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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由多民族文学所构成的。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少数民族文学尽管其发展水平不相一致但它们却日益显示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研究鲁迅文学传统及其继承与发扬，自然不可忽略它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毫无疑问，鲁迅的战斗精神与人格力量，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艺术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参与着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的哺育。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目前中国学术界的看法还不尽一致；但大体上形成了“广义说”与“严格意义说”两种观点。前者主张凡是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写的作品都应归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后者则认为只有那些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表现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以本民族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甚至是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写出的作品（没有本民族文字者不要求这一点），才能算作少数民族文学。广义的少数民族文学则把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家包括进去，如老舍（满族）、沈从文（苗族）、李准（蒙古族）等。从严格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出发，上述作家则不作研究的重点。本书这一章的叙述，着重关注那些属于严格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创作，介绍鲁迅文学传统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所发生的广泛影响。
　　另外，中国少数民族中有相当多的民族使用汉字（尽管也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们的作家往往用汉文阅读与写作。有些民族虽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但其作家一般都熟悉或精通汉文，如蒙古族、朝鲜族及满族。上述那些民族的作家在接受鲁迅作品的影响上不存在或基本上不存在文字障碍。而另一些少数民族如中国西部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等等，他们的作家则用本民族文字阅读与写作。由于地域等原因，这些民族的作家对于汉文的熟悉远不及中国东部的少数民族作家。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在接受鲁迅文学传统的影响，获取鲁迅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营养方面，则要求助于翻译，并受到本民族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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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代，一些少数民族青年，为了寻求自身的出路（扩而大之也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从当时的革命文学特别是鲁迅的作品里获得了思想上的启迪与力量，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这些人是鲁迅作品最早的受惠者，也可以说是鲁迅文学传统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所发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的起点。
　　彝族着名作家李乔在《自传》中这样叙述过：“我半工半读混到初中毕业，虽然我的成绩很优异，但在国民党反动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下，竟连一个糊口的工作也找不到。没有办法，我便到昆明找出路，仍找不到工作。这时，在穷极无聊中开始接触新文学。我如饥似渴地读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等作家的一切能找到的作品，也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以及翻译的外国进步作家的作品。我从这些书里吸收营养，慢慢地也想学习写作了。”〔1〕1930年，李乔和几个同乡青年流浪到上海。在这个大城市，李乔更方便地接触到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作品，并有幸聆听过鲁迅《文学与革命》的讲演，开始认识到“一个好的青年必须首先是革命者”〔2〕，并使自己有了文学创作的正确方向。 在鲁迅作品和当时的“普罗文学”影响下，李乔应创造社主办的《现代小说》杂志的“无名作家处女作征文”，写出了反映自己曾经当童工体验过的云南个旧矿工生活的小说《未完成的斗争》。虽然由于创造社被当局查封，这篇小说已经发排终未能同读者见面，而李乔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无疑同鲁迅的直接影响有密切关系。李乔后来回到云南家乡在个旧、石屏等地任教。他的《自传》说：“在黎烈文先生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时，我爱读鲁迅先生在上面发表的那些匕首一般的杂文，自己也学写了一些题为《矿山通讯》的短文，投到《自由谈》发表。”〔3〕这里指的就是1934年4月至6 月间《申报·自由谈》的发表的题为《个旧厂》的一组通讯。这些作品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写“我”在个旧锡矿所见所闻，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地方是一个活地狱，有着无人性的残忍，蛮横的剥削，黑暗的压迫。”作者“爱读”的鲁迅杂文那种朴实的战斗精神与艺术风格，在这批短文中有着明显的烙印。
