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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现代独立性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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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鲁迅的独立人格与独立思想，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有异议。但是，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就是长期以来有人由于各种原因而片面地理解或片面地解释鲁迅自己所说“遵命文学”的含义。遵奉“革命的无产阶级”之命是广泛流行的结论。然而，我却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遵奉无产阶级之命的。查鲁迅的生活，在他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一个能够影响他思想的无产阶级分子出现在他的身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认定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般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但我却找不到任何材料证明他们曾经命令鲁迅或者鲁迅遵奉他们的命令。
　　“命令”过他的只有钱玄同。全部的过程正如《〈呐喊〉自序》中所讲的，鲁迅正在抄古碑，钱玄同来请他写文章。而他的态度却是：“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得到的回答是：“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被说服，承认“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鲁迅答应给《新青年》写文章，考虑到“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在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将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注：《呐喊·自序》。）这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鲁迅之所以被说服，决定的因素在鲁迅自身。原因就在于他本人虽然因为思之甚深面对中国这间铁屋子几乎绝望，但是，却早有更深处不甘绝望的反抗意志。正因为这样，当新文化运动到来时他已经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看到了曙光，有了一点希望。在《随感录三十八》中，他说：“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这已经是与新文化运动领袖集团的主要人物非常一致的认识了。
　　其实，鲁迅自己解释得很清楚：“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首先，这“命令”是“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同时，命令主体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对积极向上精神的必然要求。对于这种要求，鲁迅的确遵从了，为了五四新文化阵营共同的目标，他努力在作品中表现出希望的亮色。但这同时也是他自愿的选择，而不是对什么权威的服从。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他的一切都是自动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遵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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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问题是他与左联的关系。鲁迅参加了左联，这是无法改写也不必改写的事实。有人为此而赞美他，因为他进入战斗集体去从事遵命文学活动；有人攻击他，认为他终于向论敌投降。来自不同方面的褒贬都否定着他的独立人格和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立场。
　　事实上，只要不为某种纱幕所遮蔽，就不难看到，鲁迅虽然参加了左联，但与左联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从他与左联的复杂关系，可以看到他绝不盲从的各种表现和无法改变的个性主义。
　　对于一般人来说，组织意味着一种依靠。缺少自我的人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缺少“个人的自大”的人尤其需要组织。鲁迅是孤独的，加入左联本可以是解脱之途，即使主体的独立性丧失，也可以换得挑避自主的轻松。因为自主与自由都需要代价。然而，鲁迅注定了是悲剧式的，加入集团不但没有消除精神的孤独和焦虑，而且背起了更为沉重的十字架。一方面，作为一种自学选择，他努力相信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可以解放劳苦大众，因为他知道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他的国民性改造工程路途是多么漫长。另一方面，他更知道，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对民众的迁就意味着什么，作为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承载者，他不愿意看到与现代性目标相背离的结果。同时，他又清楚的知道：“……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所以，在投身于左翼文学运动的时候，他没有因此而变得更轻松，而是承受了更多的痛苦。给他带来更多痛苦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集团的矛盾。因为他虽然参加了一个否定知识分子自身立场而获得大众立场的集团，却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鲁迅往往被看作左联领袖和左翼文坛的盟主，但他的左翼文坛旗帜和盟主的地位，不过是因为他的影响和成就所致。其实，他一直不是合格的左联盟员。他从不参加左联搞的飞行集会，不赞成左联领导人的种种主张，不接受任何人试图强加给他的教导，很少参加左联的会议，不尊重领导，不团结同志，称领导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如果不是情况特殊，中国的任何集团都不允许这种成员存在。
