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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及其难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区域融合开始出现，但东亚地区的联合和欧盟有很大不同。欧盟建立的初衷是在美苏冷战前沿的夹缝里谋求独立，合作从经济入手，走的是一条机制化的道路。而东亚发展最快的区域组织——东盟采取的则是“东盟方式”。一般认为，主要有如下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第一，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没有表决，也不存在否决；第二，灵活性原则，所有成员国都力图避免谈判僵局；第三，政府间合作，东盟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国家以及区域层次上的政治决定（注：Purificacion V.Quisumbing and Benjamin B.Domino(eds.),EEC and ASEAN:Two Regional Community Perspective,Manila: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and University of the Phillipines Law Center,1983,p.130.转引自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论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东盟方式从一开始起就强调其政治性，直到1992年倡导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时，这一组织的政治论坛性质仍表现得极为明显。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东盟方式的坚持，因为经济的联合需要更深层次的政策协调，但东盟方式显然缺乏这一点。因此就目前来看，这一模式在经济合作上即便不能说是难以取得成果，至少也是前景暗淡。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各国开始认识到区域紧密联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97年11月，东盟国家首脑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作为会议的东道主，马来西亚积极促成东盟和中日韩三国的首脑会议。亚洲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东亚国家之间经济合作机制的诞生。1997年12月15日，首次“10+3”（当时是“9+3”，1999年柬埔寨加入东盟后成为“10+3”）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21世纪东亚的发展前景、亚欧合作、亚洲金融危机、深化地区经济联系，以及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进行协调与合作。会议就这些议题达成了许多共识，开启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大门。而“10+3”也成为了东亚区域合作的核心方式。此后，东亚次区域合作的步伐加快。2001年，中国总理朱ｒóｎｇ＠①基在“10+3”峰会上提出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的框架协定，设想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许是中国的这一行动让日本有了落后的感觉，在中国与东盟提出合作意向后不久，小泉纯一郎就匆忙出访东盟五国，并于2002年10月与新加坡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日本与韩国在贸易领域，中日韩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日本与东盟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意向都开始全面展开，有的已经达成初步意向。所有这些都是在“10+3”的框架下进行的。然而，“10+3”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让人担忧：
    1.小国主导，大国参与。“10+3”合作是由东盟发起并主导的，其模式本身就体现了东盟作为主导地位的存在与影响。这与其他地区合作如欧盟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进程由大国推动并主导是完全不同的。而从“10+3”机制来看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东盟每年都召开首脑会议，“10+3”领导人会议一般与东盟首脑会议在同一地点、同一时段举行，会议议题和日程主要结合当年东盟首脑会议的议题和日程而定。“10+3”具体领域的合作多数以东盟现有合作为基础而展开。更为突出的是，“10+3”合作虽然已初步形成自身的合作机制框架，但其本身并不是实体，实体是三个“10+1”（即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合作），在“10+3”领导人会议同期，还分别召开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的会议，即三个“10+1”领导人会议。因而“10+3”机制下的大多数合作倡议实质上都具有“10+1”的性质，而且主要通过“10+1”来落实。
    2.经济合作优先于政治合作。1999年11月28日，第三次“10+3”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会议首次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决心“在各个领域实现东亚合作”。尽管《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所确定的八个重点领域包括了政治和安全，但迄今为止，经济合作一直是重点，而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则相对滞后。在一些东盟国家，“10+3”合作仅被视作一种经济合作机制。特别是“10+3”作为一个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如特惠关税安排、自由贸易等较低级合作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就进行到了金融合作这类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并在金融领域率先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有悖于区域经济合作的一般次序的。这表现出了各国对于“10+3”的一个基本态度：各国只将自身力量不能解决的问题求助于区域合作机制，并不信任一个稳步推进且进行全面合作的区域合作机制。