　　另一位彝族女作家李纳虽然也有过李乔类似的寻求出路的经历，但她有机会在四十年代初到了延安。1942年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在这里直接承受了鲁迅作品的滋养。后来，她在东北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时，鲁迅倡导的疗救国民精神痼疾的主张在起着作用。她最初发表于《东北日报》上的短篇小说《煤》（1948年）与《出路》（1949年）的主人公黄殿文、彭名贵身上都有着旧社会给予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落后，缺乏劳动者的觉悟，多少能映出阿Q、闰土的影子。 毕竟时代不同，黄殿文、彭名贵在新政权的感召与教育下，“浪子回头”成为新社会的主人。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为新生活的热烈期望所替代。
　　抗日战争时期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来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着名作家的，还有壮族的陆地和侗族的苗延秀。
　　陆地在李纳之前就到了延安。1939年1月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曾一度留院工作。抗战前陆地在广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受到鲁迅作品的影响。他的处女作《期考的前夜》（1936年）以讽刺与辛辣的笔墨抨击了当时腐败的教育制度。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和工作时，他创作了小说《乡间》（1942年发表于桂林《大公报》副刊）。这是一篇揭露与鞭挞广西农村乡绅鱼肉乡民，欺诈舞弊的罪恶行径的作品。其冷峻的现实主义批判锋芒和讽刺艺术，得益于鲁迅文学精神。当时，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里，“学鲁迅”是对学员从做人到文艺创作的一个总体要求。陆地的《乡间》和随后发表的引起过争论的短篇小说《落伍者》（延安《谷雨》杂志1942年第四期）都可以说是实践“学鲁迅”的具体成果。
　　苗延秀是1942年4月来到延安， 并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抗战初期，他在昆明工作时曾参加昆明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俄文夜校学习，从校图书室里开始读到鲁迅作品。鲁迅那些针贬时弊，揭露黑暗的杂文给了苗延秀很大影响。1941年苗延秀的处女作《搬家》在昆明《晨报》上发表。据研究者说：“这篇文章的创作成功，是受鲁迅‘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的大无畏精神鼓舞的结果。”〔4 〕苗延秀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有机会系统地阅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这些作品从题材到主题，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乃至语言风格，都使他感到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虽然其中有一些地方一时还理解不透，但那强烈的爱憎情感，严肃的社会解剖，强大的艺术魅力，浓郁的民族色彩，引起他极大的兴趣。特别是鲁迅关于创作革命文学“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的教导，对于他沿着鲁迅的方向，做革命的文学家，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在延安，苗延秀写了短篇小说《红色布包》（发表于1945年2月延安《解放日报》）及其续编《共产党又要来了》。 这两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及人物描写，情节处理，细节运用等“都从鲁迅那里吸收和择取了丰富的养料”〔5〕。
　　除此以外，还有几位蒙古族作家也曾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接受过鲁迅文学传统的影响，不过地点不在延安，时间则已是解放战争时期。比如巴·布林贝赫与敖德斯尔曾进入冀察辽联合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学习，特·达木林在佳木斯东北大学鲁迅艺术系就读过一段时间。他们后来都成为蒙古族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
　　李乔、陆地、李纳、苗延秀及巴·布林贝赫、敖德斯尔、特·达木林等人或是亲自聆听过鲁迅的讲演，或是在以弘扬鲁迅文学传统为己任的学府中学习过。这必然大大丰富了他们在一般阅读中所接触了解的鲁迅文学传统。他们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都离不开鲁迅精神及鲁迅作品艺术的启迪与帮助。鲁迅文学传统影响从这批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作家开始，并逐渐惠及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各个方面，而且在一代又一代作家身上持续下去。
