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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 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1-0050-(06)
　　关于山水诗产生的原因，前人论述已颇详备，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社会政治、经济及地理环境的影响；2. 朝隐之风的影响；3. 论道谈玄学讲佛风气的影响①。但在林林总总的论述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被众多研究者忽视了，即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兴起与日渐成熟有密切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于养生和消疾的需要，服药之举与采药之行成为时人追奉的风尚，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为满足服药之需，人们“不远千里”，“穷诸名山，泛沧海”[1] 以采药石，山水在满足时人药石之需的同时亦培养和提高了他们的山水之趣，因此，采药与服药就与山水及山水诗有了直接的联系。
　　一
　　晋末宋初是中国山水诗发展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2] (P208)晋末宋初，玄言诗从诗坛告退，山水之作声势大兴，成为人所竞作的新诗体。在当时众多竞作新体的诗人之中，殷仲文、谢混为关键性人物。殷诗《南州桓公九井作》，诗中多有山水景句，曹旭注《诗品下》“晋东阳太守殷仲文”条说此诗“见由玄言向山水诗过渡的倾向”，又阐释了包括山水诗在内的诗歌发生的原因[3]。我们看谢混的《游西池诗》，山水景句几占全诗一半。如果说殷诗对于山水之景的描写还嫌粗略的话，那么，此诗山水景物的描写则具体细腻多了，读起来清新朗丽。殷、谢的创作给玄风弥漫的东晋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山水之风，沈约于《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论》中以“始革”和“大变”来评价两人在改变当时诗风时起的作用：“(晋)(殷)仲文始革孙(绰)、许(询)之风；叔源(谢混)大变太元之气。”
　　那么，山水诗大兴的晋末宋初是怎样一个时代呢？钩史索籍，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士人服药之风大盛的时期，当时人好服一种叫五石散也称寒食散的药。据余嘉锡《论学杂着·寒食散考·魏晋南北朝人服散故事》所考及本文撰者补考，魏晋南北朝服药有事迹可寻考者，两晋约31例，相当于魏及南北朝所有人数的总和，其中魏约7例，宋约9例，齐约3例，梁约4例，陈1例，后魏、北周约4例、隋约2例，晋宋之交为服药高峰期。魏晋南北朝人何以服药成风？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一章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1)当时文人对生死问题的忧虑及其消解；(2)从时人重视仪容的现象加以说明；(3)从五石散具有刺激作用，有助于房中术的角度进行解释。其实，这三个方面说的是一个原因即养生。但魏晋南北朝人服药非惟养生，亦为消疾。张仲景寒食散方本为治五劳七伤等杂症而制，在时人的服药故事中，服食以治杂症、顽疾者不乏其人，如王羲之患“癫病”②，王徽之有“背疾”[1]，王献之常年病痛缠身③，王氏父子服药，除了好养生之外，主要还是为了治病；谢灵运患肺结核④，疗疾消病为其服药之主因，养生倒在其次；鲍照患脚上气[4] (P1264-1265)，服食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此外，服药之风的盛行，与当时的一种婚制——身份内婚制不无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极盛，大族间为保障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而彼此联姻，即大族联姻的对象基本上属于门第相等的几家士族或皇室，身份内婚制使得婚姻圈极端狭窄，重亲婚、血缘婚、异辈婚现象十分突出：如袁耽大妹适殷浩，小妹适谢尚，尚女又适浩从弟歆；谢安(尚从弟)女适耽子质，质子湛娶谢玄(安兄奕子)女，质女适玄从子子重。又如，晋明帝娶庾冰之妹，明帝之孙废帝(海西公奕)娶庾冰之女；晋哀帝为孝武帝之侄，哀帝王皇后为孝武帝王皇后之姑；简文帝王皇后为王述之从妹，其子会稽王司马道子妃为王述之孙王国宝之从妹；刘宋之时，徐湛之为宋文帝姊会稽公主之子，宋文帝之女南阳公主嫁徐湛之之子，徐湛之之女又嫁宋文帝子随王刘诞，等等。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制造成了血缘关系的混乱，对后代的繁衍极为不利，世胄贵胜弟子体弱多疾，须以药物调理。如陈郡阳夏谢氏、琅琊王氏等家族长期受病患困扰，其家族弟子多好服药，当与他们体羸气弱多病，体质严重衰败有关。
