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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各地区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关系的矛盾和不协调也日益突出。如何从发展战略角度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关系，在理论与实践上还有许多问题要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本文试就目前我国理论界及政府部门所提出的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做些评析。
　　 一、关于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理论
　　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是指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8年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建设中实行的一种发展战略。该战略主张生产力空间布局应以“均衡”为主，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平衡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集中力量建设内地；二是提出建立独立的地区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
　　这种战略从当时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来看，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首先，面对当时那种极不合理、极不均衡的生产力分布状况，作为执政党就应当迅速改变“一头沉”的经济结构，缩小内地与沿海的发展差距。因此采取这种战略基本上符合生产力布局规律，也有利于拓展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其次，从国防建设的需要看，在当时也很有必要把内地建设成为一个部门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
　　但是，我们如果对上述均衡发展战略稍作理论评析，则不难看出这一战略在主客观上存在的种种缺陷：首先是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该战略仅仅以恩格斯“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和分布”这一主张作为理论依据和指导。但实际上，恩格斯是立足于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来阐述这一问题的，而并非指一种普遍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因此，这是一种理论误解。其次，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必然导致种种混乱。例如均衡发展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衡量的标准又是什么？均衡的内容是什么？是投资均衡还是增长均衡？是经济总体还是同一部门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均衡等等。建国后的三十年中，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几次摇摆不定和调整都表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最后，这一战略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带有极强的行政和垄断性色彩，从战略的制订、实施到评价，其主体都是政府自上而下以行政命令方式推进资源和要素空间布局。其结果，在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二、关于区域重点发展战略理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异常活跃时期，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影响的战略和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一个重点”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梯度发展论、反梯度发展论、中心开花论、战略西移论、东部决战论）；区域结合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东靠西移论、内联外挤论、“一、三线”结合论等）；区域中性论（如“三沿”战略、“四沿”战略、“三环”战略、H型战略、弓型战略等）。笔者认为， 上述三类发展战略在一定意义上分别对中国区域经济实践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和重要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当属区域重点发展战略。因为这一战略基本上反映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经济重点倾斜式发展的轨迹，并从理论上实事求是地承认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的非均衡性。这可以从以下的述评中进一步看到。
　　 1.梯度发展战略与反梯度发展战略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理论界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中，逐步将眼光转移到国外的梯度理论。梯度理论的主要内容一般在我国表述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一国范围，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技术梯度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在我国，按地区空间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在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先进技术地带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这一理论和战略的提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纷纷着述立说，重申梯度发展战略，并主张80年代我国应更多注意利用和发挥东部原有工业生产能力；从90年代到2000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要在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上，把投资和建设的重点转向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经济基础巩固了，把投资和建设重点再转移到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上来。 国家“七五”计划对3个地带的经济发展战略阐述的侧重点也与梯度理论的含义基本相同，如东部沿海的目标“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而西部则是“大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开发建设作好人才准备”。