　　1981年在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时，李乔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感谢鲁迅先生》〔6〕的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也表达了那些曾经受惠于鲁迅文学传统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某种共同心声。他们的人生道路与文学创作的成就，都应该“感谢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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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代，在中国西部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青年就开始接触到鲁迅作品。渠道之一是苏联出版的鲁迅着作的俄文译本在新疆的流传。渠道之二是抗战初期来新疆的革命文学家对鲁迅的介绍。
　　1934年至1937年间，新疆先后有三批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为主的青年学生被选派去苏联留学。其中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在苏联读到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有人把它们带回了新疆。这些鲁迅作品的俄文译本便开始在新疆少数民族的青年中传阅。维吾尔族着名作家与学者乌铁库尔回忆起当年读到鲁迅小说《一件小事》时说：“伟大的鲁迅先生同情劳动人民的崇高思想，从学生时代就深深印在我的心灵中，至今还督促自己踏踏实实地做人。”〔7〕
　　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先驱着名诗人黎·穆塔里甫也是先通过俄文读到鲁迅作品的。他曾热情地把鲁迅与高尔基并列，称赞鲁迅是“我们的高尔基”。他还利用在《新疆日报》维文版编辑部工作的条件多方面向维吾尔文学青年宣传鲁迅讲解鲁迅作品。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宣称“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高尔基的保尔·符拉索夫，鲁迅的阿Q， 茅盾的吴荪甫，是文学作品中创造典型形象的光辉典范”〔8〕。 更有意思的是黎·穆塔里甫还创作过一幅鲁迅木刻画像：留着高尔基式的唇须，穿着长袍，两眼深邃地注视着远方。这幅木刻鲁迅像通过报刊传遍了天山南北，悬挂在新疆不少学校中。黎·穆塔里甫是一位诗人，他的爱国诗篇《中国》《给岁月的答复》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品。但他也从鲁迅那里学来了本民族文学传统中似无先例的杂文形式，借着这种“匕首”“投枪”的战斗锐力迅速配合当时的抗日的反法西斯的宣传。目前在《黎·穆塔里甫诗文选》里收集的有《在死亡的恐怖中》（1942年）和《“皇军”的苦闷》（亦译《天皇武士末日将临》，1943年）两篇。其犀利的嘲弄笔调全然脉承鲁迅杂文的战斗风格。
　　从1938年起，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大批共产党员来新疆工作。随后又有一些着名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如茅盾、萨空了、赵丹、于村、白大方等先后来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工作或讲学。他们以新疆学院、高级中学和新疆文化促进会及其所主办的文化干部训练班为阵地，广泛宣传抗日的革命的文艺，鲁迅精神与鲁迅作品的介绍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茅盾、白大方、李云扬等在迪化主办的“鲁迅讲座”十分活跃，听众中不乏懂汉语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锡伯族、蒙古族和回族的青年。一些人后来成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坚人物。1940年10月，在新疆学院教务长林基路的主持下，迪化各界举办了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活动，并出版了油印的纪念刊，介绍鲁迅的生平和着作，赞颂鲁迅的战斗精神，弘扬鲁迅的革命文学传统。黎·穆塔里甫随后还请人将纪念刊中的一些文章译成维吾尔文，在他主持的《新疆日报》副刊《文艺花坛》介绍给维吾尔族的文学青年与广大读者。同时，在林基路等人的努力下，一批从延安生活书店订购的鲁迅作品也陆续运抵迪化书市和新疆学院，成为当时各少数民族文学青年所喜爱的读物。
　　现代维吾尔戏剧与小说的奠基者祖农·哈迪尔在他的文学创作起步阶段就直接受到鲁迅文学传统的影响。1937年初，祖农·哈迪尔从家乡伊犁额敏县来到迪化，后来就读于畜牧专科学校。他有机会参加“鲁迅讲座”等文学活动，也得到一些鲁迅作品，使他更增添了对文艺的兴趣。据人回忆，祖农·哈迪尔当时将鲁迅的一些杂文和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祝福》等汇编成一本小册子， 经常同好友一齐研读。《狂人日记》中关于“吃人”的描述，阿Q 的精神胜利法以及祥林嫂、闰土的命运都给这位维吾尔青年留下极深的印象。而鲁迅那些深刻犀利的杂文既给了他思想的启迪也开扩了他的文学视野。据祖农·哈迪尔自己说，他的杂文《命令》与《向鬼子进攻》等就是受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鼓舞、学习鲁迅杂文风格而写成〔9〕。1938 年祖农·哈迪尔利用暑假迎合当时迪化活跃的戏剧演出，写出他的第一个也是维吾尔现代话剧开山之作的《愚昧之苦》。剧本的主人公伊明是搬运工人木沙的大儿子。他的小弟弟生病，迷信的父亲不去找医生偏要求助巫师。服了“符药”的小弟弟的生命结果还是被病魔夺走。伊明为此事同愚昧的父亲发生冲突。后离家出走。木沙辛辛苦苦干活仍生计艰难，最后贫病交加流落街头。这时，从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的伊明回到家乡，医治好了父亲的病，并开诊所用科学向愚昧开战。《愚昧之苦》在某些情节上显然受到鲁迅的《药》的启示，而剧本对于愚昧的严峻的批判里似乎听到了“救救孩子”的呼声。祖农·哈迪尔创作的第二个话剧剧本《麦斯伍德的忠诚》（1939年）相当深入地描绘了维吾尔农民的苦难。主人公麦斯伍德是一位勤劳虔诚的农民，在封建剥削与宗教愚弄下，悲惨地被黑暗社会所“吃”掉。祖农·哈迪尔早期的创作包括他最负盛名的话剧《蕴倩姆》（1940年）及短篇小说《精疲力尽的时候》（1947年）都渗透着鲁迅式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艺术的“呐喊”中强烈地控诉着封建社会“吃人”的罪恶。
