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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泛黄的中国历史画卷

水墨画风，有时是青绿色风格的景色，有时是历史风味浓厚的泛黄风格，两种风格可以互相融合转换。

乘船前往京师(英雄多珍重片尾)

前来宁波，可以展现宁波作为历代平静之地，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一幅泛黄的画卷摊开，画卷内背景为稍模糊的山川大地图，图中可配有相关地名（如京师、明州等）。

画卷中渐渐显现字：乐显扬，号尊育，祖籍浙江宁波慈溪县（今宁波江北区慈城镇）。为同仁堂创始者，曾任清皇宫太医院的吏目。

提起乐家的祖先，可远溯至唐朝末期时曾任太医令的乐仁规。时值藩镇割据，朱温作乱，乐仁规以立朝正直取忌，遂与其弟朱仁厚弃官，自京师前往明州地区的慈溪（今镇海慈水镇）归隐。

字渐渐淡去，镜头向画卷推进，图中地图渐变清晰，整体画面逐渐融入卷中。

从天空缓缓落下，穿越云雾，呈现一片水墨山水景色，天空为泛黄风格，山水偏青绿。镜头从空中渐往下移，山一程，水一程，一队马车在山间道路行进。

（二）、序幕-乐氏来源

相传，时为唐末光化三年（西元900年八月），乐氏兄弟及其家人分乘马车，离开京师，带着财物向明州进发，气候舒爽，风物宜人。为躲避朱温的追杀，晓行夜宿，跋山涉水，披星戴月。渡过淮水时，时令已是初冬。

进入滁州境内，乐氏兄弟以为已逃过朱温控制圈，不禁舒了口气。鸟儿在地上啄食，忽睁圆双眼，似乎是感知到了什么异常讯息。继而远处传来马蹄声。

山路一转，前方突然出现一彪人马，乐仁规兄弟急忙勒马观看。初以为是朱温追兵，后看其装束，明白是遇到劫匪了。

喊杀声起，劫匪冲锋而来，家丁们拼死抵抗，劫匪用刀刺马车，将财宝推翻在地，金光闪闪，为其所吸引，劫匪纷纷两眼放光。乐仁规兄弟见机，赶紧夺路而逃。

特写：路边水滩为鲜血所部分染红，倒映刀光剑影，旗帜飘扬，水波荡漾，画面渐渐黯淡下去。

画面逐渐放亮，乐仁规兄弟及剩下的几个随从骑马结伴而行，皆一身疲惫，有的低头伏马而行。过了庐州，过了长江，到达了太湖旁边。茫茫太湖水，湖面点点渔帆，倒映一行人。

经过杭州、越州，终于抵达了明州地界。

（三）、明州湖塘乐家

画面旁白：始商丘，源霅川，功崇惟志留青史；阐灵岩，兴湖塘，业广恒勤昌后裔。这一副对联，可以用来概括乐氏起源。霅川即现今安吉县，川流入太湖，古时属江苏。灵岩是指明州灵峰山上之巨岩，湖塘则是灵峰山附近之村落。

这里远离京师，地处江南，面临东海，气候湿润，人烟稀少，境中多高山大川，林木丰茂，是过隐居生活的理想地方。

有从人用手指前方，乐仁规抬头一看，一座高山浮现眼前，画面色调逐渐变青绿，山川壮丽，鸟语花香，兄弟俩深锁的眉头不禁舒展。这时，先派往慈溪的家丁也前来迎接，一行人不禁喜上眉梢。

乐氏兄弟遂开始在慈溪隐居下来，此时离他们弃官出逃长安已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巍峨高耸的山下，一片民居，山水掩映，村前一条小溪流淌。

三年以后，唐昭宗被朱温谋害，李家天下变成了朱家天下，国号由唐变成了梁。

据传说，乐仁厚归隐明州后，心中郁闷，久不得释，虽然几次游历浙东名山大川，然过去的官宦生活始终不能忘记，于五代初年病故，后代逐渐湮没无闻。

乐仁规与其兄不太一样，归隐之后，心境平和，平日翻翻医书，游历名山的时候找找草药，间或给左邻右舍看看病，生活显得很有兴致。

他还开始纂修族谱。原来，中国从魏、晋时候起，就开始了修谱活动。那时候，朝廷选拔官员，士族之间彼此通婚，都要查看族谱，这样，修谱活动就延续下来。乐仁规是在朝中做过大官的人，当然懂得这些。

经过一番查寻和了解，乐仁规知道了他们的远房亲戚叫乐汝桢，在明州地区已有二世，三十几口人。于是，明州地方的乐氏族谱就以乐汝桢为一世祖。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改朝换代，江山依旧。人民生死，有似江河。乐氏家族在宁波，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宋、元，到明朝初叶，近五百年的时间里，共经历了二十六世。第二十六世名叫乐良才，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成祖朱棣在位初年，当时他十六七岁，是江南水乡的一个铃医，在浙东一带是小有名气。乐良才不再有祖辈有过的辉煌和荣华富贵，他不过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中的一个。他住的地方，当时属浙江省宁波府鄞县慈溪镇。慈溪镇不算大，只有几十户人家。乐良才住的房间有一池塘，房后有十几株杨树。每当夜幕降临、万籁俱静之时，他就开始攻读医书。这宁静的晚上，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刻。

明永乐年间，乐良才举家迁往北京定居。画面中，山川间的河道上，乐良才站在一艘船尾，离开明州，挥手与乡亲告别。

画面快速远离乐良才的船，呈现整个浙东地区的山川景色。然后角度从横视转为俯视，逐渐快速上提，穿过云雾，重新转为一幅泛黄背景地图。图中明州地区显出光辉，快速前移，然后京师（北京地区）显出光辉。

始为唐朝光化年间（898~901）大司马乐仁规与大司寇乐仁厚兄弟故宅，后遭火焚。清雍正十三年（1735）春，改建乐尚书宅前殿为乐氏宗祠。道光九年（1834）扩建修葺。宗祠坐北朝南，共有门厅、正堂两进，左右廊厢房各三间。占地面积750平方米，建筑面积560平方米。厅与堂皆为硬山式，抬梁穿斗混合结构，五开间；通面阔20.9米，门厅进深6.4米，正堂进深12.65米。宗祠内现存清《乐氏宗祠碑》1通，《乐氏宗谱》1套，木刻屏风17块。

