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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新年伊始，本来已经“失去轰动效应”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就让葛红兵与王朔的“批判 ”给搅动了一番。先是葛红兵以专业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连续在《芙蓉》发表“悼词”（《为 二十世纪中国写一份悼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写一份悼词》（注：分别见《芙蓉》1999年6期，2000年1期。））。这份“悼词” 并没有多少沉重的哀痛，倒是满怀着横扫千军的批评的快意。“在这个叫二十世纪的时间段 里，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能找到一种伟岸的人格吗？谁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 佩？谁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很遗憾，我找不到”，“那些在各种各样的文学史书上 流光溢彩的人倒是应当感到汗颜，他们应当羞愧而死。”紧接着，素来不惧“流氓”之名的 王朔又将他特有调侃“肆无忌惮”地对准了鲁迅。“阿Q讲过：尼姑的光头，和尚摸得，我 就摸不得么？对鲁迅，我也这么想。”（注：王朔：《我看鲁迅》，《收获》2000年2期。）这些似是而非、漫不经心却又火药味十足的议论造 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界迎接新千年的第一幕景观。
　　无论是王朔还是葛红兵都显然无意在自己的“批判”中建立一种学术的严肃，他们所要呈 现的与其说是立于这世纪之交的深长历史的反思，还不如说是一种即时的情绪或特殊的心境 ，如果我们仍然要将它们纳入到学术批评的范围之中，那么首先需要讨论的恐怕就不是其中 的具体观点而是支持着这些观点的学术标准。世纪之交，我们发现，发展了一个多世纪的现 代“学术标准”似乎还真的存在问题！秦弓《学术批评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吴中杰《评 一种批评逻辑》、李洁非《文坛怪景：骂的流行》（注：分别见《人民政协报》2000年2月4日、《文学报》2000年4月6日、《北京日报》2000年4月12日。）等京沪学者的回应都不断提醒我们注意 “标准”的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还在于，以上这几篇来自知名学者的回应都无一例外地 见诸于报端（而非严格的学术杂志），这种回应方式本身仿佛倒是对于那种貌似学术问题其实 不过是“新闻性”的社会现象的最好的回答——90年代的“批判”的热闹不时都带着极强的世俗化、市场化的自娱追求，到底与80年代的“反思”与“批判”有了太多的差别。
　　在北京、上海等地就王朔言论召开的“鲁迅热点问题”研讨会上，（注：北京会议于5月21日在鲁迅博物馆召开，会议综述见《人民政协报》2000年10月13日秦弓 文，上海会议于9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召开，会议综述见《文学报》2000年9月7日俞小召文。）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 声音，除了讨论“学理化”和应有表态之外，更多的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专家都体现了一种 令人称道的冷静和睿智，“这些意见的发表，是正常的思想现象。问题在于，怎样用平常的 心态，来对待这些通向认识真理道路上的质疑”，“过分计较那些意见言辞不恭的外表，会 造成对真理认识的阻塞”（注：孙玉石：《反思自己，走近真实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新时期以来确确实实有好多对鲁迅不满的言论，甚至有的言 论充满了明显的敌意，但我认为，这都是一些过渡性的现象，不会构成统一的潮流，也不会 有持续的影响”（注：王富仁：《我和鲁迅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7期。），“从某种意义上说，非议鲁迅现象的出现，也许是学界环境正常化的一 种 表现。”（注：李新宇：《直面真正的挑战者》，《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7期。）毕竟，如果有人在学术话题中寻找世俗的自娱和表达，那么我们又何必以情绪性 的“扞卫”来重蹈这些“市场运作”的陷阱呢？将他人的自娱自乐与我们自己的学术事业划 分开来，这种冷静不正是迎接新世纪的成熟吗？我以为，从80年代的鲁研界马克思主义之争 、《青海湖》事件所引起的骚动到世纪末王朔、葛红兵“批判”下的冷静，中国现代文学界 在调整自己的学术位置方面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经验。
　　　　　　二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冷静中走向新世纪，这一年，继续进行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与编写的话题，且多有扎实的成果，显示了世纪之交的学术理性的高度。
　　近年来，藉着各种文学史观念的嬗变和国家教育部对教材改革的推动，各种版本的“中国 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着作陆续问世，一系列有关“文学史”研究与编撰的 笔谈、专论和学术会议也频频出现。朱栋霖以“经典的流动”阐释了新文学经典标准变化的 可 能性，从而为文学史的不断“重写”寻找了基础。“文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遴选经典，诠释 经典，阐发文学史发展的规律。而经典是流动的。每个文化时代有自己的文学经典，不同的 时代认同不同的经典。”“流动的经典随时代而嬗变，正如历史在不同时空中流动。因为遴 选经典，评价经典的标准是流动的，随时代文化思潮的变迁而流动，并无一个关于20世纪中 国文学的固定的评价标准。”（注：朱栋霖：《经典的流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杨剑龙反对“拘泥于某一种视角与标准”，他认为，过去我 们“对于文学的评价往往出现一些偏向，常常注意对于再现性写实作品的肯定，而忽视对于 表现非写实作品的评价，常常注重对于具有启蒙意义纯文学作品的肯定，而忽视对于具有娱 乐作用通俗文学作品的评价：常常注重对于大众化作品的肯定，而忽视对于先锋性作品的评 价；常常注重对于理性化作品的肯定，而忽视对于非理性作品的评价。”（注：杨剑龙：《也谈新文学评价的标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新文学史研究的 “评价标准”问题成了这一年5月在重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八届理事会第二次会 议”之重要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新文学史的“评论标准”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个人化 的，同时这种标准之间也应该形成对话局面。