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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文学的勃兴，是现代都市文明与都市发展的必然结果。所谓都市文学，是指在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展开叙事的一种文学形态，其价值取向、感觉方式与语言形式，都以表现城市特有的文化代码为标志——以都市景观为叙事的天然成分，以“都市意识”为叙事的明确动机，对城市的感觉，对城市生活状态的把握，以及对城市某些节奏与情调的明显表现，使都市小说不仅在题材的外壳上，而且在深层内蕴上呈现出了多元的形态。
　　　　　　一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都市初具规模，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也已初步形成，都市那高大的建筑是经济神话的卓越见证，它穿越意识形态的地表而成为时代的象征，即使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强大的意识形态实践，也没有要去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轨迹。人们可以回到某种更单纯的生活状态，不是在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范围内来表述某个社会集体的愿望，而是在意识形态分化的多元性或失重的格局中来表达个人化的感觉方式。这样，都市那些不安分的精灵，就会四面出击，随便掠夺，使都市那全新的生活状态，显出特有的紧张而热烈的情绪节奏。肖建国《闯荡都市》讲叙的都市故事，就是这样一种富有张力的情绪节奏。小说写一个处在青春期焦灼状态的乡村青年——李顺祥，急于要获得自我认同，选择城市作为他自我表现，发泄青春热情的手段。这既是一个天真无邪的青年在激情冲闯的时候一度迷恋变幻莫测的大海，又象是在那激进的社会行为掩盖之下、是青春期对走向成熟的内心自我的反复辩认。于是，当他在喧嚣浩荡、嘈杂纷繁都市几番闯荡之后，不仅没有在城市扎下根，连他的“童贞”也在都市失掉了，最后只得凄惶地、不名一文地离开了都市。小说掺杂的某种“都市情结”，无疑是都市的外形弥漫着诱惑的欲望。在青年人走向社会的经历的背景上，投射的更多的是对美好的幻想，它与浪漫情绪相混淆，给那些欲望化的叙事蒙上了一层优雅的面纱。然而，一旦深入其中，就会散发奇怪的感伤情调，“进城的想法一开始就错了呢？”都市美好的背后，潜藏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它与无所适从相辅相成，给那说不尽的苦衷披上了一层缥缈的阴影。尽管《闯荡都市》的城市，仅仅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间或背景，小说中的“小巷深处”不过是都市里的村庄而已。但城市奇景、亚文化群体、欲望化的场景以及温馨的伤感，构成了主人公心理特征。尤其是那种挥洒自如的叙事，自由变焦的主观化视点，及对城市亚文化群体的生活状态的表现，都能给人以崭新的感觉。
　　毫无疑问，刘毅然的一些城市小说，率先切入了都市空间，在捕捉都市那躁动不安的精灵，在描摹都市那现代化的生活形态，以及再现都市那紧张而拥挤，嘈杂而浮华的情绪节奏上，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八十年代后期，刘毅然的《摇滚青年》风行一时，正是契合了当时正在都市流行的歌厅舞厅文化，霹雳舞、摇滚乐正是当时城市文化的最新景观。这种景观无疑是随着摩天大楼、立体交叉桥、航空港等一系列现代化大都市机器的出现，城市人也随之进入一个更新的生存境地，这个生存境地就由这些意象构成：“广告牌”、“电视”、“咖啡厅”、“的士”、“模特儿”、“自选商场”、“卡拉ＯＫ”、“足球迷”、“股票交易所”、“流行音乐”等等。生活在这个旋转着的世界中的城市人于是就出现了西方人已经出现过，如今“方兴未艾”的摇滚乐、霹雳舞的狂潮。刘毅然的《摇滚青年》正是以这样一种都市新景观作为他创作的空间，就摆脱了《闯荡都市》那种城乡文化的冲突模式，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城市文化范畴的文学格局。在这里，城市总是不断创造出它的年轻而又不安分的群体，然而城市本质上又是新的集权，它显然是以空间的武断形式来控制居住的人群，同时又以文化时尚的复制形式来使群居的人们就范。于是反抗城市的权威统治就成为城市青年文化群体的存在方式，给那种追求时尚的娱乐注入反抗的激情，这就是摇滚乐的“后革命”精神所在。《摇滚青年》写出了亚文化状态中的城市青年新的行为方式和内心需求，揭示了一种最尖锐的城市状态。对个性和自我的急切认同，充满了草率和任性，却也洋溢着青春的诗情和快乐。
