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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考察江苏省男女两性的职业流动状况出发，比较两性职业流动过程中的差异，分析影响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以了解在社会转型时期江苏男女的发展状况。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2000年12月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的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有关数据。根据该调查分离出江苏部分有效问卷2112份，其中男性990份，女性1122份。
　　一、江苏男女的职业流动现状
　　职业流动表反映的是个人的最初职业或社会位置与调查当时职业或社会位置的变化情况。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职业流动较少，人们的职业大多数是家传世袭的。建国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人们的职业也较少发生变动。真正较大规模的职业流动是在改革开放后。
　　(一)职业流动人数比较
　　表1　　分性别职业流动情况　　(人；％)

       流动情况  有效样本总数  有职业流动经历的人数  有职业流动经历者占被性  别                                               调查者的比例       男            990                433                   43.7       女            1122               541                   48.2

　　“江苏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关于职业流动的调查结果表明：在2112个有效样本中，48.2％的妇女在业者转换过工作，比男性高4.5个百分点。但是有过职业流动经历的样本中，转换过两次和两次以上的女性流动者占在业者的19.6％，此比例男性为25.1％，女性比男性低4.5个百分点。可见江苏劳动力人口中有过职业流动经历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但男性样本中流动人口的流动强度高于女性，下面关于职业流动频率的统计数据更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特点。
　　(二)职业流动强度比较
　　表2　　分性别职业流动频率　　(次)

    性别        男     女平均流动次数   0.90   0.76

　　表3　　男性分职业类型(初始职业)的职业流动频率　　(次)

           农民   工人   商业服务业人员   办事员   技术人员   单位负责人流动频率   2.17   2.18        2.09         1.44      2.02        1.75

　　表4　　女性分职业类型(初始职业)的职业流动频率　　(次)

           农民   工人   商业服务业人员   办事员   技术人员   单位负责人流动频率   1.49   2.04        1.23         1.33      1.98        2.00