（注：详细情况见秦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纪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推出了由朱寿桐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规范笔谈”，朱寿桐 、汪应果、朱德发、朱栋霖等人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评价标准或学术研究现状等问题发出了“ 亟待建立学术规范”的呼吁。较之前面所述的那些“标准”多元化的主张，这一组笔谈倾向 于以相对明确的“规范”来纠正目前已经存在的某些研究混乱的学风，汪应果质疑了“主编 制”的学术着作，朱寿桐论及了学术研究中的“强词夺理”现象，朱栋霖为研究生学位论文 水平下降而忧虑。显而易见，“学风”问题的出现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90年代学术界的浮 躁，它虽然不能掩盖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在不断成熟中走向新世纪的主流，但毕竟已经成了活 跃于当今学界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潜流，听任它的滋生蔓延，必将严重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学 术事业，因此，一位严肃的学人不仅应当贡献自己的学术思想，而且同样有义务来清洁基本 的学术环境。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的一些基本问题在2000年3月海口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 讨会”中得到了集中的讨论。与“评价标准”问题的相对宽容的态度相一致，龙泉明分析了 文学史多种并存的可能性，（注：龙泉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元格局》，《文学评论》2000年4期。）周晓明主张以“现代中国文学”取代“中国现代文学”，以 赋予这门学科更大的开放性、包容性、过程性与现实性，（注：周晓明：《从“中国现代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4期。）张福贵论述了文学史写作的“人 类性和个性化追求”。（注：张福贵：《走出教科书体系确立文学史》，《文学评论》2000年4期。）另外，董健、逄增玉等人则反驳了近年来一些理论主张（诸如反 理性、反启蒙、反现代）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干扰，强调要充分重视现代文学的成就，强 化“现代性意识”（注：董健：《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现代”的》，逄增玉《研究心态、价值认定和文学史结构模式的调整与创新》，《文学评论》2000年4期。），这显然有利于清理和维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阵地，使之不至 于在所谓“多元”的包容中丧失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高远东、王攸欣在认真思考近年来文学史写作重要演变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性意见。 高远东分析了自8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先是“向内转”继而又“向外”突围的历程， 他认为这一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诸如“重估现代性”、“20世 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近代”、“当代”三分法的传统分期），而现在有必要从“内”“ 外”的张力中寻找现代文学的本质，以确立现代文学史的科学思路。（注：高远东：《新世纪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前景与方法》，《文学评论》2000年4期。）王攸欣从创造性、 开放性、多元性、叙述对象、叙述语言、叙述方式等方面阐述了关于文学史教材的建议。（注：王攸欣：《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个性的几点想法》，《文学评论》2000年4期。关 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见汪云霞《文学史写作的焦虑与期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0年3期。）
　　在海口研讨会和在以后整理发表的论文里，王富仁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独 特的意见，他认为，“要清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中的问题，必须弄清楚一些基本的观念 ”，针对目前对文学史编写的高度重视，王富仁却提出，当前其实更像是一个“批评与史论 ”的时代，对于“史”，“不可轻看，但也不必特别看重它”，“对于文学史家，文学观念 的 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依靠的是自己对历史上的文学作品的实际感受，不是依 靠的理论。”（注：王富仁：《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5期。）
　　这一年的3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两年前编就的文集《返观与重构》，这是作者 多年来对“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心得，其中既有对现代文学史学科开创人王瑶先生治学成 就的总结，也有自己多年来的文学史研究的回顾，还有“从现代文学史整个学科研究实践中 去思考具有前沿性的理论方法问题”，与前面所述的那些相对抽象的文学史理性反思不同， 钱理群力图在这本文集中呈现自己在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问题上的思路与方法，以 丰富的文学史研究的实践来揭示蕴含于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正如作者所说：“我并不奢望 构建理论体系与模式”，“但又确实期望提出一些能引起人们思考的命题，以为后来者的理 论建构提供或许有用的断砖片瓦。”（注：钱理群：《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34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