　　而《大上海的沉没》，无论是作品中的都市人的价值质，还是小说家对都市生存的审美化的表现，都具有了现代的都市意识。小说中的冲突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观念和城市观念的冲突，并且这种种冲突的结果往往是新一代现代人的人格力与意志力在交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新的都市镜象。小说的每一节都围绕着一户人家日常生活和心态展开，远溯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近追八十年代后期的经济改革和商品竞争中的上海人心态，八户人家犹如八类人生世相与都市现象，作者都一一为其定位，从“四大公司”、“真假天晓得”、“五香别墅”、“太平里”“裴记格罗蒙”到“沪字第３６号交易所”、“游公馆”等，这八类人生世相交错运作，排列组合，以各自的品位、习性、特色共同组成一部极富上海大都会韵昧的都市奇观。正因为有了这八类人生世相的参差不齐，性格迥异，那众多的上海人，不论其出身、教养、年龄、职务，似乎都难以摆脱有关上海人的名与实的缠绕，“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上海人”的自慰与自怜成为他们共同的特征，也就是都市特征。
　　从《闯荡都市》到《摇滚青年》，再到《大上海沉没》，其创作的时间不论先后，但其中都流贯着一种由“都市的乡村”到都市的现代化的转化，也就是说，由故事延续了“勾栏瓦肆”的市井气，充其量也就是市井文学，向表达现代城市的故事转化，现代都市才原形毕露。
　　　　　　二
　　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现代化，都市文学中的“都市意识”受到了更多的外来文学观念的影响。都市题材的作品一直笼罩着现代派艺术的阴影，对都市的反省，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和逃避，超越都市的愿望等等，便构成了“都市意识”的核心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市文学的这种思想主题也是在反省现代都市的生存状况。事实上，都市总是外在的异己存在，人永远无法把握住它那无边的空间。于是，对都市的质疑与嘲弄，乃是一种更加切近后现代性的“都市意识”，它与当今中国处在巨大反差和错位状态中的都市情境无疑更加贴近。比如《城市独白：不安的视线》就表现出了这种似是而非的“都市意识”和勉为其难的都市感觉。在小说中，都市作为一个武断的居所——家，既不是温馨的角落，也不是永久的归宿，它是女人的牢笼，男人的暂时领地。生长于都市中的男女们都难以忍受都市的生活规定，于是，他们总是企图越过都市的制约。这样，他们就只能在都市空间四处漂流……小说非常真切地揭去都市生活的美好面纱，露出它令人窒息的本质。因此，《城市独白：不安的视线》的都市故事，整个来说是“反都市”的精神漂流的故事。作者非常直率地写出了都市的本真，即现代都市人的“家”的危机。一个表面和谐的家庭，某天由于一个不速之客的来临而趋于破裂。那个号称诗人的赵逢中四处流浪，他不仅仅在祖国各地游荡，也时常在城市某个家停留。这是一个职业“第三者”，他见缝插针，游刃有余，足以表明城市里的“家”的相对性。当然，作者并没有简单处理“家”，相反，“家”是现代城市人无法拒绝的居所。因而，“漂流”却又并非到处野合，四面出击，随便掠夺。漂流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性需要，它是都市生活必要的浪漫精神。因此，逃离家，逃离城市不过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城市白日梦。与其说那个诗人是个闯入者，不如说是“我”想象的对象化，是“我”的内在的精灵，是“我”对家的一次想象逃离。流氓——据说是一些没有家的人，而文化流氓不过是一些有文化而不想回家的妄想狂。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都市意识”，已经蜕化为都市表象，不断地冲出家庭，不断地侵入他人的家庭，这就是婚姻生活的侧面，这就构成现在城市男女的日常生活。对这种都市表象的书写，就构成了都市小说的特征。
