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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以来，伴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新的古文字资料不断涌现，拓展并改变了人们对诸多问题的旧有认识，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学者在继承乾嘉朴学的基础上，借鉴考古学的理论及方法，无论资料董理还是各专题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古文字学的50年发展大致可划为两个时期，在前30年中，各类古文字资料开始系统整理，新资料的蓄集在使研究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也孕育着新学问的创立。这些工作积厚流广，致使近20年来，古文字学研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甲骨文、金文等一批刻铭获得彻底清理；西周甲骨学、战国文字学等重要学科分支相继形成；古文字学以考古学为基础，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广为应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见突破。古文字学超越传统金石学，从未像今天这样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表现得如此充分。
　　　　　　一、商周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迄今适值百年。建国以后，殷墟发掘踵史语所于后岗及侯家庄的甲骨文发现，在殷墟内外多处遗址又有新的收获，从而将人们对甲骨文埋藏地点的考虑扩大到小屯殷王室宗庙和宫殿中心区甚至殷墟之外，丰富了对甲骨文出土地点的认识。
　　殷墟自有契文出土以来，私掘之风益盛，估者因字论价，故伪刻重出，良莠杂柔，造成研究者引征抉择的不便。加之私掘品脱离地层及伴出物，时代难测。30年代的殷墟发掘始开科学整理研究甲骨文之先河，而建国以后两批重要的甲骨发现更使这一工作渐臻完善。1973年，小屯南地发现大批商代刻字甲骨，缀合整理后实得甲骨4500余片。1991年，花园庄东地和南地复见商代刻辞甲骨584片，其中完整卜甲近300片。两批甲骨内容丰富，颇具特色，且有明确可靠的地层关系，并常与有分期特征的陶器共存，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
　　西周甲骨文的发现乃甲骨学史之重要成就。50年代以后，山西等地零星发现的独具特色的刻字甲骨，已逐渐使人认识了禀承殷制的周契文字。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初期宫殿遗址发现大量周代甲骨文，时代可溯至商末，内容涉及商周之际的重要人物及事件，对研究西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商周关系和周文化渊源极具价值。此后，河北邢台南小汪和北京房山琉璃河又续有西周甲骨文发现，西周甲骨文研究遽成专学。
　　殷墟甲骨文经历年掘获，散佚严重，私家之藏屡聚屡失，数易其主，况科学发掘品数量巨增，均亟待整理。50年以来，甲骨文整理工作日受重视，ｄｕāｎ＠①文别录非止一家。胡厚宣先后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年）、《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年）、《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年）和《甲骨续存》（1955年）四书行世，于新摹旧拓广搜博求，集录甲骨13814片，不乏精品殊品。 李亚农《殷契摭佚续编》（1950年）、郭若愚《殷契拾掇》两编（1951、1953年）及陈邦怀《甲骨文零拾》（1959年）也各有新获。缀合之作则有曾毅公《甲骨缀合编》（1950年）及郭若愚等《殷虚文字缀合》（1955年），对恢复和提高相关卜辞的史料价值贡献尤显。
　　50年代末，殷墟卜辞资料开始全面汇集。历20余年，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978～1983年）终成完帙。此书广选累年旧录商代甲骨近42000片，并于校重、去伪、 缀合诸方面多有建树，成绩卓着，为甲骨文着录的集成之作。此后胡厚宣新出《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1988年）及《甲骨续存补编》（1996年）；李学勤等合纂《英国所藏甲骨集》（1985～1992年），不仅包括金璋等人所聚旧物，且掇增新辞。俱为《合集》的有益补充。 《小屯南地甲骨》（1980 ～1983年）则对1973年殷墟所获甲骨予以全面整理。其与《殷虚文字甲编》、《乙编）虽同属科学发掘所得，但《屯南》不仅细注甲骨的考古发掘单位号，且更注重甲骨层的叠压关系及同出的有助断代的陶器特征，并附卜辞摹本和钻凿资料及研究成果，其着录水平之高及体例之完备均属空前。
