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一
　　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产生总是必然地伴随着一种新的方法论。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思想的基础，或者说哲学方法论是逻辑地先于某种哲学思想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是：如果没有某种新的哲学方法论就不会有新的哲学思想，有了新的哲学方法论必然会产生新的哲学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说哲学方法论是哲学的本质。新的哲学方法论会给予哲学工作者一种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新的角度、新的模式。这种新的角度、新的模式就会赋予哲学家在观察和分析自然、社会和人生等问题时以新的意义、新的价值。对于同样的对象或同样的问题，如果采取完全不同的理论框架，那么我们就会形成不同的哲学理论。总之，没有新的哲学方法论也就没有新的哲学思想体系。
　　中国传统哲学不是没有自己的方法论，但是总的讲来，中国传统哲学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哲学方法论。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哲学家没有强烈的哲学方法论的意识，所以你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去发现一部专门讨论哲学方法论的着作是很困难的。如中国思想传统中早就有注经的传统，然而遗憾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却没有形成一种解释学的方法论。而且中国传统哲学家由于长期囿于传统注经的思维模式或理论框架，所以在他们的眼中，所观察到的对象总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千百年来总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随着西方哲学的东渐，事情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戊戌变法前后直到新文化运动时盛极一时的进化论使人们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论思想，盛极而衰，然后由衰而再盛，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但是进化论却给我们上了一课。它告诉我们事物变化、发展的真正的轨迹并不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而是向上向前进步发展的。这就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循环论的思维模式。当然，进化论进来以后，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这样的由进化论的思维方式而得出的结论。这是中国当时的民族危机决定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然而，事实上，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冲击却要来得更大。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结论，也就必然地接受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只不过人们当时还未曾注意到这一点罢了。
　　实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胡适就是一位自觉地运用实用主义哲学方法的学者。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中胡适是第一位自觉地引进实用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思想家。他正是运用这种方法来整理国故，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开创了一个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模式。在其它的研究领域内他也同样运用了这种方法并取得了当时别人无法取得的成果。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成功主要地应该归功于他比别人要更早地注意方法论的问题。可以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的概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确实是独步一时的。他的这一“十字真言”即使在现在也未过时，还有其合理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他的成功是完全地建筑在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并没有运用这同样的哲学方法论来构造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再说，他对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论虽然有单刀直入的理解，有扼要简明的概括，但是却缺乏细密的论证，缺乏深入的解剖。在哲学方法论上的细密的论证和深入的解剖应该是新的哲学方法论的主要的特征。正因为这样，所以胡适虽然能够熟练地运用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但是他本人在方法论上，特别是在哲学方法论上，还是缺乏建树。
　　贺麟在哲学的方法论上却给予了更多的关怀。他在哲学方法论上的贡献主要地表现在他自觉地把儒家思想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将直觉方法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论系统。他认为，说直觉方法与抽象的理智方法不同则可，如果说直觉方法是反理性的或无理性的则不可。他把直觉方法分为先理智的直觉方法和后理智的直觉方法。先用理智的方法洞见其全，深入其微，然后以理智分析此全体，以阐明此隐微，这就是先理智的直觉方法。如果先从事于局部的研究，琐屑的剖析，逐渐久而久之能凭直觉的帮助，以窥见全体，洞见其内蕴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后理智的直觉方法。贺麟指出，直觉与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背，形式的分析与推论、矛盾思辨法、直觉这三者是任何一个哲学家所不可或缺的。