　　在左翼文艺的领导者和批评家中，冯雪峰是比较接近鲁迅也比较了解鲁迅的。他公开对创造社提出批评，主张团结鲁迅而不是把鲁迅打倒。但是，正是他曾把鲁迅称作“同路人”。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鲁迅与自己之间的巨大差距，也知道鲁迅的“同路人”属性。（注：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P.4-6。）对于左联，鲁迅的确只是一个“同路人”。无论后来冯雪峰如何根据需要而修正自己的观点，都不会影响他本来看法的正确性。过去鲁迅研究界由于各种原因而否定这种看法，其中一些人出于对鲁迅的爱而把鲁迅与左联紧紧地捆在一起，或者抹平矛盾，你好我好大家好；或者立鲁迅为左联正宗，指责鲁迅的论敌极左而让他们蒙受不白之冤。学术研究应该尊重的是事实依据，应该看到鲁迅从来就不是左联集团中合格的列兵，更难占据正宗之位。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不守纪律，而在于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不会像别人那样放弃自己的见解，克服自己的头脑而无条件地服从集团的要求。他和那些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左翼文学战士的相同点仅仅是对大众的同情和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但由于思想认识和基础的不同，他无法与他们步调一致，而且，他也没有像其他的投身于政治革命的文艺战士一样自觉地改造自己，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因而即使向着大众“开步走”，也不能去做大众意识的“留声机器”。
　　正因为这样，虽然文坛都以鲁迅为左联领袖，但事实上左联自有其真正的领导，一切无须他来指挥。行动方针和重要的决定都无须他过问，形成决定之后能够通知他就是礼貌。像郁达夫被开除等这样的事，鲁迅没有权力过问，事后才被通知，表示反对也不起作用。甚至左联解散这样的大事，鲁迅也并不清楚。左联1935年底解散，次年4月24日，鲁迅给何家槐的信中却说“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注：《书信·360424　致何家槐》。）5月2日致徐懋庸的信中又说：“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注：《书信·360502　致徐懋庸》。）阅历甚深的鲁迅有时也犯天真，竟以为这样的大事应该与他商量。
　　左联没有把他看作自己人，而鲁迅也没有把左联看作自己的依靠，参加左联之初，鲁迅就曾在信中告诉友人：“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注：《书信·300327　致章廷谦》。）参加之后，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敌也从来没有因为成为战友而实现过联合，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毫不掩饰心中的厌恶。他扶持柔石等青年作家，却并不只因为组织，正如萧军萧红等人一样，很多人到左翼周围是奔鲁迅去的，事实往往是私人感情。这从鲁迅死后左翼作家以鲁迅划线的你死我活就可以看出。
　　鲁迅与左联，最后的结局更是不欢而散，双方冤愤难平。
　　让我们看一看鲁迅对左联的印象吧！看这个集团是如何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苦恼！是如何使他在生命的最后都无法安静，无法忘却，并决定“一个也不宽恕”。看鲁迅35年到36年生命最后的一年多时间中给朋友的信件中关于左联的感觉——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注：《书信·350423　致萧军萧红》。）
　　“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注：《书信·350628　致胡风》。）
　　“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是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我们×××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注：《书信·360405　致王冶秋》。）……
　　鲁迅反复向朋友诉说心中的闷气，开始是只向几个密友，后来却忍不住到处诉说。他曾经计划身体稍好一点之后“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注：《书信·360523　致曹靖华》。）。但是，生命苦短，他就这样带着满腔闷气离开了人间。所以最后的时刻“一个也不宽恕”。鲁迅对自己参加左联没有直接说过后悔的话，表示后悔不符合鲁迅的性格。但是，有两件事是应该注意的：一、当萧军要加入左联时鲁迅不同意，并明显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三郎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我的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注：《书信·350912　致胡风》。）二、左联解散之后，鲁迅宁愿冒各种罪名而坚决不再加入以左联为基础建立的新的组织，正是由于“鉴于前车”。（注：在《350405　致王冶秋》、《360423　臻曹靖华》、《360424　致何家槐》、《360502　致徐懋庸》、《350505　致王冶秋》等多封书信中，鲁迅都有如此表示。可见这个集团给鲁迅心灵上造成的伤害之深。）
　　冷静地看问题，我不愿意只是站在鲁迅的立场上指责元帅和工头们，因为他们没有错。按照中国传统，他们的做法才是正常的，问题是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来说太反常。左联像中国的一切集团一样不可能因为鲁迅而改变做法，那就只怪鲁迅对它不适应。鲁迅之所以不能适应左联，根本原因是个性主义和他的独立人格。因为无论工头如何，没有获得独立意识的人们本不以为怪，一切都不是不可以忍受的，只是鞭子抽在鲁迅身上，感受与抽在阿Q祥林嫂们身上很不相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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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鲁迅思想转变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鲁迅研究中一个权威的观点是把鲁迅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个人主义而后期是集体主义，前期是进化论而后期是阶级论。可是，应该注意的是，虽然鲁迅参加了集团，却仍然坚守着他的知识分子话语立场，他有发展和变化，但正如许寿裳所说：“思想只管向前迈进，而主义却是始终一贯的”。（注：转引自（日）北冈正子《我对〈我所认识的鲁迅〉的异议》，见《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4期。据该文比较，这句话在大陆出版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一书中被删掉了。这种删除原因难以确证，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它与从进化论转向阶级论，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这一权威解释是不一致的。）