　　从情感主义的怀抱艰难退化，导致本土化生活境遇愈来愈失去生存的土壤，使后现代的时代气息日渐浓郁，又是另一种都市现象中的“都市意识”。现代都市类似局外人的“城市孤独感”与欲望横流的周边环境，是一种具有强烈反差的都市镜象。把这二者放到对立的二元关系中来表现，那种寻找“精神家园”的现代主义意识，与怀念传统社会的情绪相混杂，就给人一种文化变异的感觉。《重叠影像》中那种多视角、多结构的叙事，是现实与幻觉、高尚与卑下、生与死的最大限度的混淆。作者为此力图制造一种城市生活的虚幻感。生活的不真实感，是揭露欲望的虚假性，给出当代城市生活一种“后状态”情况。乔亚是一个城市的蛰居者，多少抱有古典情结的“后知识分子”，然而，他身上的“文化”也还若有若无，他周围则是一群利欲之徒。力这个有着一双迷人眼睛的男子，他对静投去温情脉脉的注视，也迅速为简明扼要的床上运动所消解。那些死去的女性却又复活，不过是重复出现的性幻觉而已。都市里已经没有爱情，只有诱惑和勾引，就连力这种多少还有浪漫情调的男人，也在为情欲奉献他最后的一点勇气。显然“文化”正在这个城市里变成欲望之流，“待”也变成商品，王本、赵红红和那个披肩发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掮客，同时也是这个时代文化的葬送者。而乔亚反倒像个文化守灵人，在当今时代落落寡合，为那些莫明其妙的死亡讯息和失踪或复活的女人所困扰。文化死亡与欲望的横益正是城市末世学的互为因果的注脚。城市充满性爱游戏，偷情和冒险的欢乐，而文化正在默默死去，这就是后现代时代的都市奇观。作者在对这种变异的都市文化进行描写时，把人物推到错位的情境中加以漫画化的表现，以此嘲讽城市，也就在创造一种都市奇景。
　　如果说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现代主义的流风余韵还纠缠着“都市意识”的话，那么，九十年代初的都市小说则显得轻松自如，回到更为单纯的生活事实中去了；如果说前两部作品还仅仅把城市看成一种外在框架和文化挥洒的话，那么，《雨过天晴》则把隐蔽得很深的“都市意识”给揭示了出来，摆脱了“都市”的困境，就使都市生活具有了巨大的构成力量。尽管从思想底蕴看，道德沦丧和虚假伪善构成了都市人的基本行为方式，但《雨过天晴》里却企图不染污泥，是一批唯一有“自我意识”的人。然而他们也只能在想象中超越自我罢了。虽然这部小说看上去依然是对市井生活原始记录式描写，诸如破旧的街景，修车子，个体饭馆，市井男女们的野合、打斗，以及他们改邪归正和一些情感纠葛。阿毛这个备受虐待的底层青年，以对父亲的一次未遂谋杀的行径度过五年的监狱生涯，他那劳改释放犯的身份使他令人生畏。作者细致刻画的是他对两个女人的感情态度，令人惊奇的正在于，这个沦落为生活最底层的穷光蛋，却有着温情脉脉的艳遇，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对到手的女人还有所不满，对那个卖报的姑娘想入非非。在诱人的肉欲和清香的苹果味之间，这个劳改释放犯展开了微妙的心理活动。正是这种心理活动，无意中触及到了有趣的生活情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超越生活的梦想。象阿毛这样的“市井无赖”，也有他对生活所怀的精神祈求：阿毛所迷恋的那个女人白雪，她终究走向城市，她是城市的精灵，她在那个小街上卖报不过是暂时栖身于市井，而阿毛对她的向往，对那种苹果味的迷恋，乃是市井对都市的向往。这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它表明那些对命运生存之类的本源进行深度思考的困窘，实际上支撑小说叙事的是那些简单的生活状态，那些潦草的街景、欲望化的场面构成的城市和市井形象，这是一次对市井生活的告别式的书写，它表明市井在它的原始化码（阿毛之流）那里也已失去了意义，这是一片终究被遗弃的街景。