　　　　　　三
　　尽管有的学者在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观”的时候，对“从文化、思潮、技术和材料等角 度对文学的观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注：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5期。）但我们应当承认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研究 在2000年仍然较多地集中在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上。
　　中外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80年代以来的一个持续不衰的论题。世纪之末，中国学 人在继续深化这一课题的时候已经不再满足于那些空疏的中外文化比较，而是努力于开拓与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形态相适应的具体的文化现象，如罗成琰、阎真对儒家文化讨论（注：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1期。），梅 雯对家族文化的讨论（注：梅雯：《家族生活和新旧代替之际的人——以四部现代长篇家族小说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1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朱晓进对“政治文化”的思考，他连续发表 了《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远离政治”：一种对“政治”的姿态》等论文， （注：分别见《文学评论》2000年1期，《南京师大学报》2000年2期。）对政治文化语境之于30年代文学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据他分析，浓郁的政治文化 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阅读期待，从而在创作及出版方面都牵引着那些反映时代面貌 的文学，而且也同样对那些试图“远离”政治的作家群施加影响。朱晓进提出“政治文化” 这一研究视角为考察深受政治文化影响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开辟了新的天地，相信在未来的 几年中，还会有更扎实、更深厚的论着问世。
　　由钱理群主持并已经开展有日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研究在今年推出了黄延复 的《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姚丹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它们和1999 年5月出版的王培元的《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注：以上三本着作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起初步展示了这一课题的实绩。现代 高等教育不仅培育了一大批的现代作家，而且大学校园这一特殊的生存环境也直接影响了一 大 批的生活于其中的众多学院派文人的情感与思维方式，深入研讨大学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将 可能更加准确地揭示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精神追求，以及大学文学教育在文 学发展及整个现代文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虽然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曾一度被批评为“ 外部研究”，但像“大学文化”这样的文学“外部”，我们的确又知之不多，因此，黄延复 、姚丹、王培元几位论者在各自的研究中都尽力为我们发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他们的论 着都“特别重视历史细节的运用，重视日常生活的再现，在历史的叙述中追求报告文学式的 现象感”，在细腻的描述中自然地融入论者的分析和理性的智慧，这样学术方式也给人以耳 目一新之感。此外，论者对于“校园文化”的复杂性的把握也值得我们注意——在生存条件 恶劣的现代中国，大学校园实际上并不是一处自我封闭的独立的精神天地，烽火连天让西南 联大无法安居于西南边陲，红色延安的意识形态不断完成着对鲁艺这一特殊大学的全新塑造 ，姚丹注意到了“走出院墙”的事实，王培元注意到了鲁艺对毛泽东讲话的接受与分歧。
　　建国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曾长期陷入社会经济决定论的窠臼，这是一种机械论的思维模式 ，因为社会经济对于研究者而言往往只是一些空疏的理论教条，我们其实何尝认真考察过影 响中国文学发展的社会经济的具体形态，今天在号称“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重的历 史时期，重新考察社会经济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便成了一个颇有意义的课题。栾梅健曾 在他数年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中涉及过相关的话题，2000年，他又在《前工业 文明与中国文学》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这一独特的研究视野。（注：栾梅健：《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他努力用“前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来解释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中的诸多重要现象，如造纸工业 的现代化、印刷条件的机械化对于小说形质的影响，文化教育市场的需求提升了小说与戏剧 的地位，“小城镇意识”的特殊性之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意义等等，栾梅健的研究为我们展示 了真正的社会经济分析的学术魅力。
