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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特殊关系”始于二战期间，战后继续保持并得到发展。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格局的转换与国际形势的剧变，英美“特殊关系”面临新的考验。于是，英美两国国内及国际舆论对英美“特殊关系”提出了质疑，认为既然苏联的威胁已经消除，冷战结束，英美“特殊关系”已经失去了主要意义，尤其是英国应该放弃这种关系，把重心移向欧洲大陆。与此同时，对英美“特殊关系”发展前景的猜测也并不乐观。例如，1990年英国路透社一篇分析文章说，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可能由于联邦德国在欧洲地位变得突出而僵冷起来。东欧出现的政治动荡和关于德国问题的讨论，必然会使美国把战略重点集中在德国问题上。[1]英国学者克里斯托佛·科克1992年撰文认为，乔治·布什可能是最后一位把英国当“亲密伙伴”对待的美国总统。[2]对冷战后英美关系的现状，美国《华盛顿时报》则评论说，“英美特殊关系已经破烂不堪”，英国《每日电讯报》称英美关系已“倒退到令人担忧的程度”。[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995年也说，英美之间的“关系现在并不特殊”，“它是一般的关系”[4]。
　　冷战后英美“特殊关系”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是否如上述所言?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在英国执政以来，仍把保持并发展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近年来英美“特殊关系”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在不断加强。本文拟对冷战后英美“特殊关系”的现状及其原因以及两国“特殊关系”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英美“特殊关系”在强化
　　英美“特殊关系”的悲观论者认为，冷战之后美国在调整全球战略，亚太的分量在加重，在西欧则更重视德国，德美“特殊关系”将取代英美“特殊关系”；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诸如在处理波黑危机问题上，在扩大联合国安理会问题上，在北约东扩、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以及《京都议定书》等问题上两国存在分歧；在双边关系问题上两国矛盾也逐渐增多。此外，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梅杰与克林顿之间、布莱尔与小布什之间，不像、也不可能像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以及撒切尔夫人与里根之间那样密切。
　　不能否认，冷战之后由于英美各自对外战略的调整以及欧洲形势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英美之间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与分歧，从而对两国关系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但由此认定英美“特殊关系”已经淡化甚至已经终结是不恰当的。国家之间保持“特殊关系”或同盟关系，并不意味着相互间不存在任何矛盾与利益冲突，全然融洽一致而无矛盾与分歧的国家间关系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可能出现。事实上，英美两国自形成“特殊关系”以来，矛盾与分歧就没有间断过。例如在1956年10月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美国竟与自己的对手苏联一道迫使自己的盟友英、法停止向埃及进攻，英美关系受到损害，以至有人断言英美“特殊关系”已经宣告结束[5]。70年代希思担任英国首相时，鉴于英美之间的矛盾增多，他不无情绪地宣布两国的关系降格为“自然关系”。即使在撒切尔首相与里根总统的“蜜月”期间，英美两国在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事件和格林纳达事件上产生了不小的摩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英美之间的矛盾与龃龉不断，“特殊关系”有时淡化，有时加强，但这种“特殊关系”一直延续了下来。
　　考察英美“特殊关系”是否存在，“特殊关系”在淡化还是在加强，关键是要看两国之间是否继续维持着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在加强还是在削弱。对英美“特殊关系”持消极看法者把英美之间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却低估了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甚至得到加强的战略伙伴关系。冷战期间，英美两国一直保持着战略伙伴关系，在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组建西方阵线以及两国间军事技术与军事战略情报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国际战略合作。冷战结束后，虽然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英美之间的矛盾不时发生，但两国间的这种国际战略合作关系继续得到保持，并有不断加强的趋势。
　　首先，英美两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协调，保持一致。最典型的表现是在对伊政策问题上。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在欧洲诸国中最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是英国，在海湾战争中它派兵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海湾战争结束后，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英国极力与美国配合。根据安理会687号决议规定，联合国成立了旨在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一道于1991年起分别对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长达8年的核查、销毁工作。在核查过程中，美国企图通过炫耀武力迫使伊拉克就范，英国第一个宣布坚决支持美国的行动，并向海湾地区派出了军队，最终导致了1998年12月美、英对伊发动的“沙漠之狐”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英美两国主张在伊设立“安全区”、“禁飞区”，对伊拉克领土主权进行了种种限制。2001年2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美国期间，两国领导人重申将对伊拉克保持强硬的遏制政策，并声称一旦发现伊拉克政府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威胁邻国，英美将采取“适当行动”[7]。