推论必须先有自明的公理，他认为，这种自明的公理是一种直觉的知识。而所谓的分析是剖析全体之意，分析就是分析用直觉方法所得到的对于实在、对于理念的整个印象。换言之，分析即分析由直觉方法所获得的丰富材料。对部分的分析到了面面俱到的程度，于是又借助于对于整体有更新更深的认识。可见，直觉与理智乃代表同一思想历程的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方面，它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他并且认为，近代哲学以及现代哲学的趋势，乃在于直觉方法与理智方法的贯通。他关于将理智方法与直觉方法贯通起来的思想较之于一般的新儒家的过分强调直觉的方法论要来得平允和全面。贺麟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看法就是因为他对中西哲学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有很深切的体悟。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贺麟实质上提出了由先理智的直觉经过理智的分析、推论和矛盾思辨法最后达到后理智的方法这样的系统的方法论。他的这一方法论的重点还在于直觉的方法，他强调后理智的直觉方法要高于理智的方法和矛盾思辨法。在中国现代哲学中，他的这一套方法论是关于直觉方法的最完备的方法论。对于我们现在究竟该如何来处理直觉方法和科学的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贺麟提出了这样的哲学方法论，但是他还是没有利用这样的哲学方法论来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所以我们也就很难看出在他的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能建构出什么样的哲学思想体系。
　　　　　　二
　　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冯友兰是对哲学方法论给予最多讨论的哲学家。他为了表明自己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曾写了一本很厚的着作来讨论哲学史上各主要的哲学家的哲学方法论，柏拉图的辩证法、斯宾诺莎的反观法、康德的批判法、维也纳学派批判形而上学的理论方法、道家的思想方法、禅宗的思想方法都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他特别地对于维也纳学派的方法论进行了具体而细微的讨论。其目的是要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而重建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为了达到成功地重建形而上学的目的，冯友兰还专门辟了两章来讨论他自己对形而上学方法论的看法。
　　他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的方法，一种是负的方法。他说，正的方法就是以逻辑分析方法讲形而上学。负的方法是讲形而上学不能讲，讲形而上学所不能讲，也是一种讲形而上学的方法。讲其所不讲也是讲。冯友兰认为，正的方法讲形而上学是以逻辑分析方法讲形而上学。所谓用逻辑分析方法讲形而上学就是对作为形而上学起点的经验事实作逻辑的解释。他说，这个方法就是以理智对经验事实作分析、综合及解释。这是以正的方法讲形而上学的。这种方法，他认为，是完全地不同于科学的方法。于是，冯友兰说道：“科学的目的，是对于经验，作积极底释义。形上学的目的，是对于经验作逻辑底释义。”（冯友兰：《新知言》，《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174页）他指出，维也纳学派所以要拒斥形而上学，是因为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完完全全地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来要求形而上学，而没有看到形而上学是完全地不同于科学这样重要的事实。
　　冯友兰指出，形而上学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方法是逻辑分析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就是形式的方法。他这样说道：“所谓‘形式底’，意思是说‘没有内容底’，是‘空底’。”（同上）科学的对象也是经验事实，但是科学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方法却不是所谓的“逻辑的”或“形式的”，而是所谓“积极的”或“有内容的”。他认为，形而上学所需要的命题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命题。可见，冯友兰所理解的逻辑分析或形式分析，就是不管对象的具体内容，而只对之作形式的分析。这样一来，形而上学所需要的命题就必然具有了如下的性质：1、 几乎都是重复叙述的命题；2、这些命题对于实际没有说什么， 至少是所说甚少；3、但就另一方面说，这些命题又都是包罗甚广。他认为， 形而上学中的命题必须是具有这些性质的命题。这就是说，“真正形上学底命题，可以说是‘一片空灵’，空是空虚，灵是灵活。……形上学底命题，是空且灵底。形上学底命题，对于实际，无所肯定，至少是甚少肯定，所以是空底。其命题对于一切事实，无不适用，所以是灵底。真正底形上学，必须是一片空灵。”（同上书，第178～179页）形而上学的命题是空且灵的，这就决定了形而上学必须也是空且灵的。所以判断一个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好坏的标准，在冯友兰看来，就是能不能符合他所说的“空且灵”这一标准。如果能够符合这一标准，就是好的形而上学；否则，就是坏的形而上学。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汉儒、宋明道学、清儒等都不完全符合这样的标准，都有“拖泥带水”的毛病。他指出传统的形而上学都有这样的“拖泥带水”的毛病，所以维也纳学派拒斥这样的形而上学是有道理的。那么未来的形而上学的重建的出路，就在于使形而上学的命题和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本身必须是“空且灵”的。冯友兰认为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就是用这样的“空且灵”的命题建构起来的，所以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也就是“空且灵”的，所以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正因为如此，他很自负地指出，维出纳学派能够成功地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但是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却并不在维也纳学派拒斥的范围之内。