乐氏宗祠是北仑区域现存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宗祠。

（四）、乐显扬少年

画面从天空缓缓落下，气势磅礴的北京城展现眼前。片片落叶飘过，寻常胡同阡陌间。

乐氏家族第26世之乐良才于明永乐朱棣迁都之际，由宁波迁来北京，良才是一位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铃医，来京后仍操此业，他娶妻杨氏，生子廷松，从此定居北京。铃医乐良才为北京乐氏宗族始祖。

一阵阵清亮悦耳的串铃声，在坊间和街巷中响起，一位淡定儒雅的乐姓铃医，在难民中施衣布药，在皇都中救死扶伤，游走在京城中救治那些倒卧路旁的穷汉和踟蹰而行的乞丐。没错，他就是以“养生、济世”为己任的乐良才。

铃医属于民间医生，又称走方郎中，其治病所用针、药取其速效，不计万全，有简、便、廉的特点，往往能见奇效。

崇祯初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纷纷起事，势如燎原。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的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于这一年将袁崇焕处以残酷的“磔刑”，也就是“千刀万剐”。就在这乱世之中，乐家又诞生了新的一代，他就是乐显扬，号“尊育”。这名字寄托着乐家的希望，希望他能彰显乐家的医术，发扬光大乐家的传统——“济世养生”，也希望他能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中。

乐良才手摇串铃，奔走在大街小巷，行医卖药。作为世代“郎中”之家，因其医道精湛、秉性朴诚，很快发达起来，开创了京城乐氏一脉，此后乐氏几代均以行医为生

为了适应在京城的生存，乐良才特别嘱咐儿子乐廷松：居住在大城市，若要发展，就不能总当铃医，必须适应大城市的医药需求，掌握中医经典理论，阅读方药着作，开阔知识视野，向正统的中医药方向转变。

乐廷松把父亲的话牢牢记在心里。要想结束铃医生活，彻底完成向正规中医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乐廷松继承其父的铃医衣钵，为适应大城市的医药需求，开始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和方药着作。开阔知识视野，朝着正统中医药的方向转变。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乐廷松生子乐怀育，乐怀育生子乐显扬。这时，中国社会也由明朝进入了清朝。

乐显扬自幼非常聪敏，勤奋好学。他牢记祖训，努力学习中医药经典，积累医疗经验。乐显扬开始也是铃医，由于他出身铃医世家，在行医卖药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和医疗经验，因此，在中医药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北京地区小有名气。他酷爱方书，善辨药材，毕生致力于研修金石之方，凡经他手的丸散膏丹，必求地道药材，功效颇佳。其人秉性朴诚，居躬简约，喜阅方书，善辨地道药材疑似。

（五）、太医院当吏目

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明朝终于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和清军铁骑的冲击下覆灭了。清朝入关，建立了政权，而乐家传到乐显扬这一代时，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乐显扬进了太医院，当了一名“吏目”。从此，在清朝太医院和御药房的档案中，也就正式出现了有关乐姓的记载。

经过乐氏两代人的奋斗，传至4世乐显杨，经人介绍，当上了清太医院吏目，号尊育，“诰封登仕郎太医院吏目，晋封文林郎，赠中宪大夫”。结束了乐氏祖传的铃医生涯。 

乐显扬在清皇宫一段时间以后，目睹了宫廷内部的尔虞我诈和一些官僚的腐败行径。有一年京郊大兴水患成灾，皇帝拨了救济款赈济灾民，但由于中间官僚层层盘剥，到灾民手中的银两不足皇上拨付的十分之一，康熙皇帝异常震怒，严惩了一些官僚。乐显扬在太医院知道了案件的全部过程，在同僚们议论的时候，乐显扬沉默不语。

一个同僚问：“乐吏目，你在想什么？”

“你还记得今夏水灾后我们为灾民看病的情况吗？”乐显扬没有回答同僚的问题，却反问起来。

“时不过半载，怎么会不记得呢？”同僚回答。

“当时，我们和户部官员同时奉命，一个去为灾民看病，一个去赈济灾民。同样是济世养生，现在看来，效果是大不一样啊。”乐显扬象是讲给同僚听，也像是自言自语。

“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同僚问。

“一个良医胜过一群贪官！济世养生，靠当官的没有把握，只有良医用药，才能给众多穷苦百姓带来生存的机会。”乐显扬说。

接着，乐显扬又说：“我是医生，我宁愿做良医，济世养生，也不愿为贪官，残害百姓。”说罢，抬头仰望门外远方的天空，许久许久。

乐显扬抱定了“济世养生唯医药”的宗旨，从此更加淡泊功名。

清朝的太医院成立于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创立时基本沿袭了明朝旧制。太医院的最高领导称为“院使”，是正五品的官员，以下为“左院判”、“右院判”。院使和院判相当于现在的院长、副院长，然后是御医，御医为正八品。御医以下为吏目、院士、医士等。吏目一般为九品或从九品。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虽然对御医、吏目的级别似有提高，“许服六品冠带”，但“原品给俸每年白银六十两”，可见实际待遇并没有提高。御医、吏目、院士、医士也都统称为“太医”。因为吏目虽在御医之下，却在医士、院士之上，可算是“副高”职称，相当于现在的副主任医师。九品或从九品在清代“九品十八级”的官制中是很低的，即使到了宣统年间，太医院的官职被提高后，吏目的品级最高也只有八品。可见在封建统治者眼中，医生的地位并不高。历史上，也出过一品御医，那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位宫女趁嘉靖熟睡时想把他勒死，虽然没有成功，却使嘉靖皇帝一度昏迷不醒。前来急救的御医许绅知道，如果皇帝驾崩，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情急之中，他只好豁将出去，以违反常规的方法，施猛药急救，居然将嘉靖救活了。这位御医因此被晋升为“一品”。不过，这是拿命赌来的。

乐显扬能成为太医院的吏目可不容易。按当时的制度，他要么是因为治好了某个达官显贵的病，被推荐进入太医院；或者是通过考试，进入太医院后，又经过寒窗苦读才成为太医。无论是通过哪条途径，被推荐和通过严格的考试，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了这重重关口，才能成为太医院的“医士”。熬够一定的年头，“院士”又出现空缺时，才有可能考院士。这样一年年地熬，一次次地考，一步步地升，没有十年工夫的修炼，别想“修成正果”。乐显扬就是经年累月伴着一盏青灯，苦读着一卷卷医学典籍，处处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也凭着长期行医得来的宝贵经验，才成为“吏目”。

