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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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译文] 可惜的是——虽然谈到三更半夜，竟是白白的向前移席，因为他问的并不是天下百姓，而只不过是鬼鬼神神！

[出典] 李商隐《贾生》

注：

1、《贾生》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2、注释：

　　①贾生：贾谊，西汉着名的政论家，力主改革弊政，提出许多重要政治主张，但却遭谗被贬，一生抑郁不得志。

　　②宣室：汉未央宫前殿的正室。访：征询、咨询。逐臣：被贬之臣。贾谊被贬后，汉文帝曾将他召还，问事于宣室。才调：才华气格。无伦：无人可以比得上。

　　③可怜：可惜，可叹。苍生：百姓。问鬼神：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文帝接见贾谊，“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

3、译文1：

汉文帝为了求贤，曾在未央宫前的正室里召见被逐之臣，论那贾谊的才华和格调确实是十分脱俗超群。可惜的是——虽然谈到三更半夜，竟是白白的向前移席，因为他问的并不是天下百姓，而只不过是鬼鬼神神！

译文2：

汉文帝为求贤在宣室召见被放逐的贾谊，贾生的才能在天下可以说是盖世绝伦。奇怪的是谈到半夜时，文帝将身子移向前去，问的不是天下百姓的事，而是有关鬼神。

4、李商隐生平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5、贾谊不仅是汉初着名的文学家，还是一位早熟的政治家，二十多岁即当博士，一年中官至太中大夫，文帝惊其才，拟授以公卿之位，后因见嫉权臣，被贬斥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才得入京面君。当时，文帝刚主持过祭礼，有感于心，所以在未央宫前殿的宣室，与他谈开了鬼神之事，并多有询问。贾谊对此一一作答，使文帝不觉中移膝倾听，并感慨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史记·贾谊列传》）。

　　李商隐此诗写的正是这件事，只是他不像一般文士那样，以赞叹或倾羡的口吻报写君臣的遇合，而是从相反的角度，对此事作别具深意的阐发，从而使诗歌有了一种独特的内涵。

　　诗歌一开始直写文帝夜召贾谊事，“求贤”、“访逐臣”两词写出文帝的求贤心切，而逐臣的“才调无伦”是其所以要深夜相召的原因。如前所说，贾谊年少才高，然他因才高而达，也因才高而穷，被贬到长沙便是证明，现在文帝深夜相召，莫不是有独排众议，重新起用逐臣的打算？读这两句，人们不免对此有所等待。然而，这正是作者高明之处：先蓄足声势再行折转，为突出后两句作铺垫。因为事实是文帝宣室夜召逐臣，并不为听取如何治国安民的大计，他感兴趣的只是鬼神之事。由此，这种求贤心切，足以证明其政治上的昏愦慵弱；其对逐臣有所咨询，适足成为对逐臣的愚弄和侮辱。试想，贾谊年少得志，自视甚高，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现在文帝不问他治国安民之策，反向他讨教鬼神之事，岂不是将他与巫祝同列，难道还有哪一种怀才不遇比这种遭人冷落，更令人痛切、丧气呢？贾生才高被贬的坎坷遭遇曾激起历代人的同情，他们感叹其空抱经国之才，痛惜其不幸的结局，然而视线总跳不出一己穷通荣辱的圈子。

　　作者此诗表明：个人的穷通与是否被欣赏，当以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否被采用，政治才能是否得到发挥为标准，这一隐含在诗歌深层的见解不能不说高人一筹。

　　这里还必须指出，作者此一番议论并不是针对文帝而发的，因为文帝刚行过祭礼，由此而感鬼神之事，问及贾谊，算不得沉溺鬼神，更不能由此断言他不以天下苍生为念，更何况历史上的文帝是一个颇有远见宏志的君主，他继承高祖打下的基业，有鉴于天下初定人心思安的情势，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使天下大治，“文景之治”为历代史家所称道。这一点作者并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写，原为托古讽今，借前朝旧事寓现实感慨。作者是晚唐诗人，晚唐不少皇帝多有因崇佛媚道，服药求仙而荒废政事者，他们才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才是他所要真正讽刺的对象。