　　考察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的文学与文化背景是我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怎 么样来概括这一“背景”。朱寿桐提出了一个别致的概念——“负性背景”，他认为，影响 新文学的不仅有促进性的“正面因素”，更有“负性成分”，但这些负性成分并不只是起阻 碍 作用，它们也反过来“激发、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如思想文化界的沉闷、僵化激发了五 四先贤的文学革命的热情，文言创作的萎缩和白话创作的幼稚鼓励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然 而，值得注意的还在于，传统文学在新文学倡导者那里，“并没有形成足够巨大的负面力量 ，这也鼓励了新文学反叛过程中的浮躁和轻率，”此外，“构成新文化和新文学背景的儒家 文化，至少在‘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的严正对待中只不过是纸老虎，于是，从新文化和新 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意义上说，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负性背景实际上已经相当弱势，”这便 助长了“西方文化大肆渗入的迅猛态势”，“造成了新文化和新文学与生俱来的全盘西化偏 向。”（注：朱寿桐：《论中国新文学的负性背景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4期。）我以为，重要的不是朱寿桐在这里所提出的概念本身，而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 估量新文学发生发展之中的“负性”力量，或者说我们应当怎么样更好地来描述传统文化和 新生的文学之间的关系，在文学生成的意义上，它们是否可以概括为一种“正”与“负”的 关系。对正/负思维的清理，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来阐述一些争议不休的问题，如现 代/传统，西方/中国，新/旧，落后/进步等等。
　　现代性资源和知识谱系的分析在近年来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生成背景研究的热点。在这 一年，值得注意的有旷新年的论文《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注：载《文学评论》2000年4期。）、逄增玉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进化论》（注：载《文学评论丛刊》3卷1期。）及陈建华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与我们不时可见的那种纯粹从西方“现代性”知识概念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不同，旷新年、逄增 玉、陈建华的研究都比较注意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的事实出发梳理其现代性的观念和追求 ，从而更多地呈现了中国文学的复杂形态。仅以逄增玉的“进化论”考察为例，当某些“现 代性”的文学研究仅仅将中国现代文学斥为“进化论”的谬思就万事大吉，逄增玉显然更加 深入也更加全面地展开了这一西方思想在现代中国文坛的复杂演变：其理论与现实的分歧， 优长与谬误的不同，以及不同作家各自理解的巨大差异。这样的思路无疑将启示我们对中国 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观念的实际关系作出更充分的、更实事求是的考察。
　　　　　　四
　　思潮、流派与文体研究同样是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
　　由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在这一年出齐。全套丛书共10册，（注：此套丛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12月～2000年1月陆续出版。）重点研讨了中外文化与文学思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辗转流变，因其考察的整体性也基本可以划作前文所述的“宏观研究”的范畴。这些研究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有西方文艺思潮在 中国的引入、接受和演变，如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徐行言、程金城的《 表现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陈国恩《浪漫主义 与20世纪中国文学》、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有中外宗教 文 化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如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 督教文化》、马丽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也有某一种现代文化形态对中国文 学的作用，如李今《海派小说与都市文化》、刘为民《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等。这些选题 基本上架构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与文艺思潮的基本框架，代表了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最高成 就。其中有的研究（如“佛学”、“伊斯兰文化”、“科学”）在过去鲜有涉及，论者在生荒 地披荆斩棘，为学术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有的研究（如几大文艺思潮的研究、基督教研究）近年来虽然已经成为“热门”，但论者皆努力以自己周密的考察梳理呈现对象的细节，在迄 今为止最为系统而完整的诠释中表达自己独特的体悟，有的研究面对近年来原有的研究 成果另辟蹊径，在克服前人成就所制造的“困难”的同时实现了学术的“突围”和自我的超 越，李今对“海派小说”的研究就是这样。
　　出现在这一年的其他思潮与流派研究也多有论者独具慧眼的发现，如高恒文从学院派文化 研究的角度研究“京派文人”，他从学院派自得其乐的学术旨趣出发研究这一流派的个性与 历史，（注：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冯奇从自由与责任的矛盾冲突出发剖析中国现代浪漫派作家的精神困境（注：冯奇：《使命、责任与自由精神》，《文学评论丛刊》3卷1期。），耿 传明为我们解读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浪漫派文学”的“黑色情调”，（注：耿传明：《“新浪漫派”文学的“黑色情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1期。）龙泉明以“新生代 ”来重新定位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注：龙泉明：《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1期。）凌宇在二三十年代中国乡土小说中发现了三种 不同的“乡愁”。（注：凌宇：《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文学评论》2000年4期。）