　　职业流动频率统计的是劳动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流动的平均次数，它反映了流动者职业流动的强度。江苏居民的平均职业流动频率为0.83次；分性别的统计结果显示：男性的平均流动次数高于女性；从分职业的职业流动频率来看，男女两性中都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类人员的流动率最高，平均频率分别为2.18和2.04次。
　　(三)职业流动方向
　　根据流动的方向，职业流动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指跨越等级的流动，水平流动则用来指在社会分层的相同等级间的流动。根据我国社会学界的研究，我国社会的职业构成由较高层次到较低层次大体按以下顺序排列：各类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等。这种分层并不意味着各层次间在某一方面存在着某种数量上的等差或等比关系，它反映的是目前我国职业分层的一般特征②。我们依据这个职业排列，将两性样本分成六个大类，做成职业流动交互表，反映两性从最初职业到最终职业间职业流动的方向。
　　在表5的流动交互表中，左上角到右下角的对角线上分布的数字代表的是水平流动率，对角线右上部的数字反映的是向上流动率，左下部的数字则反映了向下流动率。由表中可见，41.4％的女性最终职业和最初职业处于同类社会位置，49.0％的流动者处于上表中的等级分类界线以上，9.6％的流动者处于界线以下。也就是说在跨越了社会群体等级分类界线的流动者中约49％是上升流动，而9.6％的人是下降流动。当然下降流动者也未必是绝对的下降流动，因为这些流动者可能在以其它标准排序的等级结构中有上升表现，比如收入的增加和职务的提升等。
　　
　　表6反映的是男性样本职业流动状况。对照表5和表6，我们发现流动男性与女性在职业流动类型和流动方向上存在着下面三方面的差异。
　　
　　第一，两性的初始职业结构大致相当：两性的初始职业均主要集中在工人、农民、技术人员等职业类型中，职业结构分布比例差别不大。当然，细微的差别也还是存在的，女性中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所占比例为16％，比男性低4个百分点，相对来说，集中在农民、工人、商服人员等体力劳动为主的低层次就业岗位上的比例比男性略高一点。
　　第二，从纵向的比较来看，在进行了职业流动之后，男女两性的职业地位都向前推进了。女性中49.0％的人实现了上升流动，女性就业结构中农民的比重由初始职业时的29.8％降到0.7％，单位负责人的比重由1.0％上升到2.4％，其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重上升最快，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男性流动者中上升流动的比例为52.5％，农民的比重下降最为明显，由26.6％下降到0.4％，单位负责人的比重由初始职业时的3.7％上升到11.9％，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另外，商服人员的比重也从原来的10.5％上升到22.1％。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着江苏省经济的较快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经济的一个新增长极，成为吸纳劳动力和安排劳动力就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第三，横向的比较表明，江苏男性与女性目前的职业层次结构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女性在工作之后没有改变其原有职业类型的比例为41.4％，这一比例与男性大致相当。但是在改变了职业类型的女性就业者中，下降流动者的比例为9.6％，比男性高3.6个百分点；上升流动率为49.0％，比男性低3.5个百分点。两个群体之间的单位负责人员的比例女性比男性低约10个百分点，办事人员的比重低约7个百分点，而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重是女性比男性分别约高6和8个百分点。可见，在职业机会方面男性从社会变化中的得益大于女性。
　　(四)流动原因
　　图1是对有过职业流动的男女被调查者在初次职业流动过程中最主要原因的调查结果，“组织安排调动”、“下岗、辞退、合同期满”、“经营破产/倒闭”是结构性流动，其他均属于自由流动。“为个人发展”指原单位的工作不能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不能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从长远来看，不能为自己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平台；“为家庭需要”包括解决两地分居、原工作地离家太远、结婚、生孩子、辅导孩子、照顾家人等。
　　
　　从图1可以看出：在结构性职业流动中，“组织安排调动”的比例男性多于女性，而“下岗、辞退、合同期满”的比例则是女性略多于男性。女性比男性更顾虑家庭需要。女性在流动时受家庭因素的牵制多于男性，更倾向于把家庭需要放到职业发展的前面来考虑，男性的流动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发展”。男性调换工作主要是由于“组织安排调动”(30.9％)、“为个人发展”(27.6％)、“为家庭需要”(23％)；女性的职业流动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为家庭需要”(43.5％)、“组织安排调动”(17.4％)、“为个人发展”(16.1％)，相当多的女性把“家庭需要”放到了第一位。女性的“自我发展意识”、“成就动机”等方面明显弱于男性。职业流动原因的调查中，男性“为个人发展”的占到27.6％，女性仅为16.1％。
　　图2是对最后一次职业流动原因的考察。与图1相比，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女性流动受家庭牵绊的现象大大改观，比例从原先的43.5％下降到28.7％，下降了15个百分点，但她们优先考虑的仍是适应家庭的需要；另外，结构性流动所占的比重比初次职业流动时有了明显的增加，这是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反应。其中，“下岗、辞退、合同期满”“经营破产/倒闭”等原因引起的两性被动型流动增加明显，女性尤其突出。这是由于随着经济战略性调整和战略性改组的推进，由市场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有一部分人本身文化素质低、岗位不稳定，在人力资源市场上供大于求，外界推力就会使他们经常更换工作。这种流动对未来没有预计好的规划，是一种不得已的流动，因而不利于个体的发展。
　　
　　总体上来讲，江苏男女两性在职业流动上呈现出以下特点：女性的职业流动人数比例虽然高于男性，但男性的流动强度高于女性。职业流动以后，两性的职业地位总体上都比职业流动前得到了提升。江苏两性的职业层次结构差距与流动前比较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女性人口职业向上发展者比例少于男性，而向下流动的比例高于男性。影响女性职业流动的原因中，家庭因素仍是首要因素；“组织安排调动”是影响男性流动的首要因素。女性的职业发展意识和成就动机弱于男性；女性中由于“下岗、辞退、合同期满”和“经营破产/倒闭”等原因引起的被动性流动比例增加明显，也即经济结构转型和战略性改组对于女性的职业发展冲击更大一点。
　　二、江苏两性职业流动差异的因素分析
　　上面关于职业流动原因的考察使我们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造成江苏男女两性职业流动差异的部分原因：在职业机会方面男性从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得益大于女性；女性更考虑家庭的需要；自我发展和成就意识相对弱于男性等等。下面我们将采用相关分析法对造成两性职业流动的差异原因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职业流动作为一项社会行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既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模式和发展模式的限制，又受流动政策的约束。具体的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直接表现在个体身上，个体愿不愿或能不能流动，既受制于其流动意识，又受制于其自身条件和自身素质。众所周知，江苏省一贯很注重妇女事业，在制度上赋予了妇女与男子一样的就业权利且同工同酬。但这并不能保证两性在同等条件、平等原则之下的事实平等。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应从微观、具体层面考察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所以下面共选取了7个与职业流动实现相关的内生变量(即自致性因素)，包括：年龄、目前文化程度、初始职业、技能培训、技能掌握、风险意识、个人抱负，对这些变量与职业期望进行斯皮尔曼相关分析，筛选出相关系数在0.1以上并达到显着性要求的变量列于下表中。
　　表7　　变量与职业流动之间的多元回归系数表

             当前职业地位       职业流动次数       职业地位上升下降程度  年龄      0.102 (p=0.000)    0.084 (p=0.000)       0.079 (p=0.045)文化程度    0.446 (p=0.000)    -0.009 (p=0.825)      0.177 (p=0.000)初始职业    0.297 (p=0.000)    -0.098 (p=0.013)      -0.433 (p=0.000)技能培训    0.233 (p=0.006)    0.068 (p=0.429)       0.193 (p=0.000)技能掌握    0.204 (p=0.009)    -0.037 (p=0.643)      0.191 (p=0.000)风险意识    0.0692 (p=0.100)   0.138 (p=0.000)       0.124 (p=0.125)个人抱负    0.141 (p=0.001)    0.013 (p=0.496)       0.106 (p=0.008)