　　养生的要吃，养病的也要吃；贵胜之家服药为风雅，贫寒之家服药为附庸；仙家道隐服药，凡夫俗民服药，桑门僧侣亦服药；男子服药，女子也服药；名士药动行散为风流，常人吃饭米中遇石亦称石发，于是服药成风。时人在这种追求感官的刺激中得到一种暂时的满足，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药的人很多，有的人服药也就是服药而已，并未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正如晚清，吃鸦片并未给当时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文学样式，表明服药与文学并无直接关系。而晚清之药与魏晋之药的不同在于：晚清之人服药多钱买，魏晋之人服药多亲采。晋宋齐梁约47例服药者当中，有采药事迹可考者约为24人，故采药在当时已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重要内容。采药者可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仙道之人。他们既是服药风口上的标向者，亦是采药领头人。因为仙药不是现成的，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配方，要服药先得“登危涉险”，“劬劳山泽中”，“掘采草木之药”，然后根据仙书或《本草》进行配方，“煎饵治作”。[5] 也非每一药必亲采，亦可以钱制办，但要服用大药，就不是钱可以办到的事情了，非得走山问水，访于耕牧贩夫，累年积月，等待时机亲采不可了。于是，崇山峻岭、深沟野壑到处留下仙家道隐寻药采药的身影和足迹：孙登于苏门山采药服食；许迈采药于桐庐桓山、临安西山；刘驎之、刘凝之均曾往衡山采药；陶弘景遍历名山，寻访仙药。
　　其二，贵胄名流。这些人要服食，花一笔钱，吃现成的也不是没有，但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愿意亲采的。因为当时的旺族世家、清流子弟，仅凭其门荫，便可平途进取，坐致公卿，所以他们往往摒绝庶务，退隐山林，交游道隐仙家，逍遥采药去，言“卒当以(此)乐死”[1]。且东晋南朝的士族多精擅医学，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自序》中就提到当时的门阀医学事迹：“其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稚川、蔡谟、殷渊源诸名人等，亦并研精药术；宋有羊欣、王微、胡洽、秦承祖；齐有尚书褚澄、徐文伯、嗣伯群从兄弟，治病亦十愈其九。凡此诸人，各有所撰用方。”精晓医术，这就为采药之举提供了一定的医学常识及作为必要的前提而存在了。这部分世家弟子、名士要服食自然是“欲其必行，是以躬亲，意在取精”[6] 了。有些名士虽不谙医学，但他们的交游不是精晓医术的世家子就是道士，而道士也是通医术的，如王、谢圈子中就集结了殷浩、殷仲堪叔侄、裴逸民、蔡谟、羊欣、许迈、支遁诸人；谢灵运隐居会稽，“艺菜当肴，采药救颓”的时候，与他从游的就有王弘之、孔淳之等人。
　　其三，贫寒弟子。五石散药物很贵，服者多为皇室贵宦世家子，贫寒弟子中服食者史籍见载不多，但也有服食的，有些人是追尚世风，有些人确实是身罹重患，不得已而为之，而贫家服食者非要亲采不可了。如鲍照，常年受脚上气困扰，亦是贫家子患富贵病，火药间阙，故成为采药队伍中一员；江淹，少孤贫，且本素宦之人，不求富贵，又要服食，常往越地稽山一带采药。
　　但魏晋南北朝人士的采药活动非为采药而采药，他们的采药活动往往伴随着游山玩水，即隋僧释慧净《英才言聚赋得升天行诗》中所云“欲采三芝秀，先从千仞游。”
　　二
　　采药活动不仅直接培养和提高了时人的山水审美情趣，而且还带来了山水诗发展的早期形态之作——采药诗，两者共同推动山水诗走向成熟，这样看来，山水诗并非仅是文人纯粹游山玩水的结果了。
　　1. 采药活动直接培养和提高了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山水审美情趣
　　药多生山泽，名山大泽多出好药、上药，且山泽“清寂”、“高洁”，是养性之佳所，便于行炁、合药，所以修道之人必入山泽。蝮蛇聚居、虎狼出没，瘴气环绕的山泽在他们的改造下日渐成为一可居住、可养性、避乱世、远腥膻的乐地，为后来士人进入山泽开辟了道路。而将“登山采药”与“集严水之欢”(支遁《八关斋诗序》)进行有机结合的是晋宋以降的道士：
　　许迈，好山水，与王羲之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1]
　　刘驎之，好游山泽，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1]
　　刘凝之，性好山水，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岭，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6]
　　陶弘景，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7]
　　且晋宋以降的很多道士非仅以游山泽掘药石为怀而已，他们多博学能文，对于世外的风云际会亦了然胸中，故吸引了山外大批的名流文士向山泽聚集，或一起登山涉水以采药石，或诗文往来，谈玄论道、切磋艺文，许迈、支遁与王羲之、谢安等人寓居会稽，“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1]；陶弘景交好谢朓，以丘迟、江淹、任昉、沈约等为徒。在凡道交往之中，道士们的山情水趣往往会通过这些名流文士往山外传播，吸引更多向往山林的目光，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山水趣味的引领者。
