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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４年是孙中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１００周年纪念。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８日－－２０日，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在南京组织召开了“振兴中华１００年－－第三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议题包括：（１）兴中会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２）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３）对外开放与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４）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５）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研究。
　　来自大陆各省市的９０余位学者和台、港、澳地区及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的４０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讨论会。会议共收到１１３篇学术论文，就上述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不少论文提出了新的论点，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反映了民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政治：新方法新观点
　　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前些年投入力量较多，学者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已基本达成共识，有了“定论”。但随着时间推移，又有人以新的视角来评判那段历史。
　　以往学者多强调民国推翻清朝，开创新局面的革命意义，不太重视两者间的传承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张玉法研究了晚清的政治改革，认为清廷在重重压力下，实施新政，已着手对教育、司法、地方制度作了大幅度改革，“虽因辛亥武昌革命爆发，使许多改革措施未能贯彻，但民国的开国规模仍建立在晚清的新政基础上”。辽宁师范大学董长芝对辛亥革命有一些新的思考。她认为临时政府建立后，内外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新政权随时有被镇压而灭亡的危险，孙中山审时度势，以临时大总统职位换取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实现了革命的主要目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以，“民元让位”不是错误，“而是英明的决策”。同样，袁世凯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支持并参加过清末宪政改革活动，得到国内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与革命派合作，承认共和制度，逼迫清帝退位，是进步的，应该肯定。他担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政权由封建地主阶级转到地主资产阶级手中，这是历史性的重大进步，也是辛亥革命的初步胜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徐梁伯也认为，判断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能以某人为首的政权是否稳固存在为标准，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失败（北迁）仅仅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失败，而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
　　有些与会学者对董长芝等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们指出，关于上述问题已有的结论是与对辛亥革命的整体评价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抽出几个问题阐述新观点，难以服人。
　　以往民国政治史研究侧重于重要事件和制度、政策的述评，近来已有学者将新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政治学的理论）引入自己的研究，从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是将史学研究引向深入的有益尝试。
　　南京大学杨振亚从纷繁复杂的史实中归纳出民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五个特点：超前的政治理想，军事与政治的结合，政治斗争中的党派联合，分享胜利成果导致联合破裂，分裂导致军事独裁。这是从总体上把握民国政治发展的尝试。台北“中央研究院”沈怀王考察了民国政治制度的渊源及其动作。她指出，除承袭传统外，民国政治制度还深受西方的影响。３８年间，西方的总统制、国会制、地方自治制、君主立宪制、委员会制都被引进过，但民主政治并没有生根成长。概括而言，位居中央的势力集团希望运用政治制度来调节矛盾，维持统治地位，但制度的运作又因军事的操纵而发生质变，谈不上权力制衡。比较而言，国民政府时期较北洋时期的政治体制有所发展，渐入轨道，核心权力的人事嬗递亦较稳定。
　　江苏省委党校李继锋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分配的角度，研究了清末民初地方主义的兴起与国家整合的关系。民末清初中央政府衰弱，刺激以省区为单位的地方主义崛起，地方主义势力的兴盛又造成了国家统一的困难。由于民国初期缺乏建立稳定民主政治体制所需的物质、文化基础，因而不论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均有变质而为个人或集团利用的危险。控制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集团，往往利用中央集权来削弱地方独立发展的机会，以保持其垄断性权力。而地方性的政治军事势力，则利用地方分权为名大肆扩权，以至中央政府无法充分行使权力，国家组织瘫痪。
　　　　经济：宏观与微观并举
　　当前以经济为中心的建设方针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史学界研究民国经济史的兴趣，促进了民国经济史研究的逐步繁荣。
　　近年多有学者研究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本次会议收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张同新认为，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的“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主张，是发展国家经济的重要原则，有普遍的实践意义。中山大学林家有对孙中山振兴中国商业思想的产生、特点、演变过程及原因作了历史的考察，提出了如下观点：孙中山振兴商业的思想以《实业计划》的完成为界，形成前后两期鲜明的反差。此前，他主张振兴商业，其后则不明不暗地限制商业发展。《实业计划》的研究是个老题目，南京大学茅家琦等参照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指出其中阐述的“混合经济制度”与“借用外资”两大思想，已分别在当今海峡两岸经济建设中得到体现，这种看法被一些学者认为颇有新意。