　　表7数据显示出下述结果。
　　各种涉及知识和技能水平的能力素质对个人职业地位和机会获取都有强烈影响。文化程度对职业地位的取得具有最显着的直接作用力，教育资源或者说(人力资本)是获得经济资源与资本的首要中介变量，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职业地位，这是与以前的多项实证研究的结果相吻合的。另外，技能培训和技能掌握水平对职业地位也有显着影响。而文化程度与职业流动次数并没有呈现出显着的相关性，分教育程度的职业流动表显示：职业流动频率和教育水平的关系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规律，文化程度较低、缺乏劳动技能的一般劳务人员和文化程度高、业务能力强的中高级人才的流动频率较高，而高中、中专、大专等文化程度者流动率相对较低。
　　对于职业地位变化来说文化程度和技能培训、技能掌握对之均有影响。而且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技能培训与职业地位变动程度的相关性还要强于教育程度与职业变动程度的相关性，即技能培训对流动机会的影响更明显一些。可见，对于职业流动来说，不仅传统理论认为的正规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受再教育、再培训提升知识和技能水平也是改变低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年龄与当前职业地位呈弱相关关系，与职业流动的次数以及职业地位变化并没有显示出非常明显的相关性。
　　个人抱负对职业地位和机会获得也表现出一定的影响力。风险意识与职业流动频率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个人抱负对职业地位变动的影响较为显着，前面关于流动原因的分析结果佐证了这一结论：在对最后一次流动原因的调查中，女性群体中“为个人发展”进行流动的比例是16.3％，比男性低近10个百分点，女性个人抱负和自我发展意识的不足也是影响她们职业地位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由上面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造成男女职业流动差异的微观原因主要是男女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即男女在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结构、接受技术培训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此外，个人抱负和事业成就意识也对职业流动表现出了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这些影响因素相互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强化相互影响：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会增强群体的自信心和成就意识，而群体较强的成就意识又会反过来促进群体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反之，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社会竞争力的不足会强化群体的依赖观念和自轻自弱意识，并进而更是淡漠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三、建议与对策
　　虽然随着妇女事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江苏省在制度上赋予了妇女与男子一样的就业权利且同工同酬，但这并不能保证两性在平等原则之下的事实平等，目前江苏两性在职业发展上还存在一些差距。我们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钥匙。(1)保证教育公平，创造男女公平的求学、再求学机会。教育资源获得的不平等影响了两性职业流动的机会和职业发展。基于知识经济时代不可避免地来临和人们求学方式的多样化和终身化，传统的工作方法也要相应地调整，不仅要关注正规教育，而且要做好再教育、终身教育。可以利用正规教育、成人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等多种形式为女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供条件。(2)政府机关应自上而下热情呼吁女性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作为经济文化大省的江苏，近10年来，传统社会性别观念有回潮的趋势，女性自我关照意识缺乏。由江苏社会性别观念的现状和症结不难看出，观念不改变，两性在机会和权利上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所以，政府机关应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倡导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但这个宣传导向还应配有具体化的实现途径，诸如宣传再求学，提供男女公平的再求学机会。尤其要明确，再求学的本质意义不是为了完善现在的或将来的妻子母亲的角色扮演，而是着眼于女性作为个体的平等的可持续发展。(3)广泛推开社会统筹的生育保障模式改革举措的试点范围，推动家务劳动市场化、社会化，最大限度的减小因家务、生育等事件对女性职业发展构成的障碍。(4)利用各种宣传渠道，积极倡导认同“男女共同主内主外”的新型家务分工模式，并抬高妻子母亲衍生地位的价值，不再用纯粹市场经济的“显性”的货币价值作为评估标准。当然，要改变整个社会深层的心理意识和长期认同的性别文化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这只是一种被动的期待，我们认为转动钥匙的最终力量还是在女性自身。拥有不弱于男性的教育、经济和社会资源及资本储备的主动的女性是实现两性和谐和平等发展的关键。
　　注释：
　　①本文数据由江苏省妇联提供。
　　②1999年5月25日我国正式颁布并出版发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是我国第一部对职业进行科学分类的权威性文献，是部具有国家标准性质的职业分类大全。《大典》将我国目前社会职业分为八大类：第一大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第四大类：商业、服务业人员；第五大类：农、林、牧、水利业生产人员；第六大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第七大类：军人；第八大类：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青年研究京29～35D423妇女研究陈芳20062006
本文根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江苏片)统计数据，对江苏省男女两性在职业流动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发现：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加和社会流动使两性的职业地位都得到了提升，但同时又使得两性的职业层次差异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进一步对影响职业流动的内生变量进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析的结果显示：社会转型期，人力资本和成就意识是影响职业流动的两个非常突出的因素。
作者：青年研究京29～35D423妇女研究陈芳20062006

网载 2013-09-10 21: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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