在太医院，乐显扬充分利用这里的优越条件，研读了大量医学典籍和珍贵的皇家医案，尤其是对大量古方、验方、宫廷秘方进行了鉴定和整理，确定了它们的适用病症，分清了它们的君臣佐使，弄清了它们的配伍要点，辨明了它们的毒副作用，为同仁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九月二十四日，一道诏书突然传到位于东江米巷（即现在的东交民巷）的太医院，乐显扬奉命迎接诏书。一时间人们都在纷纷猜度：乐显扬有福还是有祸？

之所以不知是祸是福，这还得从乐显扬的为人行医说起。

“他学识好，医术高，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因为世代家传，不仅制药严格按炮炙法，又极善分辨药材，早就应当高升了。”

“仁兄说的是。他为人质朴，谦恭简约，处事谨慎，配药时一丝不苟，应当受封赏。”

还有人讲起了这样一件事。因为乐显扬医术高明，又是太医，有不少人到他的家中求医。有一天，有一对父母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来看病。原来，这孩子得了一种怪病，身上奇痒难耐，一双小手总是在身上抓。问他吃什么了，干什么了，他一概不说，只是摇头。父母带着孩子找了好几位医生，不仅说不清病因，有的甚至赶紧把他们往外赶，怕孩子是得了天花。到了乐家，乐显扬十分认真地为孩子号了脉，看了孩子身上的痛痒之处，又问了孩子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孩子还是不答一句。如果是那些只图赚钱的医生，就会胡乱说上一气，再开些药，把病人打发走了事。可是乐显扬不这样，他决定到孩子的家中实地勘察一番。乐显扬亲自登门诊病，让病人家属非常感动，甚至有些诚惶诚恐。要知道，这可是“太医”，是给皇上皇子看病的大夫！乐显扬仔细观察了一下病人的家，他来到后院时，孩子的父母都劝他：“这儿除了堆旧物的破棚子、一棵枣树、几蓬杂草以外，什么也没有。您就别在这儿久留了。”

可是乐显扬却坚持在那里细细观察。他看见枣树下扔着半截竹竿，还有几颗没有成熟的大青枣，就笑了笑，告诉孩子的父母：“你们去买些膏药来，不用买什么好的，最便宜的纸膏药就行。把它烤热了，孩子哪儿痒往哪儿贴，贴上后，揭下来；再贴上去，再揭下来。这样反复多次，孩子的病就能好。”

孩子的父母将信将疑，把膏药买来一试，果然把孩子的怪病治好了。孩子的父母感到很奇怪，就问乐显扬，孩子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乐显扬哈哈一笑说：“要告诉你们可以，可是有一个条件，你们得答应我。”

“您治好了孩子的病，我们正发愁该怎么谢您才好呢。不要说一个条件，就是一百个，我们也答应。”

“我这条件不高，就是不要打孩子。”

“行，行！”两口子满口应承。

原来，乐显扬从那些掉在地上的青枣和半截竹竿想到，这是孩子看到满树的大青枣，嘴馋了，不待大枣成熟，就想打着吃。可是孩子个矮，竹竿又短，情急之中，就爬到树上，用那半截竹竿打枣。枣树上有一种叫作“洋剌子”的毛虫，它的毛刺沾到人身上，又疼又痒，孩子不幸中招！本来这也不算什么病，北京枣树多，民间许多人都知道用膏药可以治“洋剌子”蜇的偏方，可是孩子一犯错就挨打，已经被打怕了，就缄口不说爬树打枣的事，医生们自然也就查不出病因。这是一件小事，可是传遍京师街巷，说太医院的御医竟然给一个穷家小户的孩子治这种小病，没有悬壶济世的仁心，谁会这样做？太医院的声望也因此大大提高。

大家听了，都连连称赞乐显扬为百姓排忧解难，不分尊卑，一视同仁，确实可佳。

可是有位城府很深的太医却说：“他虽然医术高超，谦恭勤勉，处世却不合时宜，做事也不守定规，恐会影响前程。”

大家请他细言究竟，他却不说了。原来，太医院的职位级别不高，可是责任很重，风险很大。尤其是给皇帝治病，治好了固然可以得到一些赏赐，可要是皇帝天命不济，因病“驾崩”了，御医轻则受罚，重则会被杀头灭门。因此，在太医院有一条谁都明白、谁都不明说的规矩，就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此之外，就是各人都会利用行医的方便，为自己寻找“靠山”，有的是找宠妃，有的找宦官，有的是找皇子，有的是找皇后或太后，有的干脆就找皇帝本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自己的“前程”；另一方面，万一出点差错，也好有人“罩着”。可是乐显扬不喜欢这一套，对品级高低，也从不放在心上。他只喜欢攻读医书，研究药性。在老于世故的人看来，这就是不合时宜，不照定规办事。

康熙博学，对天文地理、数学音乐等中西之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也热衷于医道，甚至在批阅奏章时，也经常给臣下开药方，一方面是体现“皇恩浩荡”，拉近君臣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表现一下自己知识广博。上行下效，那些后妃们有许多对医术不过是一知半解，可是也喜欢给自己或是给别人开方。皇帝和后妃们开的方，有时也会拿来请太医评点，每遇到这种情况，只要不犯“十八反”、“十九畏”，太医们都含含糊糊地应付一下就算了，可是乐显扬却认真评点，实话实说。这就很可能得罪一些人。

中药材有的外表很相似，再加上炮制和贮藏的原因，很容易弄混。比如川贝母与平贝母、川木通与关木通、小菟丝子与大菟丝子、鸡血藤与大血藤等，它们虽然外形相似，药性却大不相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如果误用，很可能加重病情，甚至致人死亡。

有时，御药房会请太医们帮助分辨药材，部分原因是有些药材确实难辨，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怕担责任。因此，太医们经常不是借故推托，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可乐显扬却不推辞。有好心人劝他：“您可想仔细了。这事做好了，未必能得到赏赐，可要是看走了眼，那可是关系身家性命的事。”

乐显扬却说：“如果这些药分辨不清，一旦被误服，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文武百官、普通百姓，都有可能伤及性命，怎能袖手不管？”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乐显扬的祸福才有这样那样的猜测。

宣读诏书的地点在太医院的大堂上。堂柱上，镌着康熙御笔：“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这不仅道出了对太医们的殷切期望，更平添了几分皇家的赫赫威仪。许多人都在大堂外，敛声屏气地听宫里的人宣旨：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太医院吏目乐显扬，业擅传家术，授尔以登仕佐郎……”

这时，那些为乐显扬揪着心的人们才放松下来，可乐显扬却没有显出有多么高兴。许多人都不解，虽说这“登仕佐郎”一般只是从九品，级别并不高，可毕竟是皇帝所封，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喜事。再说，此时乐显扬已经五十五岁了，能得到这么个从九品，更是幸事。可是他为何没有显出喜色？