　　寓意深刻是本诗的最大特点，作者于此可谓颇费斟酌，他没有去追求诗歌前后两部分内容转换的突兀，而只用了“可怜”和“虚”两词轻轻拨转。“可怜”

　　即可惜之意，虽不及“可恨”、“可悲”等词来得强烈，但却更能让人体味作者情感的冷峻。“虚”即空自之谓，不经意地用此词，却将文帝“夜半前席”的求贤之举一下子推倒，读者的心理震撼也因此达到高潮。

　　应该说，象本诗这样，以寻常字传达深切的主观情感，且传达得如此委婉，不露圭角，在历代咏史诗中是罕见的。北宋王安石也写过一首同题诗：“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取意与李诗相反，见解独特，然而就艺术表现而言，其一任议论肆行，坦率发露，与李诗寓意深刻而形象生动，虽辞锋犀利而抑扬顿挫，相比显然有上下之别。

6、贾谊贬长沙，久已成为诗人们抒写不遇之感的熟滥题材。作者独辟蹊径，特意选取贾谊自长沙召回，宣室夜对的情节作为诗材。《史记·屈贾列传》载：

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却独具只眼，抓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鬼神”之事，翻出了一段新警透辟、发人深省的诗的议论。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前幅纯从正面着笔，丝毫不露贬意。首句特标“求”、“访”（咨询），仿佛热烈颂扬文帝贤意愿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所谓求贤若渴，虚怀若谷。“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次句隐括文帝对贾谊的推服赞叹之词。“才调”，兼包才能风调，与“更无伦”的赞叹配合，令人宛见贾生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诗的形象感和咏叹的情调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这两句，由“求”而“访”而赞，层层递进，表现了文帝对贾生的推服器重。如果不看下文，几乎会误认为这是一篇圣主求贤颂。其实，这正是作者故弄狡狯之处。

第三句承、转交错，是全诗枢纽。承，即所谓“夜半前席”，把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于“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这种善于选取典型细节，善于“从小物寄慨”的艺术手段，正是李商隐咏史诗的绝招。通过这个生动的细节的渲染，才把由“求”而“访”而赞的那架“重贤”的云梯升到了最高处；而“转”，也就在这戏剧高潮中同时开始。不过，它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上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不用感情色彩强烈的“可悲”、“可叹”一类词语，只说“可怜”，一方面是为末句── 一篇之警策预留地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这里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比剑拔弩张的“可悲”、“可叹”更为含蕴，更耐人寻味。仿佛给文帝留有余地，其实却隐含着冷隽的嘲讽，可谓似轻而实重。“虚”者，空自、徒然之谓。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对文帝“夜半前席”的重贤姿态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可谓举重而若轻。如此推重贤者，何以竟然成“虚”？诗人引而不发，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而不是一泻无余。这一句承转交错的艺术处理，精炼，自然，和谐，浑然无迹。

末句方引满而发，紧承“可怜”与“虚”，射出直中鹄的的一箭──不问苍生问鬼神。郑重求贤，虚心垂询，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不是为了询求治国安民之道，却是为了“问鬼神”的本原问题！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求贤，对贤者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啊！诗人仍只点破而不说尽──通过“问”与“不问”的对照，让读者自己对此得出应有的结论。辞锋极犀利，讽刺极辛辣，感概极深沉，却又极抑扬吞吐之妙。由于前几句围绕“重贤”逐步升级，节节上扬，第三句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末句由强烈对照而形成的贬抑便显得特别有力。这正是通常所谓“抬得高，摔得重”。整首诗在正反、扬抑、轻重、隐显、承转等方面的艺术处理上，都蕴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而其新警含蕴、唱叹有情的艺术风格也就通过这一系列成功的艺术处理，逐步显示出来。