　　甲骨文自发现迄今，数量日进，海内外所藏已逾15万片，新一轮的资料整理工作仍在继续。《甲骨文合集补编》对《合集》之外的重要资料及新见卜辞续有结辑。殷墟花园庄东地、南地及西周甲骨文的整理工作也有新的进展。此外， 姚孝遂等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1988年）及《殷墟甲骨刻辞类纂》（1989年），从不同角度对卜辞资料重做厘次。
　　卜辞分期断代乃甲骨学研究之先务，尽管有关的断代雏型早已由董作宾着手建立，但他显然并未将其守为不可更易的定论。陈梦家《甲骨断代学》首先发展了董氏的理论，他以发掘坑位及卜辞系联等大量证据，论证董氏旧定小屯YH127及其他若干坑出土的后称自组、子组、 午组的卜辞为文武丁时代的失误，并将其前移至武丁时期。这一观点后来得到宾组与子组同版卜辞的助证。而考古学的地层分析以及小屯南地和花园庄南地自组、午组卜辞仅出自殷墟文化第一期地层的事实，更为相关卜辞时代的前移提供了坚实证据，成为甲骨文断代研究的重要突破。
　　尽管自组、子组和午组卜辞的时代统属早期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但对其具体时间的划定仍存分歧。胡厚宣定三类卜辞于武丁以前。陈梦家列自组、子组于武丁晚期，午组卜辞虽早于宾组，但也仅限于武丁时期。萧楠据小屯南地的地层关系及同出器物，以自组、午组卜辞俱为武丁晚期。林＠②则将自组卜辞前移至武丁早期，得到考古学研究的有力支持。学者续对有关卜辞详究精辨，展示了渐趋一致的学术见解（注：a.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文津出版社，1991年。　b.方述鑫：《殷虚卜辞断代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 c. 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d.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殷墟妇好墓及小屯南地甲骨的发现，使对董作宾旧定武乙文丁即后称历组卜辞时代的研究成为新热点。李学勤倡历组卜辞属武丁晚期至祖庚时期，并提出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多有应求。另一些学者则据小屯南地地层关系及对历组卜辞内容的分析，仍守董说。这些论辩极大地促进了殷墟卜辞的分类断代研究。
　　殷墟卜辞的断代研究日趋精细，不仅宾组、出组、何组卜辞得到更为细致的划分，且无名组卜辞时代的判定以及盘庚至小乙与帝辛卜辞的辨识也广见论列。学者或主自组贞人扶卜辞为殷墟甲骨中时代最早之物，其中一部分可越至武丁以前。尽管并非所有学者都承认自组卜辞的上限可以提前到比武丁早期更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寻找早于武丁的卜辞。帝辛卜辞的研究进展似乎更显平实，文丁周祭祀谱的拟建事实上已使晚殷周祭祀典析为三个独立的系统（注：严一萍：《文武丁祀谱》，《史语所集刊》第46本第2分，1975年。）， 这意味着黄组周祭必有一系应属帝辛。
　　卜辞分期的理论方法更趋成熟，一王只容一类卜辞的简单模式渐遭汰除。遵循书体特点对卜辞分类断代显示了某些积极因素，而以卜辞内容所反映的人物事迹的同版关系作为分组标准的研究也渐成风气。甲骨钻凿形态的分析已被普遍作为分期断代的依据之一，从而使卜辞分期的方法更臻丰富。
　　商代的占卜制度随着考古学与甲骨学的综合研究始有揭示。卜辞语法研究也一改过去的薄弱局面，词汇及语法问题都受到充分的注意。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年）、沈培《殷墟卜辞语序研究》（1992年），均系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学人举契以论史，成为50年甲骨学研究的突出成就。有关商代政治史研究（注：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1956年；《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从殷代王权的神化到王权并非不受方国联盟、神权和族权制约的认识广见阐释。对商代国家政体的探索，学者互持封建、方国联盟、多王制以及宗法制为核心等不同论点，而于卜辞“众”、“众人”及人祭身份的究辨更争鸣不绝。
　　殷卜辞不仅遗有鸟图腾辙迹，且存复杂的亲属称谓，为殷代亲族制研究的绝好史料。张政＠③以十进制氏族组织解商代氏族制及族之结构。李学勤弃日名旧论而主近于谥法。张光直以亲群为据提出十干庙号两系说。林＠②承非王卜辞之论，对父系家族形态慎析明辨。裘锡圭、杨升南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商代宗法制及其内涵。朱凤瀚作《商周家族形态研究》（1990年），则是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