　　对鲁迅转变和前后期的划分始于30年代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瞿秋白把个性主义界定为鲁迅前期的思想，并且进行了否定，并代他宣布了这一转变：“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二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注：《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P.992,997,995。）后来的人们就不再用“友人”之类的词汇，而是让他直接成了劳动群众的一员，一个小兵，一头人民大众的牛。这里的集体主义与大众是等义的。于是，鲁迅似乎成了大众文学的代表，似乎鲁迅已经不是一个启蒙主义文学家，而成了大众意识的表现者。
　　瞿秋白说：“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注：《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P.992,997,995。）瞿秋白的评论显示的是30年代中国的民间大众话语立场。他把个性主义定义为“怀疑群众的倾向”，并且反对这种倾向。谈到群众的自私、盲目等等缺点的时候，把“群众”限定为“农民小私有者的”，因为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是不可能有这落后性的。他指责鲁迅的启蒙主义立场，只看到群众的奴隶性而看不到群众的“革命可能性”。其实，对于群众的革命可能性，鲁迅是充分看到了的，只可惜他不太信任。他曾经说过，“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一个很重要的分歧不是别的，而是无论钱杏＠①还是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都不愿意承认阿Q性格的普遍性，都根据愿望而相信阿Q的进代已经过去。从瞿秋白的序言，我们可以看到他与鲁迅思想的巨大差距。瞿秋白虽然也批评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们，但他与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因此，瞿秋白对鲁迅的评论虽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但一些结论却只能是他从政治角度而进行的一种简化读解。比如说鲁迅“从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这“狼的怀抱”显然是指大众。而我以为，鲁迅根本没有回到“狼的怀抱”。自从二十年代最后的几年，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从自己的道路上回到了“狼的怀抱”，但那不是鲁迅。鲁迅孤独地走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之路。瞿秋白无力解释鲁迅，因为他自己的高度尚无法对鲁迅深入理解，只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解释鲁迅。甚至使用的语言，比如“帝国主义的战神强奸了东方文明的公主”之类的语言色彩，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都很难与解释鲁迅相和谐。
　　从瞿秋白开始，鲁迅研究非常一致地接受了鲁迅两个时期的结论。直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新版旧版的大学教材还都沿用着这个基本发展线索：从进化论最终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走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事实上，这个结论并不准确，至少是简单化的。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进化论与阶级论的问题。有一句话被反复使用，那就是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人们往往以此作为从进化论转向阶级论的根据。由于各种原因，当然有不少人喜欢拿出这句话印证瞿秋白没有论证的结论。但是，对此，我以为还是应该看一看胡风的解释：“这是说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解决了一些文学史上的问题，并没有说他的全部思想‘转变’。”（注：《胡风晚年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P.26-27。）鲁迅此后的确不再只信进化论，但并没有否定进化论。他接受了阶级论，但并不只信阶级论。他说过：“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
　　鲁迅是超越于阶级论之上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不是哪一种理论所能够装得下或者覆盖得了的，他的思想当然能够容纳阶级论。何况，阶级论与进化论并不矛盾，进化论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演变，阶级论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的构成及其矛盾，二者并不形成非此即彼的矛盾冲突。因此，任何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完全拒绝阶级论，因为一些社会问题用阶级论的观点会看得更清楚，正如有些问题用阶级论的观点只能看到更模糊一样。从鲁迅对农民起义领袖们的看法，就可以看出他没有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解释历史。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是不盲目拒绝任何一种学说的，鲁迅接受阶级论而没抛弃进化论。30年代他还为进化论“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而叹息就是证明。（注：《〈进化与退化〉小引》。）