　　美国以军事行动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迅速将矛头再次指向伊拉克，在销毁伊拉克可能存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上大做文章，对伊拉克频频施压，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声称要用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对美国的这种做法，国际社会大多持批评态度，包括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大国都希望通过联合国，用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在用武力倒萨问题上几乎陷入“孤家寡人”境地的情况下，布莱尔首相则坚决支持美国的行动。布莱尔向媒体表示，英国为了维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将不惜付出“血腥代价”，准备在危机时刻出兵帮助美国攻打伊拉克。布什对英国的支持也表示感激，一改上台伊始对英国的冷淡态度，称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的朋友”。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英国无疑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成为美国最坚定的支持者。有舆论指出，在向科索沃派遣地面部队问题上，英国甚至比美国还热心。布莱尔还是“北约国家中唯一一位要求发动地面战争，并剥夺塞族人的首脑米洛舍维奇权力的领导人”[8]。
　　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英国马上作出反应，布莱尔强烈谴责恐怖主义，第一个表示要与美国并肩作战，携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为了支持美国建立国际反恐联盟，特别是为了争取各国对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认同，布莱尔频频出访，与各国首脑会晤，商谈反恐事宜。当美国对阿富汗开始军事打击行动时，英国最先表示支持美国的行动，它是美国在北约盟国中唯一派出飞机、航母编队参加战斗的国家，而其他北约成员国都只是“口头支持”。当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被推翻、设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基地被摧毁后，英美并没有就此罢休。布莱尔曾表示，在找到本·拉丹和塔利班高级领导人之前，美英不会停止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9]
　　其次，在有关欧洲安全与防务问题上，英美两国有着相近的认识，采取了基本一致的立场。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安全环境，也使美欧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在安全问题上出现了“大西洋派”和“欧洲派”之间的矛盾——前者坚决维护北约的地位，后者谋求建立欧洲独立的防务。美国一方面对冷战后迅速推进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表示支持，克林顿在1994年1月访欧演讲中说到，美国“从一个强大的和公平的伙伴那里能比从一个脆弱的伙伴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美国支持欧洲联盟和欧洲建立更强有力的具有共同目标和采取共同行动的机构。”[10]。另一方面，美国对欧共体——欧盟的一些成员国主张把欧共体——欧盟的职能扩大到安全和防务领域并最终建立起欧洲自身的防务力量的情况感到担忧，担心这样将使美国丧失对欧洲安全事务乃至整个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冷战后英国虽然积极主张建立欧洲防务，但作为美国的盟友，英国支持美国在欧洲安全和防务问题上的立场，强调美国军事存在是欧洲安全的保障，北约是欧洲安全基石，欧洲防务合作应在北约的领导下，主张加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防务联系，反对德、法等国提出的分阶段将西欧联盟并入欧盟、使其成为独立的欧洲防务实体、建立独立欧洲防务的主张。英国在北约中一直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目前，英国依然是“北约欧洲成员国中唯一在战略核力量、战术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三个方面以及海陆空各个领域都对北约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家。”[11]
　　在与欧洲安全和防务紧密相关的遏制俄罗斯问题和北约东扩问题上，英国对美国推行遏制俄罗斯和北约东扩政策也是持支持态度的。