　　自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在1995年推出以后，广大的中国 的各区域的精神差异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抽象的“中国” 还不能更准确地概括众多区域的众多作家的个性追求，有必要对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区域在不 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潮进行具体的考察。从1999年底至今，这一方面有代表性成果的有孙中 田、逄增玉、黄万华、刘爱华合着的《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注：由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苏春 生《中国解放区文学思潮流派论》（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8月出版。），艾筑生《20世纪贵州教文史》（注：由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王颖康《20世纪贵州戏剧文学史》（注：由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何光渝《20世纪贵州小说史》（注：由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隆 重推出了多卷本的大型丛书《贵州新文学大系》（1919～1989)。对区域性文学现象的发掘和 反省并不仅仅是为了在一般意义上“填补”中国文学史的遗漏，在一个更为深远的意义上， 它完全可能为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增添“自我发现”的新机，因 为 ，区域性的学术个性的显现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整个中国的学术成熟。
　　评论标准的相对宽松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一些在过去并不属于“现代文学” 研究范畴的文学现象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我们研究者的视野。旧体诗、港台文学、通俗文学 、儿童文学等继续受到我们的热情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始发表关于台湾与香 港文学的论文（注：奚密：《“在我们贫瘠的餐桌上”：5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季刊》、张慧敏《香港文学的“现代”之探寻》，均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出版，其中的“上编”比较细致地叙 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大潮中儿童文学的发展，王富仁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表达了一位 现代文学工作者的“儿童文学观”（注：由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范伯群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中国近 现代通俗文学史》在这一年完成并出版，全书分为上下卷共130余万字（注：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十分详细地叙 述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发生发展的流程和总体面貌。这一巨着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 通俗文学资料，填补了长期以来现代中国文学专注于“高雅文学”主流的视野的空白，为完 整中国文学的研究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我们提及的思潮流派研究大多具有中外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深刻背景，其实，除了这些 可以“言明”的艺术与文化旨趣而外，牵引、影响着中国现代作家的还有某些不易“言明” 的“特殊行为”，那往往是一种并不见于典籍的潜在的“行为”文化，因为潜在所以不易被 人觉察，虽然不便于被我们的理性加以觉察，但却同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与人生。刘 纳《“打架”，“杀开一条血路”——重评创造社“异军苍头突起”》所揭示的就是这样的 潜在的“行为文化”：“从1921年下半年至1923年上半年，创造社屡屡在新文坛挑起‘打架 ’，他们几乎‘打’遍了新文坛，而且尤以名人为对手。‘架’越打越大，越打牵扯的名人 越多，就这样，创造社在自己的行进历程中将《新青年》的战斗精神演化为‘打架’，又由 ‘ 打架’引出激进的‘阶级斗争’，其间他们自己也无法回避对‘党同伐异’等政治斗争方式 的参照。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运动、论争、社团史以及文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能由此 寻出缘由。”（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上年末刘炎生关于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论争的评述也采取了相似的视角。见刘炎生《不同文艺观和“行帮意识”的表现》，《华南师大学报》1999年6期。）的确，支配现代中国作家思想感情的除了那些“显性”的儒释道精神和艺 术思想外，还有这些几千年人伦社会环境中积淀下来的行为模式，对照世纪末依然持续不断 的种种意气之争，谁又能否认“党同伐异”精神的潜在意义呢？刘纳的研究将我们的思路引 向了一个幽微而切实的所在。
　　2000年是“左联”成立70周年，上海举行了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的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理事会上，“左联”也是热烈讨论的两大议题之一。由此引发了对“左联”的新 的认识和争论，有的学者（如王富仁）从文学发展史的意义上肯定了左联反抗文化专制、争取 生存自由的现代意识以及“左联”文学的创新精神，有的学者（如朱晓进）从“亚政治文化” 形态的角度阐释了“左联”的组织与活动方式，提醒人们注意其中新的话语霸权特征（注：参见张小红《“左联”成立70周年的纪念活动记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 0年4期。秦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纪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2000年4期。）， 有的学者以详实的材料考察了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文学现象（比如“高尔基热”）（注：李今：《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高尔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4期。），厘清了左联与鲁迅的复杂关系（注：曹振华：《现实行进与终极目的的对立统一——关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思考》，《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期。）。