　　相较道隐服药、采药多属个人性行为而言，士人的服药和采药都是集体进行的，他们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交游圈子，成员来自社会中上层的各色主流人物，如以王羲之与谢安为中心，聚集了谢尚、谢奕、谢万、谢玄、殷浩、殷仲堪叔侄、郗愔、王修之、王胡之、桓伊等世家名流，李充、孙统、孙绰父子等着名文人，许迈、杜呙、许询、支遁等知名道隐桑门。他们多聚居在会稽、永嘉一带，常常相携，逡游东浙诸郡经年累月，以采药养疾之名兼行赏山水清晖之实，澹而忘归。时人在与山水肌肤相摩、相亲，神情相媚、相悦的过程中，山水之情油然而生：王子敬行走在会稽山阴采药途中，沿路“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澈，清流泻注”，不禁脱口而道：“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8] (P145)在他们眼中，山水不再是作为消极避世的借口，而是作为赏心乐事的审美对象，正如戴逵《闲游赞序》所云：“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争斗。谅所以翼顺资和，涤除机心，容养淳淑而自适尔……故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则澹泊之愿，于是毕矣。”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能够积极地欣赏山水之美，从中体悟山水的真趣，才有了王右军“我卒当以乐死”的感叹。且时人对山水的喜爱似乎具家族遗传性。如琅琊王氏、陈郡阳夏谢氏、丹阳句容许氏、太原孙氏、谯郡戴氏、南阳宗氏等家族，山水之好有如一种“病菌”，渗透在他们的血液、气息当中，通过祖孙、父子、兄弟、叔侄世代传承互染。而这些集名士、文人、朝廷命官、佛道信徒、掘药人于一身的世家之子又作为山水之好的“带菌者”，通过他们的交游，将这种家族性的遗传“病菌”传染给更多的人进而遍及整个社会。至晋宋之交，不管在朝与在野、世族与素族，对山水之美的欣赏与爱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山水之美不再为世族、士人所独专，此以永和九年王羲之主持的兰亭之游为代表，这一次山水盛宴聚集了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凡41人，预者或为父子、或为兄弟、或为姻亲、或为僚属，或为朝官贵胜名流，或为道隐桑门凡夫。
　　如果说，道士因入山采药而成为一个时代山水趣味引领者的话，那么，文士则因入山采药而成为一个时代山水趣味的传播者，并将之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山水无处不在，时人的血液之中流淌着山水，神情之中关乎山水，《世说新语》赏誉篇、容止篇中常以山水喻人，以定人品高下、容止风度；言谈之中依托山水，有《世说新语》言语、栖逸诸篇载时人言谈为证；书信之中尽道山水，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等；作文更离不了山水，《世说新语》赏誉篇一○七条载孙绰批评卫永的文章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而孙绰本人是神情和作文都关山水的。山水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及审美的基本格调，而山水作为审美基本格调的确立，为山水诗发展奠定了基础。
　　2. 采药诗中的山水描写
　　那些采药诗人在寻采药草途中所记的名山胜景川泽风光的诗歌，我们暂且把这些诗歌称为采药诗，一些既是服药者也是掘药人的着名山水诗人如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江淹都有撰作，这些采药诗的价值往往被论者所忽视，但它们作为中国山水诗早期的发展形态，却是山水诗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些采药诗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采药活动与山水描写同时入诗，以下各选每一朝代采药诗人代表诗作以明之：
　　嵇康《游仙诗》(遥望山上松)首二句写采药途中所见之景：“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中间十句抒发对仙人的悬想之后言及采药：“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
　　桑门支遁《八关斋诗三首》之三记与“同意者”的一次采药活动，其中“广漠排林筱，流飙洒隙牖”，“望山乐荣松，瞻泽哀素柳。解带长陵岥，婆娑清川右。泠风解烦怀，寒泉濯温手”为写景；“从容遐想逸，采药登祟阜。崎岖升千寻，萧条临万亩”写采药。
　　宋鲍照《过铜山掘黄精诗》写自己一次铜山采药经历：
　　土昉中经，水芝鞱内策。宝饵缓童年，命药驻衰历。矧蓄终古情，重拾烟雾迹。羊角栖断云，榼口流隘石。铜溪昼森沉，乳窦夜涓滴。既类风门磴，复像天井壁。蹀蹀寒叶离，秋水积。松色随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岂愧梁郑客。得仁古无怨，顺道今何惜。一至八句为掘药之记述，九至十六句为掘药途中景色之描写。