　　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爆发了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三区革命”。当时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者阿合买提江在谈到发展民族文艺时，多次强调要学习鲁迅的战斗风格，号召撰写鲁迅杂文式的“言简意赅的短文”以配合革命宣传〔10〕。同时，“三区革命”政府的机关刊物《同盟》刊登了哈米提·苏里唐翻译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从此，鲁迅作品的维文正式译本相继诞生（此前已有鲁迅作品维吾尔文的手抄本在流传）。这样，不仅对维吾尔族文学创作在接受鲁迅文学传统上更为有利，而且也为哈萨克族及其他新疆少数民族文学青年学习鲁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似乎还应该提及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鲁迅作品在新疆的传播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锡伯族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这足以说明鲁迅精神和鲁迅文学传统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号召力。锡伯族主要聚居在伊犁察布查尔县，少数人散居在迪化、伊宁等城市。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新疆锡伯族是18世纪中叶由东北迁移过来的，所以保存着重视汉文学习的风气。知识分子多懂汉语，可以直接阅读当时流传到新疆的鲁迅作品。曾经在新疆文化促进会主办的文化干部训练班学习并聆听过茅盾主持的“鲁迅讲座”的锡伯族着名作家郭基南有过这样一段描述：“由于鲁迅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比较概括和集中地描写农民群众的悲惨命运，写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没有地位，揭示农民问题的实质，展现出旧中国农村的逼真生动的图画。这图画，和锡伯族农村的实际情况多么相似。而在《故乡》中描绘的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的闰土的形象；在《祝福》中展示出的被天灾人祸折磨得无路可走，以至最后冻死饿死在乡镇除夕的爆竹声中，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的祥林嫂的苦难命运；又在《狂人日记》中塑造的那个吃人的旧社会里，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响亮呼声的所谓‘狂人’的遭遇，都跟锡伯族农民的命运多么相同。而且，比比皆是。尤其是在《阿Q正传》中描写的阿Q的身世，引起锡伯族人民群众的极大同情；而在阿Q身上表现的‘精神胜利法’， 即国民、 人类的落后性质——‘阿Q精神’，至今还成为他们彼此提醒的警句和口头禅。”又说：“特别是他那富有革命哲理的战斗性很强的杂文，成为锡伯族青年当时学习和宣传新思想、批判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文学，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艺术武器，在锡伯族人民群众中间，的确起过‘火光’和‘灯火’的作用。”〔11〕至于鲁迅文学传统在锡伯族新文学的诞生中则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在迪化出版的《朝霞》杂志和在伊宁出版的《伊犁报》上发表的一批学习“现代文学的巨匠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面对人生，扣紧时代”，“抨击敌人或有害的事物，同情人民的疾苦，批评人民内部落后的东西，热烈企盼光明”〔12〕的小说、诗、杂文，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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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得到长足的发展，鲁迅文学传统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影响也日益深入和多向化。这首先得力于鲁迅文学作品的普及和少数民族文字的译本的有计划地大量出版。不仅使掌握汉文的少数民族读者和作家能够更广泛地阅读到鲁迅作品，其他少数民族读者和作家也可以从本民族文字的鲁迅作品的译本获得鲁迅文学传统的熏陶。早在五十年代，北京民族出版社及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一些地方出版社便将翻译出版鲁迅着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同时，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也开始刊登鲁迅作品的译文。一时，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学习鲁迅”蔚为风尚。继《呐喊》《彷徨》的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在五十年代后期由北京民族出版社推出后，鲁迅的小说集、散文集、杂文集均已陆续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