    3.开放性。“开放的地区主义”是东亚区域合作历来坚持的一条原则，“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性质和模式的选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了着名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建议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以经济文化合作为重点保护松散的联合，进行开放性的合作。这可视为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发仞，随后这一思想开始贯穿于美、日、澳等亚太国家和地区政府及学界的研究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开放的地区主义”第一次使用是在1986年5月日本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由大来佐武郎领导的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所推出的反映政府意图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最后报告》中称，“它是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的地区主义，而决不是排他性的关门主义……不仅对外应当是全球主义的，对内也应当坚持以实现自由的开放性相互依赖关系为目标”（注：罗元铮主编：《太平洋经济共同体》，中国财经出版社1981年版。转引自宋五华、阮燮富：《论开放的地区主义——APEC的最佳选择》，载《世界经济》1996年第10期。）。随着APEC（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开放的地区主义也从最初的构想成为现实。但对亚太经合组织来说，其开放性更强调非歧视原则：“亚太地区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将不仅仅是APEC经济体之间，也将是APEC经济体和非经济体之间障碍的减少”（《大阪行动议程》）。同时这一“开放的地区主义”也是区域内东盟自由贸易区、“10+3”合作、“10+1”合作（主要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注：2003年10月7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期间，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是三国关系和东北亚合作史上最具重要意义的文件，标志着三国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行动的准则。此外，这一区域蓬勃发展的区内及区外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更体现了这一开放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贸易协定是当今世界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发展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式，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东亚各国发展同区内及区外国家合作的手段必然削弱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东亚的区域合作并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向更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行进，而是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的方式出现。东亚的合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呢？一般的解释是，由于东亚地区多样性突出，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宗教等差异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10+3”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东亚特色，亦即重点拓展经济领域的合作，从而避开东亚敏感的政治和安全问题。
    　　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整合东亚迎合了谁的利益？
    2002年1月14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新加坡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引起了关于界定“东亚”范围的议论，也引发人们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前景的担忧。小泉把日本和东盟的关系定位为“共同前进的伙伴”。为了把东亚建成“共同前进的共同体”，小泉承诺日本将为了东亚的改革、安定和未来而努力合作，并具体提出了“日本东盟经济综合提携构想”、“主动开发东亚”以及在反恐和能源等非传统安全上的日本与东盟合作等。与此同时，小泉强调了“东亚共同体”的开放性，甚至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定位为这个共同体的“核心成员”（注：〔日本〕小泉纯一郎：《东亚地区的日本和东盟——寻求坦率的伙伴关系》。转引自〔日本〕毛里和子：《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与非东亚要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8期。）。日本一直坚持，地方主义应该变得更加开放，仅关注自身内部发展而不考虑对美欧依赖的东亚是危险的。
    日本的意图在于：建立一个包括东亚以外的澳、新、美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来替代仅包括东亚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有效地对抗日益强大的中国，并维护对日本而言那个至高无上的“日美同盟”。战后，日本一直追随欧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使其身在亚洲，但宁可蒙起眼睛来不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员。有关资料表明，2001年，日本企业在不同地区的收益增长状况为：美洲增长仅2%，在欧洲减少了64%，亚洲则增长了66%（注：冯昭奎：《日本：十个令人注目的动向》，载《当代世界》2002年第2期。），但日本总不能改变其外资政策中轻视亚洲的倾向。这源于两个原因：(1)亲美情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美强日弱的形势一再强化，美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日本在对美关系上的独立性越来越弱。“日美同盟”成为日本对外关系的指针，这在日本对东亚的战略选择上表现为过多考虑美国因素，从而轻视亚洲。(2)惧怕中国。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东亚举足轻重的一员。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二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将在根本上改变全球制造业的格局，中国也必将因这一优势而成为东亚的经济合作中心，未来的亚洲，也必将是中国与日本共同主导的亚洲。这一点不论对亚洲还是对日本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日本并不这样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却成为了日本惧怕的对象，怕中国成为它的竞争对手，更怕中国取代其在东亚的大国地位。特别是，作为亚洲惟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东亚惟一的核大国及世界上第三个具有进入外太空能力的国家，中国给心胸狭窄的日本带来很大的压力。这些情结都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中表露无遗。