　　根据这种“空灵”的标准，冯友兰设定了他的“新理学”所需要的命题。他指出，形而上学的工作，是对于经验作形式的分析。这种分析根本就不管经验事实的具体的内容。他认为，形而上学对于实际所作的唯一的肯定就是：事物存在。但是这一肯定并不是积极的肯定，而只是形式的肯定或没有内容的肯定。冯友兰接着往下推断说：“事物存在。我们对于事物及其存在，作形式底分析，即得到理及气的观念。我们对于事物及其存在作形式底总结，即得到大全及道体的观念。此种分析及总括，都是对于实际作形式底释认，也就是对于经验作形式底释义。”（同上书，第224页）
　　对“事物存在”作形式的分析和总括首先得到的不是理、气、大全和道体的观念，而是四组命题，再由这四组命题才能得到上述的四个观念。冯友兰“新理学”的形而上学的四组命题是这样的：1、 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某种事物是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2、事物必都存在。 存在的事物必都能存在。能存在的事物必都有其所以能存在者；3、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总所有的流行，谓之道体；4、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 大全就是一切的有。从上述的四组命题就分别导出了理、气、道体和大全这样的四个观念。冯友兰本人认为，这样的四组命题是既空且灵的。也就是说，这些命题并没有断定任何的经验事实，它们只是对经验事实作了所谓的形式的分析和总括，所以这样的命题也就具有了普遍的适用性。
　　冯友兰重建其形而上学的方法理论尤其重视他所谓的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法。他指出，逻辑是哲学的入门。他本人就是通过逻辑学而走向哲学研究的道路的。逻辑是哲学研究的入门是说，逻辑学的知识和训练是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必要的准备和必要的方法，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和方法，那么哲学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都知道，逻辑是哲学的入门的思想并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看法，而是典型的西方哲学家的思想。逻辑学这门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它是在西方哲学中成长繁荣起来的。冯友兰认为，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引进西方的逻辑学。他这样说道：“中国需要近代化，哲学也需要近代化。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别。”（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207页）可见， 他是把引进和介绍西方的逻辑学并运用逻辑学来建构形而上学看作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个根本的标志。他充分地估价了逻辑学在中国传播的作用，他说：逻辑方法传入是“真正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78页）他认为，重要的是这个方法， 而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的思想或观念。方法先于思想，思想是运用某种方法后得出的结果，方法是引出思想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方法比思想更为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冯友兰专门来详尽地讨论建构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原因。
　　正的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虽然是重建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虽然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它不是重建形而上学的唯一的方法。于是，冯友兰进一步提出了他所谓的负的方法。他解释道：“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同上书，第392 页）由于负的方法具有这样的性质和特点，所以冯友兰指出，正的方法的传入并不能完全地代替负的方法。负的方法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道家的哲学首先发展出了这种负的方法，而后来的禅宗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方法。冯友兰把道家哲学和禅宗思想叫做“静默的哲学”。他于是说：“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谁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同上书，第393 页）对于形而上学的对象或形而上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负的方法才能达到。这就是负的方法在形而上学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就是说，在冯友兰看来，正的方法不能直接地达到形而上学的对象或达到形而上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冯友兰认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真正的形而上学思想系统同时需要的方法。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于是，他说道：“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的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无宁说它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出未来的哲学。……在使用负的方法以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同上书，第394～395页）看来，真正的形而上学也只能是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结合才能形成。冯友兰强调地指出，只有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结合才能产生出未来的真正的哲学。