　　很多资料显示，那些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曾得益于鲁迅着作与受惠于鲁迅文学传统。他们在其“自传”或“自述”里怀着感激心情说及过自己曾经如何“如饥似渴”的阅读鲁迅作品，学习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的。如蒙古族的玛拉沁夫，维吾尔族的艾里坎木·艾合坦木与克由木·吐尔地，回族的马犁与白练，白族的杨苏、张长与晓雪，彝族的苏晓星，朝鲜族的李根全，土家族的汪承栋与张二枚，壮族的古笛，苗族的伍略，侗族的袁仁琮，达斡尔族的孟和博彦与巴图宝音等即是。白练就这样说过：“我接触文学最初和影响最深的还数鲁迅”，“他严肃的写作态度……朴实而犀利的文风，对革命文艺事业的献身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从事文艺创作和做人的鼓舞力量。”〔13〕孟和博彦则说：“后来我特别热衷于读鲁迅的作品，曾收集过他的一些书，中外闻名的《阿Q正传》和他的部分短篇小说， 极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14〕而这种不可磨灭的记忆一直影响着孟和博彦的文学创作。苏晓星在他的《自传》中写有这样一段深刻的文字：“鲁迅、巴金、冰心、朱自清等作家的作品，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正对黑暗的旧社会有满腹地冤苦要诉而无法诉，有满腔的不平要发而无处发时，这些文章恰好启示了我怎样表露心底，让积闷于胸中之火喷发燃烧。它们从文学的角度启发我去思考我的民族人民如牛似马的苦难生活，鼓励我去为他们的不幸遭遇呐喊呼吁。我于是把整个心力倾注于文艺学习”〔15〕，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习鲁迅时，已经不局限于鲁迅的战斗精神与革命现实主义等等，他们从鲁迅作品特别是小说中得到更多的直接的艺术借鉴，从而有助于丰富与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
　　从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家的一些作品里不难发现，诸如题材处理、人物刻画、情节构思乃至细节描写等方面都不乏从鲁迅小说艺术里获得的认真借鉴。这当然不是简单的照搬，但读者分明可以感受到鲁迅文学传统的流动。当代蒙古族着名作家玛拉沁夫的几部小说代表作，如出版于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和短篇小说集《花的草原》及八十年代初发表的短篇小说《活佛的故事》，评论者就曾指出过这些小说在艺术上直接对鲁迅作品的借鉴〔16〕。值得注意的是玛拉沁夫本人在《谈创作的准备——在内蒙古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的发言》《人物·感情·创新——在自治区蒙文作者读书班的发言》和《短篇小说杂谈——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讲课纪录》这些讲话中，曾结合自己的体会向青年作者介绍与分析了鲁迅小说的艺术技巧精华，强调它们对于蒙古族文学创作借鉴的重要性，要求青年作者认真的深入的学习，并融会到自己创作的血肉中去。无妨摘引两段：“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阿Q正传》，也可以说是社会问题小说， 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各式各样的人物，进行了深刻的观察，感到中国人中有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为揭露和鞭挞这种“国民性”，作者从一个具体的人物——阿Q入手，通过阿Q这一典型形象的精神状况、内心活动、生活经历、追求和失败等等，进行多方面的刻画，完成了作者对‘精神胜利法’这种‘国民性’的揭示和批判。但是作者并没有写‘精神胜利法’的形成、存在及其发展的过程，也没有简单地图解‘精神胜利法’这种‘国民性’的概念。作者要表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阿Q 这个典型人物展现给读者的。”“鲁迅先生选择人物、语言，乃至细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也是非常准确、生动、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你看那个孔乙己，他的衣着、表情、语言乃至小动作，与人物性格多么贴切啊。三千余字，把一个人物的一生都概括了。足称世界短篇之翘楚。你再看那个阿Q，本来头上有块疮疤，还老是遮遮挡挡，忌讳亮字，越遮挡，越忌讳，越受人戏弄；要枪毙了，还把那个圆圈非要画圆不可，最后还是没画圆！……那些性格刻画，这些细节选择多么准确而富于表现力啊！”〔17〕这两大段文字的摘引并非多余，它们显示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对于鲁迅小说艺术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学习鲁迅的自觉以及要使鲁迅文学传统在本民族文学创作园地札根的可贵努力与良苦用心。
　　这种自己学习鲁迅又谆谆教导本民族的文学青年要重视对于鲁迅作品的学习的可喜现象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累见不鲜。满族作家关沫南与另一位满族作家李惠文在他们的《怎样进行作品结构》与《我的创作体会》中，还有仫佬族作家包玉堂的《习作答问》〔18〕里都说到要善于从鲁迅作品中汲取艺术精华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并作为对本民族文学青年的期待。可以说，弘扬鲁迅文学传统已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课题，为更多的作家所珍重和努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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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鲁迅，师承鲁迅，结果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产生了一些既植根于本民族文学传统又可以同鲁迅名着类比的作品。它们不是简单的模仿，但鲁迅作品的影响的印记又历历在目。这类作品曾经引起过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的关注。无疑，这是鲁迅文学传统深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相互交融的成果，它们是一些本民族生活土壤里嫁接鲁迅文学传统所灿开的艺术之花。