    对东盟国家而言，选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的形式还是选择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道难题。首先，东盟国家一直奉行开放政策，多数国家开放程度较高，其开放程度在20世纪后期已居世界前列，据杨胜刚和黄文青的计算，东亚平均综合对外开放度为87.26，高于欧洲43.87的水平（注：杨胜刚、黄文青：《全球货币制度的历史变迁与亚洲区域货币整合前景》，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5期。）。对外依存度高必然使其在选择建立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集团时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因为封闭性的区域集团不但在贸易流向上，更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出现重大调整，这会影响其正常的对外交往。更为突出的是，建立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集团是否现实长期困扰着东亚国家，因为东亚各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对区内的大国日本却是逆差。其次，虽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一直是东盟国家的理想，但东盟国家（其他东亚国家也是如此）民族主义意识比较强，非常看重主权。在现有的“10+3”模式下，东盟国家是既得利益者，一个松散的非机制合作形式能够使东盟避免失去其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实践证明这不过是东盟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因为作为小国集团的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均不具有代表性。东盟虽然过去在东南亚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合作中尤其在“东盟地区论坛”中发挥过一定的核心作用，但这是在大国竞争均势的背景下产生的。再次，东盟认为，中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地区强国，扩大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影响力，以制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处于上升态势的影响力是有必要的。
    建立双边自由贸易网而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迎合了区域外特别是美国的需求，美国并不愿意看到一个联合的亚洲，因为这会直接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继续存在虽然引起一些争论，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接受的，因为“美国将继续是这个地区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的关键的来源”，“东盟与美国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合作将促进这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如果这种合作削弱了，双方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注：Goh Chok Tong, "ASEAN-US Relations: Challenges",Keynote Speech at the ASEAN-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 September 7,2000.http://www. aseansec.org转引自曹云华：《在大国间周旋——评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载《暨南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对美国而言，冷战结束之后，它在东南亚受到的压力仍然较大，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增强，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东盟正是可以用来制衡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也是美国与东盟开展双边合作的动因之一。
    　　东亚区域合作的必然选择：大国协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日本及一些短视国家认为，选择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而不是选择如欧洲那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来组织区域联合体是省力的办法，而且能够简单地将具有不同需求、不同目标的力量纳入到一个合作框架中，既兼顾了各方的利益，又避免了冲突，似乎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必然选择。实际上，这样做不但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对于东亚而言，合作的最优途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其他，为什么要一体化？因为“高效率和竞争力需要开放和互相依靠，而开放和互相依靠为更高的效率和竞争力提供动力”（注：〔菲律宾〕菲德尔·拉莫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挑战、机遇与潜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当然，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进行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对外交往是全球化下获利的另外一个可选择的手段，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经济强权仍然在当今的国际交往中占主导地位，欧盟的成功已经将单个而言弱小的欧洲国家联合成一个足以与美国对抗的强大经济巨人，并开始成为世贸组织的控制者。东亚也只有成立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仅包括东亚国家的一体化组织，才能够有效地进行内部经济交往，创造规模并从中得利，一个联合的区域集团才能够有效地与美国、欧盟对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已经昭示了这一理解的广阔前景。鉴于此，笔者认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前途必将是以大国协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