　　200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小说、戏剧、传记文学的研究以及一系 列 批评史着的出版。
　　小说研究方面值得一提是徐德明的《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它侧重于晚清—— 五四前后现代小说诞生的“变体”的考察，与我们已经见到的在中西叙事模式的框架中的讨 论不同，论者将现代小说的出现置放于雅俗对立的模式中，通过讨论“雅”与“俗”的不同 意义及其复杂关系来重新认识小说的发生发展（注：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戏剧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胡星亮的着作《 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话剧这一“舶来品”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 西方戏剧的影响方面，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奥尼尔的文学遗产是我们 经常关注的对象，胡着却从民族审美心理的源流出发，深入研讨了20世纪中国话剧与传统戏 曲的美学渊源，而且这种研讨不仅在于戏剧文学的创作上，论着也格外关注戏剧舞台的实践 ，所有这些研究的结论和思路都给了我们新的启迪（注：胡星亮：《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学林出版社2000年9月。）。解志熙近年来比较注意对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研究，他为我们描述了这一思潮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注：解志熙：《“青春，美，恶魔，艺术”——唯美颓废评论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戏剧（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1期。）。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开始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戴光中从宏观上总结了客观存在在20世纪 的发展轨迹（注：戴光中：《论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3期。），陈兰材考察了胡适对这一文体的历史贡献（注：陈兰材：《胡适：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1期。），张梦阳专题研讨了鲁迅传 记的写作历史（注：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与历史回顾（1～6)》，《鲁迅研究月刊》3～8期。）。
　　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批评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也似乎具有世纪意义。范培松出版了近50万字 的着作《中国散文批评史》，对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包括香港）作了全面的总结（注：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丁晓原出版了《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这一“冷门”的领域作了初步的梳理和小结（注：丁晓原：《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中国现代诗歌的文体研究一直存在着不少的难度，在2000年，除了刘扬烈《中国新诗发展 史》作为公木先生多年前主持的“中国诗歌发展史”项目得以出版外（注：刘扬烈：《中国新诗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从整体上研讨中国现代诗歌的力作还是没有出现，2000年人们对诗歌研讨的成果主要在于一些具体的作家作 品上，我们将在下面的追述中加以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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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在2000年虽没有多少热闹的场面，但它却在平静中取得了不少 颇具价值的成果。
　　鲁迅仍然是人们研讨的重镇。这一年的鲁迅研究也基本上是沿着近年来形成的两个方向继 续推进：一是对鲁迅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二是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关系。
　　关于鲁迅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这一年出现了不少的新颖之作。