　　一些学者从总体上探讨了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得失。日本信州大学久保亨从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的互动关系入手，分析其失败的原因。他提出，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在当时并不算强，为争取国民对政治体制的支持，国民政府需要显示其经济发展的成就。在３０年代，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得显着成绩，巩固了政治体制，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政策却“几乎完全失败了”，“可以说是经济政策的失败制国民政府于死命”。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
　　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从大量纷杂的资料中梳理出抗战前国民政府所借外债共有８７起，起债额约合２０７ ３０６ ９７７美元，实际借款额为１６１１８７６０３美元。他指出，尽管战前１０年所借外债数额相对较小，但这个时期对外债的整理却相当成功，“从而为抗战时期吸收外资，寻求外援创造了条件”。南京大学赵兴胜则研究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三个方面：发行、推销和偿还，认为战时公债政策是失败的，没有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反而造成通货膨胀，加剧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与此相关的，也有论文讨论孔祥熙与战时财政金融政策，宋子文经济思想等。
　　有些学者着重研究具体的经济部门或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神户学院大学中村哲夫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体制变化，研究在３０年代造成中国巨大经济损失的金涨银落问题。他认为金涨银落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银货丧失了珍宝金属的地位，而不能全归于帝国主义的阴谋。当时中国由于不了解国际经济动态，不仅蒋介石，就是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也没弄清金涨银落的真实原因，所以不能防止它对中国经济的恶劣影响。江西社会科学院陈荣华选择抗战时期江西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指出战时江西经济是其近代经济发展历程的最佳时期，表现为：工农业产品稳定增长，不仅基本上满足本省境内的军需民用，还能支援西南各省；创立了炼铁及制造酸碱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确立了工业建设的基础。日本钏路公立大学的荻原充在叙述民国后期钢铁业建设特征的同时，还分析了这些特征对新中国钢铁业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一旦经济状况变动，社会其他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史学家常常通过经济史研究来考察其他社会现象。法国国立社会科学研究院毕仰高透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一千多个抗租抗税个案的研究，提出决定农民抗租抗税的主要因素，不是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觉悟”高低，而是年成的丰歉，灾年往往更容易导致抗租风潮的兴起。英国剑桥大学方德万研究了清末民初的财政危机与军阀兴起的关系，他的结论是，“财税制度本身及甲午战争以后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财政赤字，应该被看作是使中央政府权力分散和军人专政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
　　　　人物：重点突出　全面开花
　　人物研究是民国史研究中最富成果的一个方面，一些重要的民国人物，已有两三种以上的研究性传记出版，各种人物研究的论着内容广泛，数量繁多。由于有这样的研究基础，会议共收到与人物有关的论文３７篇，约占会议论文总数的１／３。
　　孙中山研究已经是民国史研究中的独立分支，参加讨论会的学者们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南开大学王永祥从政体模式的角度，对孙中山在五权宪法论中所构想的政体模式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这一政体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藩篱，也与苏联的苏维埃政体和中共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政体有明显区别。南京大学史全生考察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说明它实际上就是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码事，但在当时也具有进步意义。上海师范大学郭绪印研究了孙中山在兴中会、同盟会时期与海外洪门的关系。为扩大力量、领导海外洪门走革命道路，孙中山于１９０４年加入了洪门致公堂，１９１１年又在旧金山与洪门实行组织联合，要求同盟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洪门致公堂。此举不仅将洪门势力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且“助成了募集大笔革命军饷的大业”。广东社会科学院黄彦着重阐述了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时代特征：强调国家群体利益至上是其最高道德原则，“振兴中华”是其最高政治原则。
　　蒋介石研究这几年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民国人物研究成果中，有关蒋介石的论着，数量仅次于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会上宣读的论文中，直接论及蒋介石的有１０篇。两位着有蒋介石传记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严如平和杭州大学杨树标，分别撰文评论了蒋介石研究的状况，台北“中央研究院”陈三井也介绍了台湾学者的研究状况和成果。
　　蒋介石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已经把他放在中国近百年发展的具体进程中进行历史考察，而不再从抽象的定义出发，基本剔除了政治偏见。近代史研究所陈铁健等通过对蒋介石与孙中山十五年交往的考察，指出他们之间“是革命党人之间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不存在以往论着中所称的那种“骗”与“被骗”的关系。孙中山以崇高的地位与声望，容纳驾驭蒋介石，使其发挥所长，为已所用。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蒋一旦羽翼丰满，会挟武力涉足政治。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具体研究了蒋介石在前期北伐战争（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中所制定和执行的有关战略、策略，既大体上肯定了他在选择北伐时机、实行远交近攻策略、转战江西、进军长江中下游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指出其两次强攻围城的失败教训。