　　梯度理论和发展战略提出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尤其是让中、西部地区的学者和地方政府难以接受。在进一步的学术讨论中，中、西部理论界又提出了与“梯度理论”相反的“反梯度理论”（或称之为西部地区的“跳跃战略”）。这一理论的基本含义表述为：现代科学技术有3个基本走向：一是向贸易比较发达地区转移； 二是向智力资源较发达的、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转移；三是向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转移。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从国际国内引入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使自身的经济技术超前发展，而不必主要接受第一、第二梯度的转移技术。如果只承认梯度推移论，必然会阻碍落后地区的开发建设，使落后地区永远赶不上先进地区，这同社会主义经济布局基本要求是相矛盾的，也同世界新技术革命给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带来的超越发展的机会不相适应。
　　 2.战略重点西移论、中心开花论、东部地区重点论
　　在区域重点发展战略中还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战略重点西移论。认为本世纪90年代或下个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应逐步转移到我国西部地区，促进西部地区第二次起飞。这一战略与“反梯度推移战略”的着眼点不同，但在最终主张把我国战略重点移到西部地区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二是中心开花论。主张把我国战略重点放在中部地区，利用长江，依托武汉、外引内联，带动华中一大片率先致富，从而促进整个中国经济的腾飞，其代表性理论观点就是所谓“牛肚子理论”，也叫中部崛起理论。三是东部地区重点论。这一战略主要是根据中央提出的“沿海发展战略”，而进一步提出所谓“东部重点发展论”（或叫“东部决战论”）。即主张集中全国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首先在沿海开放地带，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胆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循环，以引进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率先把沿海地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范”。该战略与“沿海战略”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在对沿海的重视上是共同的，但对如何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则是有区别的。沿海战略强调“四个窗口”的“示范、带动、协调”作用，是从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这一着眼点考虑的；而东部决战论则强调实行全面政策倾斜，着眼点是快速优先发展东部。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实际上就是完全脱离与内地的关系。
　　上述有关区域重点发展战略的各种观点，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理论上讲既有其合理内核，但也包含着较为明显的种种偏颇。
　　从其合理性的方面来看：首先，上述区域重点发展战略中，尽管其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共同点都主张我国区域经济应有“一个重点”的战略选择，如重点西移论，中心开花论，东部地区重点论。它们分别主张我国区域发展的重点应是西部资源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这些战略实际上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均衡”的否定，这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进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梯度发展战略开始把经济效率放在区域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首位，第一次对传统的“均衡发展战略”提出挑战，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从均衡的误区走向非均衡的现实，这在区域发展思想史上是一个突破。其次，上述区域重点发展战略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已标志着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开始和全国经济发展战略衔接，从侧重本地区发展战略研究向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迈进，在中国宏观区域发展战略方面作了初步的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事实上，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从中国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而不能仅从本地区经济的局部利益出发。否则，如果理论研究仅停留在本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上，势必受本地区利益的驱使，既影响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又造成地区间经济难以相互衔接和协调发展。80年代的实践也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若只有某个地区的发展战略，而没有关于中国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没有与这个总战略相适应的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配合，则不论这种战略本身如何完美，也难以顺利实现其协调发展。
　　区域重点发展战略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区域重点发展战略的各种观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愿望和要求，但由于受利益驱使而无不带有极强的地方性功利色彩和感情因素，从而使人们对其科学性不能不产生怀疑。表现为：（1）从梯度理论来看，由于注重效率优先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却忽略了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条件及发展能力在事实上有很大差距；而且，从其政策效应来看，必然会加剧“马太效应”，即“先进更先进，落后更落后”的恶性循环；从其梯度转移的标准来看，划分三大经济地带显然过于简单，事实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也有技术非常先进的地方，这种情况就未必能用“梯度转移”来作出解释了。（2 ）从反梯度理论来看，其功绩在于，肯定了西部人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敢于后来者居上的超越意识。同时也呼唤人们对西部的经济地位、市场地位、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这一点应是给予肯定的。但是，反梯度理论的提出忽视了本地区自然条件与生产技术和交通运输能力的局限的现实，而想通过资源优势“超越发展”并非轻而易举。况且，这种理论本身仅仅是对梯度理论的反应，无疑渗透了功利和感情因素，其界定也十分模糊。我们也承认，在一定意义上反梯度推进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不否认个别地区（无论其所处哪个梯度）在一定条件下，只要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从而发展自己的高技术，实行超越发展。但这只是空间推移的一种特例，其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也毕竟有限，故不能把个别的现象当做一般规律，否则，将会导致理论误区。