余宗其从法律学的角度 解读《阿Q正传》，从中探讨了民法、刑法之于公民个人的关系，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注：余宗其：《阿Q正传的法律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3期。），唐利群从中国两性文化出发阐释了《阿Q正传》的特殊意蕴（注：唐利群：《〈阿Q正传〉与中国两性文化》，《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5期。），黄开发读解了《狂人日 记》作为“寓言小说”的意义（注：黄开发：《启蒙的寓言——狂人日记的解读方式》，《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2月。），郑家建从色彩、线条、明暗对比、漫画性等几方面分析 了《故事新编》的“绘画感”（注：郑家建：《论〈故事新编〉的绘画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1期。），李继凯从“文体史”的角度重新分析了“鲁迅文体”（注：李继凯：《文体史视域中的鲁迅文体》，《鲁迅研究月刊》9、10期。），段从学比较了鲁迅与穆旦“现代性冲突的体验（注：段从学：《跋涉在野中的灵魂》，《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6期。），赵卓为我们剖析了鲁迅小说的“语 体形态”（注：赵卓：《论鲁迅小说的语体形态》，《文艺研究》2000年2期。），张箭飞讨论了鲁迅小说的“音乐性”（注：张箭飞：《论鲁迅小说的音乐性》，《文艺研究》2000年2期。），李天明一反人们对《野草》的象 征性解读，着重开掘其中隐匿的“私人典故”（注：李天明：《〈野草〉情爱道德主题辨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3期。），郜元宝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从鲁迅“ 词语”的发现中解析鲁迅之于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文章写得别致而扎实，是开启“进 入”鲁迅世界的一把词语的钥匙。（注：见郜元宝《反抗“被描写”》，《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期，《为天地立心——鲁迅着作所见“心”字通注》，《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7期。）
　　近年来人们对于鲁迅和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都比较注意其“形式的意义”、“话 语的意义”。这样的艺术研究方法又多半来自于西方文学批评，那么，西方文学的批评模式 与中国文学的复杂形态究竟有多大的相容性呢？这应当说是我们不能不追问的事情。在目前 ，这样的追问尚不多见。因此，我特别要提到王富仁的《鲁迅小说叙事艺术》（注：王富仁：《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3、4期。）。在这篇 论文里，王富仁不仅第一次揭示了存在于鲁迅小说中的“有主句”、作者与叙述者的复杂关 系、隐喻与换喻的功能以及其独特的时空结构，而且更有意义的还在于，论者对于叙事学进 行了自觉的探测和反思：“如果说西方叙事学是一种小说的‘语言学’，是指向抽象概念的 ，是在纷纭复杂的世界小说作品中，寻找一个维系全部小说作品命脉的永恒、普遍的结构模 式的，那么，中国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则与之相反，它不是小说的‘语言学’，而是小说的‘ 言语学’。”在对于学术方法的“有限性”思考的基础上，王富仁表示他所“使用的是文化 分析与叙事学研究的双重变奏。意图通过鲁迅小说的文化批评的意义发掘鲁迅小说叙事艺术 的特征，也通过鲁迅小说叙事艺术特征更深入地感受鲁迅小说的文化批评的意义。”
　　世纪之末，有一些对民族文学与文化生存现状的忧心忡忡的人们将若干的不满归罪于五四 新文化运动（其中也包括了所谓的“激进”的启蒙者鲁迅），因此，当下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 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一个如何回应这些指摘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 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发展中的独特意义的问题，也是如何理解鲁迅与五四新文化（文学）运 动的关系的问题。对此，《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李新宇、高远东等人的论文，重新肯定 和阐释了鲁迅及“五四”的文化意义。李新宇论文的题目似乎就表达着对这类挑战的最明确 的立场：《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合法性问题》（注：李新宇：《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1、12期。高远东论文《“现代”如何“拿来”— —以中国文学现代性确立途径为讨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7期。）。王富仁连续发表了关于“鲁迅哲学思想”的长文《时间·空间·人》，可以说是代表了近 年来鲁迅文化思想研究的最为厚重的成果。在王富仁看来，鲁迅的哲学思想并不在于他对中 外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回答，而是他在特定的时空结构中对文化与生存、文化与生命等典 型的中国问题的思考选择。王富仁通过自己细致而深入、周密而恢宏的阐述开掘了鲁迅作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一系列生存、生命与文化问题的独特的把握，关于时间意识、空间选 位、空间关系，关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关于启蒙，关于“进化”，鲁迅都有着既不同于 中国古代文人，又不同于西方知识分子，甚至也迥异于同时代人的个体认识。王富仁潜入思 维的基本框架——时空意识，可谓打开了一道进入鲁迅精神空间的门扉，也找到了研究者自 我 精神形态与研究对象精神形态互相沟通与对话的绝佳的通道。正是借助于这种精神交流的可 能性，论者以返回鲁迅思维“原点”的方式有力地回答了十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对于启蒙、对 于五四的挑战和对于鲁迅理解的种种歧见。在这样一种研究姿态和立场上，鲁迅之于中国现 代文学与文化的价值获得了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肯定（注：王富仁：《时间·空间·人》，《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5期连载。）。
　　鲁迅之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正期待着研究者这样的新的“发现”，在这方面，值 得注意的还有郑家建的论文《鲁迅：边沿的世界》（注：郑家建：《鲁迅：边沿的世界》，《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1期。），陈方竞的着作《鲁迅与浙东文化》 （注：陈方竞：《鲁迅与浙东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前者和王富仁的理解相似，将鲁迅及中国现代作家所遭遇的“现代性”问题归结为一 个“空间问题”，由此与西方意义上的“时间问题”区别开来，这样，所谓“历史中间物” 的含义也获得了全新的阐释，后者从鲁迅个体精神结构出发，第一次“发现”了浙东文化的 价值。在论者看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化”给了鲁迅什么，而是鲁迅在认同——辨异—— 消解的复杂过程中选择、强化了“文化”，对于研究者而言，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作不是简单 的拼接和附会，而是艰苦的“剥离”。
