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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主办的“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12月22—23日在台北召开。来自海峡两岸以及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逾百人出席了会议。
　　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延续时间长，涵盖面广，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长期居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数千年来民族习尚皆由四书五经所铸成”，经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并在东亚各国流传，对东亚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经学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一个承先启后、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此次“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与会学者对元代经学的背景和历史地位、对元代经学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对元代经师的经学思想、对组成元代经学的有关四书学、易学、尚书学、诗经学、礼学、孝经学、春秋学以及文献学、考据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认真探讨和深入论述，拓展了元代经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以往研究的内容，为元代经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次会议是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国际会议厅举行。会议共作了八场学术报告，有26位学者报告了自己的学术论文。发言者论述的问题涉及面较广，其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钟彩钧研究员致开幕词，并作了《胡方平、一桂父子对〈易学启蒙〉的诠释》的学术报告，指出胡氏父子对《易学启蒙》的研究，从思想上说，是伦理色彩的强化；而从内容而言，虽独尊朱子，亦能以朱子经注为中心而推拓其视野。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艾尔曼作了《南宋至明初科举科目之变迁及元朝在经学历史的角色》的演讲，详论从宋到明的进士、科举经学科目的重要变迁、元代的道学和科举考试等，指出以道学官方正统（即以宋儒注释的四书五经为准）做为科举主要科目始于元代，其经由科举形成大量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则始于明代。
　　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提交了《元代经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程朱之学的发展》的论文，指出元儒对新儒学的认同、讨论和补充，试图调和朱陆之学的矛盾，以及对朱熹传注进行批评，从而对儒学的发展作出了时代的贡献。并认为程朱之学在元代尚未僵化。
　　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福田殖在其《经学者许衡——其思想的特质》一文中指出，许衡以《小学》、《四书》为至极，竭尽心力于道学的复兴与教育的实践，于《春秋》学未必有会心，其于易理则有深厚的造诣。
　　日本甲子园大学讲师神林裕子在其《黄震的〈四书〉解》论文中认为黄震有自由叙述自己见解的思想，正因为不合于元明的学风，而到了清代才受到好评而被定位为朱子学的正统后继者。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黄沛荣在他所作《元代〈易〉学平议》的讲演中对元代范围之认定、研究元代《易》学之资料、元代《易》学之特色、元代《易》学成就举隅展开了论述，指出元《易》上承宋《易》，应有其一席之地，其折衷程朱《易》说等特色，亦自不容忽视。
　　台湾交通大学教授詹海云在其《吴澄的易学》学术报告中对吴澄的易学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他复古本、重象占，融会汉宋象数义理，不主一家，提供新的诠《易》之法在易学史上应有其可以卓然自立一家之地位。
　　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杨自平在他的《吴澄〈易〉学研究——释象与象例》论文中认为，吴澄《易》学的重心不在发明经义而是以解释经义为主，而解释经义则重在对经文本旨的掌握，扣紧字辞作出相应的解释。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许维萍在其《董真卿〈周易会通〉在复古〈易〉运动中的意义》一文中，从《周易会通》入手，作为了解复古《易》运动在元代发展的媒介，期能经由发掘该书在复古《易》运动所呈现的意义，进而了解元代《易》学发展的趋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所研究员蔡方鹿作了《吴澄的尚书学及其特点》的学术报告，指出吴澄尚书学的特点表现在：分辨今、古文，疑伪《古文尚书》，只释今文；以义理解《书》，求二帝三王之心：超越朱学，弃《大禹谟》“十六字心传”；考据有所不精，尚待后世发展。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秋华发表了《王充耘的〈尚书〉学》学术论文，指出王充耘身在蔡《传》笼罩之下，受其影响，撰书为之羽翼，然而又能摆脱束缚，向其挑战，以表达一己之见。这种多样性的撰述情形，实不多见，可算是王氏经学的一大特色。
　　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许华峰在他的《陈栎〈书传折衷〉与〈书蔡氏传纂疏〉对〈书集传〉的态度》学术报告中认为，陈栎身为朱子后学，其《尚书》研究的总体立场虽宗朱、蔡，但并不排斥朱、蔡之外的合理解释。