　　商代祭祀制度颇有钩沉，对卜辞“大示”、“小示”及“上甲廿示”等集合庙主的理解见仁见智。陈梦家基董作宾首创“五祀统”提出“周祭”概念，间匡董说。周祭祀首及入祀先王先妣祀序又有不同拟构。卜辞四方风、＠④田、逆祀、ｂēｎｇ＠⑤祭等问题的研究皆有发创。
　　甲骨文商史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成绩显着，官制研考日趋系统，礼制探讨渐致深密，五行观及尚白习俗多沈邃之谈，战史及军制研究也见突破，刑法之制依卜辞实录仪轨详正，晚殷征人方日谱之编制勉臻于成。商代社会及经济史研究颇多新论，杨升南《商代经济史》（1993年）、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1997年），皆率意之作。张政＠③考裒田肖田，胡厚宣讲田功施肥，于省吾辨谷物名实，递为心极。商代马政、牛耕、田猎等问题的研究达到新水平。卜辞“工”与“百工”之探义，冶铸史料之考定，扩大了商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商代医史也多有证训。
　　卜辞天文历法及方国地理研究各有进展。年祀、岁时、交食、岁首月首等问题皆有阐释；气候考察笃实可取。陈梦家构殷代地理框架，李学勤着《殷代地理简论》（1959 年）， 郑杰祥作《商代地理概论》（1994年）。
　　甲骨学之综合研究，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956年）启其端。该书对甲骨文研究的经过、方法和所及内容进行了全面科学的阐述，既体现了作者于甲骨学研究的精意灼识，也是对甲骨文发现前65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达到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此外，陈邦怀作《殷代社会史料征存》（1959年）、饶宗颐着《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959年），王宇信撰《甲骨学通论》（1989年）及《西周甲骨探论》（1984年），亦契学典要。
　　　　　　二、商周金文的发现与研究
　　建国以来新发表的商周有铭青铜器几近3500件，数量殷富，分布广大，且长铭重器迭见，如吉光片羽，无愧为商周史料之渊薮。
　　商代重器以殷墟妇好墓及相关铜器群为大宗，彝铭所记人物多可与卜辞对证，为殷墟文化的分期及卜辞断代确立了重要标尺，开辟了商代文字研究的新途径。殷墟出土戍＠⑥鼎及亚鱼器群，山西曲沃出土＠⑦孳方鼎，为晚殷长铭及纪年铜器增添了新资料。湖北蕲春出土盂方鼎，辽宁喀左发现孤竹国铜器，都是极富意义的重要收获。
　　两周有铭重器的发现无异于为《周书》补足百篇遗文，极大地拓展了周史研究，琳琅之作目不暇接。利簋首以彝铭印证文献追述的甲子之事，价值弥重。何尊铭记成王初迁成周，可与文献互参。保卣、＠⑧卣及保员簋述及周初重要史实，乙卯尊、伯唐父鼎与柞伯簋铭记商周礼俗仪注。＠⑨＠⑩进诸器与静方鼎的发现，不仅使宋着厚＠(11)方鼎及安州六器获得新的对比资料，且器铭反映的西周史实也足资重视。这些资料对商周史的研究颇具价值。
　　西周中晚期镌铭铜器的精要之款更不胜枚举。流失海外的鲜簋重新介绍于世。驹尊与＠(12)方彝分记西周马政及军事组织，可与达＠(13)盖及禹鼎等器匹合研究。陕西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微史家族四世铜器，蔚为大观，其中墙盘铸284字铭文，述周微两世家均溯至周初， 意义重大。蓝田出土永盂，岐山董家村窖藏裘卫四器及＠(14)ｙí＠(15)，或记土田之易，或篆辞讼，使西周土地及法律制度研究渐致深入。伯＠(16)诸器、驹父＠(13)盖、多友鼎及史密簋各载长铭，于研探周夷关系及西周地理尤具价值。＠(17)鼎铭文始见宣王太史籀，吴虎鼎铭称周王“申厉王命”，俱为时代明确的宣王铜器。三十七年善夫山鼎、三十三年伯＠(18)父＠(13)等晚周高王年铜器及作册＠(19)卣、此器的发现，促进了西周王年及历法研究。扶风齐家村出土几父壶和柞钟器群，齐村得获厉王胡簋，强家村新见师＠(20)鼎， 长安张家坡窖藏孟簋及师＠(21 )簋诸器，永寿发现逆钟，皆重要史料。不啻如此，新出辅师＠(22)簋、询簋、师同鼎、虎簋盖可分别与旧传师＠(22)簋、师询簋、同簋及师虎簋相互阐发。殷器宰甫卣，周器班簋、格伯簋、鄂侯鼎等传世重器复得重见，使对诸器器形、铭文等问题又有新的认识。山东滕县重获不其簋，与传世簋盖适相匹配。深藏秘扃的师克＠(13)也纷纷刊世。吴镇烽着《金文人名汇编》（1987年），各家对新旧彝铭的汇集整理也互有侧重。上海博物馆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1986～1990年），收商周金文925种，精择拓本摹本1140余件，分代分国排次，极便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罄20 余年之功纂就《殷周金文集成》（1984 ～1994年），集殷周彝铭之大成，收器11983件，左右采获，资料胥备， 体例科学，于各器之出土、着录、流传、收藏等基本情况详疏明载，远胜旧录，为金文研究的划时代巨帙。