（3）就东部重点论来说，虽然反映了我国60 ％以上的生产力集中在东部地区，以及该地区经济发达、信息灵通、投资环境好、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高等客观事实，但却忽视了内地经过四十年的建设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忽视了东部地区的进步与内地所付出的代价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东、中、西三大地带差距的扩大可能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引发难以预料的矛盾和问题。（4 ）至于“战略重点西移论”和“中心开花论”，不仅在目前超越现实，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也不具备可行性。尤其是“西部战略重点论”更与国际经济重心正由大西洋向太平洋沿岸和地区转移，亚太地区即将成为下世纪国际经济增长中心这一历史趋势不相适应，因而也是不可取的。从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看，受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今后相当长时期沿海地区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战略重点西移。“中心开花论”虽然强调了华中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却因其经济实力不足而未必能“带动全国”。而且，华中地区能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牛肚子”，还有赖于其自身实力和发展条件的改善与提高。
　　第二，“区域发展重点论”的各种观点虽然都试图从全国区域发展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战略，朦胧地提出建立中国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系统的思想，但还仅仅是一种尝试，还缺乏一定的理论性、系统性。在他们的战略系统内，地区之间虽有分工协作，发挥优势，提高综合效益的积极一面，但也存在各地区间的冲突与矛盾的消极一面，如地区分割、诸侯经济等，对各区域之间的战略关系还触及不深，甚至根本未触及到。所以未能完全形成科学的中国宏观区域发展战略。也正因为如此，上述各种战略观点，与其说他们是关系全国宏观区域布局的战略，倒不如确切地说是关系各个地区的发展战略。
　　第三，从根本上说，区域重点发展战略及其观点，其立论基础都是源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战略的整体实施和推进仍然运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和方法。这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梯度发展战略”所讲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在空间的梯度推移，其推动的主体是政府，推动的方式则主要借助行政力量，因而它不可能在旧体制的格局中取得有效进展；“反梯度发展战略”则企盼政府把中、西部作为战略重点、希望能够再像“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那样，借助行政力量进行新的集中投入，然而，这种企盼和希望似乎不大现实。况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既未像“梯度”论者所预期的那样，出现梯度推移的态势；也未像“反梯度”论者所企盼的那样，在中、西部出现后来者居上的奇迹。一个不容争论的事实却是：到了90年代，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中、西部落后于东部的发展，差距显着扩大了。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梯度论”还是“反梯度论”，对这种局面和状况都不能做出令人信服和满意的解释。其根本原因就是理论本身与实践发展产生了矛盾：理论的立论基础和战略实施所依赖的依旧是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和体制，而改革的实践却逐步向着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前进；在这种实践面前，“梯度论”、“反梯度论”、“东部重点发展论”、“中心开花论”等种种战略都无力改变旧体制所形成的资源配置的空间格局，各种战略本身也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
　　 三、关于“区域中性发展战略”与“一个半重点”理论
　　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就是沿海与内地发展差距急剧扩大。许多研究者开始把眼光放在如何解决地区发展差距方面上，从合理地进行工业布局和稳定社会大局等出发提出了所谓“三沿战略”、“四沿战略”、“三环区域经济结构”、“T字型布局战略”、 “π型布局战略”等主张。这些观点的着眼点主要在缓解东、西部差距，因此，我们把它概括为“区域发展中性论”。
　　所谓“三沿战略”，即要在沿海地区建立开放带，在长江一带建立若干开放区，在内陆边境线建立若干边境开放区，主要沿海、沿江，沿边地带同时对外开放。所谓“四沿战略”，即主张沿海地带，沿边地带，沿长江地带和沿陇海—兰新线地带等四条经济大动脉的基础上，建立“开”字型的战略性结构网络。所谓“三环”区域经济结构，是指由周围地带的沿海和边陲构成外环，重点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各自不同的模式发展出口导向产业；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地区构成内环，主要面向全国市场，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重点发展进口替代产业；介于内环和外环之间的黄河流域和皖、赣、湘、黔一线构成中环，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及其相关产业，为内外环服务。所谓“T”字型态势布局， 认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带与横贯东西的长江形成了紧密结合的T字型态势， 是本世纪或更长时期内进行重点开发的两条最主要的轴线。这一战略在学术界被概括为“重点轴开发论”。所谓重点轴开发，即点轴——等级渐进扩散式开发，是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若干具备有利的发展条件的大区间、省区间及地市间线状基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的若干个点（城市及城市区域——发展中心）予以重点发展。就全国生产力布局而言应以海岸地带轴和长江沿岸轴作为全国一级重点开发轴线，即采取“T”字型开发战略。 所谓“π”型布局战略，（这里的“～”指东部沿海地区，“丿”指陇海—兰新铁路沿线，“”指长江流域），认为我国工业布局应该在注意发挥东部重点开发作用的同时，还应特别把一、三线地区的核心地段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更好发挥陇海线的优势。