　　在对蒋介石执政后的内外政策研究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方庆秋认为：蒋介石早年即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有强烈反对外来侵略的意向和富国强兵的要求，因而当日本侵略危及其统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之时，蒋介石自身的民族主义再度发挥作用，因而走上了抗日之路。近代史研究所郑则民侧重于对抗战前蒋介石推行训政实绩的评价，他认为，蒋通过训政使战场上的胜利在“法统”上得到巩固，得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完善独裁机器，以镇压革命者和反对派的反抗。同时，抗战前南京政府由初建到相对巩固，在某些方面也有向上发展的趋势。
　　胡适在民国时期活跃于各个领域，着述甚多，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美国圣若望大学李又宁近年来致力于胡适研究，主编了《胡适与他的朋友》，已出版两册。她介绍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陈光甫档案中新发现的胡适资料，说明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确有一定实绩。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横山宏章评论了胡适与３０年代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他的论文认为，胡适在３０年代创办《独立评论》，是论战的中心人物，他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批判了孙中山的“贤人政治论”，也批判了国民党的“党禁”行为，要求允许自由结党，以求实现多元化的议会政治，然而胡适的主张“在中国独裁盛行的潮流中败下阵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任骏等论述了胡适和蒋廷黻这一对“性格迥异，政治观点亦有不同”，而又相知相敬的挚友四十多年的交往。
　　会议论文所涉及的民国人物较为广泛，包括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袁世凯、何应钦、李烈钧、冯玉祥、阎锡山、孙科、谭延ｋǎｉ＠①、孔祥熙、宋子文、何香凝、张謇、王造时、杨永泰、杜月笙、蒋廷黻、孙立人、章太炎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篇关于朱执信的论文均田德国学者写成：柏林洪堡大学费路研究了朱执信在探索革命理论过程中对德国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及理论的借鉴；马堡大学哈娜论述的是朱执信在国家、民众和民族主义方面的基本观点。
　　此外，有些论文同时考察两个重要人物，通过研究他们之间的交往、互动、对比关系得出结论，这似乎代表了人物研究的某种趋向。李又宁提出，人物研究不应当孤立地研究一个人，要注意多从人物的环境、交友中间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每个人物都是一个点，要找寻点和点之间的关系，把它们连成线，再把线连成面，这样才可以得出较全面客观的结论。
　　　　外交关系：个案研究居多
　　近年来，民国外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是，不再把中外关系简单地描述为侵略反侵略、压迫反压迫的关系，不再把旧政权的对外政策统统看作是“卖国”，而是注意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内外环境，具体考察外交政策出台的背景与实绩。
　　近期民国外交史研究出现的又一个新趋势，即注重研究个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增加，国内学者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外国图书档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过去外文资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一般史学研究都有宏观－－微观－－宏观这样的循环规律，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可能正处于第二个阶段。
　　提交会议的论文中，有的试图从宏观角度评价某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得失。如南京大学申晓云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的对外交涉，苏州大学张圻福研究的是卢沟桥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则分析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体制。但相比之下，对外关系史的个案研究仍占绝大多数，这些个案涵盖了民国时期中美、中日、中德、中意、中英和中苏关系的许多方面，总的说来研究水平比较高。
　　日本骏河台大学野泽丰以大量资料考证了日本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包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国名承认问题）过程，展示了２０多年间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和曲折历程。南京大学任东来考察了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间中美两国在美国贷款及美军在华开支问题上的争执，揭示了两个战时盟国基于各自利益而产生的矛盾，他认为，主要由于美国背信而造成的这场冲突，“不仅危害了中美两国的合作关系，而且给中国战时经济及政府威信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萨马拉尼利用丰富的本国档案，研究了３０年代法西斯意大利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政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他认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对华政策有两面性，但各方面要开拓在华利益的呼声占上风；而中国方面虽然表现出对“法西斯模式”的兴趣，但当时压倒一切的外交努力是争取国际支持，以制止日本在东北的侵略。由于上述原因，双方关系一度不错，但随着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及与德日结盟，最终导致两国分道扬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的三位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塞克特、法肯豪森）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具体阐述了他们对中国局部抗战（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和全面抗战初期（１９３８年７月前）所做出的贡献（包括战略设计、战役指挥、工事构筑、军事工业发展等），揭示了德国军事顾问团这一神秘组织在中国活动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土田哲夫研究东北地方史多年，他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由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来研究张学良的东北“地方外交”，独辟蹊径，值得注意。他认为，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的理想是与南京政府“分治合作”，而不是中央集权，事实上东北政权仍拥有相当的独立性，在外交方面也未必完全听命于南京。因此张学良敢于以武力接收中东路，从而导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由此，土田哲夫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的新论点，即“张学良基于他对日、对内认识而形成了对日回避冲突政策。这是‘不抵抗政策’的原型，其形成早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命令。”