有位老御医见此捋捋长髯，沉思了一会儿说：“神稳气定，宠辱不惊，必有大志！”

乐显扬闻听后，只是淡淡笑笑说：“过奖了，我从医只不过为济世养生罢了。”

（六）、创办同仁堂

乐显杨毕生致力方药，精研修合之道，体会颇深，具备了丰富的学知，经验和条件。

到康熙八年（1669年），业有所成的乐显扬辞官回家，开始为百姓治病。刚开始，乐显扬只为病家诊脉、开药方，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乐显扬感到应该有一个药室，既能开处方，又能拿药，会大大方便病人，也能使自己的配药技术得到应用。作为自己济世养生、治病救人的根基，为同仁堂开创了基业，被认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

他立志提高中药的质量，于是就在前门外打磨厂开办了一家制药作坊，康熙八年（1669年），又将“乐家老铺”改名“同仁堂”。故康熙八年应为同仁堂肇始之时，乐显杨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

康熙八年（1669年）创办同仁堂药室，堂名“同仁”由乐显杨亲自拟定并立“同仁堂”匾，故康熙八年应为同仁堂肇始之时，乐显杨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乐显扬的药室终于具备制作丸、散、膏、丹的条件了。药室的名称怎样定呢？乐显扬想起了儒家的经典，想起了古代所谓大同社会的标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为大同。”

“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就取一个‘同'字吧！”乐显扬定了药室名称的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呢？乐显扬想到了仁字。“仁者，爱人也。”“济世养生，不就是最大的爱人吗？”想到这里，药室名称的第二个字也定了下来。

“同仁堂”药室，多么响亮而充满丰富内容的名字。难怪乐显扬对来到他药室的人这么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君喜其工而雅，需志之。”

乐显扬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康熙八年（1669年）秋天。

乐显扬认为:"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症耳。"因此,同仁堂制药必选取地道药材讲究传统的制药工艺,精工细做,毫不走样以确保药品的疗效。这也正是同仁堂333年经久不衰的根源。

仁爱和睦、诚信尚义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在中医药界，更是有着接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孔子曰：“仁者，爱人也。”同仁堂创业者乐显扬以“仁”命名药店，使得同仁堂自成立之初便带有深厚的儒家色彩。

同仁堂药室，开始了北京同仁堂光辉的发展历程。

“同仁”一词语出《易经》，意为“和同于人、宽广无私”，同时也有远近亲疏一视同仁之意。乐显扬因喜欢“同仁”二字“公而雅”，故以之为名。并以几十年亲身从医经验为同仁堂立下规矩，要求制药必须精益求精，不得有丝毫马虎。

清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乐显扬逝世，享年五十九岁。此时，他已经得到了“登仕郎”的封号，去掉了那个“佐”字，算是正职了。此外，他还得过“晋封文林郎，赠中宪大夫”的封号。“文林郎”相当于七品文官，但只是“散官”，不是“职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在岗的干部。七品相当于县令，和现代的“县处级”差不多。这个封号很可能是他在即将退休时得到的。至于“中宪大夫”，本是四品文官的封号，虽然级别不低，但属“赠”，也就是他的亲戚把自己应得的封号经过皇帝的允许送给了他。至于是谁这样慷慨，就有待于史料的发掘了。

不过，乐显扬作为乐家的代表人物，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太医院，充分证明乐家传人已经成了有深厚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名医，并且有了相当的影响和地位。乐显扬在太医院中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古方、宫廷秘方、民间验方和乐家秘方，这比任何封号都更有意义，也比他留给后代的物质财富更为宝贵。

乐显扬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医方药研究，时任“登仕郎太医院吏目”，结束了乐氏祖传的铃医生涯。在《同仁堂虔修诸门应症丸散膏丹总目》(简称同仁堂药目)序言中记载：“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先君号尊育为太医院吏目……余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唯医药为最，又云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

在许多老北京人眼里，同仁堂的命脉就在这个"仁"上。同仁堂不管炮制什么药，都是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的必晒，该霜冻的必霜冻，绝不偷工减料。像虎骨酒和"再造丸"炮制后，都不是马上就卖，而是先存放，使药的燥气减少，以提高疗效。虎骨酒制成后要先放在缸里存两年，再造丸要密封好存一年。

（七）、同仁堂后世要事穿插

金锅银铲的故事

在同仁堂的众多品种中有一种药叫做“紫雪丹”。按史料记载，制造紫雪丹的古配方要求：“炮制紫雪，要用金锅银铲”。对于这一苛刻的要求，当时多数商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即使在炮制紫雪丹的过程中使用了“金锅银铲”也不会有人知道。但同仁堂人没有忘记祖宗的家训，始终将“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牢记心中。

那是在清光绪年间，庚子之乱之后，许夫人避乱后回到同仁堂便立即组织生产，但在生产紫雪丹时却遇到了问题。同仁堂的金锅银铲早让八国联军抢走了，当时更无力铸造一口金锅，怎么办？许夫人看着堂上高悬着的家训，下定决心，一定要保证药的质量、确保药的疗效。就在为金锅银铲发愁之际，她猛然发现身边的女眷们身上佩带的金银饰品，终于想到了解决的办法。于是，许夫人带头拿来了自己所有的金银首饰，乐家的女眷们见状立即明白了其中的意思，都纷纷响应，摘下了耳环、褪下了手镯、取下了发簪……就这样，女眷们倾其所有，一共凑出了大约100余两金银首饰。她们将这些收集上来的首饰经过认真清洗，全部放到了锅中与药一同煮起来，使金银元素在药中发挥作用，确保了古方紫雪丹的制药质量。

这不仅仅是一种极其认真的工作态度，更是一种制药人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同仁堂的药疗效显着，才使得同仁堂能够蜚声海内外，才使得“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屹立三百多年而不倒。

“平安药”与“候补道台”

同仁堂第十代传人乐平泉是个重公益、擅经营之人。当时，清政府为选拔贤能，每隔三年就要举行一次会试。普天下的举人都会涌入京城来参加考试，以谋求个一官半职，报效朝廷。随着会试日期的逐渐临近，同仁堂药铺也异常忙碌起来。

