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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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主办的“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12月22—23日在台北召开。来自海峡两岸以及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逾百人出席了会议。
  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延续时间长,涵盖面广,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长期居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数千年来民族习尚皆由四书五经所铸成”,经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并在东亚各国流传,对东亚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经学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一个承先启后、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此次“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与会学者对元代经学的背景和历史地位、对元代经学与科举考试的关系、对元代经师的经学思想、对组成元代经学的有关四书学、易学、尚书学、诗经学、礼学、孝经学、春秋学以及文献学、考据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认真探讨和深入论述,拓展了元代经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以往研究的内容,为元代经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次会议是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国际会议厅举行。会议共作了八场学术报告,有26位学者报告了自己的学术论文。发言者论述的问题涉及面较广,其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钟彩钧研究员致开幕词,并作了《胡方平、一桂父子对〈易学启蒙〉的诠释》的学术报告,指出胡氏父子对《易学启蒙》的研究,从思想上说,是伦理色彩的强化;而从内容而言,虽独尊朱子,亦能以朱子经注为中心而推拓其视野。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艾尔曼作了《南宋至明初科举科目之变迁及元朝在经学历史的角色》的演讲,详论从宋到明的进士、科举经学科目的重要变迁、元代的道学和科举考试等,指出以道学官方正统(即以宋儒注释的四书五经为准)做为科举主要科目始于元代,其经由科举形成大量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则始于明代。
  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提交了《元代经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程朱之学的发展》的论文,指出元儒对新儒学的认同、讨论和补充,试图调和朱陆之学的矛盾,以及对朱熹传注进行批评,从而对儒学的发展作出了时代的贡献。并认为程朱之学在元代尚未僵化。
  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福田殖在其《经学者许衡——其思想的特质》一文中指出,许衡以《小学》、《四书》为至极,竭尽心力于道学的复兴与教育的实践,于《春秋》学未必有会心,其于易理则有深厚的造诣。
  日本甲子园大学讲师神林裕子在其《黄震的〈四书〉解》论文中认为黄震有自由叙述自己见解的思想,正因为不合于元明的学风,而到了清代才受到好评而被定位为朱子学的正统后继者。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黄沛荣在他所作《元代〈易〉学平议》的讲演中对元代范围之认定、研究元代《易》学之资料、元代《易》学之特色、元代《易》学成就举隅展开了论述,指出元《易》上承宋《易》,应有其一席之地,其折衷程朱《易》说等特色,亦自不容忽视。
  台湾交通大学教授詹海云在其《吴澄的易学》学术报告中对吴澄的易学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他复古本、重象占,融会汉宋象数义理,不主一家,提供新的诠《易》之法在易学史上应有其可以卓然自立一家之地位。
  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杨自平在他的《吴澄〈易〉学研究——释象与象例》论文中认为,吴澄《易》学的重心不在发明经义而是以解释经义为主,而解释经义则重在对经文本旨的掌握,扣紧字辞作出相应的解释。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许维萍在其《董真卿〈周易会通〉在复古〈易〉运动中的意义》一文中,从《周易会通》入手,作为了解复古《易》运动在元代发展的媒介,期能经由发掘该书在复古《易》运动所呈现的意义,进而了解元代《易》学发展的趋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所研究员蔡方鹿作了《吴澄的尚书学及其特点》的学术报告,指出吴澄尚书学的特点表现在:分辨今、古文,疑伪《古文尚书》,只释今文;以义理解《书》,求二帝三王之心:超越朱学,弃《大禹谟》“十六字心传”;考据有所不精,尚待后世发展。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蒋秋华发表了《王充耘的〈尚书〉学》学术论文,指出王充耘身在蔡《传》笼罩之下,受其影响,撰书为之羽翼,然而又能摆脱束缚,向其挑战,以表达一己之见。这种多样性的撰述情形,实不多见,可算是王氏经学的一大特色。