　　再次，英美两国均极力倡导“新干涉主义”，推行人权外交。众所周知，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以来在全世界推行干涉主义和人权外交。冷战结束后，随着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理论基础的“新干涉主义”思潮在美国和其他一些主要西方国家兴起，不仅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干涉和人权外交的力度，英国也与美国积极配合，倡导“新干涉主义”和人权外交。“新干涉主义”是一种以人道主义和扞卫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克林顿总统曾声称：一旦美国的“重要利益遇到了挑战，或者国际社会的愿望和良知遭到了蔑视，只要可能我们就会采取和平的外交行动，在必要时也会诉诸武力”[12]。布莱尔公开鼓吹一个国家内部“压迫”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足以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别国或国家集团有权以武力进行干涉，说什么“国家主权并不比人权和防止种族灭绝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增进我们的安全”[13]。“新干涉主义”和人权外交构成了布莱尔政府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内容。英美两国共同倡导“新干涉主义”和人权外交，在行动上最突出的表现是科索沃战争中对南联盟的侵略。
　　最后，两国继续保持在军事技术和军事情报方面的合作。根据英美以前签订的一系列协定，英国可从美国获得核武器技术、导弹惯性导航技术和卫星技术，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唯一同意在核武器研制领域与美国实行合作的国家。美国还允许英国在美国内华达的核试验中爆炸一枚英国的核装置。英国本土还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战时军队与物资的中转站。目前，美国在英国共有驻军约3万人，有军事基地10个，其中空军基地9个，潜艇基地1个。英国与美国在军事领域的这种紧密合作是其他与美国合作的国家不可比拟的。
　　总而言之，冷战后英美继续保持了同盟性质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成了英美关系中的核心内容，决定了英美关系的性质。英美关系的现状，正如美国总统布什所说，尽管“英美两国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双方都认为两国的特殊关系是独一无二的”，[14]英国是美国“最得力的朋友和最亲密的同盟”。[15]布莱尔也说，英美两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历史和利益。英国作为欧美之间的桥梁，双边关系会“保持下去并在今后的岁月中得到加强”。
　　　　　　英美继续保持“特殊关系”的原因
　　英美“特殊关系”之所以在冷战后得以继续，最根本的原因依然是两国利益上的相互需要，也就是说，双方认为冷战后继续维持“特殊关系”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
　　冷战结束后国际力量格局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英国的国际地位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继续下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孤独的超级大国》一书中分析当时世界力量的新层面时，甚至将英国列为处于第三等级的次等地区大国。90年代初，执政的保守党已着手应对如何抑制英国国际地位下降的不利局面。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上台后，更明确地将“重振英大国地位”、“让世界感觉到英国的影响”作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布莱尔曾明确指出，“我们在帝国后的时期不可能成为军事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但能使世界感受到英存在的影响”。[16]英国力求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积极的、建设性的、枢纽性的”大国角色，争取成为全球“最优秀”的国家和西方世界的“灯塔”。但布莱尔深知，凭借自身实力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较大的影响，而借助美国的影响，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使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出大大超出自身国力的作用。密切英美“特殊关系”还有利于英国在美欧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增加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回旋余地。雄心勃勃的布莱尔决心要使英国成为美欧之间的桥梁，伦敦要成为世界各大力量之间的“枢纽”。因此，保持并加强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就成了布莱尔政府实现其外交蓝图的重要砝码。
　　此外，冷战结束后，欧洲并没有因苏联的解体而出现和平与安全。相反，在原苏联和东欧地区，民族矛盾激化，战火蔓延，俄罗斯民族主义抬头，核扩散的危险增大，使西欧感到威胁。为确保西欧的安全，确保英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以及抑制统一后的德国，英国需要美国的帮助。因此，英国主张美国继续留在欧洲，坚持北约应继续存在下去。
　　维持英美“特殊关系”从来就不是英国的一厢情愿，单方的利益需求是不会使友谊长久的。冷战时期的美国在遏制苏联上需要英国的支持，冷战后美国在维护地区安全、协调欧美利益等方面依然有求于英国。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情况下，美国的基本战略是维护其一超地位。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综合国力相对下降，欲称霸世界已力不从心，美国不得不调整过去那种独断独行、统管一切的主宰式霸权，倾向于一种重视集体安全，但又能左右他国安全取向和安全政策的主导式霸权。也就是说，当今的美国很难对世界实行直接统治，只能企图“领导世界”或“引导世界”。
　　美国要确立主导式霸权，就必须重视在解决地区冲突中与其他大国的协调，重视盟国在美国对外行动中的配合与支持。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假如美国能限制自己，采取多边行动，放弃单边大规模使用武力，不但可以避免过度消耗自己的力量，还可避免根据自身最恶劣的冲动行事，同时使其他有关国家分担干预所需要的费用，减轻对这种干涉的畏惧，并因而也不会组成联盟来反对它，从而使合作变得更为有效。”[17]力不从心的局面使美国霸权需要通过盟国的帮助来实现，美需要借助西欧国家的力量。而在西欧，德国的力量虽有增强，但对外出兵有困难，法国一直有独立倾向，只有英国有能力并愿意与美国合作。在介入地区冲突方面，美国为避免“单刀赴会”，需要英国这个军事大国的配合。这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中，乃至最近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莫不如此。
