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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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四。观察中国与你分享学者张鸣的一篇文章《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而前者,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他生活留下什么痕迹。


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吴宓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




日本威逼中国签订21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


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的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


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


一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


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


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指什么,应该是就是指五四。


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胡景翼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


按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


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是却攻击徐母死了,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还崇拜关公,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


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然而,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


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



(注:曹汝霖)


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



(注:吴佩孚)


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的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



胡景翼是个军阀,不过,当时反对段祺瑞联日推行武力统一的人们中,有不少都是军阀。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诚然,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


(注:段祺瑞)


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历史是复杂的,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而名声不佳的军阀,也有发乎内心爱国情感。







观察中国 张鸣 2015-08-23 08: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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