　　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对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做了具体而详尽的探讨，有很系统的理论和独到的见解。他既高度重视正的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也十分推崇负的方法，并且对于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关系也做了阐述。特别是他对于负的方法的讨论，我们尤须注意。这一方法是他首先从中国的道家哲学和禅宗的思想中总结出来的，要达到形而上学的最高境界只能通过负的方法而不能借助于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是一种拆零的工作，是对整体所含的个体之间，及其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所以借助于逻辑分析方法是很难达到对整体的把握。冯友兰正是意识到了分析方法的这一特点，所以又不得不凭借负的方法进入“哲学的最后的顶点”。《新理学》中的形而上学是完全通过正的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而建立起来的。在冯友兰的关于形而上学的构造方法理论中，负的方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最终而居于正的方法之上。但是运用负的方法究竟如何来构造形而上学呢？对于此，我们在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根本就找不到答案。其实，我们也不能以此来追问冯友兰，因为他本人早就说过了，所谓的负的方法就是讲其所不讲或画其所不画。哲学家首先说了很多的话，然后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就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后突然达到的豁然贯通的境地。此时语言不但已成为多余的了，而且执着地运用语言反会妨碍我们领悟不可言说的境地。这就是冯友兰哲学思想中的神秘主义。他的所谓的负的方法也就是神秘主义的方法。
　　　　　　三
　　在中国现代哲学界中，真正对于现代逻辑有所了解，并把它首先介绍给中国人民的，是金岳霖。在《逻辑》一书中，金岳霖第一次把现代逻辑学引进国内。此书的第一部分就是介绍传统的演绎逻辑系统，第二部分是对传统逻辑的批判，第三部分引进和介绍一逻辑系统，第四部分是关于逻辑系统的种种理论问题的讨论。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在传播西方逻辑学的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继明末李之藻的《名理探》和清末严复的《穆勒名学》之后又一本在中国传播西方逻辑学的着作。《名理探》介绍的是西方的传统逻辑，《穆勒名学》介绍的是西方的归纳逻辑，而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则批判了传统的逻辑思想。这一批判的立场就是数理逻辑，所以此书接着也就系统地介绍了在本世纪初刚刚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数理逻辑在本世纪是一种崭新的哲学方法论，此后的分析哲学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出现的。哲学方法论是和哲学思想体系形影不离的。所以中国哲学要现代化就必须真正地首先要有现代化的方法理论。在这种情况之下，金岳霖将数理逻辑介绍进中国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代的许多逻辑学工作者就是通过阅读他的《逻辑》一书而第一次接触到数理逻辑的，他们走上学习和研究逻辑学的道路，可以说《逻辑》一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金岳霖学习和研究逻辑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找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新的方法理论。他就是因为在伦敦看了罗素的《数学原理》一书之后，清楚地认识到了“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从此以后，他走上了分析哲学的道路。在金岳霖的哲学思想中逻辑已不仅仅是一种方法或工具。逻辑和逻辑学在金岳霖看来是有区别的。逻辑是一，而逻辑学是多。逻辑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如果说逻辑学作为一门学问是主观的话，那么逻辑则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这就是说，在金岳霖看来，逻辑不只是人的思维不得不遵守的思维规律，而且也是客观外在的东西，或者说逻辑就是客观实在。不仅如此，金岳霖还进一步指出，逻辑不仅仅是客观实在，而且逻辑也是形成万事万物必须具备的两种要素之一。这样，在金岳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逻辑也就具有了本体论的地位，逻辑就是本体，具有本体的性质。他的这一思想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论道》一书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之中。
　　金岳霖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有三个基本概念，它们分别是道、式与能。道是由式和能综合而成的。能是不具备任何性质的纯材料，是构成世界万事万物的物质材料。式是“析取地、无所不包的可能”。可能是容纳能的框架，可能是逻辑方面的可以，无矛盾就是可以。只要架子或样式没有矛盾，它就是可能，它就可以容纳能。可能虽可以有能，而事实上却不必有能。所谓不必有就是说，事实上它可以有能，也可以没有能。如果可能事实上有能在其中，那么它就不只是可能，而且也是共相。如果可能事实上没有能在其中，那么它就只是空的概念。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仍然为可能。因为在理论上或逻辑上它可以容纳能。可能在理论上有无量之多。把这无量之多的可能按逻辑上析取的方式排列起来，就成为一无穷的系统。这就是式。式穷尽了一切可能。“穷尽可能的就是必然”，所以式就是必然。金岳霖认为“研究必然的学问”是逻辑，所以《论道》一书中的“式就是逻辑底源泉”，或者说，式就是逻辑。金岳霖说：“逻辑学就是研究式的学问，或研究必然的学问。”（金岳霖：《论道》，第92页）由于式就是逻辑，于是在金岳霖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中，逻辑当然也就有了本体论的地位。对于式或逻辑的这种看法是金岳霖哲学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有特色的理论。这充分地反映出了金岳霖特别地重视逻辑或逻辑学在学习和研究哲学中的重要作用，以致于要把逻辑提升到形而上的本体的高度。