　　又梁江淹《采石上菖蒲诗》：
　　瑶琴久芜没，金镜废不看。不见空闺里，纵横愁思端。缓步遵汀渚，扬枻泛春澜。电至烟流绮，水绿桂涵丹。凭酒竟未悦，半景方自叹。每为忧见及，杜若讵能宽。冀采石上草，得以驻余颜。赤鲤傥可乘，云雾不复还。一至四句写年岁渐老，九至十四句为采药之缘起，五至八句为沿途所见之景。
　　仅揆数例，余不一一。
　　其次，采药诗中的山水描写有一个由虚到实、由作言仙谈玄背景到作抒情主体的转变过程。
　　早期的一些采药诗中亦有山水及采药活动的描写，但多为虚幻之景，是想像中的山水，且往往作为言仙谈玄的背景出现。如，郭璞《游仙诗十九首》之九：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登仙抚龙驷，迅驾乘奔雷；鲜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辔，足踏阊阖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诗中之景句“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是诗人想象采药服食之后得道飞仙，遨游天际，俯视人间所看到的景致：偌大的东海不过路上蹄迹中的积水、巍峨的昆仑就像蝼蚁之堆。最后两句是由前两句生发出的玄理。
　　又，庾阐《采药诗》：
　　采药灵山票，结驾登九嶷。悬严溜石髓，芳谷挺丹芝。冷冷云珠落，漼漼石蜜滋。鲜景染冰颜，妙气翼冥期。霞光焕藿靡，虹景照参差。椿寿自有极，槿花何用疑。
　　藿靡的霞光，参差的虹景，还有葱茏的椿树，鲜艳的槿花，都是幻想中的仙山景致，非人间所有，仅作为游仙背景出现。
　　晋宋以后采药诗中的山水描写则多为实景，对山水的描写成分较前大大增加，并在对山水的描绘中注入诗人的情感。试看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间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帛道猷为晋宋之交的桑门，爱山水，曾在会稽若耶山、沃洲山等地优游。《高僧传》卷五《义解二》载其《与竺道壹书》：“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蠲疴，乐有余也。但不与足下同，日以此为恨耳。因有诗曰”云云。全诗以景色描写为主体：连绵的山峰、直竦云天的林木、远山笼罩在云雾之中，缥缈朦胧，一阵山风吹来，草木摇曳，一切显得安详而宁静。这时候一声鸡鸣打破了山间的静寂，原来这山间深处也是有人家的，于是沿着小径继续往更深处走。诗人的感情融会在景色描写之中，药及采药者作为背景已被隐去。全诗十句，六句写景，两句纪行踪，两句发慨，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大大增强，与后世真正意义的山水诗别无二致。帛道猷于晋咸安二年(372)前后创作这首诗，13年之后的太元十年(385)，谢灵运才出生，后人把改变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创作真正意义山水诗的第一人归于谢灵运，其实这个第一人当属帛道猷。
　　此时采药所登之山不再是虚幻的仙山，所涉之水不再是神话传说中的瑶池之水，而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可以肌肤相亲、可以为知己的山和水。这些诗作虽然零散且数量有限，没有形成规模，但为当时诗坛提供了一种新的诗歌创作形式。谢灵运，这个既是服药者也是采药人，集众家之大成，最终完成了山水在诗歌创作当中由附庸身份向主体地位的转变，在他笔下，对于自然山水，“寓目辄书”，“外无遗物”，其写山水之作“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会。”[9] (P161)到了南北朝末期，人和自然山水之间则不仅完完全全地确定了审美关系，并且已经是“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10] 那样地亲密无间了，山水诗的创作经鲍照、江淹、谢朓等人的努力也日见丰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萧统编《文选》，即将此类诗编为山水游览一类，并在主题和文化意义上确定下来。萧统《文选》所选诗人，大写山水诗的谢灵运，是入选诗歌最多的人之一。[11]
　　关于药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及文学的关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二文均作了充分论述，但两位先生仅论药及服药对魏晋文学的影响，至于药及士人、文人们的服药行为如何具体影响到文学及何种类型文学，没有涉及。本文以为魏晋文人因服药而采药，在采药的过程中，山水审美趣味得以培养和提高，而山水趣味的确立是山水诗发展的基础。是采药这一行为，使药与魏晋文学发生了关系，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催生剂之一种。
　　注释：
　　①此以陶文朋、韦凤娟《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为代表，凤凰出版社，2004年4月版。
