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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特殊同盟关系因共同敌人苏联不复存在而发生重大变化，并导致基本利益的碰撞：贸易领域的摩擦日趋激烈；对东亚地区经济的主导权之争正在加剧；对安全问题的龃龉亦在发展。
　　在美日关系中，尽管出现了激烈的相互竞争，但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合作仍是主要方面，其原因是：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很深；在安全战略上仍有共同需要；在政治上仍需相互支持。
　　今后一个时期，美日关系将是既合作又竞争，磨擦与协调并存，冲突与妥协交替，时起时伏，曲折发展，逐步向２１世纪的角逐过渡。
　　冷战后的日、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两国经贸矛盾已发展到政府间的公开争吵。美、日同盟关系的基本框架现在仍会维持，但内容和性质都将有所不同。面对２１世纪的角逐，日、美未来关系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
　　　　从特殊同盟到基本利益的碰撞
　　二次大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政策的重点是中国；对于日本，则是旨在打倒这个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竞争者，消除其战争潜力。由于它对华政策的失败，美国将重点转向扶植日本。１９５１年美国违背联合国宣言，决定单独同日本签订和约，美日同时签订了一个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一个独立的日本保留其军事基地，并对日本的防务承担义务，日本对此负责合作，从而确定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从属关系。
　　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同日本结盟，把日本变成它在亚太地区重要的反苏战略堡垒和军事基地。日本认为美国的核保护伞和美国对日本防务承担义务，可能是日本获得安全的一种最好形式；更重要的是同美国结盟可以使它不必承担庞大的军事费用，并可以使日本在强大的美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保护下，避免直接卷入激烈的国际冲突，从而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更加活跃地开展对外贸易。美国承担日本的防御责任，日本向美国提供活动条件，这种联盟关系在较长时期内使双方受益。
　　既然军事上一直从属于美国，日本在外交和政治上必然采取从属美国的立场。从经济上说，除要接受上述各种影响之外，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美国。可是，形势逐渐演变，后来日本经济迅猛发展，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经济矛盾便不可避免地要发展起来。
　　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特需景气，启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１９５５年以后，日本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１９６４年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这样，在战后不到２０年，日本登上了国际经济社会的大舞台，跨进了先进国家行列。１９６８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西方世界第二位。
　　美国经济早在６０年代就出现了技术革新势头减缓、生产停滞的现象。１９５９年日本对美贸易收支首次出现顺差，以后逐渐扩大。到７０年代，美国进一步成为经常收支一贯赤字国家。１９８０年，日本的钢铁与轿车的产量都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这一变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８０年代上半期，日本对美出口又激增，１９８４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达３３０亿美元，占美全部贸易赤字的３０％。日本资本也大量流入美国，日美经济摩擦更趋严重和复杂化。摩擦的对象已不仅限于个别品种的出口问题，而且扩大到新技术尖端产业和以金融为首的服务业。１９８５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已达１２９８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也可以说是世界头号资本供应国（资本出口国）；与此同时美国却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日美经济摩擦的增多，双方不满于日美关系现状的情况日益发展。但是当时出自共同对付苏联这一共同战略利益的需要，双方特别是日本都竭力控制不使争吵公开化，并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往往是美国施压、日本软顶，美国加压、日本让步，美国也适可而止，避免贸易谈判公开破裂。
　　现在苏联解体，双方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日本已经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人均收入甚至超过美国。冷战后，在国际关系中，世界各国都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克林顿政府在对外政策中也首先突出经贸问题。与此同时，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日本“不仅要作为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前首相中曾根的讲话）。这样两国在冷战后所关心的问题逐渐发生变化，进而发生碰撞。在日本方面不仅舆论界一再强调在处理新的日美关系时，日本要敢于说“不”字，而且在美、日首脑会晤时，日方对自己认为不符合日本利益的美方要求也明确和公开地予以拒绝。
　　美、日基本利益的碰撞首先表现在经贸摩擦方面，日本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在经贸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