原来，乐平泉考虑到，参加会试的举人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来的，到京城后必有水土不服之人，难免要生灾害病。再加上暑热困扰，情绪紧张，万一病倒了误了会试，将要影响一生的前途。于是，每到这期间，他便亲自带领伙计们把一包包防病驱邪的“平安药”放进精美的纸盒，纸盒上工工整整地写上考生的名字，然后命伙计们分成几路分别送到各个会馆、旅店的应考举人手中。

有一位从四川来的刘举人，因受夜寒，患了肠炎，跑肚拉稀。乐平泉得知此事后，急令其子亲自到旅店送去四瓶专门配置的“益仙救苦金丹”。并看着刘举人服下。第二天，刘举人病情解除，如期参加了会试，成绩不错。道光皇帝御笔亲点为“四川候补道台”。离京时，刘举人身着朝服，亲自到同仁堂登门拜访，并说：“同仁堂仁义有嘉，下官回乡赴任一定大力宣传同仁堂的仁德和药品的奇效。”此事传遍了京城。

20年后，慈禧太后下旨，命同仁堂直接为宫廷制药，并授乐平泉为三品典封，委以御医。同仁堂从此更加名声大振，又跃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不怕价高，但求货好

祁州药市为我国长江以北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每年交易额多达二千六百余万银元。北京同仁堂曾多次担任京通卫帮会首，并因承办官药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资本雄厚名望卓着，执成药业的牛耳。每年“春五秋七”两季交易市场都要恭候同仁堂大驾光临，才能正式开盘。

话说清朝一年两度的祁州药市，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药商。山海之产，名贵珍宝应有尽有，市场上人来人往，摆摊占位。但在热闹的市面中按地区形成的垄断药市的“十三帮”竟不开盘卖药，原来他们在恭候大主顾同仁堂的大驾光临。

因为有一年，宁波帮卖白术，没有同仁堂到会，就自行议价卖出。等到同仁堂开出白术药价后，盘价大大高于宁波帮卖出价，一下子坑坏了宁波帮，帮主为此大病一场，以后便再也没有不等同仁堂开盘而先做买卖的了。

“同仁堂来了”“同仁堂来了”，人们纷纷拿出最好的药材，同仁堂掌柜的戴着老花镜逐个挑选，用手一摸大黄，瓷实的要，带泡的不要；选细料要最好的，下脚的不要；麝香买怀帮杜兴的“杜字”麝香…不怕价高，但求货好。而且，同仁堂的购入量也远非一般客商所能比拟的，一种细料就能占全部成交额的90%以上，大大超过其它客商若干倍。

同仁堂以这样的头面、声势和气派垄断了祁州药市200余年，当然能买到最好的药材。

这种宁缺勿滥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同仁堂仍坚持选用“地道药材”：人参用东北吉林的，蜂蜜专用河北兴隆的，白芍用浙江东阳的，大黄用青海西宁的，就连处方规定16头人参，也决不用32头小参顶替，从而保证了同仁堂的声誉经久不衰。

冒险救牌匾

有人形容，同仁堂职工爱堂如命，护着同仁堂比护自家的祖坟还上心，这话不一定准确，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职工们与同仁堂之间的情感。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栅栏着起了大火，火势延及前门西大街附近街巷20余条，大小商号3000余家无一幸免，火舌扑上了同仁堂铺面前庭，眼看就要吞没挂在堂前的牌匾。

这块写有“同仁堂”三个大字的牌匾，出自名人之手，在堂前庄严悬挂了上百年，已成为同仁堂的象征，怎能让它毁之一炬呢？当时留守店堂的职工张翊亭，冒险充进火海，抢救出了牌匾，并小心珍藏起来。大火过后，同仁堂重新开业之时，经过修整刷新的牌匾，重新挂到了堂前，再次成为同仁堂的骄傲。

可惜的是，这块已成为历史见证、凝聚着同仁堂人情感与心血的牌匾，在文革中，被毁于一旦。

现在悬挂的同仁堂牌匾，是着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重新书写的，职工们仍象当年一样，珍视着这块写有“同仁堂”字号的大匾，并不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块金字招牌增光添彩。

“小白龙”名震京城

同仁堂讲究“济世”“养生”，除在生产货真价实的名药上下工夫外，还有许多“善举”。冬办粥厂，夏送暑药；办义学；施义棺；每年京城清挖河沟时，要设沟灯；遇有京城会试，要送平安药，再有就是创办了名震京城的消防队。

历史上，同仁堂曾经失火，教训惨痛。清同治六年（1867年），当时的总管乐平泉自筹资金，购置了德国水车和消防用具，办起了消防队。为表示“普善众生，乐施善事”之意，将消防队取名为同仁堂“普善水会”，置办了水会大旗和印有同仁堂“普”字的救火衣装，并设置大铜锣一面，遇有火警，以打锣为号，前去扑救。邻近街坊发生火灾，他们都主动救助，深受称赞。至今，那面大铜锣鼓仍是同仁堂制药厂的备用报警工具，铜锣上的“普”字清晰可见。

光绪十四年（1888年）12月25日深夜，皇宫贞度门失火。殃及太和门和库房，宫内及诸王府的水车纷纷出动，几十条水龙射向大火，但喷出的水柱均达不到太和门的高度。寒冬腊月，火借风势越烧越旺，急坏了清宫官员。这时，同仁堂的水车赶到，在边上开动起来，一条强劲水龙直扑大火最高处，终于扑灭烈火。次日，慈嬉知情甚喜，谕封同仁堂普善水会为“小白龙”。从此，“小白龙”名震京城，同仁堂也声望大振。

（八）、乐凤鸣接续祖业

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乐显杨逝世。之子乐凤鸣恪守父训，接续祖业，于康熙四十年（1702年）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开设同仁堂药铺，并提出“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为同仁堂制作药品建立起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及工艺规范。在社会各阶层迅速树立起良好信誉。

新店开张，同仁堂门前张灯结彩，鼓乐喧天，贺客不断。一位眉目周正、穿着考究的男子正喜气洋洋地迎着贺客，不难辨认，他就是同仁堂实际的创始人乐凤鸣。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乐显扬逝世。乐显扬有四个儿子，长子从军，次子承办了万全堂药店。四子经商长年在外，只有三子乐凤鸣一心科举政仕之路。尽管他自我要求很严，但阴错阳差三次乡试都未能中举。

人近中年，几次乡试落举，乐凤鸣心里难免感到失落。在家闲居无事，心中不免浮想联翩，仰望长天，乐凤鸣不禁想起了父亲往日的教导：“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惟医药为最。”