    1.大国协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为东亚提供最为有效的地区安全保障。冷战的结束使东亚的权力分配和安全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维持地区安全秩序需要构建新型的安全机制。东亚现有的安全机制是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泛亚太合作安全机制，缺乏制度保障。其核心特征是东盟方式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这一方式下发展起来的集体安全对于防止大国干涉的东盟而言是合适的，却阻碍了合作安全向着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当出现地区突发问题时，东盟地区论坛总是表现得无能为力，如1999年的东帝汶独立，东盟地区论坛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没有提出任何行动计划；1997年发生的印尼森林大火，印尼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扑救，使这一事件给东南亚的环境和人民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其他东盟国家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和不安，但东盟地区论坛仍没有做出恰当的反应；东亚金融危机更是体现了缺乏体制化的东盟地区论坛的脆弱性，东盟各国“大难临头各自飞”，冲击了东盟地区论坛固守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虽然目前来看在东亚建立一个大国协调为基础的集体安全机制仍然存在诸多困难（注：陈寒溪：《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但这一地区的美、中、日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冷战后它们在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避免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这应该能成为建立东亚大国协调下的集体安全的基础。
    2.大国协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东亚存在具有经济合作的基础。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发展相当迅速，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首次超过美国，中国成为日本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国。对中国来说日本成为第一大贸易国。而且日本的投资也开始大幅向东亚转移，其投资在东亚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向美国的增长速度（注：贺晓琴：《东亚合作的态势和前景》，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在亚洲，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国和投资国。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也极其紧密，中国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则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和欧盟不同，东亚各国经济的合作基础既来自竞争性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同时更多的是互补性所带来的分工效应和协作效应。总体上看，东盟与中、日、韩经济之间既存在经济互补性，又存在竞争性。但在经济互补性和竞争性方面，各国之间的程度是不同的。有的表现为互补性强一些，如东盟中等水平国家之间；有的表现为竞争性强一些，如中国与东盟、日本与韩国等（注：课题组：《东亚经济合作的新发展与我国的对策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4期。）。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的地位极为突出，日本将为区内提供资金、技术和知识，从而有效的提高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无疑将成为整个区域增长的“发动机”，促进其他国家贸易的增长。这不但使它们有较多的贸易盈余，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减弱东南亚对美国、欧洲的出口依赖（注：赵银亮、毕洪业：《建构东亚经济合作的新视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4期。）。
    3.大国协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整合东亚的最有效方式。区域一体化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合作的概念，必须使这一地区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安全诸意义上的单一地区(single region)。庞中英将地区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概括为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的是经济活动的地区集中倾向、过程，这一趋势不是政治性的，非人为设计、推动的；但另一方面，地区整合也可能是一种政府行为趋向、过程，即各类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促进地区合作的政策与决策，这是政治性的、人为设计的（注：庞中英：《地区性、地区化与地区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地区整合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而非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或单纯的政治概念。就东亚而言，在其地区合作进程中，既有经济合作的过程，也有政治社会的合作过程，但后者的进程远不尽如人意。因为这一地区存在多种地区主义，这就需要进行整合，需要大国之间达成共识，求同存异。东盟虽然为东亚的整合提供了范例，但并不能最终解决东亚的问题。
    建立一个大国协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对于东亚这个充满复杂经济、政治、民族、历史、社会、文化差异的区域而言，需要走的路还很长，至少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地区认同。缺乏地区认同是阻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相比而言，东盟对于东亚具有深刻的地区认同感，这里面的认识差距主要来源于位于东北亚的三个大国：中国、日本和韩国。战后以来，日本一直是美国经济上的追赶者和政治上的追随者，“脱亚入欧”是日本多年未偿的心愿，日本将自己定位于“亚洲太平洋国家”，在亚洲外交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推出“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这与英国将自己定位于“欧洲大西洋国家”是一样的。对日本而言，其外交的出路似乎只能依赖于日美同盟。为了能够亲近美国，日本甚至在一些方面做出令人齿寒的行为，如日本外务省所谓的主流派经常这样讲，日本同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同中国却没有，自称是亲美派的小泉纯一郎也在电视上使用了同样的说法（注：〔日本〕谷口诚：《没有自主的、多方位的外交，日本没有未来——对日本外交的建议》，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参与亚洲的地区合作的首要目标是为了发展经济、巩固民族国家，而不是如西欧那样希望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合作目标是一致的，但这容易招致周边国家的猜忌。一个逐渐强大的中国让她的邻居感到害怕，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明确的对外身份定位（注：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在不同阶段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负责任的大国”等。中国的亚洲身份的认同必须强调中国的大国责任的重点是在亚洲，而且依此来确定自己在东亚地区主义构建中的身份。与中国和日本相比，韩国的影响要小得多，但在和东盟交往方面，韩国的需求很大，所以韩国虽然强调自己是东北亚国家，但对东亚的合作仍很热心。对东亚各国的地区认同，需要各国认同一个共同的亚洲文化，如同欧洲对欧洲文化的认同那样。