　　②《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裴启《语林》说：“王右军少尝患癫，一二年辄发动。”余嘉锡说：“右军病癫，它书未闻。裴启与右军同时，言或不妄。”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28页。
　　③《全晋文》卷二七载王献之与亲友之间往来的书信，其中除了谈及服食、药效之外，更多内容为自身疾患之况。
　　④《宋书》卷六七录《山居赋》云：“苦以术成，甘以熟。”自注曰：“术，术酒，味苦。，酒，味甘，并至美，兼以疗病。治痈核，术治痰冷。”自道其病状为“痈核”、“痰冷”，即肺结核。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50～55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王伟萍20072007
服药/采药/山水审美情趣/山水诗
　　taking medicinal herbs/picking medicinal herbs/aesthetic interest in landscape/landscape poetry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inal Herbs and Landscape Poetry During the Mediaeval Times
　　WANG Weipi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medicinal herb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gorous emergence and gradual maturity of the landscape poetry during the Mediaeval Times in China. In order to shake off disease and maintain good health, people at that time were crazy about gathering and taking a medicinal herb named Hanshisan, which is composed of amethyst, sulphur, and so on. They made light of trekking a long distance to pick it from mountains, lakes, rivers and islands, which enhanced their interest in landscape. As a result, there existed a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medicinal herbs, rural landscape, and landscape poetry. Especially, by the end of Jin Dynasty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Song Dynasty, people frequently gathered the medicinal herb and took it quite often. It was at that time that Chinese scholars' aesthetic interest in rural landscape was established, while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aesthetic taste of landscape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poetry.
文章指出，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兴起与日渐成熟有密切关系。出于养生和消疾的需要，服药之举与采药之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人追奉的风尚，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为满足服药之需，人们“不远千里”，“穷诸名山，泛沧海”以采药石，山水在满足时人药石之需的同时亦培养和提高了他们的山水之趣，药因此与山水及山水诗有了直接的联系。东晋，尤其是在晋宋之交，服药与采药的活动极为频繁且更加地普遍化，中国士人山水审美情趣亦于此时得以确立，而山水审美情趣的形成，是山水诗发展的基础。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50～55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王伟萍20072007
服药/采药/山水审美情趣/山水诗
　　taking medicinal herbs/picking medicinal herbs/aesthetic interest in landscape/landscape poetry

网载 2013-09-10 20: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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