“我为了科举政仕碌碌三十余年，先君的教诲几乎忘记了。”乐凤鸣长长叹了一口气。

他决心继承父业，献身医药事业，以济世养生。父亲往日的一席话，又在他耳边响起：“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位不正，故不能应症耳。”

乐凤鸣继承父业，首先从刻意精求丸散膏丹及各类剂型配方开始。本来，他幼承家学，精通医道，只是为了仕途才在一段时间里读《四书》、《五经》。现在，他知道科举的道路已行不通，便把全部精力放在医药上面，并在几年内就做出了成绩。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乐凤鸣将同仁堂药室从自家迁至前门外大栅栏路南。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乐凤鸣不分寒暑，不惜功力，搜集各种配方，研制各种药剂。乐凤鸣配制的丸散膏丹中成药中，最有名的是牛黄清心丸、安宫牛黄丸、女金丹、再造丸、活络丹、参茸卫生丸等。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乐凤鸣把自己五年来刻意精求的丸散膏丹及各类剂型配方，分门汇集成书，名为《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书中收载宫廷秘方、古方、家传秘方、民间验方共362首。在该书的序言中，乐凤鸣特别强调了这样一句话：“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为了便于医家和医商选购药品，乐凤鸣还印制了《同仁堂药目》一书，向全国各地散发，于是，“同仁堂”这响亮的名字，很快就在全国各地传开了。

供奉御药使同仁堂中医药文化独具特色。在供奉御药期间同仁堂以身家性命担保药品质量，采用最高标准的宫廷制药技术，磨练出诚实守信的制药道德，使“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形成了“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着”的制药特色，并得以世代弘扬。

同仁堂的价值取向源于“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药为最”的创业宗旨。它所体现的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德、善”。因此，“患者第一，顾客至上”始终是同仁堂追求的最高境界。

（九）、同人堂后世及现今发展

同仁堂制售的药品对症服用，无不验应，在社会各界迅速树立起良好的信誉。清雍正初年（公元1723年），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御药房需用药料和代制内廷所需各种中成药。”自此，同仁堂的声誉大振，独办御药到咸丰、同治、直至清王朝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同仁堂店主乐平泉捐得从二品典封，“受赏顶戴花翎”，这在全国商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在长达188年的供奉御药过程中，同仁堂以其特殊的身份与雄厚的资本，成为中医药界的当然首领，在京城医家、祁州药市独领风骚。

北京同仁堂自创办以来，名盛历数代而不衰，载誉达三百年之久，真可以说是药业史上的一个奇迹。同治十二年（1873年）杨静亭《都门纂》，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虹着《朝市丛载》均对同仁堂制售的平安丸、虎骨酒等有撰载，称之为一、二百年老铺，货真价实。

同仁堂在海内外信誉卓着，树起了一块金字招牌。利之所在，引动一些贪利之徒立铺混充“同仁”店名，或制造假药冒名售卖，扰乱市场，咸丰二年（1852年）三月，发生过于氏兄弟冒“同仁堂”之名售卖假药案。

同仁堂创办不久，因其配售药品疗效显着，声誉与日俱增，博得了朝廷赏识，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御药房需用药料和代制内廷所需各种中成药。于是同仁堂承担了供奉宫廷用药之皇差，又称为承办官药。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是是年五十三岁的慈禧太后二度垂帘听政的时代。总管太监李连英奉慈禧太后懿旨，让内廷越过了御药房，直接找同仁堂订购如意长生酒，供慈禧饮用。

在清王朝统治时期，由于同仁堂供奉御药房，所以享受了一定的封建特权。从而，在同行业的经营方面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预领官银和增调药价。这不但帮助同仁堂克服了药物经营中的重重危机，进而使同仁堂利用这两项特权逐渐暴富起来。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乐礼弃世，由乐礼之妻张氏扶掖长子乐以正主管同仁堂并承办官药，缺乏经营能力，举债难支，当时由政府监办关某出面借给本银五千两以偿债务，这是宫廷对同仁堂的变相支持。

祁州药市为我国长江以北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每年交易额多达二千六百余万银元。北京同仁堂曾多次担任京通卫帮会首，并因承办官药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资本雄厚名望卓着，执成药业的牛耳。每年“春五秋七”两季交易市场都要恭候同仁堂大驾光临，才能正式开盘。

同仁堂最初依仗承办官药的封建特权，后又凭借自身的信誉和声望垄断祁州药市和其它中药市场二百余年，进货既精，制出的成药也必然以高价出卖，在进出两个方面，都能获取厚利，这样自然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同仁堂自清康熙八年（1669年）创立以来，历经84年间一直由乐姓人独资经营，自乾隆十八年（1753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这整整90年中，同仁堂先由张姓接办继而外股日增，后又历经典让，乐姓家族濒临危境，终于又在乐平泉手中恢复了祖业。

在乐家老铺的历史上，乐平泉是一位中兴人物。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之下，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统统清偿，营业也日见兴旺，声誉卓着，奠定了同仁堂稳固的基础。

乐平泉与官府的交往就更为广泛了，上至清王候亲贵，内阁军机，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及满营官弁，无不交往密切。为了便于与官府往来，乐平泉又捐了官街，咸丰四年（1854年）已做四品衔侯补道。光绪四年（1878年）更捐至二品典封，成为形同督府大员的“红顶商人”，实为罕见。

为了扩大同仁堂声誉，乐平泉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花样，层出不穷。同仁堂祖上的传统办法是遇到会试之期，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赠送药品（平安药），花费不多，宣传效果良好，同仁堂的药物和名声也就传播到全国各地。

当时在北京城每年照例要清挖一次城沟，乐平泉就在四面城门开沟的地方设立“沟灯”。每当夜临，同仁堂的红字大灯到处辉煌耀眼，既便于行人，也为社会各阶层广泛注目。留下深刻印象。达到宣传的目的。

乐平泉还热衷于消防公益事业，同治六年（1867年）设立同仁堂普善水会。并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十五日扑灭皇宫贞度门失火发挥重要作用，次日慈禧知情甚喜，谕封同仁堂普水会为“小白龙”同仁堂普善水会借此名扬京都。

乐平泉有一套理家治店的措施。如嫁到乐家的妇女都要参加包金裹药的工作，这为紧密地把乐氏家族的命运与同仁堂的兴衰联结为一体，构成了同仁堂家族式经营方法的一大特色，他还至力于新药研制，开拓了数十个新品种。大大丰富了同仁堂的传统药目。