　　点破而不说尽，有论而无断，并非由于内容贫弱而故弄玄虚，而是由于含蕴丰富，片言不足以尽意。诗有讽有慨，寓慨于讽，旨意并不单纯。从讽的方面看，表面上似刺文帝，实际上诗人的主要用意并不在此。晚唐许多皇帝，大都崇佛媚道，服药求仙，不顾民生，不任贤才，诗人矛头所指，显然是当时现实中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统治者。在寓讽时主的同时，诗中又寓有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诗人夙怀“欲回天地”的壮志，但偏遭衰世，沉沦下僚，诗中每发“贾生年少虚垂涕”、“贾生兼事鬼”之慨。这首诗中的贾谊，正有诗人自己的影子。概而言之，讽汉文实刺唐帝，怜贾生实亦自悯。（刘学锴）

7、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宣室”即汉朝未央宫前殿的正室，这里用来指代汉文帝。“逐臣”，指被贬斥在外的官员，这里代指刚从长沙召回的贾谊。当年，贾谊字字恳切地上书指斥汉王朝的种种弊病，引来的却是权贵的切齿痛恨，他被贬官至长沙。那时候，他以为自己会病死在那里。不过，汉文帝后来还是想起了他，将其召回长安。在未央宫的宣室，君臣畅谈，夜半方罢，汉文帝对贾谊的才华钦佩无比，甚至发出感叹：“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才调”，包括才能与风姿。“无伦”，无人能比。一个“更”字，突出贾谊的卓尔不群。由“求”，到“访”，到赞，表现出汉文帝对贾谊的格外器重。这不仅是写贾谊的出众不凡，也是写汉文帝的爱才，看样子真是求贤若渴，虚怀若谷啊！如果不看下文，我们会以为李商隐描绘的是一副明主求贤、君臣际会的美好图景，以为贾谊终于能够得到重用了。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可叹啊，汉文帝与贾谊谈到深夜，身体还不断地往前靠，原来问的不是天下苍生的治国大计，而是在求神问鬼。

古人席地而坐，双膝跪下，臀部靠在脚跟上。“前席”，就是说汉文帝听得非常投入，以至于不知不觉地向前靠。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把汉文帝那殷殷垂询、认真着迷的情态描绘得活灵活现。而一个“虚”字，又把那份急切、诚恳否定得一点不剩。“虚”，空自、徒然的意思。虽只轻轻一点，却使读者产生了怀疑：如此推重贤者，何以竟然成“虚”？诗人引而不发，给读者留下了悬念，诗也就显出跌宕波折的情致。

“可怜”二字，貌似轻描淡写，实则轻轻一带，把全诗的情绪一下子全都打落，隐含着冷隽的嘲讽。诗人的技巧也藏在这一微妙的转折中。果然，最后一句急转而下，揭开谜底。原来前面的种种渲染都是在蓄声造势，为后两句的转折作铺垫。读到这里，怎能不对平庸的帝王发出讽刺的一笑，又怎能不为贾谊感到悲哀呢？

评解

据史书记载，贾谊觐见汉文帝时，汉文帝刚从祭祀典礼上回来，遂就鬼神之事向贾谊讨教。汉文帝问鬼神之事本是事出有因，有所感而发。但是，诗人却抓住这一情节大做文章，把一般意义上政治上不得志，理想抱负不能够实现的怀才不遇的内含推向一个更深的层面，即遇与不遇不在于个人的穷达与荣辱，而在于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否被采用，是否能够造福天下苍生。这一隐含在诗歌深层的见解不能不说高人一筹。

表面上看，诗人是在讽刺汉文帝的昏庸。实际上，李商隐并非不知汉文帝是有感而发而问及贾谊的，还算不得沉溺鬼神，更不是断言他不以天下苍生为念，更何况历史上的汉文帝还是一个颇有远见的君主。李商隐的真正意图是托古讽今，借前朝旧事寓现实感慨。身处晚唐，不少皇帝因崇佛媚道、服药求仙而荒废政事，他们才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才是他所要真正讽刺的对象。

结构巧妙、寓意深刻是该诗的最大特点。诗人成功地运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由“求”而“访”而“夜半前席”，层层推进，最后突然跌落，可谓大开大阖，别具匠心。