　　如前所述，美、日经贸摩擦由来已久。从六十年代后期纺织品争端开始，逐步扩张到钢铁、大米、牛肉、半导体蕊片、汽车及零部件、数控机床等项目。而且愈演愈烈，发展到工业、农业、贸易、金融和科技等各个主要领域。美国素有“汽车王国”之称，可是日本生产的汽车曾占据了美国内市场的３１％，美国汽车只占日本市场的１％。据统计，１９９１年美对日４１０亿美元逆差中，有７５％是由于美国进口日本汽车及零部件引起的。克林顿总统现在把重振美国这个内政课题与日美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来考虑，因为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有一半是对日赤字（１９９３年，美国贸易赤字高达１１５７亿美元，其中对日逆差近６００亿美元）。两国经贸摩擦不再仅限于事务性的纠纷，美国商务部部长布朗今年４月访问日本时曾经明确表示，日美贸易不平衡关系到美国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问题。
　　日美的经济竞争还发展到金融领域和高科技市场。据美国《幸福》杂志报道，在世界一千家最大银行中，日本已比美国占据明显优势。在高科技方面美国长期占有优势，现在在消费电子工业、通讯、机器人以至计算机等领域都面临日本的严重挑战。前者涉及两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后者涉及未来世界强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力，因此美国深感不安。
　　自从１９５１年美日签订和平条约和共同安全保障条约以后，名义上两国结成同盟关系，实际上处于主从关系。日本虽然可以得到一个“藏身的大氅”，集中财力、物力发展国内经济和扩大出口，但是由于安保条款上种种不平等的规定，事关国家主权，总使日本人感到刺心。美国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关系体系是以对抗苏联为依据的。随着冷战的结束，保持这种关系的基本理由也随之消失。因此，美国是否继续需要对日本的防务负有责任，是否要为日本不断取得海外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料提供安全运输的保证，特别是在美日经济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这些都成为美国舆论界讨论的重要课题。日本议论更多。是让美国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呢，还是日本必须控制自己的周围环境，保卫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曾经是日本利益保障手段的美国海上控制会不会将来成为扼制日本的锁链？而且，日本正在谋求成为世界上一个政治大国，要求美国能平等对待日本，双方可以平起平坐。
　　已故尼克松总统在其所着《抓住时机》一书中曾经指出，“随着苏联帝国的崩溃，美日关系的基础开始削弱，许多美国人主张美国不再为日本的防务出钱，特别是因为美国出钱实际上是在经济上补贴东京。与此同时，许多日本人认为它们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在两国间的经济竞争中克制自己。在冷战消退以前，安全的考虑冲淡了经济竞争。如今，这些限制因素已经减弱，经济考虑便取代了安全问题”。“日本不再接受美国的守护，美国不再接受日本的免费乘车”，这两个大国正在“为它们的联盟探索新基础”。
　　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冷战后的美日关系必然会发生变化。
　　１９９４年２月在华盛顿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时，美国提出，日本在各个领域的市场开放进度，需要制定明确具体的“客观标准”和“指标数量”，遭到日方反对。日本认为这将导致管制性贸易。在这次会谈中，克林顿总统为了压日本就范，采取了比前几任总统“态度更坚定，措施更坚决”的方针，可是遭到细川首相断然拒绝。双方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两位领导人还在相互辩论。由于双方坚持不下，结果不欢而散。进行了长达１５个月的艰苦和反复的美日贸易框架谈判，１０月１日达成了部分协议。日方原则同意在玻璃业、保险业以及政府采购等领域向美国产品开放市场。可是处在关键位置的汽车贸易问题仍未打破僵局。
　　　　美日在东亚地区的合作与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亚原来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统治和曾被日本军事占领的国家纷纷独立，这是划时代的大事。另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越南战争后，美国的力量有所收缩，而日本一方面对美国的战争政策和反对苏联并遏制中国的政策进行积极支持与合作，同时着手推行“经济外交”，努力挤进东南亚市场。
　　１９６６年４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发起召开第一次开发东南亚部长级会议。到了１９７０年，日本成了仅次于美国而占世界第二位的援助国，援助对象主要是亚洲国家。同时，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急剧增加，双边贸易也迅速发展。７０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持续高速增长，８０年代中叶东盟国家也掀起了工业化变革的“热带风暴”。１９８７年日本再次掀起了对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热潮。在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１年的五年期间，日本对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达到２６８亿美元，是美国的３．６倍。跃居世界各国对亚洲投资的第一位（日本《诸君》月刊１９９２年２月号）。日本对这一地区的投资领域也从６０年代倾向于纤维纺织业、７０年代后半期集中于钢铁、造船和化学工业转向电子、电器和机械工业。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日本已迎头赶上，同美国平分秋色。１９８５年，美国对“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为７１０亿美元，日本只有５７０亿美元。１９９０年，美、日对它们的进出口额分别为１２９３．１亿美元和１２９２．２亿美元（经合组织《外贸统计月报》１９９１年３月号）。现在日本还是亚洲最大的援助国。１９９１年，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为１１０亿美元，超过了美国（９４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其中６０％用于亚洲地区。