乐平泉逝世后，乐家的家事铺务均由他的继配夫人许氏主持，这位许氏出身名门，却能事必躬亲，而且知人善用。

自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火烧大栅栏，后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同仁堂在这动乱年代里，也经历种种骚扰和磨难，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7年）冬，李鸿章签署了《辛丑条约》，八国联军撤兵，逃至西安的慈禧回銮，北京城内秩序恢复，许氏也率领乐氏家族自太原返京，重新整顿同仁堂。

大乱之后，许氏对同仁堂生产成药的质量并未放松，紫雪按占方配制在加工时需要用黄金百两，据传当时许氏就收集了家中各房金饰铸成百两，放在锅里煎煮，日夜守候。由此可见许氏严守占方操作要求，炮制药物一丝不苟的制度。

许氏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去世。四年后，清王朝灭亡，结束了同仁堂承办官药的皇差。自许氏去世后，同仁堂开始正式由乐家四房共管，但这并没有给同仁堂带来繁荣，倒是充分的暴露出这个封建大家族彼此之间为争夺利益与权力而发生矛盾，这种管理形式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

“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市面萧条，同仁堂的营业也日渐衰落，虽在中药行业中依然是头面店家，但当时国统区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法币”、“金圆券”相继急剧贬值，给同仁堂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至解放前夕，同仁堂不单设备陈旧，铺务管理陷入困境，已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1949年 3月在同仁堂建立了基层工会，以职工代表与资方谈判的形式，敦促资方尽快领导药店恢复生产、开始营业，并推举乐松生为同仁堂经理。这使乐松生初步体会到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是信实可靠，千真万确的。同仁堂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企业的道路。

“公私合营”是建国初期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一种过渡形式。1954年由乐松生带头，同仁堂乐氏资方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

北京的解放给古老的同仁堂带来了新生。早在北京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通过关系把党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的文件递送给同仁堂的负责人。

且不说盘古开天地、九州蒙昧之时，而提及中医药，就必须从传说的伏羲制九针说到神农尝百草，说到战国扁鹊、汉末华佗、大唐孙思邈、明初李时珍……悬壶济世、妙手回春、流传千古的国医圣手灿若星翰。百草之灵融天地之精粹，就在一代代医师的双手中成就了举世瞩目的神奇。延续三百余年的同仁堂秉承“同修人德，济世养生”的理念，也经过大浪淘沙，在众多声明显赫、盛极一时的诸多名号药铺中延续下来，成为今天“中药”的一张国际名片。

从清雍正元年开始，同仁堂就开始专门为清宫御药房提供中药了，连皇帝、后妃吃的药也是同仁堂制作的，这样同仁堂就从经费上获得了朝廷的大力支持，有时清宫一次拨给同仁堂的经费就够用上几年的。同仁堂多次为宫内办药，都要先由太医院奏明皇帝，再下圣旨到全国各地，命令各地将上好的药材上贡送到北京。

为了获得社会舆论的赞誉，同仁堂十分注重开展各种公关活动，树立乐善好施的企业文化形象。例如每当京城会试期间，同仁堂总要向应考举子赠送四季应时药品，这些举子考中后做了大官，自然少不了照顾同仁堂的买卖，或为同仁堂提供特权，或为同仁堂介绍主顾。北京城里许多王府把记帐本留在同仁堂，由同仁堂负责向府内供应中药，到年底结账。每年冬天，同仁堂都要开办粥厂，使那些饥寒交迫的贫民勉强能够糊口。此外同仁堂还要施舍棉衣给那些衣不蔽体的穷人。每年夏天同仁堂则向穷人发放一些治疗预防中暑的药。同仁堂举办的这些慈善事业，是从药店经营的利润中提取的，据说能占到利润的三分之一。尽管这些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生活状况，但是这种疏财济贫的义举毕竟是值得称道的。

大栅栏的街巷里，新老牌匾林立争辉，新老人群穿梭不绝，而有一处，远远地便将喧闹即刻沉定，就是那一缕淡淡的百草香，飘渺而至，牵引我来到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老号。

今日的同仁堂，走进同仁堂的总部大楼，“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条幅随处可见；翻开同仁堂的员工手册，“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牌匾依在。

同仁堂340年的历史中，渗透和体现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尤其是中国文化主脉——儒家文化的特色。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无疑也成为同仁堂文化的精神支柱，修“仁德”自然成为同仁堂人的必修课。“济世养生”是“仁德”的最高境界和目标，表明同仁堂作为医药企业以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为己任，坚持以义取利、以诚守信的经营之道，以爱国爱人之心，仁药仁术之本，取信于民，造福人类。

遵循“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信条，即使一时获利甚微，最终定会因讲求职业道德而美名传扬，保持长久的兴盛繁荣。“古训”已成为同仁堂人刻骨铭心的行为准则，将世代传承。

有人问同仁堂：“你们为什么对这条古训遵守得这样严格？”“道理很简单，砸牌子容易，创牌子难，镜子打碎不能复原。” 

同仁堂――这个承载着300多年历史的中药老字号，从创始到如今，一路走来，历经风雨，留传下来很多感人故事和动人佳话：这里有创始者的豪迈，有中兴者的用心，也有新时代生生不息的奋进，更有药德精神代代相传的体现。这些真实的故事和佳话，正是历代同仁堂人，用他们的心血，一点一滴地展示着制药人的品格，延伸着企业文化的精髓，展示着同仁堂特有的人文气质。

"同仁堂"的历代继业者始终以"养生"、"济世"为己任，对求医购药的八方来客，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一律以诚相待，对症用药，一视同仁。300多年间，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同仁堂"养生济世的宗旨却雷打不动。

附：同仁堂品牌故事

1.乐氏家族第26世之乐良才于明永乐朱棣迁都之际，由宁波迁来北京，良才是一位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铃医，来京后仍操此业，他娶妻杨氏，生子廷松，从此定居北京。铃医乐良才为北京乐氏宗族始祖。

2.乐廷松继承其父的铃医衣钵，为适应大城市的医药需求，开始学习中医经典理论和方药着作。开阔知识视野，朝着正统中医药的方向转变。

3.经过乐氏两代人的奋斗，传至4世乐显杨于清代当上了清太医院吏目，号尊育，“诰封登仕郎太医院吏目，晋封文林郎，赠中宪大夫”。结束了乐氏祖传的铃医生涯。

4.乐显杨毕生致力方药，精研修合之道，体会颇深，具备了丰富的学知，经验和条件。

5.康熙八年（1669年）创办同仁堂药室，堂名“同仁”由乐显杨亲自拟定并立“同仁堂”匾，故康熙八年应为同仁堂肇始之时，乐显杨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