　　　　思想文化：寻找新的切入点
　　与政治或经济相比，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似乎比较隐晦，但这种影响非常深远，因而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贵州师范大学吴雁南经过深入分析，总结出民国初期１０年间社会思潮的特点：爱国主义风雷激荡，催促人们走向新的觉醒；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仍是当时巨大的社会思想潮流；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出现了新的契机；全盘反传统狂飚突起；面对有如潮涌的新学说主义，敏于纳新，淡于吐故。这些特点是由快速变迁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又反过来影响现实社会的变化。
　　随着“文化”一词外延的扩大和文化现象研究的深入，文化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从而可以涉及社会科学的许多不同领域，民国文化史的研究因此也有新的尝试和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张亦工借鉴“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提出“革命政治文化”的概念，据以说明民国政治的民主化问题。他认为，民国政治的发展证明，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支持，政治结构就难以稳定。国共两党阶级性质不同，但两党的政治文化就本质而言都是革命政治文化。
　　美国肯塔基大学的司昆仑选择了比较具体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她将目前流行的两个研究方向－－区域文化和城市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考察成都这个相对落后的城市１９１１－１９３５年间的文化变迁。她认为，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成都尚未经过工业化的洗礼，但其政治和文化仍然有很大变化：辛亥革命使四川的哥老会变得辉煌，与之相关的秘密组织在成都平原不断增加；军阀混战不已，使四川的生活军事化，从而促成了在军阀与大众之间以调停人身份出现的“五老七贤”（清朝遗老）的复活。这两者都强调传统，其势力扩张必然使成都对现代化的崇拜比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城市弱得多。
　　作为近代社会新兴而又有影响的群体，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及他们自身的命运，是与会学者普遍关注的对象。
　　教育会在清末民初是与商会、农会齐名的团体，在地方社会多有影响，商会、农会的研究久已受到重视，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教育会却少有研究。日本明治大学高田幸男详细考察了成立于１９０３年的无锡教育会的地位与演变，分析了其领导成员的政治背景、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构成。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韦思蒂论述了２０世纪初期学校、社会精英和政治运动在地方层次（县级和县以下）的交互影响。他认为，废除科举后在地方层次出现的各类“新的”、“西式”学校实际上是新与旧的混合物，它们既是年青精英将“新文化”介绍到农村社会的中心，也是儒家书生和农村的保守派实权人物的据点，因而学校也就成为各种知识、各种社会或政治的观念与力量互相冲突的地方。这些冲突在由精英组织的大量学社和其他协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进而又扩大到青年学生中间，甚至影响到地方社会。
　　加拿大新布朗斯维克大学除乃力研究了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与军阀的关系，他认为，这一文一武两大社会势力都是清末改革的产物，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背景并无显着不同，应该属于同一社会阶级，他们的区别是职业使然；他们年轻时都受到民族主义和反帝宣传的强烈影响；由于政权掌握在军阀手中，多数知识分子自愿不自愿地为军阀做事；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利用其外交、司法的特长供职于军阀政府，客观上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贡献才智。
　　　　几点体会
　　１．中华民国史研究与国内其他历史研究领域相比起步较晚，却是近年来进步最快、成果最多的学科之一，在海外，民国史研究也成为“中国学”的新热点。民国史研究迅速发展，方兴未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华民国是距今最近的历史时期，民国史研究将为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２．民国史研究的选题不断拓宽，目前有多元化的趋势。这次会议的论文除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重要人物等方面外，还有一些新锐的选题，如美国加州大学周锡瑞的《由一个家庭的历史看近现代中国》、复旦大学杨立强的《民初宝山县社会变迁述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蒋顺兴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与中国》、南京大学胡成的《试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中的边政意识》等，这是民国史研究不断深化的标志之一。
　　３．从会议所收到的论文、评论意见和讨论发言看，中外学者的研究选题、评价标准和研究方法，在总体上有互相接近的趋势。我们认为出现这种趋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和对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一方面是大陆学者逐渐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借鉴和学习了国外有益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外国学者增加了对中国历史学的了解，接受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当然，这种互相接近并不排除学术分歧，事实上学术分歧正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只要我们继续互相尊重，互相了解，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研究，民国史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多的成就。
　　　　　　　　　　　　　　　　　　　　　　（责任编辑：张 耒）
　　〔作者陈红民，１９５８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谦平，１９５５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门内加岂
　　
　　
　　
历史研究京165-172K4中国现代史陈红民/陈谦平19951995 作者：历史研究京165-172K4中国现代史陈红民/陈谦平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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