　　“一个半重点论”从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的事实出发，主张应采取“一个半重点”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即国家把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放在东部地区，同时要在西部地区为实现我国经济的战略转移打下坚实基础。国民经济发展的半个重点应当服务于东部这个重点，而不走与它争重点。“一个半重点”，不是凝固不变的静态模式，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动态趋势，半个重点要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期积累过程中才能实现，而在国民经济实现由东部到西部的战略转移之后，一个重点和半个重点的位置将会倒过来。这一论点是以我国生产力按“一线”（东部沿海12省市），“二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安徽、江西6省），“三线”（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陕西、 甘肃、宁夏、河南、湖南、湖北），“四线”（新疆、青海、西藏等3 省区）的格局划分作为实践基础，并以一、三线关系作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中基本的战略关系为依据而提出的，认为“一、三线”两大地带之间应保持“一个半重点”的战略关系。根据“一个半重点”战略思想，该论点进一步提出我国生产力布局应采取“H”型新构想，即“I”是“一线”地带，“I”是“三线”地带， “—”是长江流域与陇海—兰新—新疆铁路之间的广阔地带。在“H”型布局结构中，重点还是“T”型布局，而另一个倒“T”型布局虽然不是重点，但必须与正“T”布局之间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以上各种战略观点的角度各有侧重，说法各不相同，各有其合理性一面，但也难免有偏颇之处。首先，区域中性论主张在区域布局上奉行“中性”策略，在产业上则主张要倾斜，但对如何把区域布局与产业倾斜结合起来，却未能有明确答案，因而有不可取之处。其次，上述各种论点已开始注意到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结合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因而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由原来的单纯研究某一地区发展战略推向研究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研究也如同“区域重点发展战略”的研究一样，还未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从宏观经济的分工协作要求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极强的地方色彩和功利因素。“一个半重点”论尽管在这方面较前述有很大的进步，但其理论的实践基础以“一、三线”为核心，在很大意义上只能认为是对我国现有区域经济格局的现状描述，充其量不过承认“三线”存在的客观现实，呼吁人们不要忽视“三线”的重要地位。至于如何调整“一、三线关系”及我国未来区域经济格局发展的态势等问题，这一理论则未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与判断。再次，以上三种论点与前述诸观点同样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对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以及市场在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的发挥等方面，上述观点显然是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
　　 四、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理论
　　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特别是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以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问题的讨论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6年3 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项基本指导方针，并指出从“九五”开始，逐步加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纲要》进一步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区和西北地区7 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各经济区重点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重点和优势产业，避免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更高起点上向前发展。
　　2.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该战略认为，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不同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发展不同产业的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形式，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对重点开发地区和重点产业倾斜。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地区，各产业之间的发展要保持协调，这就要求国家实行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必须以保持地区间和产业间协调发展为前提。因此，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就成为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该战略进一步提出三条具体的“结合”途径：一是在地区间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实行适度的地区倾斜与必要的区域补偿相结合；二是在各地产业发展上，实行适度的地区专业化与必要的多样化相结合；三是在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上，实行适度的地理集中与必要的地理分散相结合。
　　3.沿江经济带以互补互动为中心协调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长江沿江经济带一种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为先导，从资源要素协调到产业部门、市场体系和生态环境协调的全面协调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以水资源开发利用为先导，把“黄金水道”的开发利用协调与发展灌溉农业和发展高能耗、高水耗、大运量工业体系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促进资源利用的互补与协作；一般产业协调与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建立沿江经济带市场联合体，协调区域市场；协调金融市场；坚持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实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三大发展战略和理论观点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都比前述诸战略大大前进了一步。首先，这些战略开始从探索市场机制与区域资源配置的关系入手，在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认识到区域发展中非均衡性是客观事实，并且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同时也认识到制定发展战略应当从全局出发，从长远考虑，重点放在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的实现上。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发展战略具有务实性、长远性和全局性等特点。其次从实践发展来看，确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和观点在当前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近年来区域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世人关心的焦点。