　　显然，“都市意识”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实践中，有着不同存在的方式，它既有都市表象的生动写照，也有变异的都市文化对传统都市文化的挤压，还有深层次的现代都市意识企求，但不论是以何种形态存在，其多元的都市文化情境给人们造成强烈的感觉冲击，对都市的厌倦揉合进表象的书写和嘲弄的风格，使当代都市小说的“都市意识”更加接近后现代性。
　　　　　　三
　　改革开放对中国都市发生的那些最新奇的变化，是新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都市的白领阶层就是随着这股改革大潮大量涌现的。都市的白领丽人是一群时尚、浪漫、欲望、势利之流，他们是有技能、有机会的一群，他们可能会出一些麻烦：与老板的关系，生活的环境，家庭、情感纠缠等。他们不是底层的、沦落他乡的打工者，也不是明火执仗的黑道人物，他们对目前的一切基本上是满意的，所烦恼、所讲求的仅仅是一种“舒适度”——心灵的，感觉的和生活上的。因此，他们那别具一格的生活情状，男欢女爱的浪漫情调，如歌如诉的清雅娇媚，潇洒感伤的精神状态，都具有了准资本主义的特色。如张欣的《如戏》就让我们感到，欲望是无法满足的。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有物质的、精神的、低级的、高级的。当各种欲望同时向人涌来时，它们往往相互拆台，相互颠覆。佳希曾被艺术家蔡丰收迷倒，她喜欢艺术家蔡丰收。丰收下海一身俗气之后，她厌恶了。然而，在她的心灵深处，她既想享受金钱的潇洒，又想享受艺术的优雅。而这二者是不可能同时得到的。在一种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佳希走向了找情人的境界。其实，佳希找情人是必然的；她能从丰收那里得到金钱的潇洒，从匡云浓那里得到艺术的优雅。同样必然的是：情人梦的破灭。佳希的情人梦，都因为其它欲望——或为高尚情操，——或为现实利益——所包围，所缠绕，而最终走向悲剧。不是别的，正是欲望自身制造着欲望满足链的断裂。人的尴尬由此被判定：人总被各种欲望包围着。你越想满足便越不能满足。你要满足欲望必然牺牲欲望。这就是都市的一种新的生存状态，新的都市状态与都市文学的新形态是同步的。
　　显然，欲望不仅受到个人其他欲望的破坏，还受到他人的欲望的破坏。自我欲望与他人欲望时时处于颠覆与被颠覆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常常被作者化为耐人寻味的故事；如《首席》中飘雪和梦烟，她们本来只是两个好朋友，既互相帮助又互相争夺。……人们的心身都一直处于紧张的作战状态。但在另一个场合，作者又反复泻渲广告公司业务部职员间相濡以沫，相互慰藉的那份亲和、亲情。人际关系上，业务部外冰天雪地，业务部内和暖如春。小说特意安排一场闲聊，让人物抒发那一点点真诚、一点点情感、一点点诗意。就是说大的框架是竞争，小的情节是诗情。然而当人物都静下来沉入内心的追问时，人生的价值、意义凸现了出来，小情节的意蕴便弥散开去，小情节吞食了大结构。这样叙事一直洋溢着浓郁的浪漫情愫，那些男欢女爱的故事带着青春的娇媚、都市的热情和港台的风情，如歌如诉，流畅清俊。那些女主人公大都优雅多情，缠绵而执拗，总是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困境之中。与那些高雅执着而守身如玉的白领丽人相匹配，小说给她们安排了一些坚硬冷峻，苦大仇深的猛男勇夫。这些都市里的不安定分子却令那些白领丽人情有独钟。美女英雄的模式被一些城市犯罪和黑社会的事件包裹，温馨浪漫且又惊险横生。显然，作家对城市这种新的生活现象的敏锐感受，对职业妇女命运的热切关注，叙事中暗藏的反讽机锋，以及流行时尚和术语的随时嘲弄，使这些伴随着都市的白领阶层出现，描写白领阶层的小说不失锋芒，颇有锐气。