　　美国是一个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国家，多少年来，美国一直把眼光放在欧洲；然而，由于东亚经济迅猛发展，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双向贸易在１９８０年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与西欧的贸易。１９６０年，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仅占它同欧洲贸易额的４８％，但到了１９８３年，上升到美－欧贸易的１２２％，１９８９年又上升到１３７％。１９９２年，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占美国世界贸易总额的４０％，比美国同欧洲的贸易额多５０％。
　　冷战结束，世界经济集团化、区域化增强，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世人瞩目，甚至被视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日本和美国都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在日本有“脱美入亚”的强烈议论，提出日本发展战略要“回归亚洲”，并且实际上在组织无形的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和“日元货币圈”。美国不仅建立起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且提出要形成由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泛太平洋共同体。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突出，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大，自然是美国和日本的重要市场和投资对象。东南亚由于它独特的战略地位、广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是日本和美国竞相追逐的“热地”。
　　日本盛行“雁行理论”，要以日本为排头雁，带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齐飞。虽然日本的对外经贸活动早已全球化，但是现在面对紧锣密鼓的欧洲统一市场和迅速建立起来的北美贸易区，日本自然要大力加强同亚太地区的关系。１９９２年同１９９１年相比，日本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增长１４％，对美国只增长７％；１９９２年，日本从亚洲地区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４５％，从美国的进口只占进口总额的２２．４％（日本《呼声》月刊１９９３年７月号）。尤其是东盟国家对日本“东亚经济圈”构想的实现起着关键性作用。有学者认为，日本在亚太地区正在制定一个发展“十字”战略，即北从韩国南到澳大利亚，东从印尼、菲律宾西到印度，东南亚则是这个战略的交结点和心脏。１９９１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就曾强调在东亚日本必须发挥“中心作用”。１９９４年２月２１日美《时代》周刊曾发表专文，评论日本企业在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的移植问题（TRANSPLANTINGS），惊呼日本公司在这些地区生产的电子产品、汽车部件等向美欧大量销售，从而形成“更为可怕的国际竞争者”。
　　１９９１年底在纪念珍珠港被袭击５０周年之际，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士·贝克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论述冷战后美国在亚洲的政策。他认为美国过去半个世纪在亚太舞台打了三次大战，美国在这一地区有着经济和安全责任，美国的命运同依赖于横过大西洋一样依赖于横过太平洋。亚太地区现在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公司在这一地区的投资额超过６１０亿美元，同时亚洲在美国的投资超过９５０亿美元。贝克提出了美国在亚洲进行扇形发展的理论。克林顿总统执政后表示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和亚太经济合作。在克林顿总统倡议下，１９９３年底在西雅图召开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克林顿还提出了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美国打算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同北美自由贸易区联结起来，进而掌握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维护和扩大美国的经济政治利益，增强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克林顿总统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地说，“美国的未来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亚太地区相关，美国必须加深同该地区关系。”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加滕今年１月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上演讲时表示：由于财富和力量已经转移向太平洋，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地区不仅仅是政治或外交政策的选择，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需要，而是美国命运之所系。