  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许华峰在他的《陈栎〈书传折衷〉与〈书蔡氏传纂疏〉对〈书集传〉的态度》学术报告中认为,陈栎身为朱子后学,其《尚书》研究的总体立场虽宗朱、蔡,但并不排斥朱、蔡之外的合理解释。
  亚东工专副教授陈恒嵩在他的《董鼎〈书蔡氏传辑录纂注〉对蔡沈〈书集传〉的疏释》学术报告中,对朱子与蔡沈《书集传》、董鼎着书的经过与全书体例、董鼎对《书集传》之训释、董鼎对《书集传》的批评等作了详尽论述。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宏生作了《元代〈诗经〉学初论》的演讲,认为元代《诗经》学继承了宋代经学的批判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同时也表现出了汉宋结合的特点。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赵沛霖提交了《刘瑾〈诗传通释〉浅说》的论文,对《诗传通释》的体例及其特点和优长、新观点和新见解、解诗的理学色彩、会通比较的解诗方法等作了深入论述。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员杨晋龙发表了《〈诗传大全〉与〈诗传通释〉关系再探——试析元代〈诗经〉学之延续》的论文,指出《诗传大全》不但吸收了《诗传通释》所汇聚的元代诗经学的整体成绩,同时也把刘瑾未能纳入的成果收入,因而《大全》在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继而影响到清代的《诗经传说huì@①纂》。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小岛毅论述了《冬官不亡说之流行及其意义》,认为“冬官不亡说”盛行于南宋到明代之间,此一主张虽然不是元代经学的特征,但兴盛的原因却与元代的学术性格有甚大的关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远和在其《元代礼乐思想探析》的学术报告中,探讨了礼乐——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原礼乐与蒙古礼俗的颉颃、元儒的“循经”与“通变”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姜广辉在提交给大会的《评元代吴澄对〈礼记〉的改编》的学术报告中,认为吴澄解经的代表作是《礼记纂言》,它在《礼记》诠释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吴澄对《礼记》的分类改编,总体上是成功的,对后世《礼记》学有一定的影响。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员朱荣贵在他的《〈孝经〉与元代儒学》论文中探讨了贯云石的《孝经直解》,并结合朱熹的《孝经刊误》讨论了董鼎的《孝经大义》和吴澄的《较定今文孝经》。指出将《孝经》提升为具有哲理思想的典籍应归于元代儒学的贡献。
  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张高评作《黄泽论〈春秋〉书法——〈春秋师说〉初探》学术报告,主要以黄氏弟子赵@②所编《春秋师说》为范围,考察研讨了黄泽的《春秋》学及其研究方法论,由此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冯晓庭在他的《赵@②〈春秋金锁匙〉初探》学术报告中,分别论述了《春秋金锁匙》对《春秋》大义的标举(指示《春秋》存在的意义)、《春秋金锁匙》对《春秋》经文的统系(对书法史事的深入分析)等问题,并由此提供学者若干研治《春秋》的思考路径。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经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林庆彰作了《元儒陈天祥对〈四书集注〉的批评》的演讲,指出陈天祥作《四书辨疑》,批评朱子所定的经书篇章结构、批评朱子的字义训诂不合经旨、批评朱子解释义理不合经旨,其对朱子的匡正,目的在于如何才能阐明圣经的本义。
  勤益商专讲师廖云仙宣讲了他的《许谦〈读论语丛说〉小论》一文,对《读论语丛说》的论说体例、《读论语丛说》彰明朱子《论语集注》之法、《读论语丛说》中对《论语集注》的补充与订正等问题作了探讨和论述。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金春峰在其《朱熹至元儒对〈大学〉的解释及所谓“朱陆合流”问题》的学术报告中论述了朱熹、陈淳、黄gàn@③、真德秀、魏了翁、金履祥、许谦、吴澄等人对《大学》的解释,认为朱熹以后的诸儒,并非以陆解朱,而是强调朱陆同为心学的一致的方面。并认为朱熹思想的实质、本质,确是心学,而绝非今人所谓“外心以求性理”的“理学”。
  淡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黄复山在他所作《陶宗仪谶纬辑佚之文献价值评议》的学术报告中说:陶宗仪《说郛》录谶纬成书,条数虽寡,讹舛虽多,而其可述之价值,厥为启迪后人专事纬书之裒辑,于此一绝学之贡献,自亦不应抹灭也。
  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闭幕式由林庆彰教授主持,与会学者盛赞会议主办者提供了这样一个学术交流的场所,以促进经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并对经学研究作了展望,提出既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考证、训诂,弄清典籍本义的基础上,又要避免单纯训诂考据,忽视其思想性的治经路向,从而把求本义与时代性、思想性结合起来。并主张加强各地学者的学术交流,把中国经学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中华文化论坛成都125~127B5中国哲学蔡方鹿19991999蔡方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邮政编码 610071 作者:中华文化论坛成都125~127B5中国哲学蔡方鹿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0: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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