　　在处理欧美关系的问题上，美国也需要英国的支持。亨廷顿撰文分析美欧关系时指出，法德轴心是欧盟的第一极，英国是第二极，美国应该联合英国，控制法德。事实上，无论对北约事务还是欧盟事务，美国直接指手画脚的效果远不如英国从中“作梗”。可以说，英国是美国处理欧洲事务的“传声筒”和中间人。
　　诚如科克所说，冷战后的“美国比以往更需要盟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美国人来说，(英美)特殊关系可能是45年来第一次具有对英国人那样同等的重要性”。[18]
　　其次，英美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是美国在欧洲最大的投资地，美国在英国的投资占外国在英国投资总额的40%左右。据英国招商局公布，1996年英国483个外资项目中，美资项目占240个。而美国也是英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英国的海外投资有34%在美国。这样的经济利益关系无疑是促使双方克服分歧的重要因素，而且在欧美贸易矛盾加深的情况下，美仍需英国充当调解人，期望英国为美国说话。
　　第三，英美在推行西方价值观，建立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上也是一致的。两国还有着血缘上的关系，语言、文化、历史相通，这些在今后的英美关系上，仍将起一定的作用。而且，两国在二战中建立的同盟关系以及二战后在安全防务和经济方面的合作和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也为两国“特殊关系”在冷战后的继续打下了十分牢固的基础。
　　第四，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回顾英美“特殊关系”的历史，两国“特殊关系”的建立以及后来“特殊关系”的强化期均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不无关系。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有一种不寻常的亲密关系，他们很早以前就是朋友。有人说丘吉尔与罗斯福是“赛过兄弟的亲密朋友”。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为二战期间英美“特殊关系”的建立提供了便利。80年代英美“特殊关系”的明显强化则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之间非同一般的友谊有较大的关系，这种友谊“对于使英美之间保持和发展亲密的伙伴关系也提供了有利的促进条件”。[19]
　　布莱尔和克林顿、小布什的关系也很密切。布莱尔和克林顿都是二战后成长的一代，又是剑桥大学校友。相近的经历使他们具有许多共同点。布莱尔是英国工党领袖，克林顿是美国民主党人，而一般说来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之间的政治观点比英国工党和美国共和党或英国保守党和美国民主党之间有更多的相近点。布莱尔和克林顿一起倡导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主张突破传统的政治概念和模式，建立一个既非放任自流主义也非国家干预的完全新型的管理模式。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两人都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理论，极力推行新干涉主义，在对外政策上重视人权因素。因而国际关系中的“布莱尔主义”和“克林顿主义”有十分相似之处，二者都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色彩。由于上述共同点，不难理解布莱尔和克林顿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共和党人小布什上台后，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一些人担心布莱尔与小布什难以建立起密切关系。但从最近的观察来看，这样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布什在2001年7月访英前明确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与布莱尔建立起“特殊的私人关系”。在英国，有人把布莱尔首相戏称为“美国驻英大使”，还有人把布什和布莱尔比作“一对热恋中的情人”。[19]比喻虽有点不恰当，但也说明布莱尔和布什确实走得很近。
　　　　　　英美“特殊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冷战后英美“特殊关系”虽然继续存在，且自布莱尔执政以来得到了加强，但不能否认，在这种“特殊关系”中也存在不少的分歧与问题。
　　首先，两国在导弹防御计划、《京都议定书》、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执意要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布莱尔政府虽然没有表示反对，首相本人甚至对美国的意图“表示理解”，但英国政府也没有表示支持。在英国国内，不少人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到底会给英国带来多大的利益持怀疑态度。英国担心NMD计划会使“英国的核导弹力量丧失作用”。[20]而且美国搞NMD需要在英国约克郡设置一个关键的雷达站，这很可能使英国成为被导弹攻击的目标。因此，英国当地居民举行示威，反对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并要求本国政府不要支持这一计划。同时，英国有不少政治家和军事问题专家认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在技术上有很多缺陷，不仅对付不了来自所谓“无赖国家”的威胁，而且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正是面对国内的巨大压力，布莱尔政府一直拒绝对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直接发表评论。布莱尔政府对美国的NMD计划言辞表达暧昧，在外交立场上，让美国政府深感不悦。美国鹰派称英国外交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政治圆滑”。