　　现代都市的白领男女，追求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是“贵族”式的生活形态。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小康生活已经不再让人心满意足，奔大康才是这个时代的新理想生活。于是，大康族亦或贵族生活，成了一些都市人所仰慕、所刻意追求的生存理想。对大康族的生活人们也投去艳羡已极的目光，对这种生活的表现似乎不再陷入矫情的尴尬，而是在展示一种期待已久的奇观。比如《单身贵族》中的许前飞、赖明无疑是现代都市中最时髦的“大款族”，他们驾着豪华轿车，拎着大哥大，出入宾馆酒店，上宴席或下舞厅，周围仕女如云，调情搓麻，快活潇洒。作者在展示单身贵族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描述商场和官场的应酬周旋。对官场的怨而不怒的讥讽与商战的明争暗斗相配合，使《单身贵族》堆满了各种现实经验，它不仅趣味横生，而且在提高着一种新的经验，或者说它表明小说又回到日常经验。《单身贵族》叙事明晰而舒畅，对男女之间的暖昧关系也刻画得十分老道，它为那些官场的周旋斗争增添了诱人的色彩。《单身贵族》制作了这个时代的城市奇景，一种超前的都市意识，它是一种诱惑、许诺和怂恿，这是这个时代如期而至的精神镜象。这种精神就是一种欲望化的表象构成这个时代生气勃勃的生活景观，也就是一种新的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学。
　　　　　　四
　　“城市痞子”，无业游民以及处于生活底层的市民，又构成了都市另一族类的生存形态。这些人携带着个人的原始需求步入社会，他们的行为准则，他们的自我形成，以及反抗性冲动的自由发挥，都形成了纯个人的经验。这些人在社会中没有确定的位置，他们既有怀着不能进入的嫉恨，又有带着逃避的蔑视，因而他们注定是“边缘人”。他们满嘴粗话，开口粗痞，对那些一度令人热血沸腾的神圣格言和标谤时髦的流行术语冷嘲热讽，指桑骂槐。他们不只是口头革命派，而且身体力行。作家以此来构造富有挑战性而又富有观赏价值的“城市话语”，无疑是当代都市文学中的又一形态模式。当然，谈及这一话语，不能不涉及王朔的都市小说，他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过把瘾就死》等，写的都不是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这些人不是干着敲榨勒索的勾当，就是玩弄倒买倒卖的冒险游戏，或兴妖作怪，浑水摸鱼，或厚颜无耻，胆大妄为。这些“无业游民”事业无望，无所希求，也不存幻想，对什么都看穿了，因而信奉“说什么都是假的，掏出钱来是真的”。于是，在社会转型之际，率先“下海”，开始“空手套白狼”，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他们在当时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潮流中应运而生，这些“个体户”或“倒二爷”，构成了八十年代中国最新奇的“城市街景”。他们表征着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新的生存状态，对于依然生活于制度体系内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是一种诱惑和奇迹，而且还是一种邪恶和威胁。然而，这些“无业游民”、低文化层次的、毫无道德修养的“流氓无产者”的行踪，到八十年代后期，则不再冒险地追猎金钱，而转为玩世，或欺世盗名，瞒天过海，或油嘴滑舌地“侃”大山，直把一个美好的世界“侃”得光秃秃的，连最后一点真诚也被他们“侃”掉了。于是，他们为了混淆是非，就把高雅的与粗俗的、高尚的与卑鄙的、真诚的与虚伪的并置，把美好的与丑陋的、正义的与邪恶的、圣洁的与污浊的同视，使有价值的东西被无价值的东西所嘲弄，所调戏，所消解。这些人通过他们的行为将原来的价值体系拆卸得支离破碎，在不动声色的“调侃”中完成了颠覆，个人利益变成了行为轴心，利己主义成为最高原则。当这一切都被消解之后，这个原则兀立在精神的旷野上，女人出卖脸皮和贞操，男人拍卖尊严和人格。这就是作者对这个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景观，对这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状态的一种最精当的表述。