　　两周铜器的分代分域研究步入了崭新阶段。在分代研究方面，唐兰阐释彝铭“康宫”问题，为西周铜器探讨新的断代标准；又着《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1986年），自成体系。陈梦家撰《西周铜器断代》（于60年代续成专着，未完稿），综论铭文、器形及纹饰，结合考古学与文献学考校铜器时代，所证西周铜器之众倍于前人。又辨铭究史，因文循礼，体大思深。西周中期铜器的断代问题十分复杂，微史家族等一批重要铜器的发现使标准器断代法扩大为标准器群断代研究成为可能。此外，利用金文人名的系联关系以确定各器时代的探索也极有意义。
　　对西周金文月相语辞的正确理解直接关系到铜器断代及西周历法的建立。马承源考察西周具有完整纪年的铜器，探讨四分月相与金文合历的可能性。刘启益以定点月相对西周铜器进行可能的整理。黄盛璋申初吉本指初干吉日之旧论，进而对月相含义提出新释。刘雨则将初吉发展为月中吉日。冯时通过讨论晚周铜器，别吉日与月相为两系统，于月相语辞也有新解。这些研究对周历的重建及西周铜器编年研究都十分有益。
　　两周铜器分域研究成绩显着。辽宁凌源出土西周燕侯盂，北京房山琉璃河发现周初克器、堇鼎等器，对燕国始封及早期燕史研究极有裨益。战国燕铭的增加对文献缺佚的燕国史实及燕君世次也有补苴，其中燕王职督造之兵可正刘宋及唐人议论之谬。与燕比邻的中山国重器则有空前发现，鼎、壶等器长铭罕见，补充了文献有关中山国史料的不足，增加了人们对中山与燕国历史的认识。
　　两周晋器的发现意义重大。山西北赵出土至少五世西周晋侯铜器，填补了有关研究的空白。散佚海外的晋国重器陆续购归，传世晋侯铜器也得甄别。春秋子犯编钟铭记重耳归国、城濮之战及践土之盟等重要史实，可补正经史。三晋兵器、量器的国别、年代、特点、铸地及铸造制度等问题也有系统研究。
　　应国、虢国铜器又有新品出土。南阳发现西周申器，湖北郧县春秋墓出申王之孙叔姜＠(23)，申国称王，于铭文首见。山东等地续见莒器、纪器、滕器、＠(24)器，齐器、鲁器及诸小国铜器也有新的发现和研究，上曾器的出土则首立姒姓曾器之典型。
　　两周楚器出土日富，使楚史及楚文字研究蔚然成风，综合性研究益显详密。西周楚公逆钟的发现对传世＠(25)铭之解读殊多帮助。淅川下寺春秋楚墓获见大批有铭铜器，多为楚器，少为蔡、上＠(26)等国媵器及灭国之器，于楚及与相关诸国关系的研究极有意义。新出楚王＠(27)章＠(25)与宋录＠(27)章钟同铭惠王五十六年，为建国以来首见直书楚王年号的铜器。战国节制史载过简，鄂君启节的出土则对楚史、地理及相关制度之研究不可或缺。
　　江汉江淮诸国铜器多有发现（注：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河南、湖北等地广见两周黄器、曾器，特别是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大批重器的出土，始明金文屡称的姬姓曾国或即文献所见之随国。墓中65件编钟详载曾国与列国律吕音名，为先秦乐学研究的珍贵文字。
　　新见吴、越、徐、舒、蔡国铜器十分可观。丹徒出土周初宜侯矢簋，铭记武成两代伐商并省东国之事，又迁虞侯于宜，赐土授民，学者就虞侯之实多有辩诘。浙江绍兴发现吴配儿钩＠(28)，河南固始出土宋公＠(29)＠(23)，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则出吴蔡重器，均为研究诸国历史的重要史料，且铭文之考校缀读也颇精彻。吴越铜兵珍品不绝，王器数倍于旧。徐舒彝铭始有明判。诸国铭器的整理研究多综合之作（注：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施谢捷《吴越文字汇编》（1998年），于两国铭器穷搜博罗，悉举目睹，殊备检拾。
　　陕西宝鸡发现＠(30)伯墓地，为研讨＠(30)国历史及周＠(30)关系的崭新资料。又见春秋秦公钟＠(25)，乃长铭秦器之罕有新品。新出秦兵的研究多有创获，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1990年），则是对秦铭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商周金文各专题研究日臻深入。早期徽识铭文之含义开始赋予多层次、多角度的解释。新见徽铭提供了更多的勘比资料，殷墟西区出土大量具有不同族名的铜器，分布严整；西周金文涉及世族之内容也相当丰富。凡此均促进了商周族邑布局及贵族家族形态的研究。商周国族研究的另一种趋向则是有关方国地理的爬梳考实，河南罗山息国铜器等数批徽铭的发现及传世彝铭的整理，都使这方面研究取得不少成绩。
