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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1）02—84—03
　　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概念体系，本文言及的文化是就其精神文化而言的。当代中国文化内部的急速分化已经造成文化领域阡陌纵横的局面，其内部差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可以根据渊源长远划分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根据时代性质划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根据传播工具和消费主体区分为士大夫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形态。后三种文化形态恰恰表现了文化权力不断下移和人文精神不断高扬的中国文化形态的历史演变历程。
　　 一、“言文疏离”的古代士大夫文化形态
　　语言和文学是文化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言”是指日常生活用语或口语，“文”是指书面语言。“言文疏离”是中国古代语言和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它之所以能代表古代文化形态的样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汉字在传统文化传播中具有崇高的位置，变成一种统治文化观念。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设“六艺”，说明周代不但有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产生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在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型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使，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这种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变成了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注：参见王宁．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世纪的汉字研究［ J ］． 中国社会科学，1997．（1）．）
　　其次，统治者把“文”和“言”相分离，并以“文”作为统治的工具。中国文学早期的原生状态，可以肯定是言文合一的。然而由于言文合一不免多为方言产品，而在古代社会交流较少的情况下，方言交流和传世又相对有较大的局限，因而在其不断发展中，经过文人学者的雅化，而逐渐成为传世之作乃至教育的工具。春秋战国时期有所谓“雅言”，“雅”是“正”的意思，“雅言”就是正确规范的语言，是大家都应该遵循的语言。孔子在诵读诗书和执行典礼的时候并不是说他自己的家乡话山东话，而是用各地都通行的雅言。这便使言文有所分离。秦统一后，秦始皇鉴于“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影响政策法令的顺利推行，妨碍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命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使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制定字型固定、笔画简省的“小篆”，作为规范文字，推行全国。特别是当时掌握文字的知识分子——士，多变为贵族卿大夫的家臣，成为经典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具有完整的人格精神。他们的人格精神完全是依附于统治阶级并为贵族服务的。恰如陈独秀所批判的那样，“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注：陈独秀．独秀文存（1）［M］．）在这种情况下，用来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文言文，成了贵族享用的特权。劳动人民的文化权利被剥夺，文字也就成了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工具。
　　再次，文人用雅言进行文学创造，使得雅言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早表现为艺术话语同生活话语的分离。在秦汉文学的发展中，赋的形成史表现为文学离开音乐和口传，而走向散文化、书面化的过程——铭刻和书写酝酿出诉诸视觉的文学方式。新的文学方式造就出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新的趣味推动了对于“华藻”和“文辞”的追求，这种追求最终导致了汉赋的产生。因此，赋不仅代表了作家文学的崛起，而且也标志了书面文学的崛起。（注：参见王小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1996． （1）．）
　　综上所述，无论是汉字本身的发展规律，还是统治者控制社会的需要，或者是文人审美趣味的驱动，都促使古代中国社会“言文疏离”的现象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贯穿整个封建社会。虽然自宋代以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需求大增，市民文学从潜滋暗长到广为流行。但官方的交流工具、教育工具，乃至文人雅士的所谓高雅文学，仍然是用那言文互相疏离的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为规范。黑格尔曾说；“理念既然是这样具体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只有通过理念的各特殊方面的伸展与和解，才能进入艺术的意识：就是由于这种发展，艺术美才有一整套的特殊的阶段和类型。”（注：黑格尔．美学（1）［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94．）黑格尔将艺术形式的演变看作是艺术精神演变的结果，这一点以往我们在理论上是认可的。因而，语言文学样式，或者说文化传播样式，同时代文化之间，可以形成互相一致或同构的关系。由此完全可以说，“言文疏离”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形态。并且，借助于对“言文疏离”的语言文学样式相互关系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洞察时代文化的内蕴，从而更为深刻地阐释传统，更为自觉地重构历史。
　　 二、“言文合一”的现代精英文化形态
　　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看，中国近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是由发端于明中叶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革新和西学东渐的潮流逐渐缓慢地发展渗透，后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量变，最终发展到新文化运动的一次思想学术文化的反传统和全面革新的质变。
　　从民族文化矛盾上看，传统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并存、相互对立的矛盾运动，构成传统文化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胡适指出，“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两个趋势，可以说是双重的进化、双重的文学，两条路子”。“一个是上层的文学”，它是贵族文学、文人的文学、私人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它是老百姓的文学。（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近代以来，传统的矛盾不但没有消失，又面临着民族文化的外部矛盾，即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因而中国新文化的创建究竟是一如既往，肯定上层文化，否定下层文化，还是走一条相反的路线，其意义和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从语言文学发展的历程来看，至少明清时盛行的小说已采用当时的白话文，在这些最接近口语的书面语中，较少受到统治思想的规范，它较多地体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感受和欲求。但是，小说的中心化并没有被处于中心意识形态框架中的文化惯例认可，而是原来处在中心位置的意识形态体系在西风东渐中被逐渐侵蚀，在西风东渐中移入，并部分本土化了的新的意识形态走上了中心地位。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是推崇科学与民主的，它赋予知识分子一种启蒙民众的历史重任。正是在这种历史的诉求中，小说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进入了中心地位。因此，走近中心化的近代小说与过去的传统小说的不同点，就是由消闲的、泄愤的、影射之类的创作动机转到了文化启蒙的动机上。
　　由于上述原因，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革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把语言文学的革新与政治的革新联系在一起，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注：陈独秀．独秀文存（1）［M］．）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文学革命获得完全的成功，白话逐渐地用于越来越多的新文学报刊。1921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由此，使得中国传统的“言文疏离”的古代士大夫文化形态，转变为“言文合一”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精英文化形态。知识分子在人格独立的前提下，全面继承了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享有解释历史、评议现实的职业特权，参与对于意识形态的注解和宣传，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国家、政党或抽象而言的社会通过他们垄断传播媒介，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总之，他们处于文化舞台的中心，并形成精英文化的普遍范式。