　　如果恶也能推动历史前进的话，那么，赤裸裸的生活欲望，也能使粗鄙的城市街景变得更加生气勃勃，捕捉住了当今那些为商业主义粗暴洗礼过的城市生活外形状态，更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何顿的《我们像葵花》、《我不想事》、《生活无罪》、《弟弟你好》，无论是一群“没有故事”的群落，还是一群有“故事”的社会低层众生相，都无一例外地写出城市小市民的生活，准确地说关于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城市无业游民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故事。这是一批处于比较穷困潦倒，或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抽子），或是无所作为的小学教员，再就是发了点财的小老板。他们既对在公有制的体系内生活毫无兴趣，象逃脱牢笼一样逃脱“铁饭碗”的困境，又急迫需要“脱贫”，恨不得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于是，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违法乱纪，黑吃黑就成了他们的基本生存之道，小说表现当今中国原始积累阶段的商场黑道，虽无港台的黑社会凶猛惊险，但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而且其主角经常是中小学教员，他们对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头衔，弃之如蔽履，对成为小商人则趋之若鹜。这就深刻地表明：这个社会的最基础的文化秩序业已崩溃，而对金钱的奢望已经成为人们全部的生活梦想。作者表现这种生活的外形状态，或原始的外形状态，是纯粹的生活之流。那些男女凭着本能生活，只为自己生活，没有信条，不需要任何规则，别人指斥他们为行尸走肉，可他们自己却生活得很快活，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状态。在九十年代中国深入商业化的历史背景映衬下，这种生活状态显得尤为真实。
　　对商场，男女之事和城市暴力有着惊人的表现，已经构成九十年代都市文学最生动而富表现力的动向。一大批年轻的作者迅速崛起，他们对商业社会新的生活形态有着特别敏锐的感觉。比如《凸凹》、《晚报新闻》等。前者对城市男女之间的暖昧情感，相互诱惑和逃脱的困境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样既能见出作者叙事笔法精细锐利，又随处可见观赏性极强的场景。对情欲的处理乃是这个年代小说无法回避的难题，某种意义上它足以见出作者的非同凡响的艺术才能。那种机智的妙趣可以恰如其分填补成人读物的空白。后者则是一次对城市的暴力和情欲的巧妙书写，把晚报新闻不断拼贴进小说叙事，就制造了一种紧张而似真的效果。显然，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没有内在性，人们在为脱贫所困扰，为暴发所怂恿。作家抓住了这个时代的趋势，把这种混乱不堪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活性状不加雕饰呈示出来，把那些赤裸裸的俗望，那些寻欢作乐或偷鸡摸狗的情形表现出来。就构成了九十年代都市小说叙事的阅读焦点。作家抓住了并制作出这样一些具有观赏价值的欲望化的表象，就足以支撑起小说叙事。而这些欲望化的表现又恰好准确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所以，纯粹观赏式的阅读期待，不仅能促进小说叙事对观赏场面的强调，而且还能促使都市文学的发展。＊
　　
　　
　　
小说评论西安63-6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胡良桂19961996 作者：小说评论西安63-6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胡良桂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0: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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