　　这类作品中比较典型的是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于1954年创作的描写农业合作化在维吾尔农村引起深刻变化的短篇小说《锻炼》〔19〕。读这篇小说人们必然联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 祖农·哈迪尔在三十年代末就开始同《阿Q正传》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他还曾把这篇小说译成维吾尔文以手抄本形式向文学同好推荐，可见其钟情之深。
　　《锻炼》的主人公麦提亚孜在性格行为、 精神状态方面有着同阿Q许多相似之处，显然是一个维吾尔文学中的“阿Q”翻版。同阿Q一样，麦提亚孜也是在封建经济压榨下失去了土地的无业游民，靠零星出卖自己的劳力与手艺勉强糊口。这种社会处境养成他那懒惰疲沓，自负自欺，不思进取等坏毛病。作者所深刻认识到的主人公的精神创伤与人格扭曲，所表现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与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以及艺术上的白描传神的手法，冷静又略事夸张的语调等不妨说深得《阿Q 正传》的艺术真谛，并能为己所用。
　　诚然，麦提亚孜同阿Q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 农村的土地改革使他重新获得了土地，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与社会的向前发展必然要将麦提亚孜这类“懒汉”改造为新型农民。麦提亚孜性格上那些“阿Q 气”就构成了同现实生活的矛盾。《锻炼》正是从这种矛盾冲突中深入开掘主人公的性格，并表现其在社会推动下向可喜的方向发展的。尽管到了新社会，麦提亚孜身上那些落后的毛病，难免遇到他人的“嘲弄”与“幸灾乐祸”，甚至也不乏假洋鬼子式的“不准革命”的压制，来扼杀他的“积极性”。在人们的欺侮和他自酿的苦果面前，麦提亚孜靠着“阿 Q式”的自譬自解作为精神武器。他种的油菜因为“懒惰”与“怕太阳晒”，误了收割。他能用“割田也像学手艺一样，我还没学会这个手艺”来搪塞别人的责问。集体去修渠时，麦提亚孜“躲工”未成被人发现，他自认“晦气”的是：“咳，真是气死人。我躲起来，结果给你们发现了。”在回答人们“现在该怎么办时”，他大可“自轻自贱”：“我像个丧家犬，随你们处置，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至于麦提亚孜躺在桑树下幻想着：“桑葚成熟啦，落到我的嘴里来吧！”这个细节显示的人物行为与心态之可笑，并不亚于阿Q “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到一注钱”那些描写。自然，麦提亚孜的自譬自解，同阿Q近似的自认晦气， 自轻自贱及可笑的幻想的具体内涵都建立在维吾尔民族心理素质的基础上，并不混于阿Q的。但是作者的成功的借鉴， 使这个新旧社会之交的维吾尔族农民典型形象极富艺术光彩，在风趣中发人深思。
　　麦提亚孜毕竟是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劳动者，他得到的关怀多于“欺侮”。农业合作化使他有了扬长避短发挥才智的机会，后来被选为合作社副业生产小组的技师，“从前的那些破败的生活也完全焕然一新”，并同所爱慕的寡妇伊扎提汗喜结良缘。《锻炼》的麦提亚孜走向新生的喜剧性结局同《阿Q正传》阿Q被枪毙的悲剧性结局，虽截然不同，但在不同的时代都起着“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的艺术作用。《锻炼》的麦提亚孜这个典型形象的艺术成就应该是从鲁迅开始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是鲁迅文学传统的胜利。
　　注释：
　　〔1〕〔3〕《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第131、132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6〕《感谢鲁迅先生》，《民族团结》1981年9月号。
　　〔4〕〔5〕《一位深受鲁迅影响的侗族作家——苗延秀》，见《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第72、73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7〕〔8〕〔10〕转引自《鲁迅作品在新疆》，见《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第26、25、29页。
　　〔9〕转引自《鲁迅精神对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影响》， 见《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第65页。
　　〔11〕〔12〕《鲁迅精神与锡伯族文化》，见《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第32、36页。
　　〔13〕转引自《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第39页。
　　〔14〕〔15〕《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第238、156页。
　　〔16〕参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玛拉沁夫研究专集》第264、303、38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同上书第83、50—51页。
　　〔18〕载《作家谈创作》，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19〕汉译文见祖农·哈迪尔小说集《锻炼》，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鲁迅研究月刊京35～4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丁子人19981998丁子人　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　830053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35～42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丁子人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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