8、李义山的〈贾生〉诗，历代以来都有佳评，但他们都只注重他作诗的高超技巧，并未指出不合史实且失之过苛之处。他们同意了李义山「以偏概全」的论法，忽略了汉文帝一生的事迹。其实，汉文帝是一位以德化民的仁君。他在位二十三年，自奉俭薄，所有的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是他父亲暨吕后时所遗之物；他想兴建一座露台，估价要花百金，便羞惭地取消计画；他最心爱的慎夫人，衣裙不准长到拖地；宫中的帐幕，完全素色。他的俭朴，历代哪位帝王能及？！他为了减轻人民负担：田租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后来又下诏免徵田租。　赋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这些都是他注重民间疾苦的德政，怎忍心说他「不问苍生」呢？
笔者平日很喜爱李义山的诗，也读过他所有的好诗，在读〈贾生〉诗时，心生疑惑，于是翻阅《汉书·文帝纪》及〈贾谊传〉，深觉他的批评和讥讽，有失公正、宽厚之道，因此暂抛喜爱之心，为汉文帝鸣冤！
撰文者：江国贞·台北商专教授

9、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的汉文帝并不是一个“昏君”，而是一个开创“文景之治”的“有道明君。那么，他为什么在国家存亡的重要时刻“不问苍生问鬼神”呢?

其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类封建迷信思想大行其道，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黎民百姓，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作为一名帝王，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江山，而不是黎民百姓。所以“不问苍生”。

其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文化很不发达，存在着极其浓厚的迷信习惯和传统，越是遇到重大问题，往往就越是要“求神问鬼”。汉文帝也未能免。

岁月悠悠，无情地涤荡着社会的污泥浊水，又精心地呵护着人间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并努力使之世代流传，其中就包括李商隐那篇《贾生》。国为它以美的形式，善意地向人们发出一个真诚的忠告：要心系“苍生”，遇到困难要求助于自己，而不要再干“问鬼神”的蠢事。

10、　中国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家国天下为终生的奋斗目标，在古代，“忠君”与“爱国”是一个概念，于是“济世苍生”的路子也就只有一条仕途了。所谓的“出世”和“入世”两种选择，实际上只是“出仕”和“入仕”两条道路。这样，能否做官就成为衡量文人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做上大官，侍奉皇上，治理天下，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用李白的话说就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但是由于科举制度选拔的不合理性，才学并不能成为仕途的通行证，而且选拔官员数量有限，因此大批文人连试不第，满腔才学无法发挥。

诗人需要真诚，否则无以为诗；而官场却需要虚伪，否则无以通达，这正是他们的人生悲剧所在。所以在政治舞台上，中国文人永远是退避者、受难者的角色，他们永远只能是诗人而做不了政客。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给后世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情趣，偶尔也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但是自然山水还是不能熄灭燃烧在他们血液中的忠君爱国爱民的火焰。受现实所限，他们却只能将报效国家的愿望埋藏于心。那时人们的价值观、成就观没有像现在这样多元化，要成名就只有这一条路。于是他们对国家、对命运的心态总是在希望与悲观之间，并且痛苦地终生面对“归隐”与“进取”的严峻又无解的课题。

孔圣人提出了一个正统文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的典范态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仕途无望、人生苦短，可谓“穷”了，“独善其身”便演绎成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写作是一个文人“不朽”的途径，也便成为一个文人终身的事业。一部《史记》就使司马迁获得了永生。白居易一生专心求索永久的诗名，晚年拖着病体还伏枕作诗不止。死前将写定的诗集五本分五处收藏，希望诗名永传的用心可谓良苦。这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超越个体生命、追求永生不朽的一种独特形式，也往往是驱使他们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的秘而不宣的内在动力。不仅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是如此，即使有些尊奉道家思想，看上去远离世事过着隐逸生活的文人，其实也未尝不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为自己打造身前身后之名。通过着书立说，给自己留下身后之名，从而实现对有限人生的超越，成为古代许多文人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儒道互补”人格模式与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是一致的。苏轼与陶渊明都是这一人格模式的典型代表。苏轼晚年几乎把陶渊明诗全部和了一遍。这不仅使苏诗在艺术上攀升到了更新的高度，而且使苏轼与陶渊明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两个“儒道互补”人格模式的典范。以苏轻绝妙的诗词、文赋为载体，以共独特的人格魅力为榜样，“儒道互补”对封建时代后期的知识分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他们所普遍奉行的人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