　　美国兰德公司１９９２年９月曾发表有关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的报告，该报告认为，日本的长期安全设想将有赖于它与美国的关系能否持久。对华盛顿来说，东京既是政治军事伙伴，又是经济对手，这两种看法之间能否保持相对平衡可能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地区安全需要和双边经济关系。
　　　　日美关系发展前景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第一债权国，它们相互关系如何发展，对全世界特别是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会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已故尼克松总统认为，日本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单纯的经济合作。如能保持合作关系，可能办成的事情极多。而美日经济上的分歧却有使这种关系破裂的危险（参见《抓住机遇》一书）。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在其参与合着的《冷战以后》一书中写道：“国际局势正从原先的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竞争演化为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财富竞争”。“其结果，在日本和美国之间发生的经济摩擦，到２１世纪将有可能以世界规模兴起”。该书认为，无论在经济规模，还是在技术革新能力方面，美国和日本对于今后的世界都具有巨大影响力。美国和日本能否在充满危险的现实世界中相互合作并积极努力回避危险，是决定世界危险程度的决定性因素。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日、美的经济摩擦日趋激烈，对亚太地区主导权之争正在加剧，对安全问题的龃龉也在发展，日美关系现在仍将以合作为主要方面。
　　　　首先双方经济上相互依赖很深。
　　日本同外部世界经济关系中有三个需要考虑的变数，即出口、进口和投资。这几年虽然日本积极在亚洲开拓市场，但对美贸易仍占很大比重，日本的出口商品迄今仍有１／３销往美国；而且日本对美国的贸易连年有巨大顺差。日本如果同美国在经济上全面对抗、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日本不得不为价值上千亿美元的出口商品重新寻找市场。原料进口对日本的经济和整个国家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有两个地区对日本进口至关重要，一是提供石油的波斯湾，二是提供多种矿产品的澳大利亚，另外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从日本的经济安全考虑，日本还离不开美国在军事上对波斯湾、印度洋、南太平洋的控制。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日元升值和日本本土的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日本资金大量输出，美国在日本的投资战略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日本海外控股投资总额中，北美洲占４２．９％，其中在美国的投资额已达１０４０亿美元。目前它在亚洲的投资虽然大量增加，但仍只占总额的１５．９％，稍多于拉丁美洲（占１４．５％），少于欧洲（占１７．７％）；另外，大洋洲占５．５％。也就是说，日本的海外资产大约有２／３在北美、欧洲和大洋洲。对美国来讲，日本的市场和在美国的投资也很重要。美对日出口比美对德、意、法三国出口的总和还要多，美财政赤字的相当大部分要由日资来弥补。
　　当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正走出不景气的谷底，这两年美国经济复苏比日本要快，竞争力又占世界第一，但面对２１世纪由于新科技发展引发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各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美日的摩擦到一定程度也需协调，以免失控，影响本身的经济发展和未来各自的竞争力。
　　　　其次，双方在安全战略上仍有共同需要。
　　日本要作为一个“普通国家”，就需要有独立的防卫力量。事实上日本今天花在防务上的钱，已居世界第二位（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报道，如果按美元计算，日本军费的绝对额在１９９３年度已经超过俄罗斯）。日本只要把国民生产总值的１％用于防务，就可以取得相当大的军事能力，如果突破，更加惊人，而且，日本的军工潜力相当大，对日本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也不能低估。不过从地缘政治来说，日本认为自己的安全同周围的海域环境有关，同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也紧密相连，在这方面，仍需美国的合作。日本的繁荣与发展依赖于出口特别是进口所必须的能源与原料，为了保证漫长的运输线能安全畅通，日本要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不依靠美国的海上力量，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此外，日本仍需要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以平抑东亚国家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戒心。因此日本仍要致力于维护美日安全关系的现状，但需要进行调整。
　　从冷战后美国的安全战略来说，它的重点仍在欧洲。不过，现在由于地区冲突突出，为了体现美国的领导作用，它同时又要兼顾其他地区。１９９４年２月克林顿政府正式发表了第一个《国防报告》，确定了以“能打赢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大规模地区冲突”为核心的新军事战略。可是由于美国实力地位下降，特别在经济方面美国需要更加借重国际合作，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海湾战争就是突出的例证。据日方测算，在这场战争中，日本被迫付出９０亿美元，占全部战争实际费用４５０亿美元的１／５。今后亚太地区日益重要，美国仍要在这一地区维持美军“前沿存在”，同时又积极推行“分担责任”的合作。例如，美国在日本仍要部署空军战斗机联队和航母编队，并且还要求日本负担更多的防务费用。美国通过在日本的军事存在还可抑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在制衡中国、俄罗斯和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方面，美国也指望日本的合作。
