《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三种观点从研究印度文字的变迁、文字名称辨正、藏文与梵文不同发展阶段的字体、字形和字母结构规则的比较等，确认藏文源自悉昙梵字。（注：函阔：《西藏文字与悉昙梵字的比较研究》[C]，《少数民族语文论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现在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藏文创自民间，源于梵字，创制和使用早于7世纪，图弥三菩扎是否确有其人待考，如有其人，也只是对藏文进行整理规范，统一书写和使用，但不是藏文的创造者。至于传说中他所撰写的《三十颂》和《性入法》两书，系后人所作或经后人修改，对藏文的规范和统一起到重大的作用。藏文的字源问题，由于印度及其周边地区文字类型和变体众多，字体又比较近似，完全从字形比较入手考证字源，很难得出定论。还有待于考古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共同配合，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外，由于藏文在历史上有过一些改进，即所谓正字法的厘订，在藏文文法的传统研究中都有提及，也有专文讨论。（注：罗秉芬、安世兴：《浅谈历史上藏文正字法的修订》[J]，《民族语文》1981年第2期。瞿霭堂：《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四、新世纪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
    当代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经历了半个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幸作为一个参与者，觉得十分欣慰，也十分骄傲，因为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能赶上世界的研究水平，有些方面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说是辉煌的成就也不为过。当然，在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还很艰辛。因此，面对新世纪，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重视。
    1.重视语言文字的研究　相对于历史和宗教研究来说，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近年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影响到经费额度、人才培养、机构设置、成果公布、研究深度、国际交流等多个方面。近年来已有明显反映。如果不加强领导的力度，重点扶植，政策倾斜，正确认识政治化和专业化的关系，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所取得的优势就将不复存在。
    2.确立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要确立一个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目标，必须充分认识现实和实际条件，主要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藏族社会需要的实际、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现状的实际和人才的实际。脱离实际，再远大的目标和科学的方向，无法实现，也等于空话。这已有历史的教训可以吸取。为了确立科学的目标和方向，我们需要科学地认识和确立三种关系和原则：在古今关系上应以今为主；在国内和国外关系上应以国内为主；在理论和实践关系上应以实践为主。这样的原则，并不影响我们与国际研究接轨，更不影响我们借鉴国外的科学研究成果，也不会影响我们建立藏族的先进文化。因为这是科学的辩证关系，而不是机械的排斥关系。
    3.加强基本建设　上文已经提到，中国藏语的方言调查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的调查，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任务还相当繁重和艰巨，情况不明，资料不足，难以进行深入研究。以语言研究的基本建设来说，如编写拉萨话的科学口语语法、汉藏口语词典、文字口语的对照词典、科学口语教材等，都是基础建设工作的当务之急；以藏文研究的基本建设来说，规范、统一藏文文体，编写统一教材，确立文字统一使用原则，编写新词术语词典；建设藏文开发平台，以便编写藏文程序，藏化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研究和统一输入方法；建立藏文信息处理学科，提高信息处理水平等，都应属于基本建设的范围。
    4.扩大研究范围　以藏语和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来说，除了一般的和常规的研究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强研究：第一，是代表语和通行语关系的研究。鉴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和语言、方言使用的繁杂情况，除了汉语作为族际通用语言外，一个民族内部主要语言的方言之间的关系，以及主要使用语言与所使用的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如确立民族共同语的问题，标准话和基础方言选择的问题等，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藏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同样存在这些情况和问题。比如拉萨话确立为民族共同语，是藏族的代表语言，是中央级的广播和会议翻译、联合国标准化委员会的标准化依据。因此，使用其他方言和语言的藏族就有学习的责任和义务。现实的情况是，拉萨话只在一定的场合或环境中具有通行语的作用，如在不同地区藏族集中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环境中。这就产生了需要深入研究的代表语和通行语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外，就是双语问题，即汉语与藏语的双语问题、藏语与外语的双语问题、藏汉外的三语问题、藏语与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之间的双语问题等，这些问题中既包括了语言问题，也包括了文字问题。语言文字都有选择、学习、并用、兼用、放弃等众多复杂问题。这些问题也关系到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民族团结、民族语言文字平等使用和外语学习的权利等政治性和政策性问题。如果我们不进行深入研究，妥善处理，同样会造成不良后果，直接影响藏族人民整体素质、科学水平的提高以及先进文化的建立和发展。
    5.培养跨学科人才　这要解决三个思想上的认识问题：第一，要打破“族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族语言研究人才的培养出现认识误区，认为民族语言文字应由本民族来研究。科学没有国界，更不应有“族界”，应该吸纳各民族的优秀人才研究藏族的语言文字，解决适应藏族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语言文字的实际问题；第二，要改变知识结构。从上面简单的介绍中可以明显看到，古代藏语的研究者大多是藏族学者，而现代藏语的研究者大多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这不仅是“族界”的问题，而是知识结构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族际交融，古今贯通；其次，要求我们具有跨学科的全面知识，既要学有专长，又要涉猎广博、学识全面、文理兼通。这样才能适应今天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和学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第三，要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余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才断层现象在藏族语言文字研究中已十分突出，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如何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就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任何一种认知或一门学科都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积淀的成果，没有历史继承的学科不能称其为新兴的学科，只能是薄弱的学科。当代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半个世纪的积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有充分利用的价值。
    以上是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所能看到的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昨天”、“今天”和不远的“明天”。
    字库未存字注释：
    　　中国藏学京84～98H1语言文字学瞿霭堂20042004中国作为世界汉藏语言研究的中心，新中国成立的半个世纪以来，各民族学者对藏族的语言文字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本文分现代藏语研究、古代藏语研究、藏文文字学研究、新世纪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等四个部分，介绍和评述中国各民族学者有关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贡献和得失，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以期弘扬藏学和推动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现代藏语/古代藏语/藏文文字学本课题的研究得到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基金和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基金(01JB740006)资助。第五节对于有关汉字的字形和字义分析，得到沈培先生的指正；第六节对于有关语言表达的语义解释规则的构造和形式表示，得到詹卫东先生的指正。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滴石The Function of the Word Sense in Sentence Understanding
  LU Jian-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Peking University 100871)瞿霭堂，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081） 作者：中国藏学京84～98H1语言文字学瞿霭堂20042004中国作为世界汉藏语言研究的中心，新中国成立的半个世纪以来，各民族学者对藏族的语言文字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本文分现代藏语研究、古代藏语研究、藏文文字学研究、新世纪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等四个部分，介绍和评述中国各民族学者有关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贡献和得失，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以期弘扬藏学和推动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现代藏语/古代藏语/藏文文字学本课题的研究得到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基金和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基金(01JB740006)资助。第五节对于有关汉字的字形和字义分析，得到沈培先生的指正；第六节对于有关语言表达的语义解释规则的构造和形式表示，得到詹卫东先生的指正。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滴石

网载 2013-09-10 21: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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