这一问题从长远看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能否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等大局。因此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可见，这些战略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再次，这些战略都十分关注区域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试图在二者的统一中寻找最佳的区域发展模式。特别是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摒弃了传统的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模式，提出了一种把效率与公平目标统一于一体的“边增长，边协调”的思想，这一思想正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的具体反映。另外，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关系也在上述战略中得到一定程度反映，这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已开始强调可持续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和历史的进步。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上述战略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首先，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至少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是很难实现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至少在2010年前）仍然会继续扩大，因此缩小差距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中所包含的“重点支持中、西部”，或叫第二次战略西移绝非第一次重点西移的含义，也不等于政府依靠行政力量推动中、西部发展，这一做法在计划经济下似乎可行，但在市场经济新体制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就短期而言，这一战略可以起到抑制差距继续扩大的作用，而从长期看无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其次，上述战略试图从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点上寻找区域发展模式，但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至少我们在实践中很难把公平与效率这一永恒的矛盾结合起来，通常的情况都是“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因此我们的战略选择只能是在“为了一方不能使另一方牺牲过大”这一前提下，体现“适度原则”和正确的宏观调控，而不可能完全把二者结合起来或兼顾起来。我们也不难看出，上述战略中依旧都带有极强的行政干预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干预。
　　 五、几点结论
　　通过以上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分析和评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世纪之交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正在呼唤尽快制订和建立一个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不仅要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要求，而且更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水平的需要。为此必须突破地区发展战略的误区，建立全国的区域意义上的发展战略，更好地从宏观上处理区域发展关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
　　2.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区域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并非是简单的重点转移，或差距拉大缩小的问题，而是最终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本身也就包含了适度差距的可能与现实；而试图依赖政府支持完全消除差距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必须走出均衡与非均衡选择的传统误区，制订一个真正反映区域发展规律和实践要求的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新型战略。
　　3.任何区域发展战略都是特定制度环境和体制条件的产物。一定的战略必须借助一定的经济体制来实现。中国经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区域关系正在逐步形成，因此反映这一新型区域关系的发展战略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既要考虑区域发展中市场推动的基础性地位，也要考虑区域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但绝不可能用政府取代市场，用政府行为代替经济行为。这应当成为认识和研究世纪之交甚至下世纪中国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的出发点。
　　4.制订新型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的关键就是要科学地确定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中国区域发展战略调整和演变的经验教训表明，确定科学的目标取向对协调区域关系，改善生产力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综观世界各国区域经济的规划与发展，区域发展的目标取向总是面临着总体经济效益与空间平等的重点选择问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也同样是寻求经济效益（指适度的速度和综合效益）与均衡（指各类区域在全国各区域总格局中发展机会的平等，收入差距得到合理控制）的“最佳结合空间”。衡量这一“最佳区间”的标准是既保证有较好的总体经济效益，又不致过分扩大区域差距，使差距变动趋势可以保证区域的协调发展。这应是我们在制订新型区域发展战略时要着重考虑和坚持的原则。
　　5.新型区域发展战略必须着眼于未来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因此这一战略也必须反映当今国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的新变化，尤其是必须紧密联系世界经济变化的客观趋势，适时进行调整和修改；从而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接轨，确保中国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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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京45-52F107城市经济、区域经济权衡19971997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京45-52F107城市经济、区域经济权衡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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