　　张亚初等撰《西周金文官制研究》（1986年），陈汉平作《西周册命制度研究》（1986年），参证《周礼》以揭西周官制及册命制度之原。两周金文反映的诸侯爵制已有深入研究，金文所见周代礼制续有研考，利用约剂铭文探究西周法制思想，或据金文军行内容研释西周军制及乡遂制度，皆成绩斐然，有关＠(31)京地望、新邑与成周关系的讨论也渐有新识。商周金文所涉及的其他问题也广有论列。
　　两周金文的韵读文法深为学者关注。于省吾归冬于东，陈邦怀、陈世辉分作金文韵读，于古音研究创获甚丰。金文词类及语法现象多有阐释，管燮初作《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年），则是对相关问题研究的结穴。
　　　　　　三、先秦时期其他古文字资料的发现与研究
　　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新石器时代普遍被认为是文字形成的关键时期，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诸文化及更晚的二里头文化、早商文化遗址都发现大量陶文，可析为百余种不同字体。其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陶文多被视为早期文字。山东邹平发现龙山时代11字陶文，其与汉字的关系有待研讨。事实上，早期文字资料的逐渐丰富已使对文字起源的理论探索成为可能。郭沫若主指事字先于象形字而发，汪宁生据民族学资料追寻文字之源，均极具启发。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
　　商周陶文、书辞及石刻文字乃难得之史料，于商周史研究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陕西凤翔秦公墓发现春秋石磬刻铭，意义重大。临淄发现战国“王＠(32)”量，完整而可容算，澄清了齐国量制的有关纷议。郑州、荥阳、咸阳等地所出陶文既富且新，秦封宗邑瓦书的研究也有进展。先秦古玺代不绝出，新品或有结集研究（注：王人聪：《新出历代玺印集录》、《新出历代玺印集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之二、三，1982、1987年。）。货币及其他杂器铭也屡有新见。
　　东周文字的重要发现当推载书和简牍。山西侯马发现晋都新田遗址，出土大批盟书，内容包括宗盟、委质、纳室、诅辞及卜筮辞等，纂成《侯马盟书》（1976年），为古文字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成功结合。河南温县继有盟书发现，与侯马盟书书体一致，遣辞类似，人物近同，暗示了二者的某种联系。尽管两批盟书的时代尚有争议，但其对东周史及其时盟誓制度的研究无疑十分重要。
　　战国竹简层出不穷，价值弥重，简牍学因之迅速兴起。战国简以楚简最巨，早期发现有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信阳长台关及江陵望山楚简；晚期发现则有江陵藤店、天星观和九店，荆门包山、郭店，临澧九里，常德德山和慈利石板楚简。时代属战国中晚期，内容为遣册、卜筮祭祷记录、诉讼文书、日书及先秦典籍，对研究战国历史及文字具有重要意义。学者据以印证楚世族源传说，发覆楚史制度，考稽历法，建说官制，比察名物，释证地理，精彩纷呈。
　　战国曾简乃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简书，其近于楚简，不啻文字官制。简文为遣册，以车马兵甲为主，对解决古代车制等问很有帮助。天水放马滩战国晚期秦简内容包括日书及墓主记，墓主记属稗官言，有裨于文学史研究。四川青川秦牍《为田律》为研究秦国土地制度的宝贵资料，学者或有详释。
　　　　　　四、古文字的研究考释
　　古文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有自己完善的理论，自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之后，古文字学的理论建设又有新的突破。学者或据周初四德器论殷周文字简化，或依古文字字形的归纳分析，提出汉字形体演变的规律性认识，极具创见。高明着《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87年），裘锡圭作《文字学概要》（1988年），林＠②作《古文字研究简论》（1986年），陈炜湛等撰《古文字学纲要》（1988年），陈世辉等成《古文字学概要》（1988年），皆系全面阐释古文字学理论的佳作。
　　文字考释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5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当推张政＠③对殷周易卦的解读。他将甲骨文、金文由数字组成的符号与《周易》对译，获得成功。这一工作卓尔不群，不仅揭示了数字符号昧失的本义，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对古文字考释方法的总结，前有唐兰四法，后有杨树达十四法，互有异同。唐兰继早年的释字成绩续有新论（注：《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杨树达则先后出版《积微居金文说》（1952年）、《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1954年）及《耐林＠(33)甲文说·卜辞求义》（1954年）等一系列论作，于各自所倡释字方法多予实践。