　　式作为逻辑虽然十分重要，但是它毕竟不是哲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所以，在《论道》一书中，金岳霖把式或逻辑置于道之下。金岳霖明确地说，道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是哲学中最上的概念或最高的境界，式只是道的一个组成成分。此番安排实际上曲折地反映了金岳霖试图站在中国哲学的基本立场上来沟通融合中西哲学，使中国哲学达到新的现代化的高度。金岳霖这样来处理式和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反映出金岳霖对于源自于西方的逻辑学的一种看法。逻辑或逻辑学的一大特点就在于追求思想的明确性和一致性。这就要求人们的思想必须严格地遵守逻辑的规律。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思想过于沉闷和不自由、不舒服的感觉。在金岳霖看来，古希腊的logos似乎太直、太窄、太冷、界限太分明。在《论道》中，由于式被置于道之下，一方面中国哲学的逻辑意识得到了增强，另一方面西方哲学所固有的理智的款式的累赘和闷气这种令人不自由、不舒服的感觉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如此这般的改造和处理，就使得道“不必太直，不必太窄，它底界限不必十分分明；在它那里徘徊徘徊，还是可以怡然自得”（同上书，第19页）。他又说：“‘式’虽冷而道不冷，至少不会冷到使我们在知识方面紧张底程度上去，也不至于冷到使我们在情感方面不自在底程度上去。 ”（同上书， 第41页）由于有了道这一成分，所以式虽然“多少带点冷性”，但是它已完全不同于给人以冰冷感觉的希腊的logos。 金岳霖十分重视逻辑在哲学中的地位，可以说逻辑的分析方法是金岳霖从事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分析的方法或希腊的logos 只能满足他的“求理智的了解”的要求。然而哲学研究不仅要“求理智的了解”，还要“在研究的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完全能满足金岳霖这样的双重要求的只能是得到过希腊logos意识补充或强化了的中国哲学中的道。
　　我们可以看到，逻辑在金岳霖的哲学思想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于逻辑的地位和作用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不是照搬西方的逻辑学，而是对逻辑学作了哲学本体论的改造。这样的工作的意义在逻辑意识不甚发达的中国哲学界当然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逻辑分析的方法不是哲学研究的唯一的方法，但是它却应是哲学研究的必要的或主要的方法。否则，我们只能保持静默。
　　总之，我们通过上面的介绍和分析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哲学中的方法理论经过了贺麟、冯友兰和金岳霖等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超越他们的方法理论而进一步建立起更为现代化的哲学方法理论。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干扰，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方法理论不但没有建立起来，而且贺麟、冯友兰、金岳霖等人先期的哲学方法理论也遭到了无情的摧残，冷酷的打击。中国当代哲学走过了一段异常曲折的道路。
　　
　　
　　
中国哲学史7京3～9B5中国哲学胡军20002000注重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哲学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哲学方法论的现代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现代哲学家如胡适、贺麟、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很重视对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胡适可以说是首先在国内介绍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学者，贺麟则提出了将直觉方法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论系统。在中国现代哲学中讨论哲学方法论最多的是冯友兰，他提出了关于“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相结合的哲学方法论系统。在中国现代哲学界中真正对于现代逻辑有了解，并把它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是金岳霖，他对逻辑分析方法有着独到深入的了解，是逻辑分析方法的积极提倡者。通过上述哲学家的努力，中国现代哲学已经有了系统的哲学方法论。中国现代哲学/方法论意识/形而上学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作者：中国哲学史7京3～9B5中国哲学胡军20002000注重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哲学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哲学方法论的现代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现代哲学家如胡适、贺麟、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很重视对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胡适可以说是首先在国内介绍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学者，贺麟则提出了将直觉方法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论系统。在中国现代哲学中讨论哲学方法论最多的是冯友兰，他提出了关于“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相结合的哲学方法论系统。在中国现代哲学界中真正对于现代逻辑有了解，并把它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是金岳霖，他对逻辑分析方法有着独到深入的了解，是逻辑分析方法的积极提倡者。通过上述哲学家的努力，中国现代哲学已经有了系统的哲学方法论。中国现代哲学/方法论意识/形而上学

网载 2013-09-10 21:27:3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