　　他不再只信进化论的结果是他不再相信所有的青年都胜过老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射来的一枝枝冷箭中发现那些言必称大众和革命的青年往往远比封建的遗老们卑鄙下流。有必要看一看《〈三闲集〉序言》中的这段原文：“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够畏了。”认为青年胜过老年，的确只是鲁迅的美好愿望，他经历的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佐证。认为新出现的思潮比旧的思想文化成果更有价值，也是把进化论机械化的偏颇，这是鲁迅的经历所能够证明的。但这不应成为否定进化论的口实，因为进化论也承认进化过程中有退化的现象。而且，进化不会是同步的，在一些生命进化的时候另一些生命未必能够同时进化，在五四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各种现实既有退化现象，也有本来就没有完成进化的年轻人貌似进化的退化现象。
　　其次，让我们看一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问题。这一论断虽然长期被广泛引用，但，瞿秋白并没有说明他是如何完成这种转变的，也没有举出事例证明他抛弃个人主义而转向集体主义。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创造社成员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中表现出对个性主义的告别和对大众集体的崇拜，也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家关于五四时期是个性主义的阶段而他们将要以民族这样的大集体取代个人主义的宣言。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鲁迅也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鲁迅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既抵挡来自拿了大众委任状的民间大众话语的攻击，又要迎战来自持了民族命运大旗的民族主义文学的讨伐。我们看到的是他不想屈从于任何一个集体，无论这个集体是打着阶级的旗号还是打着民族的旗号。
　　唯一的事实是他加入了左联这个集体。但正如前面所说到的，他并不是这个集体的一个合格成员。即使没有与左联的矛盾，加入一个集体也并不意味着思想上转入集体主义。再退一步讲，即使他有过否定个人主义而赞成集体主义的言论，事实上也没有放弃他早已根深蒂固的个性主义。尽管他与创造社的人们一起进入了左联，但是，他始终没有接受他们对五四文学及其个人主义的否定。为了某种共同的事业，鲁迅当然能够顾大局，但是，进入一个集团，却并不意味着放弃了自己对于个性的坚守，更不意味着放弃了自己固有的与集团不符合的思想。我们从他参加左联之后的那一系列的表现，以及他与左联的关系，就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在集团中坚守着他的个性立场。在五十年代和“文革”时期，我们常常把因个性很强而与领导意志不一致的人称做“个人主义”，把向组织闹个人独立性的人称做“个人主义”。其实，那正是鲁迅在左联中一直没有克服的“错误”：个性主义。
　　从逝世之前不久写的《半夏小集》中A与B、C、C太太的对话也可以看到鲁迅当时的思想。那对话与其说是表现了鲁迅对托言公义以营私的反感，不如说是鲁迅对借大义而剥夺个人权利的抗议。它与五四时期鲁迅的个性主义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鲁迅接受阶级论之后，也没有抛弃人道主义。在鲁迅那里，没有人道主义就没有对大众解放事业的同情，就没有对奴隶们的反抗斗争的支持，是人道主义使他关心和同情劳苦大众和一切弱小者，也是人道主义使他同情可能带来大众解放和美好生活的阶级斗争实践。鲁迅的这种情况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同情大众革命，参加阶级斗争，不是由于自身无法生存而逼上梁山，而是由于对劳苦大众的深厚同情。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论之所以被鲁迅接受，不是因为它与人道主义对立，而是因为它在实现人道主义理想过程中的工具价值。他没有把阶级论与他的人道主义对立起来。因为人道主义并不限于哪一个阶级，在它的前面加任何限制性的定语都是无意义的。鲁迅的人道主义大概也不是阶级的概念所能概括和限制得了的。
　　尽管如此，接受阶级论之后，鲁迅思想中还是存在着人道主义与阶级斗争的矛盾。他曾经试图接受阶级论者的“非人道主义”，从《〈农夫〉译者附记》中可以看到，“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非人道主义”的理解和认识。然而，他对斯大林主义的阶级论者的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大概是并非没有保留。查鲁迅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最后一篇是1932年8月翻译的日本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此后，他没有再翻译过苏联文学理论。该文的内容介绍了1931年斯大林直接控制意识形态之后出现的比拉普更专制的文坛局面。鲁迅译完这样的文章之后对苏联文坛的感想不能随意推测，也不能由此断定他从此不再翻译苏联文艺理论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会是愉快的，亲历“元师”们的所作所为，他也许会有可怕的预感，也许由此而更生警惕。鲁迅喜欢为译文写一点前言后记，而这篇译文没有写下任何文字。结论不敢妄断，只是一点思考。
　　在投身于大众革命事业的同时，鲁迅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启蒙使命。关于大众化运动中坚持大众立场的情况前面已有论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没有因此而止步，而是仍然坚决反传统，在“国难声中”，他看到的是“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关于《庄子》和《文选》的争论，其原因也在于他不满于文化上的后退，与他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立场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无论鲁迅思想怎样发展变化，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独立性是始终坚守的。正因为这样，他才在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中树起了永远不倒的雕像。
　　字库未存字解释：
　　　　＠①原字屯加阝
　　
　　
　　
鲁迅研究月刊京4～1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新宇19981998 作者：鲁迅研究月刊京4～1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新宇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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