　　郭沫若有关甲骨文金文研究的一系列奠基之作于建国以后重新刊行，且多经作者披览修订，复有灼识。如于《卜辞通纂》眉批释甲骨文者字，先学者所谈20余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重加增订，拓本移换十之六七，铜器图像增入若干重器，释文考校补缺正谬。郭沫若还就新出文字率先考释。
　　于省吾考释文字重析字形，兼顾音义及古文字的相互联系与发展变化，又通贯辞例，所得多不易之论。其《甲骨文字释林》（1979年），择旧作之精，贡献显着。张政＠③则更重古文字的定音，因而不拘字形之囿，发前人未发，屡有创见。裘锡圭讲词释字分析绵细，说论允惬，学说集成《古文字论集》（1992年）。此外，马叙伦着《读金器刻词》（1962年）、朱芳圃作《殷周文字释丛》（1962年）、陈邦怀成《嗣朴斋金文跋》（1993年）、李学勤撰《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年），均颇有建树。
　　甲骨文约五分之一的文字已得辨识，金文研究也成绩骄人。新识字多疑文难篇，颇显功力，一批关键字的释读几逮本义。鸟书研究极有进展（注：a.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　b.张光裕、曹锦炎：《东周鸟篆文字编》， 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考释新器，发微旧铭，多精辟之论。
　　六国文字举凡金、石、简、帛、陶、印、货币，种类甚富，相互参证，发明尤多。金文长铭迭见，一改过去物勒工名的简单格式，仅中山彝铭增新见字形，明旧所不识，即使对战国文字的旧有认识大为改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日益精审，早期工作旨在通释全文，辨明性质，但苦于文字漫灭，阙疑待问者众。80年代后学者始利用帛书红外照片考释文字，疏通语意，使对帛书内容及性质的认识转趋成熟（注：a.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　b.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石刻、玺印、货币文字研究多有新见，《石鼓文》、《诅楚文》、《行气玉铭》均不乏研释。罗福颐撰《古玺印概论》（1981年），曹锦炎作《古玺通论》（1996年）。货币文字新得日甚，释文屡出新说。战国文字的综合研究更非昔日可比，李学勤论题铭国属，开分域研究之先。学者或于战国文字形体特征和地域特点阐释周详。何琳仪着《战国文字通论》（1989年），综述战国文字研究成果。
　　由于古文字考释工作成绩显着，各种工具书编纂告罄。孙海波《甲骨文编》（1965年）、容庚《金文编》（1959、1985年）分别增订再版，较旧着补缺续终。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1988年），匡谬正俗，释字精当。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1996年），兼采众说，互有择舍。高明广集新旧陶文总成《古陶文汇编》（1990年），又合作《古陶文字征》（1991年），于陶文整理颇具系统。罗福颐纂《古玺文编》（1981年）及《古玺汇编》（1981年），资料完备，且释文订补亦精（注：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见《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商承祚编《石刻篆文编》（1957年），又辑《先秦货币文编》（1983年）及《战国楚竹简汇编》（1995年），与张颔《古币文编》（1986年）、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1994年）各见所长。诸书皆于古文字之分类编述，重在汇集。高明《古文字类编》（1982年）及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1980年），则于各类古文字慎辨清选，排比类次，以示文字兴衰演变之迹，颇便参证。
考古京69～75H1语言文字学冯时20002000作者：冯时，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作者：考古京69～75H1语言文字学冯时20002000

网载 2013-09-10 21: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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