　　　　第三，政治上日美仍需互相支持。
　　日本期望成为政治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国，这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东亚国家对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侵略行为记忆犹新，担心日本复活“大东亚共荣圈”和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认为同美国的合作可有助于日本在东亚地区发挥更大作用。日本还打算通过日美“全球伙伴”关系，开展“大国外交”，积极参与重大国际事务，从而实现“政治大国”的地位。
　　美国正在进一步重视亚太地区，企图在这一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可是美国要推行其新太平洋共同体计划却障碍重重，它要把西方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作法更是遭到东方国家的普遍反对。１９９４年５月２日美国《纽约时报》曾刊载文章，标题就是《克林顿关于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要求遭到亚洲人的一致批评》。连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都认为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岌岌可危。美国亚洲基金会曾在一份报告中告诫说，如果美日关系变成对抗性的，美国“在整个地区的利益将受到损害”（１９９３年１月２６日《华盛顿邮报》）。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向多极化过渡，未来大国之间的关系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加上考虑这一地区的历史背景，日本在推行以它为主体的东亚经济圈的战略时，现在往往采取缓进、低调的政策。美国要实现以它为领导的“太平洋共同体”这一目标是明确的，不过它对亚太地区的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并且时有变化，不时在进行调整。因此，虽然现在两国的基本利益正在发生碰撞，美日经济矛盾已发展到政府之间的公开争吵，但尚不致破坏两国同盟关系的基本框架。连新近执政的社会党村山首相也一再强调“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石，要坚持日美安全体制”，“对日美一揽子经济协商，要由双方努力开辟道路”。今年７月发表的日本１９９４年版防卫白皮书也强调说：冷战业已结束，但建立国际社会新秩序的方向尚未明确，日本要一如既往地作出防卫努力，同时坚持日美安全体制，继续提高其可靠性，在变化的时代中，防卫厅和自卫队将根据形势变化采取对策。美国在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和以后领导人的多次讲话中也一再表示，要以美、日同盟为轴心，作为这一共同体的骨干。　
　　不过，面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美、日同盟关系现在虽仍会保持，但内容和性质都要发生变化，不可能维持旧状。在相互关系上对如何建立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仍会进行激烈的争吵；在经贸问题上摩擦在所难免，而且会日益激化和不断进行公开顶撞；在安全战略方面利益冲突仍会发展；在亚太地区争夺主导权的活动，双方也不会相让，今后一个时期美日关系将是既合作又竞争，摩擦与协调并存，冲突与妥协交替，时起时伏，曲折发展。
　　美国当代着名经济学者莱斯特·瑟罗在一本名为《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的书中指出：一场争夺２１世纪经济霸业的经济大战已经打响。经济竞争替代了军事竞争；日、欧、美之间的竞争代替了美、苏两家的竞争。在未来的竞争中，三大经济强手中，会有其中一个走到前面。
　　在世界向多极化过渡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处在过渡阶段，它们未来的关系将取决于经济、科技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实力较量，目前都还处于认识、准备和调整的时期。毫无疑问，日本和美国都在积极考虑如何对付２１世纪的角逐和大国关系的重新组合，在美日未来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未来美日关系还取决于双方的政策，美国是否坚持强权政治，日本是否会走军国主义道路，这对日美相互关系和亚太形势都极其重要。当然日本人民也曾深受军国主义之苦，希望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有股势力总坚持赞扬过去的军国主义精神，不能不令人担忧。
　　中国现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对外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行全方位的开放。中国经济发展虽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经济基础落后，还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维持的和平环境，愿意同所有国家进行友好合作。中国既重视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也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样，中国也希望日本同美国能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因为这有利于全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事业。
　　
　　
　　
国际问题研究京001-007D7国际政治詹世亮19951995 作者：国际问题研究京001-007D7国际政治詹世亮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0: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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