    第二，消除猜忌，发展新型主权观。国家之间的相互猜忌是区域合作的最大绊脚石。冷战结束后，美国从东南亚撤军反倒引发了东盟国家的“逆裁军”现象，日本也在积极改变其安全政策，明显增强了其军事力量，要求在安全领域发挥作用和有外交自主性，成为“普通国家”（注：孙承：《日本为何要当“普通国家”》；载《环球时报》2003年9月12日。）。所有这些都源于人们对这一地区的不安定感，结果却增加了这一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作为民族国家聚合的地区主义的发展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主权。因为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一直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它在改造和发展民族主义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了放大了的或者延伸了的民族主义（注：有关“放大的民族主义”，请参考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9年第2期。）。这会损害一些民族的利益，而强化另外一些民族的权力，从而引发抑制行为。东亚地区各国高度重视主权，这一方面源于历史上过重的压迫和奴役，另一方面在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是经济上的弱化，主权就成为了最后一道防线。主权国家的存在是实现人权的先决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认为，从没有先于国家的天赋人权，只有国家保障的权力（注：〔德国〕恩斯特·本达：《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这种思想在全球化的今天应该予以改变。比如欧洲，欧盟国家的主权让渡并没有给予第三方，成员国也并没有丧失对让渡主权的控制，欧盟国家将主权让渡到欧盟层次上，并进而在这个层次上行使主权权力，是一种主权的集合与共享（注：刘文秀：《欧洲一体化性质与特点》，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2期。）。
    第三，建立一个机制性的框架。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一直没能建立起一个机制性的框架，这是在今后区域合作中应重点实现突破的方面。虽然东亚合作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金融合作超前，但作为这一领域重要成果的《清迈协议》也不过是一个框架而已，它缺乏一个具体的执行机构，更缺乏一个体制，不过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内提供区域间货币合作和风险预警机制，仍然靠一系列双边的协议来支撑。究其原因，仍然是人们对政治合作的过于敏感。对欧盟的扩张与深化，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曾说：欧盟扩大“不受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约束……将延伸到人们愿意加入的地方……这不能从地理上来理解，而是要从政治和文化上来理解，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进程”（注：转引自伍贻康：《欧盟东扩和引发的几点思考》，载《世界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一个机制的建立的关键不是约束，而是给予各国经济调整的一个指导方向，从而加强一致性。如欧盟的扩大和深化，先给出一个既定的法规要求，各成员国按照这个既定的要求约束自己，待条件成熟则入盟就水到渠成。东亚各国差异较大，一个完全一致的法规要求也需要一个耐心等待的时期，但必须首先给出这个机制框架。
    字库未存字注释：
    　　当代亚太京20～26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李恒20052005“10+3”合作是东亚区域合作目前的主导形式，但这一模式很难深入下去。2002年日本提出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的方式，尽管符合东盟强调自立的合作原则，也迎合了外部特别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易为各方接受，但从根本上堵住了东亚通往更具机制化合作的道路。本文认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必然选择是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保障东亚各国利益的惟一选择。本文得到商务部“出口退税问题研究”课题的资助，参加讨论的包括杨元杰和骆祖春，在此表示感谢。萧延中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北京　100872荣The Historical Evolvement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Strategy
   WU Li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李恒，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作者：当代亚太京20～26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李恒20052005“10+3”合作是东亚区域合作目前的主导形式，但这一模式很难深入下去。2002年日本提出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的方式，尽管符合东盟强调自立的合作原则，也迎合了外部特别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易为各方接受，但从根本上堵住了东亚通往更具机制化合作的道路。本文认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必然选择是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保障东亚各国利益的惟一选择。本文得到商务部“出口退税问题研究”课题的资助，参加讨论的包括杨元杰和骆祖春，在此表示感谢。萧延中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北京　100872

网载 2013-09-10 21: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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