6.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乐显杨逝世。之子乐凤鸣恪守父训，接续祖业，于康熙四十年（1702年）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开设同仁堂药铺，并提出“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为同仁堂制作药品建立起严格的选方、用药、配比及工艺规范。在社会各阶层迅速树立起良好信誉。

7.北京同仁堂自创办以来，名盛历数代而不衰，载誉达三百年之久，真可以说是药业史上的一个奇迹。同治十二年（1873年）杨静亭《都门纂》，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虹着《朝市丛载》均对同仁堂制售的平安丸、虎骨酒等有撰载，称之为一、二百年老铺，货真价实。

8.同仁堂在海内外信誉卓着，树起了一块金字招牌。利之所在，引动一些贪利之徒立铺混充“同仁”店名，或制造假药冒名售卖，扰乱市场，咸丰二年（1852年）三月，发生过于氏兄弟冒“同仁堂”之名售卖假药案。

9.同仁堂创办不久，因其配售药品疗效显着，声誉与日俱增，博得了朝廷赏识，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御药房需用药料和代制内廷所需各种中成药。于是同仁堂承担了供奉宫廷用药之皇差，又称为承办官药。

10.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是是年五十三岁的慈禧太后二度垂帘听政的时代。总管太监李连英奉慈禧太后懿旨，让内廷越过了御药房，直接找同仁堂订购如意长生酒，供慈禧饮用。

11.在清王朝统治时期，由于同仁堂供奉御药房，所以享受了一定的封建特权。从而，在同行业的经营方面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预领官银和增调药价。这不但帮助同仁堂克服了药物经营中的重重危机，进而使同仁堂利用这两项特权逐渐暴富起来。

12.乾隆十五年（1750年）乐礼弃世，由乐礼之妻张氏扶掖长子乐以正主管同仁堂并承办官药，缺乏经营能力，举债难支，当时由政府监办关某出面借给本银五千两以偿债务，这是宫廷对同仁堂的变相支持。

13.祁州药市为我国长江以北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每年交易额多达二千六百余万银元。北京同仁堂曾多次担任京通卫帮会首，并因承办官药的特殊身份，再加上资本雄厚名望卓着，执成药业的牛耳。每年“春五秋七”两季交易市场都要恭候同仁堂大驾光临，才能正式开盘。

14.同仁堂最初依仗承办官药的封建特权，后又凭借自身的信誉和声望垄断祁州药市和其它中药市场二百余年，进货既精，制出的成药也必然以高价出卖，在进出两个方面，都能获取厚利，这样自然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15.同仁堂自清康熙八年（1669年）创立以来，历经84年间一直由乐姓人独资经营，自乾隆十八年（1753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这整整90年中，同仁堂先由张姓接办继而外股日增，后又历经典让，乐姓家族濒临危境，终于又在乐平泉手中恢复了祖业。

16.在乐家老铺的历史上，乐平泉是一位中兴人物。同仁堂在他的锐意经营之下，将外股全部收回，债务统统清偿，营业也日见兴旺，声誉卓着，奠定了同仁堂稳固的基础。

17.乐平泉与官府的交往就更为广泛了，上至清王候亲贵，内阁军机，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及满营官弁，无不交往密切。为了便于与官府往来，乐平泉又捐了官街，咸丰四年（1854年）已做四品衔侯补道。光绪四年（1878年）更捐至二品典封，成为形同督府大员的“红顶商人”，实为罕见。

18.为了扩大同仁堂声誉，乐平泉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花样，层出不穷。同仁堂祖上的传统办法是遇到会试之期，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赠送药品（平安药），花费不多，宣传效果良好，同仁堂的药物和名声也就传播到全国各地。

19.当时在北京城每年照例要清挖一次城沟，乐平泉就在四面城门开沟的地方设立“沟灯”。每当夜临，同仁堂的红字大灯到处辉煌耀眼，既便于行人，也为社会各阶层广泛注目。留下深刻印象。达到宣传的目的。

20.乐平泉还热衷于消防公益事业，同治六年（1867年）设立同仁堂普善水会。并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十五日扑灭皇宫贞度门失火发挥重要作用，次日慈禧知情甚喜，谕封同仁堂普水会为“小白龙”同仁堂普善水会借此名扬京都。

21.乐平泉有一套理家治店的措施。如嫁到乐家的妇女都要参加包金裹药的工作，这为紧密地把乐氏家族的命运与同仁堂的兴衰联结为一体，构成了同仁堂家族式经营方法的一大特色，他还至力于新药研制，开拓了数十个新品种。大大丰富了同仁堂的传统药目。

22.乐平泉逝世后，乐家的家事铺务均由他的继配夫人许氏主持，这位许氏出身名门，却能事必躬亲，而且知人善用。

23.自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火烧大栅栏，后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同仁堂在这动乱年代里，也经历种种骚扰和磨难，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7年）冬，李鸿章签署了《辛丑条约》，八国联军撤兵，逃至西安的慈禧回銮，北京城内秩序恢复，许氏也率领乐氏家族自太原返京，重新整顿同仁堂。

24.大乱之后，许氏对同仁堂生产成药的质量并未放松，紫雪按占方配制在加工时需要用黄金百两，据传当时许氏就收集了家中各房金饰铸成百两，放在锅里煎煮，日夜守候。由此可见许氏严守占方操作要求，炮制药物一丝不苟的制度。

25.许氏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去世。四年后，清王朝灭亡，结束了同仁堂承办官药的皇差。自许氏去世后，同仁堂开始正式由乐家四房共管，但这并没有给同仁堂带来繁荣，倒是充分的暴露出这个封建大家族彼此之间为争夺利益与权力而发生矛盾，这种管理形式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

26.“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市面萧条，同仁堂的营业也日渐衰落，虽在中药行业中依然是头面店家，但当时国统区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法币”、“金圆券”相继急剧贬值，给同仁堂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至解放前夕，同仁堂不单设备陈旧，铺务管理陷入困境，已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27.1949年 3月在同仁堂建立了基层工会，以职工代表与资方谈判的形式，敦促资方尽快领导药店恢复生产、开始营业，并推举乐松生为同仁堂经理。这使乐松生初步体会到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是信实可靠，千真万确的。同仁堂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企业的道路。

28.“公私合营”是建国初期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一种过渡形式。1954年由乐松生带头，同仁堂乐氏资方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

29.北京的解放给古老的同仁堂带来了新生?! 早在北京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通过关系把党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的文件递送给同仁堂的负责人。呵呵。

2022-12-08 19:04:07