　　“言文合一”的文学革命，从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远远不止限于文学方面的革新，而更多的是新思想的传播和科学教育普及的需要，它无疑是为国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使整个社会交流思想的工具获得了进步，使人们获得一次语言文学传播工具的彻底大解放。从人文角度看，有两个意义非常重要。一是中国近现代文人自我意识的高涨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促成了不可抑制的文化权力下移的趋势，以文人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取代了以贵族为主角的文化模式。文人自觉地在建立新型文体的过程中，确立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地位。二是文化权力下移，人民群众获得了“共见共赏”的文化权力。恰如胡适所评价的那样，“白话文学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用意气打得倒的。”（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M］． 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5年版．）
　　 三、电子传媒的当代大众文化形态
　　大众文化当下在中国有三种意义指向。它们规定着人们对大众文化的性质、功能和发展方向的基本态度及其实践导向。一是将其视为“市井文化”或者“市民文化”、“小市民文化”、“通俗文化”，还有的将其称为“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快餐文化”等等；二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及十五大提出的，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三是西方学者把“MassCulture ”作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产品来界定的，其基本含义是指“大量生产的文化产品”。这三种意义指向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使用功能。因而在日常生活和理论研究中经常将其意义相混淆，需要我们从认识上加以澄清。我们这里讲的“大众文化”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的：一是以文化工业生产为特征，二是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三是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可以说，大众文化是一种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化、商业化、产业化的当代文化形态，是中国改革开放、走现代化道路的产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
　　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思想的解放引起了文化领域中的革命，文化从政治的附庸品中走了出来，真正地成为不断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食粮。这是我们今天大众文化建设的政治基础。
　　第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使得历来被认为与工业性的生产不相关联的文化，也同样被推向了市场。迫使大一统式意识形态和集权式计划经济下的板块文化解体，并在市场机制下寻求新的生长点，逐步形成现代意义的大众消费文化系统。这是大众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
　　第三，大众文化也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大众传媒的形成与发展，使一定形式的文化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量复制，广泛传播，使人们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同时共享这些文化。这种发展反过来又促使大众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更具特色。正因为有电视这种媒介，“春节联欢晚会”才能在同一时刻被全国几亿人甚至全世界的华人收看。电子媒介的存在和发展使地域界限消失了，使大众文化拥有更为雄厚的群众基础。
　　第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大众具备了享有大众文化的经济条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人们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很多人还能投资于文化消费。中国经济的增长，人民收入的增加，电视机由家庭消费的奢侈品变为日常用品，报纸在城市已相当普及。人们手中可以支配的收入的增加，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
　　当中国处于社会文化转型的时候，伴随着文化传播工具的革新，电子传媒时代到来了。电子传媒对精英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它所培育的大众文化取代了精英文化的主流地位，形成了众神狂欢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形态。如同“言文合一”语言工具革新一样，它有着重要的人文意义。一是使人民群众摆脱传统观念的禁锢，从脱离现实基础的精神牢笼中解放出来，不断获取更多的主体自由、社会自由与精神自由。二是满足了社会各个层次特别是大众的精神需要。人文精神应该既承认人的差别，又承认人的平等；既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既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人的合理的哪怕是平庸的需求。大众文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具有了现实的人文意义。
　　统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任何一次重大社会文化转型，差不多都是伴随着传播工具的革新而使人获得解放的。在西方文明史上，作为人文主义先驱的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是首创用意大利语写成伟大的作品《神曲》的，当时正统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恩格斯指出：“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9． ）恩格斯的赞誉不仅是从但丁对封建社会、教会、中世纪蒙昧主义的人文精神批判上，也体现在对但丁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打破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拉丁文的霸权地位上，为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先进的思想与文化工具。在中国，“言文合一”的语言文学革命，使人民大众具有了“共见共赏”的文化权力；当代大众电子传媒的兴起，又使得人民大众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宰，并向着思想和精神解放的深度和广度发展。电子传媒对社会进步的深远影响，对语言和文字来说是无法比拟的。它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高扬了人文主义精神，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
　　
　　
　　
长白学刊长春84～86G0文化研究张晓光20012001语言和文学是文化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任何一次重大社会文化的转型，都是伴随着传播工具的革新而向前发展的。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中，就经历了言文疏离的士大夫文化、言文合一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即精英文化，直至今天的大众文化三种形态。每种文化都体现了当时文明发展的趋势，具有现实的人文意义，也是时代进步的一种标志。中国/传播工具/文化形态/人文精神张晓光，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 长春 130012 作者：长白学刊长春84～86G0文化研究张晓光20012001语言和文学是文化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任何一次重大社会文化的转型，都是伴随着传播工具的革新而向前发展的。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中，就经历了言文疏离的士大夫文化、言文合一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即精英文化，直至今天的大众文化三种形态。每种文化都体现了当时文明发展的趋势，具有现实的人文意义，也是时代进步的一种标志。中国/传播工具/文化形态/人文精神

网载 2013-09-10 21: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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