　　除鲁迅之外，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中国现代作家也继续得到了关注和开掘。这样的工作也大 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其生平和相关研究资料的梳理和分析，二是在一个新的视角上阐释 其创作的重要精神。这一年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传记有季红真的《萧红传》（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刘川鄂 《张爱玲传》（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李怡《七月派作家评传》（注：重庆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黄昌勇《王实味传》（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它们都力图 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逼近传主的“本真”，较之于前人的撰述有所突破，有所丰富。特 别是黄昌勇的《王实味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长期被批判被掩盖的传主，其可供 依据的现有材料本来就极其匮乏，作者为此而付出的心血和勇气都着实令人感佩！另外，值 得注意的其他着作学还有舒济主编《老舍文学辞典》（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史承钧《简明老舍辞典》（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 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等。
　　季进将钱钟书的哲学论着、文史论着与文学创作“打通”，试图在一个更具整体性的“话 语空间”中把握研究对象的艺术与学术旨趣（注：季进：《论钱钟书着作的空间话语》，《文学评论》2000年2期。）。王志祯自文化人格的“疯狂性”入手，从 失衡、扭曲、夸张、复调等几个方面剖析了路翎小说的叙述特征（注：王志祯：《路翎：“疯狂”的叙述》，《文学评论》2000年3期。），支克坚从现代文艺思 想斗争的角度讨论了胡风的意义（注：支克坚：《胡风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版。），刘永泰一反学界的共识，对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 人性的“贫困的简陋”作了新的阐释（注：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2期。），吴允淑讨论了穆旦诗歌中的基督教话语（注：吴允淑：《穆旦的诗歌想象与基督教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1期。），沈 庆利从《断鸿零雁记》中窥破了苏曼殊“彷徨于文化血统与生理血统之间”的冲突（注：沈庆利：《彷徨于文化血统与生理血统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4期 。）。江溺水从语言智慧的角度深入阐述了卞之琳的“诗艺”（注：江溺水：《卞之琳诗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此外，还有袁可嘉对卞之琳散文 的 研讨（注：袁可嘉：《一位诗人、哲人的散文——读卞之琳散文有感》，《文学评论》2000年1期。），孙玉石对杨晦文艺批评、闻一多现代解诗学的分析（注：孙玉石：《论杨晦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1期。《论闻一多的现代解诗学思想》，《文学评论》2000年2期。），白薇对《雷雨》的男性 话语的分析等等（注：白薇：《雷雨：一部男性话语语境中的人性忏悔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2期。），都代表了2000年作家作品研究的新的思路和方向。
　　这里需要我们提及的还有《诗探索》杂志，在目前诗坛并不景气，诗歌研究也相对冷落的 时候，它克服困难，坚守着这来之不易的艺术的净土，并且不断地推出现代诗人专题研究， 如林庚研究、辛笛研究、彭燕郊研究、金克木研究等等，在世纪末的社会动荡与喧嚣声中， 它努力引导人们去关注那些似乎已成“古典”的现代诗家，为中国新诗史研究积累着丰富的 学术遗产。
　　在世纪末之年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那就是一些研 究者对自己研究对象的讨论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范畴之中，他们有意识 地将“现代”的文学现象与更广阔的历史（“当代”“古代”）相联系，在历史长河的流变中 寻求彼此的沟通与参照，张梦阳《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注：载《文学评论》3期。）、赵寻《论批判性个人化与穆旦对当下诗歌的意义》（注：载《诗探索》2000年1～2期。）、张桃洲《论新诗在40年代和90年代的对应性特征》（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4期。）、贾冀川《〈过客〉与〈车站〉的比较研究》（注：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1期。）、朱伟华《〈孔雀东南飞〉：从古代 到现代，从诗到剧》（注：载《文学评论》2000年6期。）、栾梅健《历史的造化——“五四”与新时期文学的一点比较》（注：载《文学评论》2000年3期。）、房向东《相对于“偏狭”的“宽容”——王蒙与鲁迅价值的歧异》（注：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期。）等都是值得一读 的论述，在这里，我们所熟悉的那些现代文学的现象被置放在另外的语境中加以别致的审视 ，它所揭示的是更具有文学史涵盖度和精神深度的话题，或许，这就是“走向新世纪”的研 究者所感悟到的历史高度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52～27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怡20022002综述与资料李怡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邮编400715 作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52～27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李怡20022002综述与资料

网载 2013-09-10 20: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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