　　在《京都议定书》问题上，英美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小布什政府上台不久，以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人为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为由，宣布拒绝执行该协议。此举立刻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英国政府也希望美国改变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英国还与欧盟其他成员国达成了协议，承诺即使在美国不履行《京都议定书》中有关规定的情况下也将继续执行该条约。据报道，包括外交大臣、副首相兼环境大臣和国际发展大臣等在内的英国政府多名部长级官员要求政府暂时中止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迫使布什政府收回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决定。他们建议，除非美国同意履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否则英国应该暂停同美国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合作。[21]
　　在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问题上，英国与美国的立场也产生分歧。欧盟要建立独立于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主要意图就是要在安全与防务问题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这一问题上，布莱尔显然站在欧洲国家一边。英国是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倡议发起国之一，也是行动最积极、态度最坚决的国家之一。1998年11月13日，布莱尔在北约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在欧洲建立一体化防务力量的建议，称“欧洲需要具备真正的军事作战能力，特别是能够作出快速反应和有效的协同作战的能力以及真正的政治意志”。[22]美国却一直对这一设想持批评态度。尽管布莱尔曾多次表示，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只是为了解决北约不便介入、而美国又无意介入的欧洲地区冲突问题，布莱尔还向美国承诺：“我们永远不会做任何削弱北约的事情”，但2001年初布莱尔访问美国时，布什还是明确警告布莱尔，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不能破坏北约的团结，也不能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因此，如何解决两国在军事领域合作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两位领导人需费一番周折。
　　其次，英国到底面向欧洲还是面向美国的问题在冷战后已经变得十分尖锐。如何处理同西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战后英国政坛和各阶层群众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在1999年举行的两党年会上，布莱尔以工党领袖的身份在年会上讲演时形象地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中，英国一直被“欧洲和美国往两边拉”。[23]按照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构想，英国想同时与欧洲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并在美欧关系和美苏关系中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战后英国历届政府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在美欧关系协调和稳定时期，既是欧共体——欧盟成员又是美国盟友的英国扮演欧美“桥梁”的角色还比较容易，但在欧美矛盾突显的情况下就十分困难了。
　　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威胁的消除使欧盟各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程度大大下降以及世界多极化和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美国与欧盟之间的所谓“跨大西洋盟友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双方在安全防务、军备、经济以及对一些全球性焦点问题的看法等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美欧之间斡旋和渔利的空间不断缩小，英国在平衡英美关系、英欧关系与美欧关系并使其相互促进方面日益艰难。英国密切与美关系招致了欧盟伙伴国的强烈不满，法国称英国是美国安插在欧盟内的“特洛伊木马”。英国与其他欧洲大国的关系不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英国在欧盟内的作用。而不能在欧盟发挥重大作用的英国在美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必将降低。因此，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指出，“如果我们确实以欧洲内部的一个首要伙伴的面目出现，英国将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更重要和更加受到重视的盟友”，“因为一个在欧洲没有影响的英国对华盛顿只会产生更少的影响力”[24]。科克也认为，为了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曾不得不加入共同体。一个没有加入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的英国很可能变成一个既与时代、也与美国不合拍的英国。[25]但是，英国若致力于完全融入欧盟，迎合欧盟政治、外交、防务等方面的独立性要求，则必将招致美的不满，同样也会损害与美的关系。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虽然标榜独立性，但在欧盟日益强调外交一致的情况下，也不能在外交政策上走得离欧盟太远。英国必须在美欧矛盾中表明自己的立场。