　　亚东工专副教授陈恒嵩在他的《董鼎〈书蔡氏传辑录纂注〉对蔡沈〈书集传〉的疏释》学术报告中，对朱子与蔡沈《书集传》、董鼎着书的经过与全书体例、董鼎对《书集传》之训释、董鼎对《书集传》的批评等作了详尽论述。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宏生作了《元代〈诗经〉学初论》的演讲，认为元代《诗经》学继承了宋代经学的批判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同时也表现出了汉宋结合的特点。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赵沛霖提交了《刘瑾〈诗传通释〉浅说》的论文，对《诗传通释》的体例及其特点和优长、新观点和新见解、解诗的理学色彩、会通比较的解诗方法等作了深入论述。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员杨晋龙发表了《〈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关系再探——试析元代〈诗经〉学之延续》的论文，指出《诗传大全》不但吸收了《诗传通释》所汇聚的元代诗经学的整体成绩，同时也把刘瑾未能纳入的成果收入，因而《大全》在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继而影响到清代的《诗经传说ｈｕì＠①纂》。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小岛毅论述了《冬官不亡说之流行及其意义》，认为“冬官不亡说”盛行于南宋到明代之间，此一主张虽然不是元代经学的特征，但兴盛的原因却与元代的学术性格有甚大的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远和在其《元代礼乐思想探析》的学术报告中，探讨了礼乐——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原礼乐与蒙古礼俗的颉颃、元儒的“循经”与“通变”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姜广辉在提交给大会的《评元代吴澄对〈礼记〉的改编》的学术报告中，认为吴澄解经的代表作是《礼记纂言》，它在《礼记》诠释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吴澄对《礼记》的分类改编，总体上是成功的，对后世《礼记》学有一定的影响。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员朱荣贵在他的《〈孝经〉与元代儒学》论文中探讨了贯云石的《孝经直解》，并结合朱熹的《孝经刊误》讨论了董鼎的《孝经大义》和吴澄的《较定今文孝经》。指出将《孝经》提升为具有哲理思想的典籍应归于元代儒学的贡献。
　　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张高评作《黄泽论〈春秋〉书法——〈春秋师说〉初探》学术报告，主要以黄氏弟子赵＠②所编《春秋师说》为范围，考察研讨了黄泽的《春秋》学及其研究方法论，由此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冯晓庭在他的《赵＠②〈春秋金锁匙〉初探》学术报告中，分别论述了《春秋金锁匙》对《春秋》大义的标举（指示《春秋》存在的意义）、《春秋金锁匙》对《春秋》经文的统系（对书法史事的深入分析）等问题，并由此提供学者若干研治《春秋》的思考路径。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经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林庆彰作了《元儒陈天祥对〈四书集注〉的批评》的演讲，指出陈天祥作《四书辨疑》，批评朱子所定的经书篇章结构、批评朱子的字义训诂不合经旨、批评朱子解释义理不合经旨，其对朱子的匡正，目的在于如何才能阐明圣经的本义。
　　勤益商专讲师廖云仙宣讲了他的《许谦〈读论语丛说〉小论》一文，对《读论语丛说》的论说体例、《读论语丛说》彰明朱子《论语集注》之法、《读论语丛说》中对《论语集注》的补充与订正等问题作了探讨和论述。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金春峰在其《朱熹至元儒对〈大学〉的解释及所谓“朱陆合流”问题》的学术报告中论述了朱熹、陈淳、黄ｇàｎ＠③、真德秀、魏了翁、金履祥、许谦、吴澄等人对《大学》的解释，认为朱熹以后的诸儒，并非以陆解朱，而是强调朱陆同为心学的一致的方面。并认为朱熹思想的实质、本质，确是心学，而绝非今人所谓“外心以求性理”的“理学”。
　　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黄复山在他所作《陶宗仪谶纬辑佚之文献价值评议》的学术报告中说：陶宗仪《说郛》录谶纬成书，条数虽寡，讹舛虽多，而其可述之价值，厥为启迪后人专事纬书之裒辑，于此一绝学之贡献，自亦不应抹灭也。
　　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闭幕式由林庆彰教授主持，与会学者盛赞会议主办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学术交流的场所，以促进经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并对经学研究作了展望，提出既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考证、训诂，弄清典籍本义的基础上，又要避免单纯训诂考据，忽视其思想性的治经路向，从而把求本义与时代性、思想性结合起来。并主张加强各地学者的学术交流，把中国经学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中华文化论坛成都125～127B5中国哲学蔡方鹿19991999蔡方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邮政编码　610071 作者：中华文化论坛成都125～127B5中国哲学蔡方鹿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0: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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