　　目前，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内部都存在“疑欧派”和“拥欧派”。疑欧派强调英美“特殊关系”，反对用欧元取代英镑，更反对英国参加欧洲政治一体化；拥欧派认为英国从属于欧洲，只有参加欧盟才能在当代世界立于不败之地。拥欧派和疑欧派对立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在于两派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英国疑欧派基本上代表了同美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英国金融业和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利益；拥欧派则更多地代表了同欧洲大陆国家关系密切的商业、制造业和进出口业的利益。[23]由于关系到各自的根本利益，双方都不会轻易作出让步。
　　不过，英国不肯放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症结还是在于英国想借助美国的力量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但许多观察家认为，英国应该放弃大国地位的要求，集中精力做一个地区性国家，因为英国既没有意志也没有能力去扮演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角色。[26]其实，英国的决策者们大都承认，他们的国家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国家，其主要利益在欧洲。[27]英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英国只有积极地融入欧洲，才能增强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确保并增强英国的欧洲大国地位，推动未来的世界格局向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布莱尔也曾公开指出“英要想立于世界，就必须积极地、建设性地融入欧洲”，“英之崛起必须与欧洲站在一起”。[16]大多数英国学者也不赞成英美重新回到“特殊关系”的鼎盛时期，他们认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冷战后的英美“特殊关系”已经失去了其主要的意义。
　　　　　　结束语
　　英美“特殊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尽管两国维系这种关系的基础一再发生变化，从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峙的冷战，再到冷战结束之后的后冷战时代，它历经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没有行将终止的明显迹象。冷战后英美“特殊关系”的发展似乎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但从冷战后英美各自的战略需要等方面来综合考察，两国“特殊关系”的维系又是在必然之中。当然，这种“特殊关系”对两国来说从来就不是对称的，即英国比美国更需要通过“特殊关系”来实现自己的外交与战略目标。特别是对英国来说，由于面临着在欧洲与大西洋之间的艰难选择，在英美“特殊关系”的前景问题上英国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目前英国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维持或强化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在美国与欧盟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实际上做一个“不称职”的欧盟成员；二是淡化甚至最终放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将英国的利益及命运与欧盟的发展拴在一起。第一选择偏重理想，在英国决策层不乏支持者，但在英国国内日益缺乏群众基础；第二种选择比较务实，在英国公众中有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但在目前的英国决策层中支持者不占优势。估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英国很难放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鉴于英国国内更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英国的主要利益在欧洲，向来注重务实的英国很可能会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欧洲。
外交学院学报京36～43D7国际政治罗会钧20032003冷战结束后，围绕英美“特殊关系”问题产生了两个主要的争论：一是冷战后英美两国应该放弃还是继续保持“特殊关系”?二是这种“特殊关系”在冷战后是加强了还是淡化了?前一个争论主要发生在英国国内，尤以“疑欧派”与“拥欧派”之间的对立为代表。后一个争论，从英美关系的现状看，尽管两国在双边关系及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由于两国继续保持并强化了战略伙伴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在冷战后实际上得到了加强。特殊关系/英国/美国/布莱尔罗会钧(1964—)，男，中南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系主任副教授，国际政治专业博士。(武汉　410083) 作者：外交学院学报京36～43D7国际政治罗会钧20032003冷战结束后，围绕英美“特殊关系”问题产生了两个主要的争论：一是冷战后英美两国应该放弃还是继续保持“特殊关系”?二是这种“特殊关系”在冷战后是加强了还是淡化了?前一个争论主要发生在英国国内，尤以“疑欧派”与“拥欧派”之间的对立为代表。后一个争论，从英美关系的现状看，尽管两国在双边关系及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由于两国继续保持并强化了战略伙伴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在冷战后实际上得到了加强。特殊关系/英国/美国/布莱尔

网载 2013-09-10 20: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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